疤脸的车队消失在柏林街角的瞬间，杨成龙以为这件事真的暂时画上了句号。
他的左臂肿得老高，被叶归根拽着去了柏林洪堡大学附属医院，拍了X光片。
片子出来的时候，急诊医生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戴着老花镜看了半天，用带着浓重德语口音的英语说：
“骨头没事。软组织挫伤。冰敷四十八小时。别用这只手提东西。”
杨成龙点了点头，心想：我连这辈子的架都打完了，还提什么东西？
叶归根在药房排队取药，杨成龙坐在急诊室的塑料椅子上，低头看着自己的左臂。
袖子被棍子打破了一道口子，里面的皮肤肿起了一道青紫色的棱，从手腕一直延伸到肘关节，像一条蜿蜒的蛇。
他用右手摸了摸那条棱，疼得嘶了一声。
但他心里是塌实的。不是因为他赢了——打架这种事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
是因为他知道，这一架，他必须打。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林晚晚，是为了那些牧民，是为了“天马”。
如果他在刘子轩面前退了半步，以后就别想再站直了。
叶归根拎着一袋药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
“冰敷凝胶，一天三次。消炎药，一天两次，饭后吃。绷带，自己缠，别缠太紧。”
他把药袋塞进杨成龙怀里，“你刚才在想什么？”
“在想，刘子轩回到新加坡，他爸会怎么对他。”
叶归根靠在椅背上，看着急诊室天花板上的日光灯。
惨白的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皮肤照得几乎透明。“他爸会打断他的腿。”
“真的？”
“真的。但不是现在。他爸要先看我们手里的牌。我们有录音，有照片，有他派人去杭州的证据。这些东西，随便拿出去一件，刘氏集团的股价就得跌三个点。”
叶归根转过头看着他，“所以刘老板现在不是刘子轩的爸爸，是刘氏集团的董事长。董事长的第一责任，是保住公司的股价。儿子的事，排第二。”
杨成龙沉默了一会儿，把药袋放在膝盖上。“归根，你说，我们是不是太狠了？”
“狠？”
叶归根站起来，把他从椅子上拉起来：
“刘子轩派人去杭州威胁林晚晚的时候，他不狠？他让德国平台解约‘天马’的时候，他不狠？他在克劳迪娅办公室里让你跪下来求他的时候，他不狠？”
“成龙，对狠人狠，不是狠。是对狠人怂，才是对自己狠。”
杨成龙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发现自己说不过他。
叶归根这个人，平时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在点子上，像钉子，扎进去就拔不出来。
两个人走出医院。柏林的天已经黑透了，路灯橘黄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过雨，地面泛着光，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路灯和两个人的影子。
“明天回伦敦？”杨成龙问。
“不。明天去法兰克福。”
“去法兰克福干什么？”
叶归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上面印着一个名字和一串德文。
“克劳迪娅介绍了一个检测机构的负责人，在法兰克福。明天上午十点见面，谈认证的事。谈完了，下午飞伦敦。”
他把名片收起来，“你胳膊这样，能行吗？”
“能行。又不是不能用。”
叶归根看着他，摇了摇头。“你这个人，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示弱？”
“等没人欺负我的时候。”
两个人拦了一辆出租车，往酒店开。杨成龙靠在车窗上，看着柏林的夜景从窗外掠过。
勃兰登堡门、国会大厦、施普雷河——那些他在历史书上看过的地标，在夜色里沉默地站着，像一个个不说话的老人。
他突然想起了军垦城。想起了后山的那座墓碑，想起了爷爷书房里的那盏台灯，想起了杨革勇院子里那棵老杏树。
那些东西也在沉默地站着，等他回去。
他的手机震了。林晚晚的视频通话。
他接起来，屏幕里的林晚晚坐在杭州的出租屋里，身后是那面贴满便签的墙。她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
“你胳膊怎么了？”她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没事。皮外伤。”
“你骗人。叶归根给我发照片了。你的胳膊肿得像萝卜。”
杨成龙转过头，瞪了叶归根一眼。叶归根若无其事地看着窗外，假装什么都没听到。
“晚晚，真的没事。骨头没断，医生说了，冰敷两天就好了。”
林晚晚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嘴唇动了动，像是有很多话要说，但最后只说了一句：
“杨成龙，你欠我一顿红烧鱼。”
杨成龙愣了一下。“什么？”
“你上次来杭州，我爸做了红烧鱼。你说下次来，你做给我吃。你还欠着。”
杨成龙的鼻子突然酸了一下。他想起林妈妈塞给他的那个保温袋，想起林爸爸每顿饭都做红烧鱼，想起林晚晚在机场送他的时候眼眶红红的样子。
那些画面像放电影一样在他脑子里闪过，一帧一帧的，清晰得像昨天。
“我记着呢。”他说，“等这边的事忙完了，我去杭州。我做给你吃。”
“你说的。不许反悔。”
“不反悔。”
挂了视频，杨成龙把手机贴在胸口，闭着眼睛。
出租车里很安静，只有发动机的嗡嗡声和轮胎碾过湿路面时发出的沙沙声。
“归根。”他没有睁眼。
“嗯。”
“谢谢你给晚晚发照片。虽然你吓到她了。”
“不谢。你应该让她知道。你越瞒着，她越担心。你让她看到了，她反而踏实了。”
杨成龙睁开眼睛，看着车窗外。
柏林的天很黑，但路灯很亮。
新加坡，樟宜机场，私人停机坪。
湾流G650ER的舷梯降下来，舱门打开。刘子轩第一个走出来，身后跟着两个保镖——但不是他在柏林带的那两个。
那两个，一个被杨成龙打昏了，一个被叶归根一盆绿萝砸得满脸是血，都在柏林的一家私人医院里躺着。
现在跟着他的两个，是刘老板派来的人。名义上是保镖，实际上是押送。
刘老板站在舷梯下面，穿着一件深灰色的polo衫，卡其裤，休闲鞋。
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来机场接儿子的中年父亲。
但他的手背在身后，攥着一根东西——
一根藤条。大拇指粗细，一米来长，深褐色，油光发亮，一看就是用了很多年的老物件。
刘子轩走下舷梯，看到那根藤条，脸色变了。“爸——”
刘老板没说话。他走上前，一把抓住刘子轩的胳膊，拖着他往停在不远处的一辆黑色轿车走。
刘子轩挣扎了一下，但刘老板的手像铁钳一样，纹丝不动。两个保镖跟在后面，面无表情，像两尊门神。
车门打开，刘老板把刘子轩推进后座，自己坐进去，关上门。
保镖没有上车，站在车外，背对着车门，像两堵墙。
车里很安静。空调开着，冷气吹得人头皮发麻。
刘老板把那根藤条放在膝盖上，看着前方，不看刘子轩。
“你在柏林干了什么？”
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像一潭死水。但刘子轩知道，越平静，越可怕。
“爸，我只是——”
“我问你干了什么。”刘老板的声音没有提高，但每个字都像一把刀。
刘子轩的嘴唇在哆嗦。“我去找了克劳迪娅。那个德国的采购总监。我想让她不要跟杨成龙合作。”
“还有呢？”
“我还……跟杨成龙说了几句话。”
“说什么了？”
刘子轩低下了头。“我让他跪下来求我。”
车里安静了五秒。空调的冷气呼呼地吹，吹得刘子轩的后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刘老板拿起膝盖上的藤条，在手里掂了掂。“手伸出来。”
刘子轩的身体猛地一颤。“爸——我已经知道错了——”
“手伸出来。”
刘子轩咬着牙，慢慢地把右手伸出去。手掌朝上，手指在发抖。
第一鞭抽下来。啪的一声，清脆得像玻璃碎裂的声音。
一道红印从掌心横贯而过，像一条红色的蛇。
刘子轩惨叫了一声，想缩手，但刘老板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不让他缩。
第二鞭。啪。红印上又迭了一道红印，皮开肉绽，血珠子渗出来。
第三鞭。啪。刘子轩的眼泪掉下来了，不是哭，是生理性的泪水，疼出来的。
三鞭打完，刘老板松开他的手腕，把藤条放回膝盖上。
“这三鞭，是替杨革勇打的。”
他的声音依然平静，“你搞杨成龙的生意，动杨成龙的未婚妻，让杨革勇在叶雨泽面前抬不起头。
杨革勇跟我认识三十年，我欠他的人情，这辈子都还不完。你还不起。”
刘子轩握着右手，血从指缝里渗出来，滴在黑色的真皮座椅上，一滴一滴的，像暗红色的眼泪。
“从今天起，你的信用卡停了。你的车，你的房子，你的公司，全部收回。”
刘老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机票，扔在刘子轩的腿上。
“明天，你飞伦敦。把你的MBA读完。毕业之前，不许回国。不许用家里的钱。不许联系巴赫提亚尔，不许联系王建国。”
刘子轩看着那张机票，嘴唇在哆嗦。
“爸，你让我——一个人在伦敦——”
“你二十一了。”
刘老板终于转过头，看着他的儿子。那双眼睛里没有心疼，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深的、浓得化不开的疲惫。
“我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在印尼的丛林里跟当地人谈判了。你比我多读了十年书，少吃了十年苦。现在，该补上了。”
他推开车门，下了车。走了两步，停下来，没有回头。
“子轩，爸不是不爱你。爸是不能让整个刘家，毁在你手里。”
车门关上了。刘子轩一个人坐在后座上，握着流血的手，看着窗外。
新加坡的夜空看不到星星。但他知道，八千公里外，军垦城的夜空，满天都是。
那些星星，是他爸年轻的时候，一颗一颗点起来的。
他低下头，看着手里那张机票。
伦敦。
他要回伦敦了。但不是回去耀武扬威，是回去读书。
一个人，没有信用卡，没有保镖，没有车，没有房。像一个普通的留学生一样。
他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得到。但他知道，他必须做到。因为做不到的代价，他付不起。
伦敦，第二天晚上。
杨成龙和叶归根从法兰克福飞回来，落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
希思罗机场的航站楼灯火通明，人潮涌动，圣诞假期的气氛浓得化不开——到处是装饰的彩带、圣诞树、穿着红衣服的志愿者在募捐。
广播里在用英语和法语轮流播放航班信息，一个女声说：
“请各位旅客注意保管好个人物品。”
杨成龙拖着行李箱走出到达口，一眼就看到了疤脸。
不是因为疤脸在招手或者喊他的名字，而是因为那个人站在那里，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河里——
周围的人流自动绕着他走，形成一个半圆形的空白区域。
疤脸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脸上的疤痕在日光灯下显得格外狰狞。
他朝叶归根点了点头，然后看向杨成龙。
“杨少爷，叶少爷让我来接你们。”
“谢谢疤叔。”杨成龙说。
疤脸没说话，转身走了。两个人跟在后面，出了航站楼，上了一辆黑色的奔驰商务车。
车子驶出机场，上了M4高速公路，往市区开。
车里很安静。疤脸开车很稳，不急不躁，像他这个人一样。
“疤叔，”叶归根突然开口，“王建国那边，有消息吗？”
疤脸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有。他在伦敦。”
叶归根的眉头皱了一下。“他在伦敦？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住在梅费尔，离王嘉铭的别墅不远。”
“他来干什么？”
“不知道。但他在约人见面。昨天见了汇丰银行的一个董事，今天下午见了英国贸易部的一个官员。”
叶归根靠在座椅上，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那是他在高速思考时的习惯。
“他是来谈生意的？”
“不像。”疤脸把车并到快车道：
“他约的人，跟他的业务没有直接关系。汇丰的董事管的是私人银行部，不是公司金融部。贸易部的官员管的是签证政策，不是贸易政策。他见的人，跟他做的事，对不上。”
杨成龙坐在旁边，听得云里雾里。“你们在说什么？王建国是谁？”
叶归根转过头看着他。“王嘉铭的叔叔。王氏集团在欧洲业务的负责人。上次我跟你提过，刘子轩、巴赫提亚尔、王建国，三个人搅在一起搞你。”
杨成龙的脑子转了一下。“所以，王建国才是幕后的那个人？不是刘子轩？”
“刘子轩是出钱的。巴赫提亚尔是出人的。王建国是出渠道的。”
叶归根竖起三根手指，一根一根地收回去：
“三个人，三条线，拧在一起，要搞你爷爷的油田。刘子轩的线断了，巴赫提亚尔的线也断了。但王建国的线，还没断。”
杨成龙攥紧了拳头。“那他来伦敦，是要继续搞？”
“不知道。”叶归根看着他，“但不管他是不是要继续搞，我们都要做好准备。”
车子驶出高速公路，拐进伦敦市区。街道两边的路灯一盏一盏地掠过，橘黄色的光照在车窗上，像一条流动的河。
“归根，”杨成龙突然说，“你怕不怕？”
叶归根愣了一下。“怕什么？”
“怕王建国。怕他比刘子轩更狠。”
叶归根想了想。“不怕。因为我不是一个人。”
杨成龙看着他，笑了。
“你也不是一个人。”
车子在宿舍楼下停住。杨成龙下了车，从后备箱里拎出行李箱。
他的左臂还在疼，但他用右手拎着箱子，不让任何人帮忙。
“明天见。”他对叶归根说。
“明天见。”叶归根说。
杨成龙拖着行李箱走进宿舍楼。电梯里，他看着自己在镜子里的脸——嘴角的纱布拆了，留下一道粉红色的疤痕。
左脸的淤青消了大半，但还有一片淡淡的黄色。头发乱得像鸟窝，眼睛里全是血丝。
他看起来像刚打完一场硬仗。但实际上，仗才打了一半。
电梯到了。他走出去，掏出钥匙开门。门开了，汉斯坐在客厅里，手里拿着一本书，看到他进来，放下书。
“你回来了？”
“回来了。”
“你的胳膊怎么了？”
“没事。撞了一下。”
汉斯看着他，沉默了两秒。“你骗人。但你不想说，我就不问。”
他站起来，走到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盘用保鲜膜包好的香肠和土豆泥，放进微波炉里，“吃了吗？”
“没。”
“等着。两分钟。”
杨成龙把行李箱推进房间，换了件干净的衣服，洗了手，坐在餐桌前。汉斯把热好的香肠和土豆泥端上来，又倒了一杯牛奶。
“吃吧。吃饱了，什么都好了。”
杨成龙看着这盘简单的德国菜，鼻子突然酸了一下。
“汉斯，谢谢你。”
“谢什么？你是我的室友。”
汉斯在他对面坐下来，“虽然你经常半夜回来，一身是血，把我吓得够呛。但你是我室友。”
杨成龙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吃着。香肠很咸，土豆泥很腻，牛奶很淡。但这是他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不是因为好吃，是因为有人等他回来。
吃完了，他洗了碗，回到房间，关上门。他坐在床边，掏出手机，给林晚晚发了一条消息。
“晚晚，我到伦敦了。胳膊不疼了。明天开始办认证的事。”
回复来得很快。“早点睡。别熬夜。”
杨成龙看着那行字，笑了。他把手机放在枕头边，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窗外，伦敦的夜风呼呼地吹。但他心里不冷。
因为他知道，八千公里外，有一个人在等他。那个人叫林晚晚。
还有一个人，在军垦城的老房子里，抽着烟，喝着奶茶，跟老兄弟下棋。那个人说他长大了。他要对得起这句话。
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同一时刻，梅费尔的一栋别墅里，王建国正在打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他惹不起的人。
那个人说了三句话。王建国听完，手里的酒杯掉在了地上，碎了一地。
他的左臂肿得老高，被叶归根拽着去了柏林洪堡大学附属医院，拍了X光片。
片子出来的时候，急诊医生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戴着老花镜看了半天，用带着浓重德语口音的英语说：
“骨头没事。软组织挫伤。冰敷四十八小时。别用这只手提东西。”
杨成龙点了点头，心想：我连这辈子的架都打完了，还提什么东西？
叶归根在药房排队取药，杨成龙坐在急诊室的塑料椅子上，低头看着自己的左臂。
袖子被棍子打破了一道口子，里面的皮肤肿起了一道青紫色的棱，从手腕一直延伸到肘关节，像一条蜿蜒的蛇。
他用右手摸了摸那条棱，疼得嘶了一声。
但他心里是塌实的。不是因为他赢了——打架这种事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
是因为他知道，这一架，他必须打。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林晚晚，是为了那些牧民，是为了“天马”。
如果他在刘子轩面前退了半步，以后就别想再站直了。
叶归根拎着一袋药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
“冰敷凝胶，一天三次。消炎药，一天两次，饭后吃。绷带，自己缠，别缠太紧。”
他把药袋塞进杨成龙怀里，“你刚才在想什么？”
“在想，刘子轩回到新加坡，他爸会怎么对他。”
叶归根靠在椅背上，看着急诊室天花板上的日光灯。
惨白的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皮肤照得几乎透明。“他爸会打断他的腿。”
“真的？”
“真的。但不是现在。他爸要先看我们手里的牌。我们有录音，有照片，有他派人去杭州的证据。这些东西，随便拿出去一件，刘氏集团的股价就得跌三个点。”
叶归根转过头看着他，“所以刘老板现在不是刘子轩的爸爸，是刘氏集团的董事长。董事长的第一责任，是保住公司的股价。儿子的事，排第二。”
杨成龙沉默了一会儿，把药袋放在膝盖上。“归根，你说，我们是不是太狠了？”
“狠？”
叶归根站起来，把他从椅子上拉起来：
“刘子轩派人去杭州威胁林晚晚的时候，他不狠？他让德国平台解约‘天马’的时候，他不狠？他在克劳迪娅办公室里让你跪下来求他的时候，他不狠？”
“成龙，对狠人狠，不是狠。是对狠人怂，才是对自己狠。”
杨成龙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发现自己说不过他。
叶归根这个人，平时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在点子上，像钉子，扎进去就拔不出来。
两个人走出医院。柏林的天已经黑透了，路灯橘黄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过雨，地面泛着光，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路灯和两个人的影子。
“明天回伦敦？”杨成龙问。
“不。明天去法兰克福。”
“去法兰克福干什么？”
叶归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上面印着一个名字和一串德文。
“克劳迪娅介绍了一个检测机构的负责人，在法兰克福。明天上午十点见面，谈认证的事。谈完了，下午飞伦敦。”
他把名片收起来，“你胳膊这样，能行吗？”
“能行。又不是不能用。”
叶归根看着他，摇了摇头。“你这个人，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示弱？”
“等没人欺负我的时候。”
两个人拦了一辆出租车，往酒店开。杨成龙靠在车窗上，看着柏林的夜景从窗外掠过。
勃兰登堡门、国会大厦、施普雷河——那些他在历史书上看过的地标，在夜色里沉默地站着，像一个个不说话的老人。
他突然想起了军垦城。想起了后山的那座墓碑，想起了爷爷书房里的那盏台灯，想起了杨革勇院子里那棵老杏树。
那些东西也在沉默地站着，等他回去。
他的手机震了。林晚晚的视频通话。
他接起来，屏幕里的林晚晚坐在杭州的出租屋里，身后是那面贴满便签的墙。她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
“你胳膊怎么了？”她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没事。皮外伤。”
“你骗人。叶归根给我发照片了。你的胳膊肿得像萝卜。”
杨成龙转过头，瞪了叶归根一眼。叶归根若无其事地看着窗外，假装什么都没听到。
“晚晚，真的没事。骨头没断，医生说了，冰敷两天就好了。”
林晚晚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嘴唇动了动，像是有很多话要说，但最后只说了一句：
“杨成龙，你欠我一顿红烧鱼。”
杨成龙愣了一下。“什么？”
“你上次来杭州，我爸做了红烧鱼。你说下次来，你做给我吃。你还欠着。”
杨成龙的鼻子突然酸了一下。他想起林妈妈塞给他的那个保温袋，想起林爸爸每顿饭都做红烧鱼，想起林晚晚在机场送他的时候眼眶红红的样子。
那些画面像放电影一样在他脑子里闪过，一帧一帧的，清晰得像昨天。
“我记着呢。”他说，“等这边的事忙完了，我去杭州。我做给你吃。”
“你说的。不许反悔。”
“不反悔。”
挂了视频，杨成龙把手机贴在胸口，闭着眼睛。
出租车里很安静，只有发动机的嗡嗡声和轮胎碾过湿路面时发出的沙沙声。
“归根。”他没有睁眼。
“嗯。”
“谢谢你给晚晚发照片。虽然你吓到她了。”
“不谢。你应该让她知道。你越瞒着，她越担心。你让她看到了，她反而踏实了。”
杨成龙睁开眼睛，看着车窗外。
柏林的天很黑，但路灯很亮。
新加坡，樟宜机场，私人停机坪。
湾流G650ER的舷梯降下来，舱门打开。刘子轩第一个走出来，身后跟着两个保镖——但不是他在柏林带的那两个。
那两个，一个被杨成龙打昏了，一个被叶归根一盆绿萝砸得满脸是血，都在柏林的一家私人医院里躺着。
现在跟着他的两个，是刘老板派来的人。名义上是保镖，实际上是押送。
刘老板站在舷梯下面，穿着一件深灰色的polo衫，卡其裤，休闲鞋。
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来机场接儿子的中年父亲。
但他的手背在身后，攥着一根东西——
一根藤条。大拇指粗细，一米来长，深褐色，油光发亮，一看就是用了很多年的老物件。
刘子轩走下舷梯，看到那根藤条，脸色变了。“爸——”
刘老板没说话。他走上前，一把抓住刘子轩的胳膊，拖着他往停在不远处的一辆黑色轿车走。
刘子轩挣扎了一下，但刘老板的手像铁钳一样，纹丝不动。两个保镖跟在后面，面无表情，像两尊门神。
车门打开，刘老板把刘子轩推进后座，自己坐进去，关上门。
保镖没有上车，站在车外，背对着车门，像两堵墙。
车里很安静。空调开着，冷气吹得人头皮发麻。
刘老板把那根藤条放在膝盖上，看着前方，不看刘子轩。
“你在柏林干了什么？”
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像一潭死水。但刘子轩知道，越平静，越可怕。
“爸，我只是——”
“我问你干了什么。”刘老板的声音没有提高，但每个字都像一把刀。
刘子轩的嘴唇在哆嗦。“我去找了克劳迪娅。那个德国的采购总监。我想让她不要跟杨成龙合作。”
“还有呢？”
“我还……跟杨成龙说了几句话。”
“说什么了？”
刘子轩低下了头。“我让他跪下来求我。”
车里安静了五秒。空调的冷气呼呼地吹，吹得刘子轩的后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刘老板拿起膝盖上的藤条，在手里掂了掂。“手伸出来。”
刘子轩的身体猛地一颤。“爸——我已经知道错了——”
“手伸出来。”
刘子轩咬着牙，慢慢地把右手伸出去。手掌朝上，手指在发抖。
第一鞭抽下来。啪的一声，清脆得像玻璃碎裂的声音。
一道红印从掌心横贯而过，像一条红色的蛇。
刘子轩惨叫了一声，想缩手，但刘老板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不让他缩。
第二鞭。啪。红印上又迭了一道红印，皮开肉绽，血珠子渗出来。
第三鞭。啪。刘子轩的眼泪掉下来了，不是哭，是生理性的泪水，疼出来的。
三鞭打完，刘老板松开他的手腕，把藤条放回膝盖上。
“这三鞭，是替杨革勇打的。”
他的声音依然平静，“你搞杨成龙的生意，动杨成龙的未婚妻，让杨革勇在叶雨泽面前抬不起头。
杨革勇跟我认识三十年，我欠他的人情，这辈子都还不完。你还不起。”
刘子轩握着右手，血从指缝里渗出来，滴在黑色的真皮座椅上，一滴一滴的，像暗红色的眼泪。
“从今天起，你的信用卡停了。你的车，你的房子，你的公司，全部收回。”
刘老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机票，扔在刘子轩的腿上。
“明天，你飞伦敦。把你的MBA读完。毕业之前，不许回国。不许用家里的钱。不许联系巴赫提亚尔，不许联系王建国。”
刘子轩看着那张机票，嘴唇在哆嗦。
“爸，你让我——一个人在伦敦——”
“你二十一了。”
刘老板终于转过头，看着他的儿子。那双眼睛里没有心疼，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深的、浓得化不开的疲惫。
“我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在印尼的丛林里跟当地人谈判了。你比我多读了十年书，少吃了十年苦。现在，该补上了。”
他推开车门，下了车。走了两步，停下来，没有回头。
“子轩，爸不是不爱你。爸是不能让整个刘家，毁在你手里。”
车门关上了。刘子轩一个人坐在后座上，握着流血的手，看着窗外。
新加坡的夜空看不到星星。但他知道，八千公里外，军垦城的夜空，满天都是。
那些星星，是他爸年轻的时候，一颗一颗点起来的。
他低下头，看着手里那张机票。
伦敦。
他要回伦敦了。但不是回去耀武扬威，是回去读书。
一个人，没有信用卡，没有保镖，没有车，没有房。像一个普通的留学生一样。
他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得到。但他知道，他必须做到。因为做不到的代价，他付不起。
伦敦，第二天晚上。
杨成龙和叶归根从法兰克福飞回来，落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
希思罗机场的航站楼灯火通明，人潮涌动，圣诞假期的气氛浓得化不开——到处是装饰的彩带、圣诞树、穿着红衣服的志愿者在募捐。
广播里在用英语和法语轮流播放航班信息，一个女声说：
“请各位旅客注意保管好个人物品。”
杨成龙拖着行李箱走出到达口，一眼就看到了疤脸。
不是因为疤脸在招手或者喊他的名字，而是因为那个人站在那里，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河里——
周围的人流自动绕着他走，形成一个半圆形的空白区域。
疤脸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脸上的疤痕在日光灯下显得格外狰狞。
他朝叶归根点了点头，然后看向杨成龙。
“杨少爷，叶少爷让我来接你们。”
“谢谢疤叔。”杨成龙说。
疤脸没说话，转身走了。两个人跟在后面，出了航站楼，上了一辆黑色的奔驰商务车。
车子驶出机场，上了M4高速公路，往市区开。
车里很安静。疤脸开车很稳，不急不躁，像他这个人一样。
“疤叔，”叶归根突然开口，“王建国那边，有消息吗？”
疤脸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有。他在伦敦。”
叶归根的眉头皱了一下。“他在伦敦？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住在梅费尔，离王嘉铭的别墅不远。”
“他来干什么？”
“不知道。但他在约人见面。昨天见了汇丰银行的一个董事，今天下午见了英国贸易部的一个官员。”
叶归根靠在座椅上，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那是他在高速思考时的习惯。
“他是来谈生意的？”
“不像。”疤脸把车并到快车道：
“他约的人，跟他的业务没有直接关系。汇丰的董事管的是私人银行部，不是公司金融部。贸易部的官员管的是签证政策，不是贸易政策。他见的人，跟他做的事，对不上。”
杨成龙坐在旁边，听得云里雾里。“你们在说什么？王建国是谁？”
叶归根转过头看着他。“王嘉铭的叔叔。王氏集团在欧洲业务的负责人。上次我跟你提过，刘子轩、巴赫提亚尔、王建国，三个人搅在一起搞你。”
杨成龙的脑子转了一下。“所以，王建国才是幕后的那个人？不是刘子轩？”
“刘子轩是出钱的。巴赫提亚尔是出人的。王建国是出渠道的。”
叶归根竖起三根手指，一根一根地收回去：
“三个人，三条线，拧在一起，要搞你爷爷的油田。刘子轩的线断了，巴赫提亚尔的线也断了。但王建国的线，还没断。”
杨成龙攥紧了拳头。“那他来伦敦，是要继续搞？”
“不知道。”叶归根看着他，“但不管他是不是要继续搞，我们都要做好准备。”
车子驶出高速公路，拐进伦敦市区。街道两边的路灯一盏一盏地掠过，橘黄色的光照在车窗上，像一条流动的河。
“归根，”杨成龙突然说，“你怕不怕？”
叶归根愣了一下。“怕什么？”
“怕王建国。怕他比刘子轩更狠。”
叶归根想了想。“不怕。因为我不是一个人。”
杨成龙看着他，笑了。
“你也不是一个人。”
车子在宿舍楼下停住。杨成龙下了车，从后备箱里拎出行李箱。
他的左臂还在疼，但他用右手拎着箱子，不让任何人帮忙。
“明天见。”他对叶归根说。
“明天见。”叶归根说。
杨成龙拖着行李箱走进宿舍楼。电梯里，他看着自己在镜子里的脸——嘴角的纱布拆了，留下一道粉红色的疤痕。
左脸的淤青消了大半，但还有一片淡淡的黄色。头发乱得像鸟窝，眼睛里全是血丝。
他看起来像刚打完一场硬仗。但实际上，仗才打了一半。
电梯到了。他走出去，掏出钥匙开门。门开了，汉斯坐在客厅里，手里拿着一本书，看到他进来，放下书。
“你回来了？”
“回来了。”
“你的胳膊怎么了？”
“没事。撞了一下。”
汉斯看着他，沉默了两秒。“你骗人。但你不想说，我就不问。”
他站起来，走到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盘用保鲜膜包好的香肠和土豆泥，放进微波炉里，“吃了吗？”
“没。”
“等着。两分钟。”
杨成龙把行李箱推进房间，换了件干净的衣服，洗了手，坐在餐桌前。汉斯把热好的香肠和土豆泥端上来，又倒了一杯牛奶。
“吃吧。吃饱了，什么都好了。”
杨成龙看着这盘简单的德国菜，鼻子突然酸了一下。
“汉斯，谢谢你。”
“谢什么？你是我的室友。”
汉斯在他对面坐下来，“虽然你经常半夜回来，一身是血，把我吓得够呛。但你是我室友。”
杨成龙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吃着。香肠很咸，土豆泥很腻，牛奶很淡。但这是他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不是因为好吃，是因为有人等他回来。
吃完了，他洗了碗，回到房间，关上门。他坐在床边，掏出手机，给林晚晚发了一条消息。
“晚晚，我到伦敦了。胳膊不疼了。明天开始办认证的事。”
回复来得很快。“早点睡。别熬夜。”
杨成龙看着那行字，笑了。他把手机放在枕头边，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窗外，伦敦的夜风呼呼地吹。但他心里不冷。
因为他知道，八千公里外，有一个人在等他。那个人叫林晚晚。
还有一个人，在军垦城的老房子里，抽着烟，喝着奶茶，跟老兄弟下棋。那个人说他长大了。他要对得起这句话。
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同一时刻，梅费尔的一栋别墅里，王建国正在打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他惹不起的人。
那个人说了三句话。王建国听完，手里的酒杯掉在了地上，碎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