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王阁下,我必须提醒贵国,多瑙河的出海口还掌握在俄国人手中。
据我所知俄国对贵国来往的船只一直都收取高额关税,而且无论两国关系多近,他们都没有改变现状的意思。
正因为如此才导致威尼斯和的里雅斯特的海港异常繁忙,试想一下如果贵国能将多瑙河的出海口掌握在自己手中,那又是一番什么样的天地呢?”
乔治·维利尔斯说的是事实,作为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奥地利帝国一直深受其害。
奥地利帝国的商人更是对俄国深恶痛绝,俄国人经常不守规矩,除了俄国政府的固定关卡以外经常出现一些临时性的私卡。
诈骗、贿赂、造假的情况时常发生,除了皇室以外,其他商人和贵族的商业活动想要维权几乎是难如登天。
这直接导致奥地利帝国民间商人在与俄国的商业活动中的利润远远低于预期,不过皇室和政府倒是不受影响。
然而如果借由政府和皇室之手,他们的利润会减少,所以很多人都想碰碰运气。
弗兰茨对此只能说是自作自受,明明交一点手续费就能高枕无忧,非要自寻烦恼。
其实弗兰茨要的手续费真不高,但很多人就是要省那么一点钱,而且这些家伙的货也不想让奥地利帝国政府查到。
奥地利帝国政府自然也不可能为了那些说不清楚的东西和俄国政府撕破脸皮,有正规的渠道不走,非要玩野路子。
弗兰茨是不可能支持这群家伙这么玩的,奥地利帝国的政策是要保证本国的经济,而非是让那些家伙赚到钱。
或者说由于皇室公司和国家企业的存在导致帝国政府对个人商业公司的重视度并不是那么高。
其实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结果,收税难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
弗兰茨最初也尝试过扶植企业家,结果这些人宁可贿赂上上下下所有的官员也不愿意老老实实地交税。
更是动不动就跑去邻国刺激当地消费,给当地投资,甚至有人直接携带钱款和技术逃到了邻国帮助其对抗奥地利帝国。
弗兰茨起初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如此忘恩负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理解了其背后的缘由。
很多企业家和工厂主都将纳税视为亏损,而贿赂则是投资。虽然贿赂本身可能比税收的成本更高,但效果却更直接,比如得到官员的庇护和青睐。
所以他们将其视为一种长期投资,一种更加聪明的做法。
相对而言,纳税很难带来直接的好处。而且那些依法纳税的工厂主们往往会在竞争中败于那些“投资”了关系网的企业家。
在几百年间劣币不断驱逐良币已经让人们形成了惯性思维,商人们对帝国政府不信任,帝国的官员们习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利。
两者可谓是惺惺相惜,反而是弗兰茨的出现让一切显得那么不正常。
说到底此时贿赂官员虽有风险,但风险并不大。
一方面是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另一方面则是处罚力度很小,往往是搞搞拿起给弗兰茨看,然后轻轻放下为下一次合作做铺垫。
而且所谓的贿赂方式十分隐秘,甚至可以说是高明。大量专业的掮客,他们的操作甚至让弗兰茨这个后世人都感觉眼花缭乱。
如果他不是站在皇帝的位置,很多操作根本就发现不了。
逃税、避税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更是有大量专业人士参与其中,往往能把审查人员绕得晕头转向,甚至不是那种超凡天才都很难发现其中马脚。
最恶心的是作为普通官员,即便发现了其中马脚也很难处理,几经申辩往往就是十几年过去了。
这个时候对方的手段也已经推陈出新,结果往往是徒耗光阴。
而且那些商人并不希望向公开自己的情况,他们觉得这是被迫外泄自己的商业机密。
弗兰茨决定帮他们改一改自己的臭毛病,不过在那之前他还是要将经济大权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
弗兰茨虽然进行了多次税制改革,取消了保税人、地主代收等落后的制度,但收税依然十分困难,偷税、漏税的情况十分普遍。
而且有些东西已经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哪怕是1848年那样的大清洗下这些陋习依然顽固地生存了下来。
对此弗兰茨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靠水磨工夫一点点的祛除积弊。
不过奥地利帝国国内早就对俄国不满,很多人都希望能从俄国人手中夺取多瑙河的控制权,或者是用强力保证贸易的自由。
至少可以惩治一下那些俄国不法商人.
施瓦岑贝格听后顿时头疼起来,怎么这群英国佬对奥地利帝国的症结这么了解,每次都能做到精准打击。
“您说的对。但我大奥地利帝国自有国情在”
乔治·维利尔斯笑了笑,他也知道联俄是奥地利帝国的既定国策,但是更清楚这个所谓的神圣同盟早就是千疮百孔、四处漏水。
在乔治·维利尔斯看来奥地利和俄国的同盟可不是大坝上有几个蚂蚁洞,而是蚂蚁洞伪装成的大坝。
自己费了这么大功夫还是没能摧毁这个水坝,真是作为外交官的耻辱。
“亲王阁下,如果贵国愿意为了欧洲和平而尽一份力,那么我们英国愿意支持贵国取得它。”
施瓦岑贝格对于这种画饼已经免疫了,虽然他也很讨厌俄国,但是要是想获得多瑙河出海口,那就等于截断了俄国的巴尔干命脉。
这不用说,他也知道结果。俄国必然会和奥地利帝国死磕到底,神圣同盟也就不复存在了。
“维利尔斯先生,您是在唆使我们背叛盟友。”
乔治·维利尔斯笑着摇了摇头。
“这并非背叛,只不过是为了欧洲和世界的和平做的一点小动作而已。据我所知神圣同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攻守同盟。
奥地利帝国的义务也只有在法国进攻某一国家时才有出兵的义务,然而在1848年贵国遭受法国袭击时,俄国并未按约定出兵。
这已经可以视为是俄国先背弃了盟约,在俄国发起战争时奥地利帝国完全可以采取中立,此行为并不算是违反盟约。
这不仅合法,而且合理。”
据我所知俄国对贵国来往的船只一直都收取高额关税,而且无论两国关系多近,他们都没有改变现状的意思。
正因为如此才导致威尼斯和的里雅斯特的海港异常繁忙,试想一下如果贵国能将多瑙河的出海口掌握在自己手中,那又是一番什么样的天地呢?”
乔治·维利尔斯说的是事实,作为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奥地利帝国一直深受其害。
奥地利帝国的商人更是对俄国深恶痛绝,俄国人经常不守规矩,除了俄国政府的固定关卡以外经常出现一些临时性的私卡。
诈骗、贿赂、造假的情况时常发生,除了皇室以外,其他商人和贵族的商业活动想要维权几乎是难如登天。
这直接导致奥地利帝国民间商人在与俄国的商业活动中的利润远远低于预期,不过皇室和政府倒是不受影响。
然而如果借由政府和皇室之手,他们的利润会减少,所以很多人都想碰碰运气。
弗兰茨对此只能说是自作自受,明明交一点手续费就能高枕无忧,非要自寻烦恼。
其实弗兰茨要的手续费真不高,但很多人就是要省那么一点钱,而且这些家伙的货也不想让奥地利帝国政府查到。
奥地利帝国政府自然也不可能为了那些说不清楚的东西和俄国政府撕破脸皮,有正规的渠道不走,非要玩野路子。
弗兰茨是不可能支持这群家伙这么玩的,奥地利帝国的政策是要保证本国的经济,而非是让那些家伙赚到钱。
或者说由于皇室公司和国家企业的存在导致帝国政府对个人商业公司的重视度并不是那么高。
其实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结果,收税难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
弗兰茨最初也尝试过扶植企业家,结果这些人宁可贿赂上上下下所有的官员也不愿意老老实实地交税。
更是动不动就跑去邻国刺激当地消费,给当地投资,甚至有人直接携带钱款和技术逃到了邻国帮助其对抗奥地利帝国。
弗兰茨起初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如此忘恩负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理解了其背后的缘由。
很多企业家和工厂主都将纳税视为亏损,而贿赂则是投资。虽然贿赂本身可能比税收的成本更高,但效果却更直接,比如得到官员的庇护和青睐。
所以他们将其视为一种长期投资,一种更加聪明的做法。
相对而言,纳税很难带来直接的好处。而且那些依法纳税的工厂主们往往会在竞争中败于那些“投资”了关系网的企业家。
在几百年间劣币不断驱逐良币已经让人们形成了惯性思维,商人们对帝国政府不信任,帝国的官员们习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利。
两者可谓是惺惺相惜,反而是弗兰茨的出现让一切显得那么不正常。
说到底此时贿赂官员虽有风险,但风险并不大。
一方面是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另一方面则是处罚力度很小,往往是搞搞拿起给弗兰茨看,然后轻轻放下为下一次合作做铺垫。
而且所谓的贿赂方式十分隐秘,甚至可以说是高明。大量专业的掮客,他们的操作甚至让弗兰茨这个后世人都感觉眼花缭乱。
如果他不是站在皇帝的位置,很多操作根本就发现不了。
逃税、避税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更是有大量专业人士参与其中,往往能把审查人员绕得晕头转向,甚至不是那种超凡天才都很难发现其中马脚。
最恶心的是作为普通官员,即便发现了其中马脚也很难处理,几经申辩往往就是十几年过去了。
这个时候对方的手段也已经推陈出新,结果往往是徒耗光阴。
而且那些商人并不希望向公开自己的情况,他们觉得这是被迫外泄自己的商业机密。
弗兰茨决定帮他们改一改自己的臭毛病,不过在那之前他还是要将经济大权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
弗兰茨虽然进行了多次税制改革,取消了保税人、地主代收等落后的制度,但收税依然十分困难,偷税、漏税的情况十分普遍。
而且有些东西已经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哪怕是1848年那样的大清洗下这些陋习依然顽固地生存了下来。
对此弗兰茨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靠水磨工夫一点点的祛除积弊。
不过奥地利帝国国内早就对俄国不满,很多人都希望能从俄国人手中夺取多瑙河的控制权,或者是用强力保证贸易的自由。
至少可以惩治一下那些俄国不法商人.
施瓦岑贝格听后顿时头疼起来,怎么这群英国佬对奥地利帝国的症结这么了解,每次都能做到精准打击。
“您说的对。但我大奥地利帝国自有国情在”
乔治·维利尔斯笑了笑,他也知道联俄是奥地利帝国的既定国策,但是更清楚这个所谓的神圣同盟早就是千疮百孔、四处漏水。
在乔治·维利尔斯看来奥地利和俄国的同盟可不是大坝上有几个蚂蚁洞,而是蚂蚁洞伪装成的大坝。
自己费了这么大功夫还是没能摧毁这个水坝,真是作为外交官的耻辱。
“亲王阁下,如果贵国愿意为了欧洲和平而尽一份力,那么我们英国愿意支持贵国取得它。”
施瓦岑贝格对于这种画饼已经免疫了,虽然他也很讨厌俄国,但是要是想获得多瑙河出海口,那就等于截断了俄国的巴尔干命脉。
这不用说,他也知道结果。俄国必然会和奥地利帝国死磕到底,神圣同盟也就不复存在了。
“维利尔斯先生,您是在唆使我们背叛盟友。”
乔治·维利尔斯笑着摇了摇头。
“这并非背叛,只不过是为了欧洲和世界的和平做的一点小动作而已。据我所知神圣同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攻守同盟。
奥地利帝国的义务也只有在法国进攻某一国家时才有出兵的义务,然而在1848年贵国遭受法国袭击时,俄国并未按约定出兵。
这已经可以视为是俄国先背弃了盟约,在俄国发起战争时奥地利帝国完全可以采取中立,此行为并不算是违反盟约。
这不仅合法,而且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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