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学校里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儿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儿童保障法》的实施，童工的年龄一路从八岁飙升到了十四岁。
在奥地利帝国任何未满十四岁的儿童都被禁止参加工作，同时奥地利帝国义务教育的年限也增加到了七年。
在校期间所有的教育、娱乐、食宿费用由帝国政府、教会和慈善教育专款共同承担。
在劳动课和手工课上制作的所有商品将由多方分销，然后将钱款存到儿童账户上。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奥地利帝国在实施《儿童保障法》之后发生了大量弃子事件。
其实在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初的前十年童工都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
禁止童工之后儿童对于很多城市家庭来说就完全是负收益，抛弃、虐待、残杀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里参考的是曾经的东南亚地区）。
而且容易催生出地下市场，这些黑中介的手段远比那些工厂狠辣，更加猖獗，甚至被迫变相犯罪。
弗兰茨在搞义务教育之前已经搞过多次试点，所以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来对抗这些。
同时在大环境上提高工人工资，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严格限制儿童用品价格，推行社会保险以便能平稳过渡。
其实很多人会有应激反应主要是不习惯，等到一两代人之后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传统。
而且反抗法令本身的主要是那些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工厂主，工人们不过是被推到台面上的棋子而已。
好在弗兰茨就是整个奥地利帝国最大的资本家兼工厂主，只要他点头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甚至还能反过来让那些反对的工人不得不同意。
弗兰茨在奥地利无论搞什么改革都很少会有人反对，因为那些反对者很快就会发现弗兰茨就是规则本身。
他不需要和议员们辩论，也不会被金主所左右。从1848年开始弗兰茨的地位就几乎不可撼动，而那之后的无数场胜利更是奠定了他的绝对权威。
有些人也许会感到不满，但他们还是会乖乖地将孩子送去学校，而不是工厂。
此时的奥地利帝国不只有仁慈和权威，还有严刑峻法。
事实上时常给人们带去欢乐的中心广场也可以是处刑台，当然处刑在很多人看来也是一种快乐。
舆论阵地弗兰茨也是不会放弃的，狄更斯的书直接进大、中、小学的课本，并且被改编成了歌剧、话剧和漫画。
一方面狄更斯的作品容易被民众当成英国的黑料，另一方面他作品中的内容也确实针砭时弊对奥地利帝国的改革舆论大有益处。
至于其中对英国君主制和英国国教的批判正好拿来惊醒奥地利的政府和教会。
后世东方的苏联人总喜欢给狄更斯贴上反帝反教会的标签，但实际上他属于温和的改革派，他更希望通过暴露弊端来推动改革。
类比一下和塞切尼有点像，并不是想要颠覆政权。
此时的版权问题只出现在国内，对于外国出版商的盗版，哪怕是英国也完全无力讨要。
其实再退一步，前文书也提到过，别说是版权，就算是那些技术专利也有无数种方式避过。
这其中最喜欢这么干的就是美国和法国，历史上他们就喜欢这么干，不过除了他们以外其他国家也不干净就是了。
还有比利时不得不提一下，它是当时欧洲大陆上的盗版书籍中心。
这群人对法语、英语、德语都有所了解，所以便利用这个优势将大批盗版书向三国输送，不过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促进了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由于书中的历史发生改变，此时欧洲最大的盗版书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法国。
而且法国人做的比比利时人更绝，他们不光在英、法、德意志地区搞盗版，甚至还将业务扩展到了伊比利亚半岛和亚平宁半岛。
历史上狄更斯就没少骂美国人，法国的书商通常会给一些象征性的稿费，一般是几十到一百英镑不等。
弗兰茨当然不能这样干，他的情况有些不同。但也不可能像是那些英国书商一样付给狄更斯版税外加10%分红，毕竟狄更斯不是奥地利人。
弗兰茨最初是想让奥尔加来做这件事的，毕竟是名利双收的好事。
但由于刺杀案的发生，弗兰茨自身是不太方便亲自做这种事的，他只能通过信件来完成这笔交易。
不过弗兰茨的信还是在进入英国时遇到了很多麻烦，甚至被逐字逐句检查。
只是检查不出来什么有用的信息就是了。
狄更斯刚刚结束一天的诵读会回到家中，房东太太便找上了门。
“您好太太，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吗？”
房东太太的眼神怪异。
“你的信，查尔斯。你是不是惹上了什么麻烦？今天邮差来的时候带很多巡警”
狄更斯耸了耸肩。
“我们伟大的英国警察如果真那么有效率，我也不用为我的稿费发愁了。
您知道吗？那些美国人把我的名字都给改了。”
房东太太可不想听这位大文豪抱怨他的版权问题。
“饭菜已经做好了。你是去下面吃，还是让我送上来。”
“我一会去下面吃就好，谢谢您。”
狄更斯拆开信着实被吓了一跳，老实说他没有想到会有外国的君主给自己来信。
有些受宠若惊又有些怕是别人的恶作剧，直到他看到那张五万英镑的支票。
狄更斯之前去过欧洲各国旅行，自然也到过维也纳，他对于奥地利的观感还不错。
五万英镑在此时也绝对算得上是一笔巨款，尤其是与那些只愿意支付几十英镑的外国书商们相比简直是太慷慨了。
狄更斯将他手中的支票放在一旁开始盘算起来，正巧他的太太也回到了家中。
“天呐！亲爱的！这是谁？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巴林银行见票即付的支票，我们终于可以从这里搬走了！”
与夫人的喜悦形成鲜明对比，狄更斯缓缓开口说道。
“亲爱的，那位皇帝陛下是想买我今后所有作品的著作权。”
“那又怎么样？”
“你难道觉得我一生的作品就值五万英镑？”
狄更斯对自己还是很骄傲的，但立刻就被他的夫人泼了一盆冷水。
“别人一分钱不给你，你不也是没辙？只能怨天尤人，写一写诗来讽刺对方，现在还挑三拣四的？”
虽说被人数落有些不爽，但对方说的却是事实。
“亲爱的，您就不能委婉一点吗？”
狄更斯太太叉起腰。
“那好吧。尊敬的先生，您下个月的房租还没交。”
“你赢了。”
其实狄更斯还有些期待，除了那些歌剧和话剧以外，他更想看看那些所谓的漫画。
老实说狄更斯本人是《笨拙》杂志的忠实读者，不过奥地利帝国的漫画其实有点像后世的日漫。
实际上就是对日漫的拙劣模仿，只不过进行了一定的本土化改造而已。
至于为什么弗兰茨非要抄日漫呢？
因为日漫经过了几十年世界市场的考验，很多国家的本土漫画在本土都无法战胜日漫足见其有可取之处。
奥地利帝国最不缺的就是搞艺术的，由于弗兰茨个人对抽象派艺术完全无感，所以漫画便开始异军突起。
实际上作为奥地利帝国的皇帝，弗兰茨的个人喜好对整个国家有着很大影响。
比如鲤鱼国宴，比如更早的大米饭和炸猪排，又比如奥地利女性的裙子。
此时的欧洲还是克里诺林裙的天下，然而奥地利帝国的女性却普遍在穿后世才会见到的裙子，甚至有女人会穿裤子上街。
这在其他国家看来都是极为逆天的行为，但在奥地利帝国人们却已经默认了，因为皇帝本人并不反对，甚至还会多看两眼。
反倒是经常对克里诺林裙露出鄙夷之色，很快克里诺林裙就在奥地利的上流社会绝迹了。
然后疯狂向下传导，到此时在奥地利帝国的大街上穿克里诺林裙的女人都会被默认是外国人或者乡巴佬。
此外奥地利帝国的女性几乎不会穿束胸，一方面是确实有更好的内衣选择，另一方面则是有传言说皇帝陛下嫌弃束胸难解.
狄更斯想了许久终于提笔写道：
“您的来信让我深受感动。您觉得我的作品能在贵国唤起世人对儿童和社会苦难的关注，我由衷感到欣慰。
然而，我必须坦诚相告：一个作家的文字，属于他的读者，而非任何单一的政府或君主。我无法出售那些作品在贵国的独占权——无论是书籍、戏剧，还是图画改编。
但我愿意无偿授权贵国翻译与发行我的全部作品，用于教育与慈善目的，条件是：
所有版本必须完整无删减，且不得用于任何政治宣传。我更愿意相信，真正的改变来自人心，而非金钱的交易。
若陛下真心为孩子着想，请允许我献上一份更微薄的礼物：我将亲自为贵国儿童福利机构撰写一篇短篇，讲述我在贵国的见闻。
您寄给我的五万英镑，我将会妥善用于慈善事业。
查尔斯·狄更斯。
1857年12月1日。”
加强舆论攻势的第二步就是找名人和专家站台，这对奥地利帝国政府来说也很容易办到，毕竟大多数意见领袖和专家都是自己人。
不过弗兰茨并不会搞非此即彼的道德绑架，其实以此时奥地利帝国的环境只要一句“不支持改革的都是帮凶”。
关于《儿童保障法》的问题就会顷刻瓦解，但弗兰茨怕奥地利政府会形成路径依赖，只能选择作罢。
这种道德包袱还是应该交给教会，直接将其升格为所谓的神圣使命一样可以给到反对派巨大的压力。
同时神父们在布道时的宣传比此时的任何其他媒介都有效，毕竟就算报纸再便宜还有人不识字或者不舍得买。
但在奥地利帝国这种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中不参与布道的往往都是极端的个例，而且弗兰茨要的是广大民众知晓参与其中，极端个体对此的影响并不大。
不过即便是面对帝国政府、宗教、道德舆论、专家支持，以及弗兰茨这位皇帝。
依然还有人敢逆风输出，冲在最前线的就是一些打着同情工厂主旗号的宗教人士。
这群人也不敢明着反对，他们只敢说那些工厂主们是最优秀、最勤劳的人，他们是上帝拣选出来的管理者。
没有工作会让孩童闲散堕落，所以应该将孩子们交由这些我们之中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来管理。
他们不过是在维护上帝定下的秩序，政府不该怜悯穷人，应该学习工厂主们管理穷人，这样才能更好替上帝守牧。
历史上这样的神学家并不少，甚至还形成了特殊的学派想要重新解释经典。
弗兰茨对于这帮玩意的理论没有半点兴趣，也不想管他们是收了钱，还是真的这样想。
弗兰茨始终相信一句话实践出真知，他决定给这群家伙安排一下到英国工厂实践的旅行。
依然的生死状，依然的三个月。等他们在英国体验归来再继续辩经
“劳动是上帝对亚当的惩罚”、“闲散是魔鬼的温床”.
弗兰茨倒是想看一看这群人经不经受的了上帝的惩罚，会不会疯狂地爱上魔鬼。
世人只知“依文解义，三世佛冤”，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后半句，那就是“离经一字，即同魔说”。
然后就是那些经济学家，他们的口号是国家的干预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亵渎，甚至认为童工是自愿契约。
政府干预就是剥夺人权，就是对工厂主和童工的双重迫害。
工厂给了那些家庭希望是大爱，强行剥夺才是伪善。
所谓的自由契约在饥饿和寒冷面前不过是幻觉，贫穷的父母和孩童的自愿也并非真正的自由。
哪怕就是用经济学的观点，他们也是如同小丑一般可笑。
让儿童上学不是为了剥夺他们工作的权利而实现长期奴役，而是为了投资未来。
只有少年们茁壮成长才能让国家真正富强，为了短期利益葬送后代未来只会付出永世的代价。
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都分不清，这群人也不配做什么经济学家，一起送去英国改造好了。
不过弗兰茨亲自下场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将他的话奉为经典，一个全新的教派就此诞生。
在奥地利帝国任何未满十四岁的儿童都被禁止参加工作，同时奥地利帝国义务教育的年限也增加到了七年。
在校期间所有的教育、娱乐、食宿费用由帝国政府、教会和慈善教育专款共同承担。
在劳动课和手工课上制作的所有商品将由多方分销，然后将钱款存到儿童账户上。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奥地利帝国在实施《儿童保障法》之后发生了大量弃子事件。
其实在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初的前十年童工都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
禁止童工之后儿童对于很多城市家庭来说就完全是负收益，抛弃、虐待、残杀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里参考的是曾经的东南亚地区）。
而且容易催生出地下市场，这些黑中介的手段远比那些工厂狠辣，更加猖獗，甚至被迫变相犯罪。
弗兰茨在搞义务教育之前已经搞过多次试点，所以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来对抗这些。
同时在大环境上提高工人工资，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严格限制儿童用品价格，推行社会保险以便能平稳过渡。
其实很多人会有应激反应主要是不习惯，等到一两代人之后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传统。
而且反抗法令本身的主要是那些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工厂主，工人们不过是被推到台面上的棋子而已。
好在弗兰茨就是整个奥地利帝国最大的资本家兼工厂主，只要他点头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甚至还能反过来让那些反对的工人不得不同意。
弗兰茨在奥地利无论搞什么改革都很少会有人反对，因为那些反对者很快就会发现弗兰茨就是规则本身。
他不需要和议员们辩论，也不会被金主所左右。从1848年开始弗兰茨的地位就几乎不可撼动，而那之后的无数场胜利更是奠定了他的绝对权威。
有些人也许会感到不满，但他们还是会乖乖地将孩子送去学校，而不是工厂。
此时的奥地利帝国不只有仁慈和权威，还有严刑峻法。
事实上时常给人们带去欢乐的中心广场也可以是处刑台，当然处刑在很多人看来也是一种快乐。
舆论阵地弗兰茨也是不会放弃的，狄更斯的书直接进大、中、小学的课本，并且被改编成了歌剧、话剧和漫画。
一方面狄更斯的作品容易被民众当成英国的黑料，另一方面他作品中的内容也确实针砭时弊对奥地利帝国的改革舆论大有益处。
至于其中对英国君主制和英国国教的批判正好拿来惊醒奥地利的政府和教会。
后世东方的苏联人总喜欢给狄更斯贴上反帝反教会的标签，但实际上他属于温和的改革派，他更希望通过暴露弊端来推动改革。
类比一下和塞切尼有点像，并不是想要颠覆政权。
此时的版权问题只出现在国内，对于外国出版商的盗版，哪怕是英国也完全无力讨要。
其实再退一步，前文书也提到过，别说是版权，就算是那些技术专利也有无数种方式避过。
这其中最喜欢这么干的就是美国和法国，历史上他们就喜欢这么干，不过除了他们以外其他国家也不干净就是了。
还有比利时不得不提一下，它是当时欧洲大陆上的盗版书籍中心。
这群人对法语、英语、德语都有所了解，所以便利用这个优势将大批盗版书向三国输送，不过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促进了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由于书中的历史发生改变，此时欧洲最大的盗版书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法国。
而且法国人做的比比利时人更绝，他们不光在英、法、德意志地区搞盗版，甚至还将业务扩展到了伊比利亚半岛和亚平宁半岛。
历史上狄更斯就没少骂美国人，法国的书商通常会给一些象征性的稿费，一般是几十到一百英镑不等。
弗兰茨当然不能这样干，他的情况有些不同。但也不可能像是那些英国书商一样付给狄更斯版税外加10%分红，毕竟狄更斯不是奥地利人。
弗兰茨最初是想让奥尔加来做这件事的，毕竟是名利双收的好事。
但由于刺杀案的发生，弗兰茨自身是不太方便亲自做这种事的，他只能通过信件来完成这笔交易。
不过弗兰茨的信还是在进入英国时遇到了很多麻烦，甚至被逐字逐句检查。
只是检查不出来什么有用的信息就是了。
狄更斯刚刚结束一天的诵读会回到家中，房东太太便找上了门。
“您好太太，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吗？”
房东太太的眼神怪异。
“你的信，查尔斯。你是不是惹上了什么麻烦？今天邮差来的时候带很多巡警”
狄更斯耸了耸肩。
“我们伟大的英国警察如果真那么有效率，我也不用为我的稿费发愁了。
您知道吗？那些美国人把我的名字都给改了。”
房东太太可不想听这位大文豪抱怨他的版权问题。
“饭菜已经做好了。你是去下面吃，还是让我送上来。”
“我一会去下面吃就好，谢谢您。”
狄更斯拆开信着实被吓了一跳，老实说他没有想到会有外国的君主给自己来信。
有些受宠若惊又有些怕是别人的恶作剧，直到他看到那张五万英镑的支票。
狄更斯之前去过欧洲各国旅行，自然也到过维也纳，他对于奥地利的观感还不错。
五万英镑在此时也绝对算得上是一笔巨款，尤其是与那些只愿意支付几十英镑的外国书商们相比简直是太慷慨了。
狄更斯将他手中的支票放在一旁开始盘算起来，正巧他的太太也回到了家中。
“天呐！亲爱的！这是谁？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巴林银行见票即付的支票，我们终于可以从这里搬走了！”
与夫人的喜悦形成鲜明对比，狄更斯缓缓开口说道。
“亲爱的，那位皇帝陛下是想买我今后所有作品的著作权。”
“那又怎么样？”
“你难道觉得我一生的作品就值五万英镑？”
狄更斯对自己还是很骄傲的，但立刻就被他的夫人泼了一盆冷水。
“别人一分钱不给你，你不也是没辙？只能怨天尤人，写一写诗来讽刺对方，现在还挑三拣四的？”
虽说被人数落有些不爽，但对方说的却是事实。
“亲爱的，您就不能委婉一点吗？”
狄更斯太太叉起腰。
“那好吧。尊敬的先生，您下个月的房租还没交。”
“你赢了。”
其实狄更斯还有些期待，除了那些歌剧和话剧以外，他更想看看那些所谓的漫画。
老实说狄更斯本人是《笨拙》杂志的忠实读者，不过奥地利帝国的漫画其实有点像后世的日漫。
实际上就是对日漫的拙劣模仿，只不过进行了一定的本土化改造而已。
至于为什么弗兰茨非要抄日漫呢？
因为日漫经过了几十年世界市场的考验，很多国家的本土漫画在本土都无法战胜日漫足见其有可取之处。
奥地利帝国最不缺的就是搞艺术的，由于弗兰茨个人对抽象派艺术完全无感，所以漫画便开始异军突起。
实际上作为奥地利帝国的皇帝，弗兰茨的个人喜好对整个国家有着很大影响。
比如鲤鱼国宴，比如更早的大米饭和炸猪排，又比如奥地利女性的裙子。
此时的欧洲还是克里诺林裙的天下，然而奥地利帝国的女性却普遍在穿后世才会见到的裙子，甚至有女人会穿裤子上街。
这在其他国家看来都是极为逆天的行为，但在奥地利帝国人们却已经默认了，因为皇帝本人并不反对，甚至还会多看两眼。
反倒是经常对克里诺林裙露出鄙夷之色，很快克里诺林裙就在奥地利的上流社会绝迹了。
然后疯狂向下传导，到此时在奥地利帝国的大街上穿克里诺林裙的女人都会被默认是外国人或者乡巴佬。
此外奥地利帝国的女性几乎不会穿束胸，一方面是确实有更好的内衣选择，另一方面则是有传言说皇帝陛下嫌弃束胸难解.
狄更斯想了许久终于提笔写道：
“您的来信让我深受感动。您觉得我的作品能在贵国唤起世人对儿童和社会苦难的关注，我由衷感到欣慰。
然而，我必须坦诚相告：一个作家的文字，属于他的读者，而非任何单一的政府或君主。我无法出售那些作品在贵国的独占权——无论是书籍、戏剧，还是图画改编。
但我愿意无偿授权贵国翻译与发行我的全部作品，用于教育与慈善目的，条件是：
所有版本必须完整无删减，且不得用于任何政治宣传。我更愿意相信，真正的改变来自人心，而非金钱的交易。
若陛下真心为孩子着想，请允许我献上一份更微薄的礼物：我将亲自为贵国儿童福利机构撰写一篇短篇，讲述我在贵国的见闻。
您寄给我的五万英镑，我将会妥善用于慈善事业。
查尔斯·狄更斯。
1857年12月1日。”
加强舆论攻势的第二步就是找名人和专家站台，这对奥地利帝国政府来说也很容易办到，毕竟大多数意见领袖和专家都是自己人。
不过弗兰茨并不会搞非此即彼的道德绑架，其实以此时奥地利帝国的环境只要一句“不支持改革的都是帮凶”。
关于《儿童保障法》的问题就会顷刻瓦解，但弗兰茨怕奥地利政府会形成路径依赖，只能选择作罢。
这种道德包袱还是应该交给教会，直接将其升格为所谓的神圣使命一样可以给到反对派巨大的压力。
同时神父们在布道时的宣传比此时的任何其他媒介都有效，毕竟就算报纸再便宜还有人不识字或者不舍得买。
但在奥地利帝国这种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中不参与布道的往往都是极端的个例，而且弗兰茨要的是广大民众知晓参与其中，极端个体对此的影响并不大。
不过即便是面对帝国政府、宗教、道德舆论、专家支持，以及弗兰茨这位皇帝。
依然还有人敢逆风输出，冲在最前线的就是一些打着同情工厂主旗号的宗教人士。
这群人也不敢明着反对，他们只敢说那些工厂主们是最优秀、最勤劳的人，他们是上帝拣选出来的管理者。
没有工作会让孩童闲散堕落，所以应该将孩子们交由这些我们之中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来管理。
他们不过是在维护上帝定下的秩序，政府不该怜悯穷人，应该学习工厂主们管理穷人，这样才能更好替上帝守牧。
历史上这样的神学家并不少，甚至还形成了特殊的学派想要重新解释经典。
弗兰茨对于这帮玩意的理论没有半点兴趣，也不想管他们是收了钱，还是真的这样想。
弗兰茨始终相信一句话实践出真知，他决定给这群家伙安排一下到英国工厂实践的旅行。
依然的生死状，依然的三个月。等他们在英国体验归来再继续辩经
“劳动是上帝对亚当的惩罚”、“闲散是魔鬼的温床”.
弗兰茨倒是想看一看这群人经不经受的了上帝的惩罚，会不会疯狂地爱上魔鬼。
世人只知“依文解义，三世佛冤”，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后半句，那就是“离经一字，即同魔说”。
然后就是那些经济学家，他们的口号是国家的干预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亵渎，甚至认为童工是自愿契约。
政府干预就是剥夺人权，就是对工厂主和童工的双重迫害。
工厂给了那些家庭希望是大爱，强行剥夺才是伪善。
所谓的自由契约在饥饿和寒冷面前不过是幻觉，贫穷的父母和孩童的自愿也并非真正的自由。
哪怕就是用经济学的观点，他们也是如同小丑一般可笑。
让儿童上学不是为了剥夺他们工作的权利而实现长期奴役，而是为了投资未来。
只有少年们茁壮成长才能让国家真正富强，为了短期利益葬送后代未来只会付出永世的代价。
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都分不清，这群人也不配做什么经济学家，一起送去英国改造好了。
不过弗兰茨亲自下场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将他的话奉为经典，一个全新的教派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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