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三月，东阁大学士韩癀提出致仕，空缺之位则由担任了一年半的工部右侍郎杨嗣昌接任。
七月，文华殿大学士孙承宗提出致仕，由三边总督傅宗龙接任。
在大明一朝，地方督抚直接入内阁的情况非常罕见，但并非没有先例，这属于打破常规‘翰林—京卿’ 晋升路径的‘特简’ 。
诸如嘉靖年间的杨一清、江西巡抚徐阶等，都是地方督抚直接入阁。
但嘉靖朝是皇权强势且边防危机（北虏南倭）需要军事经验丰富的阁臣，为督抚入阁创造了短暂窗口。
到了崇祯这里就更不是问题，论皇权，历朝历代没有比他更加强势和集权的了，
论廷推，内阁六部军机处的头脑们都是他亲手选上来重用的。
且这些备选人才都是袁可立等人一致商议过的，廷推也只是一个过场而已。
但傅宗龙的态度超出了崇祯的估算，在两人的君臣对答中，傅宗龙告诉皇帝他并不想回来接任什么内阁大学士。
他给崇祯的答复是，如今大明外部已定，内部虽然有大灾，但渡过只是时间问题，
吏治清明、商事、民生、科技等等都在全力发展，中枢只需按部就班就是了。
如此的局势下，中枢这边并不缺一个他。
虽然中枢不缺，西北和新疆需要他。
他想用毕生之力将他提出的西域走廊给打造出来，不说能改变玉门关到吐鲁番之间的茫茫戈壁滩，至少也要用走廊将大明内地与新疆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此后无论是外敌四起，还是朝代更迭，新疆都是华夏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王朝随时都是能派大军前来收复。
这条西域走廊的难度只要是去过西北的人都很清楚，可以说是闻之色变。
如果朝廷任命官员去，估计十个有五个会找各种理由推着不去，三个会在一段时间内主动提出致仕，剩余的两个估计也搞不了多久。
如此一来，既浪费时间又消耗精力，倒是不如他这个提出者去搞。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请求，等大旱过去了，他就申请重回西北，打造西域走廊。
对于这个请求，崇祯自然是无法拒绝的，
后世之所以没有在这一条线上大规模种植胡杨树，而是点状修复和重点区域治理，主要的原因是历史上气候变化和上游水资源过度开发，地下水位已大幅下降。
胡杨树的树根无法吸收到下面的水，没有水自然就无法种植了。
但现在不一样，距离后世差多近四百年，地下水位下降的还没有那么厉害，且大明如今是兵强马壮、内外安宁、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倒是可以尝试修复了。
封狼居胥、勒石燕然，那多是军事征服的伟绩，而种树治沙，是与自然和解、为万世开太平的功业，新疆、甘肃、乃至中亚的环境气候都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它不只是长城那样的石头建筑，而是一个能自我繁衍、持续发挥作用的‘活的生态系统’。
秦始皇完成了万里长城，历史给了他‘暴君’和‘伟人’的双重评价，而完成西域走廊的人历史将不会给他任何争议。
这份功劳如果写成史书，将不是‘某年某月，皇帝下令种树’这样一行简短的文字。
它会是一首长篇史诗，记载着无数无名的民夫、士兵、工匠在风沙中洒下的汗水，记载着一个王朝为后世子孙投资的长远眼光。
他的功劳，不在庙堂，而在每一阵穿过胡杨林的风里，在每一个因这片绿洲而活下来的生命里。
崇祯答应了傅宗龙的请求，并给出了承诺，要人给人、要银子给银子、要资源给资源，君臣携手完成生态领域的大一统。
如今大明商队遍布海外诸国，朝廷收取大量的税收外，还有皇家商队赚取的银子、皇家银行、供销社、蒸汽机造船厂、几大研究院等日进斗金的吞金兽。
大旱过去，盛世降临，每年朝廷赚取的税收和其他收入能抵过去十年之和，这些银子总得花出去吧。
西域走廊、黄河沿岸植被修复等等就是合理的之处，如此银子就流动了起来。
反正，主打一个银子多，任性，这就是他干预答应的底蕴。
对于这些致仕的大臣，无一例外，全都是赐白金三千两，大红织金纻丝、云缎各十匹，御马监良马二匹，全俸致仕另岁加禄米二百石；
这些人都是陪着他一起经历这风风雨雨的十几年，劳苦功高，给点赏赐不算什么。
合起来每年也不过万余两白银，无论是内帑还是太仓库，都是洒洒水。
相对于其他人，孙承宗获得赏赐与袁可立的的赏赐是差不多的，但唯独少了一个上柱国的文臣顶级荣誉，但也给了柱国。
对于这一点，崇祯有自己的判断。
若是按照历史上的两人的经历来看，主要从两个维度来分析，分别是核心定位和角色、能力维度。
首先是定位和角色，孙承宗的最高官职是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蓟辽督师，
核心角色是辽东战略总设计师、防御体系缔造者，历史标签是关宁锦防线之父、帝师、战略家。
而袁可立的最高官职是兵部侍郎、登莱巡抚（节制东江），定位是登莱东江战区统帅、海上牵制战略执行者，历史标签是海上长城铸造者、毛文龙提拔者、战术革新者。
从能力维度，也是从四方面分析。
一是战略规划与大局观，在这一方面上孙承宗完胜袁可立。
他提出的‘关宁锦防线体系’、 ‘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政策，是明末辽东防务的根本性战略蓝图，影响直至明朝灭亡。
而袁可则是具备优秀的战区级战略眼光，尤其是在 “海陆夹击” 构想上。
他力主强化登莱水师、支援东江镇（毛文龙），从海上牵制后金，是孙承宗陆上防线的重要侧翼补充。
但其视野更多集中于山东—朝鲜—辽东沿海的战役层面。
二是军事建设和实战指挥，这一方面，袁可立明显胜出。
七月，文华殿大学士孙承宗提出致仕，由三边总督傅宗龙接任。
在大明一朝，地方督抚直接入内阁的情况非常罕见，但并非没有先例，这属于打破常规‘翰林—京卿’ 晋升路径的‘特简’ 。
诸如嘉靖年间的杨一清、江西巡抚徐阶等，都是地方督抚直接入阁。
但嘉靖朝是皇权强势且边防危机（北虏南倭）需要军事经验丰富的阁臣，为督抚入阁创造了短暂窗口。
到了崇祯这里就更不是问题，论皇权，历朝历代没有比他更加强势和集权的了，
论廷推，内阁六部军机处的头脑们都是他亲手选上来重用的。
且这些备选人才都是袁可立等人一致商议过的，廷推也只是一个过场而已。
但傅宗龙的态度超出了崇祯的估算，在两人的君臣对答中，傅宗龙告诉皇帝他并不想回来接任什么内阁大学士。
他给崇祯的答复是，如今大明外部已定，内部虽然有大灾，但渡过只是时间问题，
吏治清明、商事、民生、科技等等都在全力发展，中枢只需按部就班就是了。
如此的局势下，中枢这边并不缺一个他。
虽然中枢不缺，西北和新疆需要他。
他想用毕生之力将他提出的西域走廊给打造出来，不说能改变玉门关到吐鲁番之间的茫茫戈壁滩，至少也要用走廊将大明内地与新疆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此后无论是外敌四起，还是朝代更迭，新疆都是华夏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王朝随时都是能派大军前来收复。
这条西域走廊的难度只要是去过西北的人都很清楚，可以说是闻之色变。
如果朝廷任命官员去，估计十个有五个会找各种理由推着不去，三个会在一段时间内主动提出致仕，剩余的两个估计也搞不了多久。
如此一来，既浪费时间又消耗精力，倒是不如他这个提出者去搞。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请求，等大旱过去了，他就申请重回西北，打造西域走廊。
对于这个请求，崇祯自然是无法拒绝的，
后世之所以没有在这一条线上大规模种植胡杨树，而是点状修复和重点区域治理，主要的原因是历史上气候变化和上游水资源过度开发，地下水位已大幅下降。
胡杨树的树根无法吸收到下面的水，没有水自然就无法种植了。
但现在不一样，距离后世差多近四百年，地下水位下降的还没有那么厉害，且大明如今是兵强马壮、内外安宁、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倒是可以尝试修复了。
封狼居胥、勒石燕然，那多是军事征服的伟绩，而种树治沙，是与自然和解、为万世开太平的功业，新疆、甘肃、乃至中亚的环境气候都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它不只是长城那样的石头建筑，而是一个能自我繁衍、持续发挥作用的‘活的生态系统’。
秦始皇完成了万里长城，历史给了他‘暴君’和‘伟人’的双重评价，而完成西域走廊的人历史将不会给他任何争议。
这份功劳如果写成史书，将不是‘某年某月，皇帝下令种树’这样一行简短的文字。
它会是一首长篇史诗，记载着无数无名的民夫、士兵、工匠在风沙中洒下的汗水，记载着一个王朝为后世子孙投资的长远眼光。
他的功劳，不在庙堂，而在每一阵穿过胡杨林的风里，在每一个因这片绿洲而活下来的生命里。
崇祯答应了傅宗龙的请求，并给出了承诺，要人给人、要银子给银子、要资源给资源，君臣携手完成生态领域的大一统。
如今大明商队遍布海外诸国，朝廷收取大量的税收外，还有皇家商队赚取的银子、皇家银行、供销社、蒸汽机造船厂、几大研究院等日进斗金的吞金兽。
大旱过去，盛世降临，每年朝廷赚取的税收和其他收入能抵过去十年之和，这些银子总得花出去吧。
西域走廊、黄河沿岸植被修复等等就是合理的之处，如此银子就流动了起来。
反正，主打一个银子多，任性，这就是他干预答应的底蕴。
对于这些致仕的大臣，无一例外，全都是赐白金三千两，大红织金纻丝、云缎各十匹，御马监良马二匹，全俸致仕另岁加禄米二百石；
这些人都是陪着他一起经历这风风雨雨的十几年，劳苦功高，给点赏赐不算什么。
合起来每年也不过万余两白银，无论是内帑还是太仓库，都是洒洒水。
相对于其他人，孙承宗获得赏赐与袁可立的的赏赐是差不多的，但唯独少了一个上柱国的文臣顶级荣誉，但也给了柱国。
对于这一点，崇祯有自己的判断。
若是按照历史上的两人的经历来看，主要从两个维度来分析，分别是核心定位和角色、能力维度。
首先是定位和角色，孙承宗的最高官职是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蓟辽督师，
核心角色是辽东战略总设计师、防御体系缔造者，历史标签是关宁锦防线之父、帝师、战略家。
而袁可立的最高官职是兵部侍郎、登莱巡抚（节制东江），定位是登莱东江战区统帅、海上牵制战略执行者，历史标签是海上长城铸造者、毛文龙提拔者、战术革新者。
从能力维度，也是从四方面分析。
一是战略规划与大局观，在这一方面上孙承宗完胜袁可立。
他提出的‘关宁锦防线体系’、 ‘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政策，是明末辽东防务的根本性战略蓝图，影响直至明朝灭亡。
而袁可则是具备优秀的战区级战略眼光，尤其是在 “海陆夹击” 构想上。
他力主强化登莱水师、支援东江镇（毛文龙），从海上牵制后金，是孙承宗陆上防线的重要侧翼补充。
但其视野更多集中于山东—朝鲜—辽东沿海的战役层面。
二是军事建设和实战指挥，这一方面，袁可立明显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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