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算是法家在前途暗淡，道路迷茫的现阶段，所做出的一种新的尝试。
——战国时期，法术势三个分支，变法派占据上风，权术派和顺势派屈居于后；
现如今，秦的灭亡算是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变法派存在缺陷，而且是足以使得政权迅速走向灭亡的缺陷。
自然而然，剩下的术、势两个流派，便成了法家新的选择。
甚至算不上选择，只能说是尝试。
张屠夫不行，要不试试李屠夫？
再不行，就考虑考虑赵屠夫——甭管是谁，总归不能真的吃带毛猪啊？
而在这二者之间，相较于擅长搞权谋斗争之术，玩弄人心、人心的‘术’流派，显然还是取中庸之道的‘势’流派，更值得如今的法家去尝试。
法家，已经伤不起了。
一个‘助秦为虐’的大山压下来，算是去了法家的半条命！
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刚要重新站起来，又因晁错之死而被砸烂膝盖。
如今的法家，虽然拥有了自有汉以来，最宽松的入仕环境，但无论是作为至高统治者的东宫太后、西宫天子，还是作为统治阶级组成部分的官僚体系，对法家的态度都颇有些暧昧。
——对于法家在律法层面的能力，和可能做出的贡献，汉家自上而下都不否认，甚至渴望法家能把‘法律’的一亩三分地给守好。
但除此之外，便再无其他。
什么变法图强，什么法术势，什么高压治国，压根儿就没人鸟法家。
甚至就连法家自己，近年来都不怎么提这些学派执政思想了。
想想晁错，一辈子都在忙什么？
前二十多年都在读书，都在积累；
然后就入仕，成了一个平平无奇的文吏。
抓住济南伏生授《尚书》的机会，得以儒皮法骨步入汉家朝堂，甚至混到太子储君身边后，也始终在围绕《削藩策》搞文章。
而在《削藩策》被太宗皇帝否决后，晁错又拿出了许多策论，来为自己增加在官场上、在汉家朝堂之上的政治筹码和履历。
等太宗皇帝驾崩，先孝景皇帝即位，又飞速拿出《削藩策》，磨刀霍霍向诸侯。
从始至终，晁错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拓宽法家的生存空间。
——儒皮法骨以入仕，是为法家在政坛增添一个发生渠道，以及聊胜于无的根据地；
混到太子身边，几近谄媚以侍君，用尽浑身解数献策——给太宗皇帝献稳定边墙、稳定天下的策略，给先孝景皇帝献《削藩策》，都是其‘唯君唯上’的具体体现。
甚至直到被腰斩弃市，晁错也仍旧在为法家的未来谋出路。
虽然并未能谋求一条走上去，就能抵达彼岸、抵达光明的康庄大道，但好歹也找了一条路，而不是连路都没得走。
从始至终，无论是在太宗皇帝一朝做《尚书》博士，太子詹事，还是在先帝年间任内史，甚至一度官拜御史大夫在即，晁错都始终没有真正展露自己的所学：法家的政治主张和执政思想。
为什么？
是晁错不想吗？
当然不是。
在当时的汉室天下，恐怕再也没有人，比晁错更希望法家的政治主张、执政思想得以推行，得以显赫于天下。
晁错之所以没这么做，是因为没有那个客观条件。
如果说，封建王朝的朝堂中央、政治中心，是诸子百家各自施展才华的舞台，那在秦亡而汉兴后，这个舞台之上，便有且只有黄老学这一个演员。
墨家连舞台的边儿都没看到，就随着齐王田横而死。
儒家屡屡尝试着爬上这个舞台，却被太祖高皇帝刘邦再三粗暴踢下去，始终没能爬上去。
知道近些年，舞台周围围着的全是儒家人了，儒家才逐渐有了登上舞台，甚至独占舞台的可能。
而晁错的一生——从入仕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被腰斩弃市的那一天，晁错从始至终在做的，便是扶法家上这个舞台。
政治主张、执政理念，都是要先上舞台才能表演、表演出来才有人看，才有意义的‘节目’。
晁错毕生之追求，便是先上舞台再说。
至于节目——晁错没能撑到法家站上舞台的那一天，但也算是从某种意义上，加法家扶上了这个舞台。
至少扶上了登上舞台的台阶之上。
而法家的政治主张、执政理念，说是被人们淡忘了也好，说是被天下有意无意忽视了也罢，总归是很久没有出现在天下人的视野；
且肉眼可见的未来，也很难重新出现——至少无法以原本的模样出现。
在原本的历史上，法家最终是凭借新生代俊杰：张汤的一手‘儒皮法骨’，使法家的执政理念改头换面后，才得以出现在天下人面前。
不同于晁错个人身份、学术成分上的‘儒皮法骨’，张汤的儒皮法骨，才是后世人所熟知的那一套。
当时，汉武大帝已经遵从董仲舒‘统一思想’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间节点，不单是肩负法家兴衰的张汤——无论是哪个学派、无论是谁，无论要提什么建议、要做什么事，都得从儒家经典当中找依据。
说的直白一点、夸张一点，就是你哪怕要挖一条渠、修一条路，都得从儒家经典中找到依据，来证明自己的做法符合儒家的治世哲学和执政理念。
而张汤走的路线，是以法家法、术、势三个流派中的‘术’这一分支为基础，以儒家《公羊春秋》的‘我注春秋’为幌子，来了一手春秋决狱。
从结果来看，效果并不是很好。
春秋决狱，非但破坏了当时，华夏文明经过多年积累才得到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观念，还让法家真正成为了律法专家，自此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综合性大学说存在。
而在刘荣所在的这个时间线，法家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势。
秦重‘法’而亡，历史上的张汤以‘术’加速了法家的衰败；
而在这个时间线，法家选择以‘势’的路线，走中庸之道。
内在逻辑其实和当年，晁错‘先上舞台再说’一样——先保住学说的传延再说。
毕竟法家的‘势’这一流派，重的是大势。
什么是大势？
先帝年间，皇长子刘荣得封为太子储君，并解决了自己与东宫太后、尚冠里堂邑侯府馆陶公主之间的关系，并得到先孝景皇帝刘启的认可；
就此事来说，太子刘荣极大概率会继孝景皇帝，成为汉家新一代的天子，便是浩浩历史大势。
再比如，自当今刘荣太子监国至今，汉家所出现的一系列变化。
——粮食官营，盐铁官营，使汉家府库充盈，中央力量前所未有的强势，这是大势；
而吴楚治国之乱得以平定之后，外加随着中央朝堂愈发强大，此消彼长之下，关东宗亲诸侯愈发式微、愈发无法威胁到长安朝堂中央的统治根基，也是大势。
在对外战争层面，汉家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短短五年不到的时间里，先后夺取了河套和高阙，掌握了对幕南地区的战略进攻主动权，并野望河西在即；
这，同样是大势。
而在这样的‘大势’勉强，法家‘势’流派的侧重点，便是顺势而为。
——中央愈发强大，那就做点什么，让中央更加强大，并凭借中央强大的这段时间，来做点有利于子孙后代的事。
粮食官营，盐铁官营，民生民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就应该顺势而为，逐渐改变法家‘视民为奴、为器’的观点，完成法家内部最重要的一项改革：视人为‘人’。
对外战争连续胜利，国家战略处境愈发安全、乐观，也应当顺势扩大胜利成果，来赢得更久的安宁世道。
可以说，法家重‘势’的这一流派，算是法家这个锋芒毕露，浑身尖刺的学派当中，少有的，能让人看着顺眼、用着舒心的分支。
而且，这个流派虽然重‘势’，主张顺势而为，但也并没有完全摒弃法家剩下两个流派的侧重点。
——‘术’流派侧重的人心、人性，亦或是权术之道，在‘势’流派变成了一切唯君、唯上；
或者说，是‘唯势’。
在当今刘荣大权在握，君临天下的当下，顺势而为，唯天子刘荣马首是瞻。
而‘法’流派的变法精神，也同样没有被摒弃，而是从世俗意义上的‘变国家之法，以强国’，改变为了：该法家之法，以强法家。
这个趋势已经在显露，且取得了初步成效！
尤其是最近这半年，刘荣明显感觉到法家对百姓、对民众的态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观！
如果是，秦时、始皇嬴政身边的法家，是把天下百姓民都当做嬴秦、老嬴家，亦或始皇嬴政的奴隶、工具、财富；
那在如今汉室，法家已经刻意调整自己的理念，将天下百姓民，视作宗庙、社稷得以延续的根基了。
虽然这个根基，并不是说每个百姓都是根基，而是全天下百姓加在一起，才配得上‘根基’二字，但对一向眼高于顶，是天下人为刍狗的法家而言，这也已经是非常巨大的进步。
更让人心安的事：如果从今往后，法家便此以‘势’流派为主，那往后的法家，也不是不能用的。
甚至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这样的法家，不会再整天嚷嚷着变法图强，也不会整天搞权谋争斗；
想让这样的法家做什么，君王就只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来营造‘大势’即可。
好比刘荣——对官僚群体打一棍子给颗甜枣，先搞了一波反腐，然后涨了一波工资；
对官僚的‘严管’形成大事，法家‘势’流派当即就像闻到血腥位的鲨鱼，开始以‘官僚监管制度’为主，向刘荣连连献上可行性极高的策略。
非但献策，而且都表示自己愿意亲身实践，若事不成，提头来见！
再比如，刘荣自即立以来，汉家在对外战争获得的连续胜利，也形成了‘汉家愈强’‘外患愈轻’的大势。
法家‘势’流派同样扑了上来，要么以国家战略视角，为刘荣谋划汉家未来的总体方向，要么以‘外患愈轻’为核心，建议刘荣抓紧机会，做一些过去没条件做的事。
比如：宗亲诸侯。
按照这些法家俊杰的说法，在过去，汉家对宗亲诸侯的忍耐，除了长安朝堂中央确实没有精力、能力，以郡县制治理天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外部军事威胁，使得中央朝堂离不开宗亲诸侯们所贡献出的国防力量。
而现在，外部军事威胁已经降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已经到了汉家不再担心匈奴人南下入侵，反倒是匈奴人，需要担心汉家提兵北上，马踏塞外的地步。
如此背景下，宗亲诸侯所提供的国防力量，已经成了长安朝堂不再需要，甚至需要防备的不受控军事力量。
所以，刘荣接下来的侧重点，便应该是解决‘宗亲诸侯绝不能取缔’的另外一个，同时也是仅存的最后一个理由：长安朝堂中央，无力以郡县制尽治天下。
等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宗亲诸侯该取缔取缔，天下该行郡县行郡县，一切都能迅速走上正轨。
从这一项建议，刘荣也不难看出：秦的教训，法家还是总结了的。
而且总结的相当深刻。
尤其是始皇嬴政尽废分封、尽行郡县于天下——这扯到蛋的一步，法家进行了极为深入地分析。
到了如今汉室，法家已经能根据现实状况，提出宗亲诸侯存在的必要性之缘由，并提出：将诸侯存在的必要性解决掉、化解掉，就可以让诸侯不必再存在了。
如此进步，让刘荣老怀大慰。
却是让其他学说——尤其是不甘心就此离开历史舞台的黄老学，以及原以为胜券在握的儒家，都生出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若是刘荣下场干涉，或许还能化解这股危机感。
但在刘荣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下，这原本只是‘危机感’的奇异情绪，却迅速转化为了各学派之间的纷争。
表现方式是学术纷争。
但刘荣很清楚：黄老、儒、法，乃至于墨、名、纵横、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间，绝不仅仅是‘学术纷争’这么简单……
——战国时期，法术势三个分支，变法派占据上风，权术派和顺势派屈居于后；
现如今，秦的灭亡算是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变法派存在缺陷，而且是足以使得政权迅速走向灭亡的缺陷。
自然而然，剩下的术、势两个流派，便成了法家新的选择。
甚至算不上选择，只能说是尝试。
张屠夫不行，要不试试李屠夫？
再不行，就考虑考虑赵屠夫——甭管是谁，总归不能真的吃带毛猪啊？
而在这二者之间，相较于擅长搞权谋斗争之术，玩弄人心、人心的‘术’流派，显然还是取中庸之道的‘势’流派，更值得如今的法家去尝试。
法家，已经伤不起了。
一个‘助秦为虐’的大山压下来，算是去了法家的半条命！
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刚要重新站起来，又因晁错之死而被砸烂膝盖。
如今的法家，虽然拥有了自有汉以来，最宽松的入仕环境，但无论是作为至高统治者的东宫太后、西宫天子，还是作为统治阶级组成部分的官僚体系，对法家的态度都颇有些暧昧。
——对于法家在律法层面的能力，和可能做出的贡献，汉家自上而下都不否认，甚至渴望法家能把‘法律’的一亩三分地给守好。
但除此之外，便再无其他。
什么变法图强，什么法术势，什么高压治国，压根儿就没人鸟法家。
甚至就连法家自己，近年来都不怎么提这些学派执政思想了。
想想晁错，一辈子都在忙什么？
前二十多年都在读书，都在积累；
然后就入仕，成了一个平平无奇的文吏。
抓住济南伏生授《尚书》的机会，得以儒皮法骨步入汉家朝堂，甚至混到太子储君身边后，也始终在围绕《削藩策》搞文章。
而在《削藩策》被太宗皇帝否决后，晁错又拿出了许多策论，来为自己增加在官场上、在汉家朝堂之上的政治筹码和履历。
等太宗皇帝驾崩，先孝景皇帝即位，又飞速拿出《削藩策》，磨刀霍霍向诸侯。
从始至终，晁错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拓宽法家的生存空间。
——儒皮法骨以入仕，是为法家在政坛增添一个发生渠道，以及聊胜于无的根据地；
混到太子身边，几近谄媚以侍君，用尽浑身解数献策——给太宗皇帝献稳定边墙、稳定天下的策略，给先孝景皇帝献《削藩策》，都是其‘唯君唯上’的具体体现。
甚至直到被腰斩弃市，晁错也仍旧在为法家的未来谋出路。
虽然并未能谋求一条走上去，就能抵达彼岸、抵达光明的康庄大道，但好歹也找了一条路，而不是连路都没得走。
从始至终，无论是在太宗皇帝一朝做《尚书》博士，太子詹事，还是在先帝年间任内史，甚至一度官拜御史大夫在即，晁错都始终没有真正展露自己的所学：法家的政治主张和执政思想。
为什么？
是晁错不想吗？
当然不是。
在当时的汉室天下，恐怕再也没有人，比晁错更希望法家的政治主张、执政思想得以推行，得以显赫于天下。
晁错之所以没这么做，是因为没有那个客观条件。
如果说，封建王朝的朝堂中央、政治中心，是诸子百家各自施展才华的舞台，那在秦亡而汉兴后，这个舞台之上，便有且只有黄老学这一个演员。
墨家连舞台的边儿都没看到，就随着齐王田横而死。
儒家屡屡尝试着爬上这个舞台，却被太祖高皇帝刘邦再三粗暴踢下去，始终没能爬上去。
知道近些年，舞台周围围着的全是儒家人了，儒家才逐渐有了登上舞台，甚至独占舞台的可能。
而晁错的一生——从入仕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被腰斩弃市的那一天，晁错从始至终在做的，便是扶法家上这个舞台。
政治主张、执政理念，都是要先上舞台才能表演、表演出来才有人看，才有意义的‘节目’。
晁错毕生之追求，便是先上舞台再说。
至于节目——晁错没能撑到法家站上舞台的那一天，但也算是从某种意义上，加法家扶上了这个舞台。
至少扶上了登上舞台的台阶之上。
而法家的政治主张、执政理念，说是被人们淡忘了也好，说是被天下有意无意忽视了也罢，总归是很久没有出现在天下人的视野；
且肉眼可见的未来，也很难重新出现——至少无法以原本的模样出现。
在原本的历史上，法家最终是凭借新生代俊杰：张汤的一手‘儒皮法骨’，使法家的执政理念改头换面后，才得以出现在天下人面前。
不同于晁错个人身份、学术成分上的‘儒皮法骨’，张汤的儒皮法骨，才是后世人所熟知的那一套。
当时，汉武大帝已经遵从董仲舒‘统一思想’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间节点，不单是肩负法家兴衰的张汤——无论是哪个学派、无论是谁，无论要提什么建议、要做什么事，都得从儒家经典当中找依据。
说的直白一点、夸张一点，就是你哪怕要挖一条渠、修一条路，都得从儒家经典中找到依据，来证明自己的做法符合儒家的治世哲学和执政理念。
而张汤走的路线，是以法家法、术、势三个流派中的‘术’这一分支为基础，以儒家《公羊春秋》的‘我注春秋’为幌子，来了一手春秋决狱。
从结果来看，效果并不是很好。
春秋决狱，非但破坏了当时，华夏文明经过多年积累才得到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观念，还让法家真正成为了律法专家，自此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综合性大学说存在。
而在刘荣所在的这个时间线，法家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势。
秦重‘法’而亡，历史上的张汤以‘术’加速了法家的衰败；
而在这个时间线，法家选择以‘势’的路线，走中庸之道。
内在逻辑其实和当年，晁错‘先上舞台再说’一样——先保住学说的传延再说。
毕竟法家的‘势’这一流派，重的是大势。
什么是大势？
先帝年间，皇长子刘荣得封为太子储君，并解决了自己与东宫太后、尚冠里堂邑侯府馆陶公主之间的关系，并得到先孝景皇帝刘启的认可；
就此事来说，太子刘荣极大概率会继孝景皇帝，成为汉家新一代的天子，便是浩浩历史大势。
再比如，自当今刘荣太子监国至今，汉家所出现的一系列变化。
——粮食官营，盐铁官营，使汉家府库充盈，中央力量前所未有的强势，这是大势；
而吴楚治国之乱得以平定之后，外加随着中央朝堂愈发强大，此消彼长之下，关东宗亲诸侯愈发式微、愈发无法威胁到长安朝堂中央的统治根基，也是大势。
在对外战争层面，汉家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短短五年不到的时间里，先后夺取了河套和高阙，掌握了对幕南地区的战略进攻主动权，并野望河西在即；
这，同样是大势。
而在这样的‘大势’勉强，法家‘势’流派的侧重点，便是顺势而为。
——中央愈发强大，那就做点什么，让中央更加强大，并凭借中央强大的这段时间，来做点有利于子孙后代的事。
粮食官营，盐铁官营，民生民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就应该顺势而为，逐渐改变法家‘视民为奴、为器’的观点，完成法家内部最重要的一项改革：视人为‘人’。
对外战争连续胜利，国家战略处境愈发安全、乐观，也应当顺势扩大胜利成果，来赢得更久的安宁世道。
可以说，法家重‘势’的这一流派，算是法家这个锋芒毕露，浑身尖刺的学派当中，少有的，能让人看着顺眼、用着舒心的分支。
而且，这个流派虽然重‘势’，主张顺势而为，但也并没有完全摒弃法家剩下两个流派的侧重点。
——‘术’流派侧重的人心、人性，亦或是权术之道，在‘势’流派变成了一切唯君、唯上；
或者说，是‘唯势’。
在当今刘荣大权在握，君临天下的当下，顺势而为，唯天子刘荣马首是瞻。
而‘法’流派的变法精神，也同样没有被摒弃，而是从世俗意义上的‘变国家之法，以强国’，改变为了：该法家之法，以强法家。
这个趋势已经在显露，且取得了初步成效！
尤其是最近这半年，刘荣明显感觉到法家对百姓、对民众的态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观！
如果是，秦时、始皇嬴政身边的法家，是把天下百姓民都当做嬴秦、老嬴家，亦或始皇嬴政的奴隶、工具、财富；
那在如今汉室，法家已经刻意调整自己的理念，将天下百姓民，视作宗庙、社稷得以延续的根基了。
虽然这个根基，并不是说每个百姓都是根基，而是全天下百姓加在一起，才配得上‘根基’二字，但对一向眼高于顶，是天下人为刍狗的法家而言，这也已经是非常巨大的进步。
更让人心安的事：如果从今往后，法家便此以‘势’流派为主，那往后的法家，也不是不能用的。
甚至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这样的法家，不会再整天嚷嚷着变法图强，也不会整天搞权谋争斗；
想让这样的法家做什么，君王就只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来营造‘大势’即可。
好比刘荣——对官僚群体打一棍子给颗甜枣，先搞了一波反腐，然后涨了一波工资；
对官僚的‘严管’形成大事，法家‘势’流派当即就像闻到血腥位的鲨鱼，开始以‘官僚监管制度’为主，向刘荣连连献上可行性极高的策略。
非但献策，而且都表示自己愿意亲身实践，若事不成，提头来见！
再比如，刘荣自即立以来，汉家在对外战争获得的连续胜利，也形成了‘汉家愈强’‘外患愈轻’的大势。
法家‘势’流派同样扑了上来，要么以国家战略视角，为刘荣谋划汉家未来的总体方向，要么以‘外患愈轻’为核心，建议刘荣抓紧机会，做一些过去没条件做的事。
比如：宗亲诸侯。
按照这些法家俊杰的说法，在过去，汉家对宗亲诸侯的忍耐，除了长安朝堂中央确实没有精力、能力，以郡县制治理天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外部军事威胁，使得中央朝堂离不开宗亲诸侯们所贡献出的国防力量。
而现在，外部军事威胁已经降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已经到了汉家不再担心匈奴人南下入侵，反倒是匈奴人，需要担心汉家提兵北上，马踏塞外的地步。
如此背景下，宗亲诸侯所提供的国防力量，已经成了长安朝堂不再需要，甚至需要防备的不受控军事力量。
所以，刘荣接下来的侧重点，便应该是解决‘宗亲诸侯绝不能取缔’的另外一个，同时也是仅存的最后一个理由：长安朝堂中央，无力以郡县制尽治天下。
等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宗亲诸侯该取缔取缔，天下该行郡县行郡县，一切都能迅速走上正轨。
从这一项建议，刘荣也不难看出：秦的教训，法家还是总结了的。
而且总结的相当深刻。
尤其是始皇嬴政尽废分封、尽行郡县于天下——这扯到蛋的一步，法家进行了极为深入地分析。
到了如今汉室，法家已经能根据现实状况，提出宗亲诸侯存在的必要性之缘由，并提出：将诸侯存在的必要性解决掉、化解掉，就可以让诸侯不必再存在了。
如此进步，让刘荣老怀大慰。
却是让其他学说——尤其是不甘心就此离开历史舞台的黄老学，以及原以为胜券在握的儒家，都生出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若是刘荣下场干涉，或许还能化解这股危机感。
但在刘荣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下，这原本只是‘危机感’的奇异情绪，却迅速转化为了各学派之间的纷争。
表现方式是学术纷争。
但刘荣很清楚：黄老、儒、法，乃至于墨、名、纵横、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间，绝不仅仅是‘学术纷争’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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