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汉克斯扮演的拉贝在心中痛苦地悲鸣,没有一个正常的人类能面对这样的泼天祸事镇定自若。

  但他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和魏特琳连夜驱车前往日苯驻金陵总领事馆,作为美国和德国的国际代表出面,将草草写就的抗议书提交外交官福田笃泰。

  后者对他们颇为礼遇,但只能表示外交部门对军部完全无法约束,请原谅。

  拉贝和魏特琳心情沉重地地离开了。

  时至今日,无论是日寇的硬刀子还是软刀子,似乎都已经不是纳粹党徽和国籍可以抗衡的了。

  两人准备回到国际委员会再做商讨,韩湘林开车刚到门口,就见巩莉扮演的金女大的舍监程瑞芳急急忙忙地赶来。

  “华小姐!华小姐!”

  “瑞芳!金女大出什么事了?”

  魏特琳听着她惊恐万状的呼喊心里一激灵,车还没停稳就跳了下来,踉跄了几步被程瑞芳扶住。

  “日苯鬼子来了!是一个两百人的中队,要往学校里闯!”

  拉贝从车上下来,面色阴沉:“明妮(魏特琳),你和程舍监坐湘林的车先赶回去,不要把事情闹大。”

  “我现在就去日苯人的司令部,再。。。再寻他们的长官说说罢。”

  德国人语气中的萧索叫观众们听得心下一沉。

  所有人都知道,这两位善良的国际友人此刻经历的一切,和即将面对的一切,都何其残忍。

  魏特琳在金女大的校长办公室见到了喝茶的鬼子中佐福田永助(冯远争饰),随行有翻译。

  “你好,魏特琳女士,我是谷寿夫阁下领导的第六师团的后勤部长,福田永助。”

  女校长没有好脸色给他:“有什么话你可以讲,但请你进入学校的一百多号人先滚出去!这里是难民营!”

  福田永助哈哈大笑:“我和大日苯帝国其他粗鲁的军士不同,我是京都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学者。”

  “我能安静地坐在这里同你喝茶、谈判,难道还不够有诚意吗?”

  鬼子中佐的言语不疾不徐,皮肤白净,下颌无须,看起来确实同人厌鬼憎的乖张士兵有别。

  魏特琳善良、坚强,但这位远渡而来的传教士还没有太多斗争的经验,试探道;“你要谈什么?”

  “是这样。”福田永助轻叩桌面:“战争让有些人丧失了理智,我感到抱歉。”

  “这主要是因为皇军在紫金山牺牲了很多弟兄,我们在沪上也死了太多人,大家都有情绪要发泄。”

  这位京都大学的高材生声音沉稳有力:“在哲学上,这叫做集体暴力对个体人性的异化,把我们都变成了疯子,这很可悲不是吗?”

  魏特琳不想理睬他的歪理邪说,她不认为那些在抢劫、强健时都秩序井然的鬼子士兵是发疯。

  她强作镇定地看了看表,企图拿自己的国籍取得些谈判利益:“不要绕弯子了,我们美国人喜欢直来直去。”

  “好。”福田永助也站起身:“直观而言,金陵城在我们的统治下在逐渐恢复秩序,如果想安抚我们的士兵,城内的娱乐业就要早日恢复。”

  他的眼神像毒蛇吐信,看向魏特琳和程瑞芳:“你们金女大里,有很多妓女涌入,现在我要带走她们。”

  程瑞芳没有太多文化,心直口快:“胡说!这里没有你讲的那种女人!”

  “别误会,女士。”福田永助依旧彬彬有礼、不厌其烦地跟两人解释,这和一般的鬼子确实不大一样。

  “我们会友好地请她们出来,颁发从业证明,就像在城里发的‘良民证’一样。”

  “我们还会给她们发工资和口粮,一切都会像城破之前一样,井然有序。”

  福田永助唱红脸,他背后一脸凶相的络腮胡子小队长唱白脸:“八嘎!不要再浪费皇军的时间,否则我们的弟兄就要自己搜查了!”

  福田永助一派儒雅风度地下达最后通牒:“女士,这是命令,即便我想袒护你们,也不能违抗命令。”

  “所以,接受吧。”

  魏特琳顿时陷入了天人交战,缺乏斗争经验的她看向了程瑞芳,但后者只是一个不通文字的普通妇女,又哪里能做得了这种主。

  女传教士心中的绥靖主义抬头,无奈道:“你们。。。你们怎么能分辨出谁做过那个行业?”

  “还有,即便她们做过,只要不愿意去,你们不得强迫!”

  这相当于默认了。

  福田永助在心里哂笑,愚蠢的美国人,真的就这么信了自己。

  只不过还不待他回答,金女大校园里就响起了凄厉的叫喊,把观影者吓了一跳。

  冯远争饰演的鬼子后勤部长面色骤变:“我刚刚就讲过,你不要拖延时间。”

  “现在我的士兵情绪无法控制,我也管不了了,我们走!”

  程瑞芳突然反应过来,指着摔门而出的福田永助大骂:“华小姐,这帮畜生在调虎离山啊!”

  台下的西方观众一片哗然。

  福田永助的扮演者冯远争的表演太过优秀,他们天真地以为这位京都大学哲学系的后勤部长,会是个相对讲理、风度翩翩的战争清醒者。

  直到这一刻,看着鬼子后勤部长赤裸裸的下三滥伎俩,都不禁脊背发凉,冷汗涔涔。

  导演路宽在这里安排了一个很荒诞的镜头——

  用低机位去拍摄福田永助和小队长等人在走廊中离去的场景。

  日军质地优良的军靴,在大理石地面蹬蹬作响。

  像是一步步踩踏在他们的心脏上,同金女大里隐隐约约传来的嘶吼、哭喊形成辛辣的对比。

  柏林电影宫里的观影者们坐在舒适柔软的座椅上,却似乎是被踩着的侵略者皮靴下的乱世人。

  银幕上军靴声渐小,画外音传来小队长的疑惑:“阁下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弯?”

  冯远争轻笑了一声,悠悠道:“战争,终有一天要结束的,我们都要回家。”

  “如果有一天,我可爱的双胞胎女儿亚子和千代问起战争的真相,我可以告诉她们。”

  “你们的父亲在战争中,很优雅,很体面。”

  镜头猛得上移,给到哲学系高材生福田永助的儒雅面庞,穿着风衣潇洒地上了军车。

  仿佛正发生在金女大校园里可怖的施暴,与他无关。

  很突兀地,配合着福田永助的离去,电影背景音中响起坂本龙一的《Energy Flow》。

  这段日苯国宝级作曲家的治愈系代表作品,舒缓平和的旋律与福田永助“优雅体面”的自我标榜形成声画对位。

  当舒缓的钢琴音符流淌时,画面却是他指使的鬼子手下,在金女大校园里的奸淫掳掠的暴行。

  这种极致的反差,叫屏幕前的所有人都看得毛骨悚然,又咬牙切齿。

  银幕上凸显一段字幕:

  福田永助,原日苯宪兵队长,被指控参与屠杀及组织奸淫平民,但因“缺乏直接证据”,于1947年6月被释放。

  “艹你妈的小鬼子!”一声清脆的国骂,来自《中国电影报道》的现场记者。

  却代表了现场所有华人的心声。

  而对西方观众来说呢?

  自他们从魏特琳的视角来看冯远争扮演的鬼子军官福田永助起,一直到被压抑的军靴视角践踏,再到听到这番诛心的言论。

  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这一瞬间,这些西方观众眼前浮现出一个个熟悉的日苯友人身影——

  总是西装革履,九十度鞠躬双手递上名片;

  温文尔雅,茶室中的茶道表演行云流水;

  就连吵架红脸都会边道歉边沟通,批评意见都要用“或许可以再斟酌”这样的敬语来包装。

  这些温和、优雅的身影和形象,同此时银幕画面中同样外表和风度的冯远争化为一体。。。

  西方观众们不禁在心中发问,哪一张,才是他们真正的面孔?

  台下王小帅、杜琪峰等华语电影人,再一次拍案叫绝!

  这一幕的叙事层层递进,在冯远争这个角色身上达到了融合和极致。

  有组织地烧杀抢掠,是体现鬼子纯粹的穷凶极恶和丧尽天良;

  拉贝被蒙骗成为刽子手的帮凶,魏特琳因为绥靖主义被调虎离山,是体现鬼子的奸诈狡猾。

  而这些所有的人性之恶,在这一段冯远争扮演的福田永助身上被完美地包装,再一次蒙骗了现场的西方观众。

  当这位京都大学哲学系高材生那温情、儒雅、高知的面纱被戳破,所有人才看清这些畜生,包藏在光鲜外表下的真正祸心!

  特别是福田永助最后和小队长的对话,更加引人深思。

  不乏对日苯人具有好感的西方观众,在脑海中萌生这一个割裂画面:

  一面是福田永助哼着家乡凤冈县的童谣,一脸慈爱地哄自己的双胞胎女儿睡觉;

  一边是他踩着硬质的军靴,命令自己的手下、或者亲自去拿刺刀剖开中国孕妇的肚腹。。。

  这段极其简洁、有力、高效的电影叙事,再一次令西方观众深深地叩问!

  究竟哪一张脸,才是他们真正的面孔?

  台下的马丁因为喜欢黑泽明,很早以前就拜读过《菊与刀》,也算比较了解日苯这个民族。

  虽然好友路宽在电影里讲的是战犯人性中极致的丑与恶,但以他的艺术造诣,还是能从镜头语言和叙事节奏上,品味出这位华人导演更多的用意。

  什么用意?

  让沾血的武士刀与案头插花同框,让京都方言的优雅发音与拷问惨叫交织。

  将这种将日苯传统文化符号与暴行并置,彻底撕碎《菊与刀》的虚伪平衡。

  当金陵大学图书馆的典籍焚起业火,火光映照着墙上日苯军官“和敬清寂”的书法条幅,形成对所谓的日苯美学最辛辣的解构。

  果不其然,在冯远争饰演的福田潇洒离去后,镜头推进,给到沦陷的金女大。

  鬼子们踹开每间寝室的门,把尖叫的女大拖到走廊排成长队,用麻绳捆住站成一排。

  刺刀划开破旧的学生装,纽扣崩落在地,与隔壁琴房被砸烂的钢琴低音键共鸣。

  《女诫》典籍撕碎铺地,惨叫的可怜人被按在散落的书页上施暴。

  墨迹与血渍在宣纸上洇出诡异的梅花纹样,而墙上的“礼义廉耻”匾额正被刺刀劈成柴薪。

  凡此种种,不忍卒睹。

  魏特琳和程瑞芳拼死同鬼子拉扯抵抗,她们两人身形都高大些,魏特琳把自己的美国护照放在胸前,声泪俱下地嘶吼:

  “滚!滚出去!这里是安全区!”

  鬼子的暴行接近尾声,他们虽然不敢枪杀魏特琳,但临走前总要恶狠狠地甩几个耳光的。

  军车轰隆隆地驶离,伴着贼寇的狞笑在风中游荡,夜幕下殊为可怖。

  魏特琳跪倒在金女大礼拜堂的台阶前,十指深深抠进青石板的缝隙,指甲断裂渗出的血珠与台阶上未干的血迹交融。

  镜头中,摩尔扮演的传教士魏特琳,仰头望向漆黑的“历史的天空”。

  那本该是上帝俯视人间的窗口,此刻却如同被泼洒了浓墨的穹顶,连一颗星辰都不肯显现。

  “主啊,这就是您允诺的慈爱吗?”

  她嘶哑的质问,混着血腥气飘散在风中。

  魏特琳一阵筛糠似得痛哭,十字架项链在胸前剧烈晃动。

  勒出的红痕,像极了走廊里那些被吊死的女学生脖颈上的勒痕。

  看着基督徒魏特琳信仰的动摇,台下的熟悉路宽的导演和演员,不免想起一年多以前,他在北美参加《拉里金现场》时的场景。

  拉里金问了一个绝大多数西方人都会问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

  路宽答: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自己的浩瀚历史。

  看看眼前无助涕泗横流,嘴角溢血的传教士魏特琳,又想到中国的英勇将士们在二战的东方战场将日寇驱逐。

  若有所思的观众们这才有些明悟。

  这片历史的天空,从来不曾垂怜弱者,中国人也永远不会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鬼神上。

  唯有凡人举起火把,才能照亮黑暗中的血泪之路。

  魏特琳迅速收拾了心情,和程瑞芳一起组织伤员的救治,用板车将奄奄一息的学生和难民们送到鼓楼医院去抢救。

  镜头切换,来到三线叙事的另一位配角拉贝,他和魏特琳会在鼓楼医院相遇。

  拉贝刚刚回到小粉桥一号的别墅门口,巷子里就跑来求助的难民,声泪俱下地哭诉:“拉贝先生,我妻子被日军捉住了,请您救救他吧!”

  “带路!”刚被司令部拒之门外的拉贝来不及回家,和韩湘林一起跟着难民往巷子深处跑。

  等他们气喘吁吁地赶到,男子的妻子已经惨遭强健。

  妇人露出青紫的皮肤,手指在墙面上抠出血痕,因为不遗余力的反抗,她右半边头皮被军刀削去,裸露的头骨在煤油灯下泛着森白的光。

  丈夫绝望地大吼,摒弃了心中的恐惧和怯弱,疯狂地扑上前去,被另一个刚穿好裤子的鬼刺了个对穿,当即身亡。

  拉贝看得目眦尽裂,他从进门开始甚至连一句话都还没讲,就看着两个中国人惨死在自己面前。

  柏林电影宫里已经陷入了很久的死寂,随即是此起彼伏的抽泣和压抑的呜咽。

  马丁·斯科塞斯的金丝眼镜滑到鼻尖,镜片上倒映着男子被刺刀钉在墙上的画面。

  他无意识地去扶,却摸到自己满脸冰凉的泪水。

  从金陵陷落,长江血月开始的这个插叙历史记述,给观影者带来的精神刺激太大。

  可这一段,却是导演路宽不得不写、不得不拍、不得不放的。

  这是真实的历史,也是继揭开日寇奸诈狡猾的本质后,对他们无底线的兽性的呈现。

  两个鬼子士兵不敢对拉贝如何,互相勾肩搭背狞笑着走远。

  “她好像还活着!”韩湘林发现血泊中的妇女似乎还有一口气,不等拉贝吩咐,就径直抱起赶往车边。

  二人将妇女送达同处于安全区的鼓楼医院,还没等急救医生威尔逊着手施救,她就咽了气。

  拉贝已经麻木了。

  他行尸走肉般地跟着威尔逊去看其他难民营送来的伤员,突然发现金陵神学院的牧师马吉也在,似乎背对着他们在操作着什么。

  “马吉?你在做什么?”

  牧师马吉回头,直面镜头。

  观众们都认出来这是邵子平联系并征集证据的的大卫·马吉的父亲,约翰·马吉。

  又一位能够证实大屠杀罪行的历史人物出现了。

  神情凝重的马吉牧师拿着一个16毫米的家用摄像机,正对着每个床的死者、伤者拍照:

  “我要把他们记录下来,日军不允许我们拍照,就是怕他们的暴行被世界知道。”

  “我们要把这里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向外界控诉他们的残忍暴虐!”

  金陵红十字会会长许传音推门而入,看见以往总是把头发梳地一丝不苟的拉贝、此刻凌乱憔悴的面容先是一愣。

  随即急切道:“拉贝先生,马吉牧师,新路口有一家被鬼子杀害,两个孩子被埋在废墟下面。”

  “我回来找人帮忙,你跟我去摄像留下证据吧。”

  拉贝拉着马吉就往外奔:“走,坐我的车去,湘林,再叫些人!”

  “是!”

  新路口不是后世的新街口,确切位置在现在的金陵中华门东侧。

  这一区域在1937年属于金陵城墙内的居民区,靠近中华门瓮城,是日军入城后实施暴行的重点区域之一。

  拉贝的汽车急刹在中华门东侧的废墟前,浓烟正从炸塌的民房梁柱间渗出。

  马吉的摄像机刚开机就剧烈晃动,他被眼前的惨烈惊呆了,几乎拿不住摄像机。

  镜头里,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被压在断裂的屋梁下,左腿呈诡异角度扭曲。

  他身旁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小女孩,手里还攥着小块沾满砖灰的米糕,那是灾难降临前最后的甜蜜。

  见有人过来,男孩豆大的泪珠混着额头的血水滚落,眼睛里写满了惊恐。

  红十字会长许传音痛苦万分地蹲下身子,用自己的外套给寒冬中的小男孩披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来救你的。”

  小男孩将信将疑地看了眼拉贝、马吉等洋人,还是选择伸长手臂指向身旁,却让压着的木梁又陷深几分,疼得小脸煞白。

  “救我妹妹!”

  “她怎么了?”

  “那些人拿刺刀戳她,求你们救救她吧!”

  许传音温声道:“好,好,放心孩子,没事的。”

  他在寒风中忍不住掉下泪来,引得现场观众的抽泣声也越发地大了。

  马吉仍旧颤抖着手摄像留证,韩湘林按照拉贝的吩咐叫人过来帮忙,后车在巷口等鬼子离开才敢开进来。

  这会儿大家都一拥而上,将断壁残垣下的兄妹救出,紧赶慢赶回到鼓楼医院。

  拉贝和魏特琳在门前相遇,后者听说连孩子都惨遭毒手,又是一阵精神恍惚。

  西方观众们看到摩尔扮演的魏特琳,习惯性地想在胸前划十字又戛然而止的模样,心里都是五味杂陈。

  这是前面魏特琳跪地祷告无果后,第二次暗喻她信仰动摇的细节了。

  王小帅在心里暗暗思忖,这应该是导演路宽继通过苏珊,对西方社会的傲慢与偏见的批判之后,又一个关于信仰话题的驳斥。

  马丁·斯科塞斯自然也捕捉到了这个细节,他被称为“电影社会学家”,对好友路宽的这些讽喻一看便知。

  事实上,在奥斯维辛等残酷惨烈的二战灾难之后,西方社会的信仰也是经历了很大动荡的。

  奥斯维辛的神学家幸存者西奥多阿多诺直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上帝是不存在的。

  包括1966年的《时代》周刊封面以“上帝死了吗?”为题,总结战后神学思潮,引发了全民辩论。

  鼓楼医院的急救室塞满了人,刚刚救回来的男孩被送进了手术室,必须要截肢才能存活。

  小女孩伤势相对较轻,威尔逊掀开她的薄薄的衣衫下摆开始救治,三道触目惊心的刀伤已经开始结疤。

  现场只有许传音是中国面孔,他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女孩被冷汗浸透的额头。

  女孩约莫八九岁,瘦小的身躯裹在染血的粗布衣衫里,枯黄的发丝黏在苍白如纸的脸颊上,一双本该清澈的大眼睛里布满血丝,瞳孔剧烈收缩着,仿佛还倒映着那场人间炼狱。

  “小囡,你家里发生了什么,能跟我们讲讲吗?”

  牧师马吉把摄影机开机,凑近了些想要拍摄,床上小女孩的身体突然剧烈扭动。

  “不要杀我!不要!”

  女孩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瘦弱的身躯像受惊的小兽般蜷缩成一团。

  她疯狂挥舞着双臂,指甲在许传音的手背上抓出道道血痕,却仍死死盯着那个“枪口”,浑身战栗如筛糠。

  银幕上的魏特琳和台下的观影者们一起放声痛哭起来,她冲过去抱住了女孩,拿带着口音的汉语耐心地安抚她。

  这位华小姐跪坐在染血的床榻边,将女孩颤抖的小手轻轻拢在自己掌心,又掏出一块桂花糖撕开塞进她的嘴里。

  也许是嘴里的甜叫她放松了警惕,也许是在这个胖胖的阿姨怀里给了她安全感,小女孩开始讲述几乎被日寇灭门的遭遇。

  “我。。。我叫夏淑琴。”

  “中午有人敲门,爸爸去开门,一看是日苯兵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开枪打死。。。”

  镜头给到牧师约翰·马吉的手持摄影机,在他的镜头里,小女孩夏淑琴的哭诉慢慢定格。

  已经被此前几个绝妙转场征服的观众们驾轻就熟,看着刚刚病床上的女孩,变成了眼前六十多岁的老人。

  刘伊妃扮演的张纯如就坐在她的身边,拿着笔记本艰难地记录着。

  至此,王小帅算是读懂了导演路宽的叙事节奏。

  从长江上的血日开始,在这一整个讲述真实“大屠杀历史”的长段剧情中,他先是着重描绘了日军的残忍、暴虐、狡诈、伪装。

  再通过各种递进的电影叙事,把鬼子的形象和历史场景钉在观众脑海里的同时,通过这样一个转场,来证明叙事的真实性。

  通过张纯如采访的真实幸存者,通过约翰·马吉记录的真实影像资料。

  大银幕上夏淑琴老人掀起自己的衣襟,露出的三道一模一样的刀疤,和吉镜头中的老照片如出一辙。

  历史,不容否认,不容诋毁。

  这是本片最大的叙事和拍摄目的之一。

  大银幕上,刘伊妃饰演的张纯如与夏淑琴老人相对而坐。

  老人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掀起藏青色棉布衬衫,露出腰间三道泛白的疤痕。

  那疤痕如同干涸的河床,在苍老的皮肤上蜿蜒出1937年的血色记忆。

  夏淑琴老人嘶哑着声音讲述:“我家住在中华门的新路口。”

  “那天中午,大概有三十多个日苯兵冲到我家来,我父亲求饶不成被枪杀。”

  “我母亲姓聂,她还在给怀里一岁的妹妹喂奶,顾不得管我们,躲到了桌子底下。”

  “日苯兵把她拖出来,妹妹被活生生地摔死。”

  “我母亲被轮健后刺死,外祖父聂佐成、外祖母聂周氏为保护16岁的大姐夏淑芳和14岁的二姐夏淑兰,被日军枪杀。”

  “两位姐姐同母亲一样罹难,死前还被插上了木棍。。。”

  夏淑琴讲到这里已经有些麻木,断断续续地交待完了一家九口最后的命运。

  即便已经在法庭、记者、学者面前无数次重复这段血色回忆,夏淑琴老人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大银幕上的刘伊妃,和大银幕下的刘伊妃,同时泪崩。

  电影的戏剧张力和情绪铺垫在这一刻达到极致,哭泣声从不同角落涌上来,像冬夜的潮水漫过沙滩。

  整个柏林电影宫内化作一片泪海。

  镜头推进,给到张纯如的扮演者刘伊妃特写。

  她并未夸张地放声痛哭,而是先有一个细微的吞咽动作,喉头轻轻滚动,仿佛在强忍翻涌的情绪。

  当老人讲述妹妹被摔死的瞬间,刘伊妃的左手无意识地攥紧了笔记本边缘,指节发白却保持稳定。

  右手则悬在半空,呈现出想要安抚又不敢贸然触碰的克制。

  最动人的是声音的处理。

  在老人哽咽停顿时,刘伊妃用几乎气声的语调问出“后来呢?”,这三个字的尾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既推动叙事又饱含共情。

  这种表演不靠煽情,而是通过呼吸节奏、微表情和恰如其分的沉默,让观众看到一位学者如何用专业态度承载历史之重。

  克制而又细腻。

  在场的专业导演、演员,评审会成员们都微微颔首,惊叹于这位年轻的华人女星,在这一段中的演技卓绝。

  他们想到了张漫玉。

  张纯如和杨夏明、段月萍等人从夏淑琴家离开了。

  一连几天,张纯如、杨夏明、段月萍等人走访完了剩余的幸存者,获取了大量一手采访资料、照片、录音。

  这些都是她的有力武器。

  西苑宾馆的会议室中,几位教授正和张纯如密切配合,整理采访资料和图书馆资料。

  因为张纯如听不懂金陵方言,便由本地人杨夏明教授先翻译成英语,她再记录到电脑上。

  会议室的吊扇呼哧带喘,吱呀吱呀的牙酸声叫人听得烦躁。

  张纯如全神贯注地敲击键盘,突然在一段惨不忍睹的口述中停滞。

  她走到窗边,解开一颗衬衫上的纽扣,大口地呼吸着窗外雨后的新鲜空气。

  此刻的刘伊妃贡献了她体验生活时的真实感受——

  那时的她,和历史上的张纯如一样,都被这些残忍血腥的历史压得快要窒息。

  舒缓了一阵,张纯如定了定心神,突然转头对杨夏明等人道:“各位教授,我想等这本书写完,就去读法律,请你们在国内支持我。”

  “我将来要代表幸存者们同日苯政府打官司,替他们争取应得的赔偿。”

  大家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生在美国的中国姑娘,不知道她怎么突然冒出这句话。

  这一段,是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在女儿自传里的叙述——

  华裔女作家想起走访的这些幸存者们家徒四壁、艰难度日的悲惨,不由得神情悲愤:

  “这不公平!那些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至今仍享受着丰厚的养老金,而幸存者们却在贫困和伤痛中挣扎。”

  “日苯政府只需拿出他们军费预算的零头,就足以抚平这些伤痕,总得有人为正义发声!”

  杨夏明叹气:“他们至今都没有为此大屠杀正式道歉过,更不要提赔偿了。”

  “纯如,你的心情我们理解,但这件事的确太困难,右翼都是一群没底线的疯子,你要当心。”

  张纯如的眼神清澈明亮:“国内放弃了赔偿,西方人也漠不关心,那就只有我们这些身体里淌血同宗血脉的华人来做。”

  “我是美国籍,国籍就是我的保护色,那些丑陋的右翼不敢拿我怎么样。”

  一个过肩的特写给到站在窗边的张纯如。

  银幕前的各国观众都从扮演者刘伊妃身上明显地察觉出,此刻的她就像一柄淬火的利刃,带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刺破历史的迷雾。

  王小帅、杜琪峰等华人导演都不禁坐直了身体,他们知道人物性格和心态的下一个蜕变到来了。

  这是电影叙事语言暗含的线索与脉络:

  幼年时在爷爷怀里,阁楼窗外一束光在云层后将破未破;

  耶鲁大学图书馆中,那束光冲破了哥特式图书馆的穹顶,却仍旧微弱。

  再次出现在镜头中的张纯如和西苑宾馆会议室的窗前——

  雨后的云层被阳光撕开一道裂缝,金色的光束如利剑般斜插进室内,将张纯如的侧脸分割成明暗交错的剖面。

  这束光比耶鲁图书馆时更为强烈,却又不同于童年阁楼里那种朦胧的期待。

  它带着穿透历史迷雾的锐利,在会议室的木质桌面上投下细碎的光斑,仿佛散落的史料碎片终于被串联成篇。

  张纯如结束了在金陵的采访回国,她开始一边搜寻更多的资料,一边撰写大纲。

  匆匆回家跟父母、丈夫见面后,张纯如一刻也不停地前往莱茵镇的邵子平住处。

  “我从金陵图书馆复印的资料中,发现了德国政府发往金陵的外交照会,曾多次要求拉贝回国。”

  “但是拉贝最后的结局,好像从没有人再提及过,你了解吗?”

  邵子平听得一愣,拉贝的大名所有人都知道。

  特别是约翰·马吉的儿子提供的胶卷和影像资料里,有相当多他的镜头。

  “我听马吉讲,拉贝回国前,曾经承诺一定会将真相向戈林和希特勒汇报,但之后一直杳无音讯。”

  “你觉得他会不会。。。”

  张纯如懂邵子平的意思——

  拉贝回国后,也许因为寻求自保,放弃了对金陵人民的承诺。

  但她觉得没有这么简单,仅从马吉父亲留下的证据中能看出,他同魏特琳一样都是极善良的国际友人。

  在残暴的日寇面前都不曾屈服,回国后又怎么会。。。

  张纯如倒吸一口凉气,她突然想起一个可能性:“邵博士,你在德国读过书,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

  “拉贝的纳粹党身份在二战后被清算,他迫不得已躲起来,或者受到迫害呢?”

  邵子平沉吟道:“有这个可能,不过纯如,你写金陵大屠杀,也许没必要探究这么多,毕竟已经过去五六十年了。”

  张纯如很坚持:“我列的提纲中,对魏特琳、拉贝、马吉等人的命运都会有交代,无论是好是坏。”

  台下的懂行的观众们听到这句话,再预估电影的播放时间,知道这是要收线了。

  从张纯如开始,插叙的关于拉贝和魏特琳两位重要历史见证者的登场。

  历史叙述结束,下面仍然从她的视角,去叙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退场。

  镜头调转,张纯如几经辗转拜访了约翰·马吉的后人和史学家,都没有得到半点关于拉贝的消息。

  她回到住处,坐在电脑前给邵子平在德国读书时期的历史学家朋友发去邮件:

  “尊敬的玛莎教授,欣闻您曾协助过邵博士关于1937年发生在中国金陵的日军大屠杀事件研究。”

  “是时,曾有西方代表在日军破城之前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德国人拉贝,请您帮我在当地寻找他的后人。。。”

  大银幕上的张纯如开始了每天写作的生活,偶尔会查看一下邮件和手机,焦急地等待着拉贝后人的消息。

  直到邵子平惊喜地通知她,德国方面帮助联系到了拉贝的外孙女,也即现在正坐在台下的厄休拉·拉贝。

  更关键的是,厄休拉·拉贝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其振奋人心的消息!

  “我翻译了厄休拉传真来的德语资料,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关键。”

  “拉贝回国后曾被特务扣押,他在家信里说‘保存好我的日记,不要让人发现它’”

  张纯如大喜过望,猛得起身带倒了咖啡,顾不上被烫红的手背,第二天就订票飞赴德国。

  镜头没有详细地交待她和邵子平在德国拜访厄休拉·拉贝的过程。

  而是直接推进了时间线,镜头转到1996年12月12号下午2点30分举办的,纽约的《拉贝日记》面世新闻发布会。

  纽约金陵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出面,花费600美元在洲际大饭店租了一个厅,吸引了以华人媒体为主的各国人士采访。

  大银幕上,是新闻发布会的真实录像,经过电脑处理、合成,巧妙地融入了电影中。

  一组快速剪辑的镜头闪过,《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人报》等各个国家的主流媒体都以头版头条的形式刊载了这条新闻。

  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拉贝日记》重见天日,全世界为之轰动!

  国内金陵的教授们给张纯如打去电话,鼓励和支持她艰苦卓绝的努力,又提供了更多新收集的历史资料。

  洲际酒店的房间内,张纯如打开了录音笔,面前坐着厄休拉·拉贝。

  开始探究、也是带着观影者们探究拉贝的结局。

  银幕左上角字幕浮现:1938年2月20号。

  日寇在金陵的屠杀,从1937年12月13号,持续到1938年的1月上旬。

  此刻再出现在屏幕中的拉贝,突然像老了十岁。

  他坐在金女大的校长室内,和对面的魏特琳在临别前最后一次聚会。

  “明妮。。。”

  “叫我华小姐,我喜欢这个名字。”镜头在给到魏特琳,观众又是一阵惊呼。

  同再次出现在镜头里的拉贝扮演者汉克斯类似,摩尔起码瘦了一圈。

  加上之前的刘伊妃,真是个极其敬业的剧组。

  “好,华小姐。”拉贝露出久违的笑容:“我有严重的糖尿病,元首和政府也一直发来电报,我想我要回国了。”

  “我走之后,请你继续主持委员会的工作,尽力保护难民和学生们。。。”

  魏特琳感动地点头,两位国际友人亲切拥抱,一时间都潸然泪下。

  她送拉贝出门,巩俐扮演的程瑞芳走了过来:“拉贝先生,难民营的妇女们想跟拉贝先生道别,你要见见吗?”

  “好的。”

  几人来到金女大的科学楼前,面前的场景震撼了银幕前的观众:

  三千多名难民,其中大多是拉贝帮着救助的金女大的姑娘,齐齐跪在地上失声痛哭。

  “拉贝先生,求求您不要走!求求您不要抛下我们!”

  拉贝讲了几句话,抹着眼泪离开,在金女大门口又被闻讯赶来的妇女们拉住了西装,极力挽留。

  在乱世人的心中,魏特琳和拉贝两位外国人,几乎就是她们的救世主。

  在德国政府的强令下,拉贝最终还是回国了,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一起送他到金陵下关的英国“蜂蜜号”炮艇上。

  一城血泪送君还。

  晨间起了江雾,拉贝回首这座血染的古城,老泪浑浊,喉结滚动着却说不出告别。

  他颤抖的手指紧攥船舷,指甲在木板上刻出深深凹痕,仿佛要把这座城的苦难都攥进掌纹。

  画外音响起这位国际友人此刻的复杂心绪:

  金陵,你何时才能从苦难中解脱?

  同样是之前那个悬着血日的天空,一束微光穿透雾色,似有似无地回应着他。

  画面迅速地交代着拉贝回国的场景,一间电影院的银幕上放映着拉贝带回去的约翰·马吉的胶片。

  突然两个盖世太保闯入将他带走,在位于阿尔布雷希特的盖世太保总局审讯了五个小时。

  他们警告拉贝:不允许你破坏同盟友日苯的关系,那是对国家利益的危害。

  拉贝在西门子公司的朋友卡尔交了保释金接他出来,但从拉贝愤愤不平的面色上看,显然他没有打算就此罢休。

  几天后,拉贝带着一个中国女孩回家,高兴地向妻子和孩子们介绍:

  “这是西门子公司弱电流实验室的何泽慧,是我在回国后认识第一个中国人,今天请她来做客。”

  苏畅客串的何泽慧同拉贝的家人笑着打了招呼,厄休拉·拉贝对这个中国女孩尤其亲密,因为她跟着祖父在中国生活过几年。

  拉贝请何泽慧进了自己的书房,他邀请这位华人女科学家做客,也是另有目的。

  “这是我1937年到1938年在金陵记录的日记和照片,你先看看吧。”

  何泽慧不明所以地翻看,如同张纯如当初见时一样瞬间色变。

  她捧着惨绝人寰的照片和文字,看着罹难的同胞们,哭得痛彻心扉。

  听着拉贝的讲述,她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穷尽自己毕生的力量建设祖国,不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镜头虚化,字幕介绍起这位女科学家的身份——

  何泽慧,1914年出生于苏州“五世翰林”的何氏家族。

  中国核物理与高能天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钱三强院士的夫人。

  她曾在自传中写道: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在此后纽约举办的《拉贝日记》面世发布会上,她积极出席,证明自己的确在1938年见过这本日记和相关胶片资料。

  就是源于今天这场聚会。

  银幕上的时间跳转,1948年,正值第一次柏林危机。

  此时整个柏林物资紧缺,口粮分配不足,算得上饿殍遍野了。

  镜头中出现一个瘦弱的男人的身影,正是穷困潦倒的拉贝,电影宫里的观众们几乎不敢认他。

  扮演者汉克斯这段在柏林的戏份,比之前整整瘦了35斤。

  拉贝拎着篮子去往郊外采摘野菜和野果,路上偶尔有饿晕倒地的人,生死不知。

  他有心救助弱者,但想到自己的家人,最疼爱的小孙女厄休拉还翘首以盼自己带回去的食物,只有狠狠心视而不见。

  但令拉贝惊奇的是,回家后妻子递给他一封瑞士寄来的信和包裹单,没有写名字,但物品一栏写的是食物。

  拉贝好奇地打开信件,时任金陵市长沈怡的画外音响起。

  “金陵人民永远铭记您在1937年寒冬中,以血肉之躯守护25万同胞的义举,您的善行使这座城市免于彻底毁灭。”

  “悉闻近况,已委托瑞士友人采购奶粉、香肠、面包、牛肉等食品四大箱,即日经中立国转运至柏林。”

  “贵国时局动荡,如不弃,请携全家来金陵安度晚年,将为您提供住所与医疗保障,以偿厚恩。”

  “盼复!盼复!”

  拉贝捧着信纸的双手不住颤抖,泪水模糊了视线。

  这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1937年的金陵寒冬。

  那些在安全区日夜奔走的疲惫,那些与日军周旋的惊险,那些在绝望中坚守的希望,全都化作此刻滚烫的泪水。

  情深意切的盼复,照亮了他内心最深处的孤独。

  拉贝紧紧攥着信纸贴在胸前,仿佛这样就能触碰到那座朝思暮想的城市。

  他知道,自己那些在战火中的付出,从未被遗忘。

  这份来自东方的感恩,比任何勋章都更让他感到作为一个人存在的价值。

  拉贝没有负了金陵人民,金陵人民也没有负他。

  看到这里的王小帅等华人导演,心里突然有一丝明悟。

  如果整部电影通过张纯如著书立说延伸出的三条线,在上半部分的主题是绝望;

  那从张纯如发现《拉贝日记》开始,包括后面她的成书和魏特琳线的结局,主题就是救赎。

  他把日寇的嘴脸撕得血淋淋摆在观众面前,让所有人看到人性之丑、之恶;

  又通过张纯如、拉贝、魏特琳三位正义天使,来完成对历史、对人性的救赎。

  绝望是这段历史的底色,但救赎是人性的选择。

  拉贝线至此结束。

  时间来到了1997年11月,香槟城家中的张纯如兴奋地收到两本《金陵大屠杀》的样书。

  编辑苏珊打电话过来恭喜她,并通知:

  11月14号到12月19号会有为期一个月的图书签售,她已经帮这本书争取到了《新闻周刊》的书摘合同。

  所谓书摘合同,就是发行量冠绝全美的《新闻周刊》,将会在《金陵大屠杀》中选段刊载,用以吸引读者,进行前置性宣传。

  这样在后续的发售时效果会更好。

  张纯如认真地选取了自认为的书中精华,通过邮件发送给《新闻周刊》的编辑汤姆·马林斯,在得到确认回复后欣喜若狂。

  距离她心中的目标,通过这本书澄清历史,为正义发声的目标又更近了一步。

  刘伊妃扮演的张纯如坐在家里的电话前,给邵子平、丁元、汤美如、杨夏明、段月萍、孙宅巍、厄休拉·拉贝等等,所有曾经给过她帮助、关心这段历史的同行者们通知了喜讯。

  看着银幕上笑靥如花的张纯如,台下的观众们都大差不大地猜到。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面要出意外了。

  果不其然,隔天的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张纯如在电话中气愤地质问马林斯:“为什么要缩版?”

  马林斯欲言又止,只能苦劝:“不缩版,可能就要撤版,这是董事会的决定,我也没办法。”

  张纯如似乎猜到些什么,循循善诱道:“汤姆,告诉我真相,我不会为难你。”

  “不然我就去《纽约时报》登报,控诉你们的出尔反尔!”

  这时候的张纯如在美国文坛已经小有名气。

  特别是她撰写《金陵大屠杀》的过程,去年出席的纽约《拉贝日记》发布会,都引起了轰动,获得了很多华人群体的支持。

  马林斯受夹板气,无奈悄声暗示她:“《周刊》最大的广告金主,一个是丰田,一个是索尼。”

  说完就挂了电话。

  张纯如怔怔地听着电话中的盲音,一颗心沉到了谷底。

  90年代的鬼子经济排名世界第二,在北美各个产业的影响力都很大。

  加上已经盯上她的右翼势力,张纯如想要发声,似乎也没有太好的出路。

  聪慧的华裔女作家想到一个主意,她在丈夫道格拉斯的协助下,把关于此事的前因后果写成短评,投向了《新闻周刊》的竞争者们。

  首先是华人家族郑家创办的《纽约邮报》,有一就有二,很快《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也猎奇似地响应。

  张纯如这位就读于香槟分校新闻系的华裔女作家,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个人炒作,《新闻周刊》虽然最终还是向丰田等企业屈服,但她的目的已经达到。

  从北美到欧洲、亚洲,张纯如成为了华人的女英雄。

  很快她的《金陵大屠杀》开始出版,纽约的签售仪式前排起了长队。

  银幕上,刘伊妃饰演的张纯如站在纽约书店的签售台前,柔和的灯光映照着她略显疲惫却坚定的面容。

  她手中的钢笔在书页上沙沙作响,每一笔签名都仿佛承载着历史的重量。

  排队的人群中,有白发苍苍的华人老者,他们捧着书的手微微颤抖,眼中噙着泪水;

  有年轻的亚裔学生,神情肃穆,像是接过一份沉甸甸的使命;

  甚至还有犹太裔和非洲裔的读者,他们翻阅着书页,神情凝重,仿佛在书中看到了自己民族的影子。

  台下的观众们精神振奋,前半阙的窒息感从拉贝线开始就一直在释放,这种类似“劫后余生”的舒畅令人愉悦。

  张纯如的书火了。

  苏珊所在的哈铂柯林斯出版社,敏锐地察觉到《金陵大屠杀》巨大市场潜力。

  这种种族和历史题材,让他们看到了当初《辛德勒的名单》带来的疯狂热议。

  在专业的媒体和图书运营下,基于北美华人群体的热情邀请和声援,张纯如开始了从洛杉矶到各洲的签售和专访。

  旧金山史维会、金陵大屠杀索赔联盟、加拿大和枫会、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无数的相关组织和历史学术机构邀请她去交流、演讲。

  2月初,刚刚结束芝加哥签售的张纯如接到苏珊的电话。

  “Iris,《金陵大屠杀》已经攀升到《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第11位了!”

  芝加哥图书馆窗外寒风呼啸,她却感到一股灼热的浪潮从心底涌起。

  就像拍这部电影的路宽一样,他们从来不在乎作品能换来多少收益。

  这样的严肃题材作品,能在登上畅销榜的高位,实属不易。

  这颗赤子之心追求的是影响力,要让更多的人看到、知道这段历史,才是成功。

  她站在芝加哥图书馆的窗前,指尖轻轻抚过《拉贝日记》的扉页,纸张的触感像电流般穿透身体。

  呼啸的寒风与书页间翻涌的历史热流形成奇异的共振。

  那是三十万冤魂的呐喊,是长江水冲刷不去的血痕,此刻终于通过她的笔尖获得了声音。

  她的眼眶发烫,视线模糊中仿佛看见爷爷张迺藩坐在摇椅上对她微笑。

  老人浑浊的瞳孔里映着1937年太仓燃烧的米仓,而她手中的钢笔正将那些飘散在历史尘埃里的火星重新聚拢成火炬。

  那些在档案馆泛黄的纸页间蛰伏了六十年的亡魂啊,即将等到属于他们的正义审判!

  此刻台下心情极度释放和轻松的观众们,已不知不觉落入了导演的叙事陷阱。

  只不过他们以为的一帆风顺,哪里又有这么简单。

  日右翼在北美的势力开始了疯狂的舆论反扑,一如当初真实世界的刘伊妃受到的攻击和骚扰。

  《华盛顿邮报》的“中立评论员”突然刊文质疑《金陵大屠杀》的“数据夸大”,称“30万死亡人数缺乏严谨档案佐证”,却对书中引用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视而不见;

  丰田、索尼等日企的北美公关部紧急致电合作媒体,暗示“过度报道历史争议可能影响商业关系”,各大媒体纷纷撤下书评,换上一则日苯料理文化的软广;

  右翼学者在智库报告中将大屠杀称为“战争中的不幸事件”,并“遗憾”张纯如“被仇恨蒙蔽”,甚至搬出广岛原子弹的受害者照片,试图模糊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界限;

  极右论坛“真相研究会”得知张纯如的家庭住址,信箱里开始出现剃刀片和染血的《靖国神厕导览册》,电话里机械的日语录音重复着“あなたは嘘つきだ(你是骗子)”;

  日苯驻美领事馆的“文化参赞”以“学术交流”名义约见美国大学历史学教授,私下递上“修正史观”的资助项目,要求他们公开质疑书中“百人斩”报道的真实性;

  更令人作呕的是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孙女东条英布子,暗中资助了一部名为《骄傲》的电影在鬼子本土上映。

  影片否认了大屠杀的存在,明里暗里为畜生东条英机进行洗白,引起了亚洲国家的极大愤慨!

  短短两个月,风云突变!

  包藏祸心的反对者高潮,发生在1998年5月。

  日苯驻美大使齐藤邦彦,配合着右翼势力在北美的搅动风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他声称,张纯如的《金陵大屠杀》是“非常错误的描写”,且日苯政府已通过教科书和官方声明“多次道歉”。

  齐藤的发言并非单纯的外交表态,而是日右翼与西方利益集团合谋的历史修正主义行动。

  企图通过政治权力、资本操控和媒体话语的三重绞杀,将张纯如的真相揭露扭曲为“争议”,最终实现对大屠杀叙事的系统性篡改。

  这是他们一贯的丑恶嘴脸!

  看到这里,台下部分的西方观众已经感到作呕!

  这不就是电影中的福田吗?

  一个披着人皮的畜生!

  压力给到了张纯如,她知道自己必须站出来发声。

  她深知若保持沉默,这段历史将再次被掩埋,三十万冤魂的正义将永无昭雪之日。

  唯有持续发声,才能撕破西方对亚洲苦难的“选择性记忆”,迫使国际社会正视日军与纳粹同等的反人类罪行。

  张纯如直接联系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主流媒体和电视台,在1998年7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大银幕上,刘伊妃扮演的张纯如站在镁光灯下,目光如炬,声音沉稳有力。

  “如果齐藤邦彦大使认为我的书有大量的失实之处,那我愿意同他在全国性的电视台进行公开辩论。”

  “在此请记者朋友们表达我的立场,如果大使先生不敢应邀,就请停止你的言论,并道歉!”

  张纯如的新闻发布会如同一枚核弹,只不过这次没有落在鬼子本土,而在北美舆论场掀起了滔天巨浪。

  镁光灯下那个身着素色套装的华裔女子,以笔为剑的姿态让所有人意识到,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学术争论,而是一个普通人对国家机器的宣战。

  正如她在日记里所写:当所有大门都关闭时,真相会从窗缝里渗进来。

  此刻这扇窗,正被张纯如用血肉之躯,抵在历史与遗忘的悬崖边缘。

  《历史的天空》的叙事节奏极复杂,明暗线依靠转场交替前进,在下阙开始逐条补齐。

  但总体而言,电影宫的观众们都清楚,张纯如和齐藤邦彦的电视辩论将会是最后的高潮了。

  可按照电影的叙事结构,魏特琳条线的结果会什么时候交待呢?

  剧情往前推进,很快给出了答案。

  1998年11月,香槟城的深秋。

  窗外的枫叶早已凋零殆尽,枯枝在寒风中颤抖,发出细碎的呜咽。

  张纯如坐在书桌前,台灯的光晕在桌面上投下一圈惨白,映照着她憔悴的面容。

  距离与齐藤邦彦的电视辩论只剩下不到一个月,她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像一团纠缠的荆棘,刺得眼睛生疼。

  右翼的骚扰从未停止。

  深夜的恐吓电话、信箱里的死亡威胁、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谩骂。

  她甚至不敢拉开窗帘,生怕窗外某处藏着一双监视的眼睛。

  母亲张盈盈知道女儿的精神压力不小,推门进来,将一个包裹轻轻放在桌角。

  “纯如,休息一会儿吧,看看书迷的信。”她的声音轻柔,却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

  张纯如抬头,勉力挤出一丝笑容:“妈妈,我压力很大。”

  旋即又长舒一口气自我鼓励:“不过快了,我很期待把齐藤邦彦驳得哑口无言的场面,我要让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张纯如回身在母亲身上靠了一会儿,待她走后,捂着脸深呼吸了几口,随即拆开了包裹。

  似乎只是惯常的一次回信,她很珍惜书迷们的热爱。

  坚强如她,也需要志同道合的支持者。

  那是灵魂的慰藉。

  镜头前,女主角刘伊妃的表演非常自然。

  高清镜头怼脸,镜头里是她几乎素颜状态下的皮肤,细腻但不乏瑕疵。

  剪刀划开胶带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纸箱敞开的刹那——

  一张张照片滑了出来。

  她的瞳孔骤然紧缩。

  照片上,一把锈迹斑斑的刺刀贯穿婴儿的胸口,而婴儿的脸被拙劣地替换成她孩子的模样。

  血红的英文标语像毒蛇的信子:“Penalties for perjurers!(对作伪证者的惩罚)。”

  张纯如被突如其来的恶意惊吓得趔趄倒地,重重地撞在橡木桌边。

  所有人心里一顿,看着大银幕上的张纯如似乎根本忘却了头部的剧痛,有气无力地伸手去够药瓶。

  这是心理医生给她开的精神类处方药,用于镇定。

  于是特写镜头里出现了似乎在神经般抽搐的小拇指。

  指节因为刚刚照片的刺激和处在崩溃边缘的精神状态,像是弹钢琴般地敲击在橡木桌面,只不过节奏异常地错乱。

  神经官能的紊乱,很快就传递到整个手掌,变成了不受控制的混乱节拍。

  当指尖终于触到塑料药瓶时,张纯如突然泄了力气,瓶子咕噜噜滚向阴影里,消失在了画面中。

  她苦笑着放弃了,想开口喊母亲帮忙,却只能从嗓子里挤出难听的咳痰声!

  “呵。。。”

  她的脸色倏然涨红,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可怖的事实。

  白皙秀美的面容上,青紫色的血管因为激愤和恐惧若隐若现,像瓷器被冰锥刺出的裂痕,沿着苹果肌蜿蜒至唇角。

  恐惧像冰水灌进肺里,她死死掐住自己的脖子,指甲陷进皮肉。

  镜头没有直接拍她,而是让张纯如出现在书房的镜子里。

  嘴唇无声地开合,却只有嘶哑的气音,像一条搁浅的鱼。

  马克杯被撞翻,褐色的茶渍在睡裤上洇开,变成了蔓延的污血。

  张纯如盯着那片污渍,突然想起《魏特琳日记》里那个被刺刀挑起的女婴。

  历史与现实在这一刻重叠,而她似乎要被被困在永恒的噩梦里,连尖叫的权利都被剥夺。

  张纯如的母亲听到动静推门进来:“纯如!”

  华裔女作家心如死灰地抬头,对母亲露出一个干涩的笑容,眼角蓄积的泪水簌簌掉落。

  中国女演员的精湛演技让现场所有人看地暗暗心惊,但联想到刘伊妃本人曾经真的罹患失语,又不免感慨一句天道酬勤。

  张纯如一家陷入了绝望。

  还剩三个星期就要对敌齐藤邦彦,如之奈何?

  华裔女作家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静静地待了一个下午,为了不叫家人担心,再推门出来时已经面带着微笑了。

  张纯如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丈夫和父母:

  即便不能讲话,我还有笔,还有你们,我甚至可以现在就学手语。

  不要担心,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

  她又回到了自己的书房,翻开手记写了两句话鼓励、开导自己,却看得观众们心绪沸腾——

  声音可以被夺走,但思想不会。

  话语可以被扼杀,但真相不会。

  张纯如返身到书架边上,想了想翻开了自己第一次复印的那版《魏特琳日记》。

  她想要从这位伟大、善良的女性身上寻找力量破局。

  窗外,夜色如墨。

  屋内,一盏孤灯,一支笔,一个倔强的灵魂。

  依旧是通过近似场景的转场,时间来到了1940年4月初,魏特琳也正坐在一盏孤灯下。

  这一幕叫观众们看得有些依依不舍。

  像拉贝一样,又一个可亲的历史人物要在电影中杀青了。

  程瑞芳推门进来,声音急切:“华小姐!有女学生要跳楼,你快去看看,已经有人去拉她了!”

  已经年过半百的魏特琳一句话也没有讲,拖着沉重的步伐跟着老姐妹出门。

  从1937开始,经年累月的劳累和营养匮乏,叫她的身体已经有些独木难支了。

  魏特琳在站在中央楼下,看着三楼的李美如跨坐在窗口:“美如!你发什么疯!快下来!”

  这位华小姐此刻还没意识到周围人看自己的眼神有些不对劲,但李美如的反应说明了一切。

  “骗子!你这个洋婆子!你不配叫华小姐!”

  不知是情绪过于激动,还是信任崩塌一心求死,李美如在一片尖叫中坠落,以头抢地,当场气绝。

  魏特琳甚至还没反应过来,更令她刺痛的是李美如自尽前的话——

  你不配叫华小姐。

  这是她最引以为傲的称呼啊!

  镜头转到魏特琳的办公室,程瑞芳带来一个女学生,这才为她和银幕前的观众解惑。

  1940年4月,汪伪政府控制下的《紫金山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指控魏特琳“将21名中国女性交给日军”,并称她为“人贩子”和“叛徒”。

  这一指控源于1937年冬夜的一次特殊事件:日军要求魏特琳从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否则将强行掳走良家妇女。

  观众们看得背后冷汗直冒,这不正是福田诓骗她的那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吗?

  原来,占据了金陵的的汪伪政权正强迫金女大登记注册,要求其使用伪政府教材并接受监管。

  但魏特琳以“保护教育独立性”为由拖延,引发伪政权不满,才有了这一出毒计。

  毒计把华小姐击垮了。

  她无法面对死去的李美如,因为那一晚被掳走再也没有回来的21个风尘女子中,就有她的姐姐。

  她整个人都好像老了十几岁,不吃不喝,似乎想这样为自己赎罪。

  即便这远不是她的错。

  程瑞芳等人看得心急如焚,不得已联系了魏特琳在联合基督传教士工会的舒兹小姐,来接她回美国治病。

  同当初拉贝离开中国时一样,真正了解华小姐的中国人,没有不爱她的。

  金女大前跪满了受过恩惠的女学生和难民,她们痛哭流涕地送别心中的姐姐、母亲、老师,一位真正拥有美丽灵魂的人。

  可精神遭遇重创的魏特琳已经听不到这些了,她木然地冲大家摆手,像一具行尸走肉。

  1941年5月14号,魏特琳已经返回美国一年。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她的PTSD有所好转时,她在印第安纳州的公寓中打开煤气自杀了。

  自杀前,她最后一次翻开自己的日记,写下遗书和遗嘱:

  我在中国的传道失败了,与其备受精神的折磨,不如一死了之。

  如果有来生,我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注1)

  另外,请把我在沪上银行里存的七百一十元,连同去年买的七亩土地都捐给金女大。

  魏特琳坐在窗前,皎洁明媚的月亮,挂在这片历史的天空,叫她想起了挚爱的金陵。

  那年的金陵,月光也曾这样明亮,却照不亮满城的血火。

  她想起金女大的校园,月光下,女学生们围坐在草坪上,轻声唱着圣歌,歌声清澈,像一缕微弱的希望,在黑暗中摇曳。

  她想起程瑞芳,那个总是风风火火的舍监,在月夜里悄悄给她塞一块桂花糖:“华小姐,你也该歇歇了。”

  她想起那些被日军拖走的女孩们,月光映在她们惊恐的脸上,泪水像珍珠般滚落,却无人能救。

  她想起自己跪在礼拜堂前,仰头质问上帝,为何让这样的苦难降临在无辜的人身上,而不去惩罚那些畜生一样的东西。

  这位深爱着中华的华小姐,无限怀恋地触摸着自己同程瑞芳、陈斐然的合照。

  她吻了吻照片,在遗书上写下绝笔,也是此生最后一次祷告——

  金陵永生。

  电影宫内再次响起此起彼伏的抽泣,所有人泪眼模糊地看着镜头转场。

  密歇根州雪柏德镇,“金陵永生”出现在了魏特琳的墓碑上。

  机位角度调整,张纯如对着墓碑鞠躬,柔声道:“华小姐,金陵永生。”

  康复的张纯如转身离开,高跟鞋碾碎积雪,每一步都在寂静中凿穿了脚底的坚冰。

  合成动画的光影在她周身流动,黑暗具象成1937年金陵城的断壁残垣。

  她行走的姿态让柏林电影宫的观众屏息,仿佛不是走入黑暗,而是将黑暗劈开。

  再次出现镜头前的,已经是PBS辩论的现场了。

  没有任何开场,张纯如和齐藤邦彦的直面瞬间被呈现在观众眼前。

  特写镜头从模糊到清晰,聚焦在刘伊妃饰演的张纯如微微颤抖的睫毛上。

  演播厅刺眼的顶灯在她眼中凝成两点寒星,摄像机红灯像血滴般闪烁。

  扮演者刘伊妃的一镜到底开始了。

  主持人法恩斯沃思引入辩论焦点:“两个月前,韩国总统拜访日苯,首相小渊惠叁发表了—份书面声明,对日军占领朝鲜时的所作所为表示道歉。”

  “几周后种花家领导人访日,贵方却仅对侵华行径作口头道歉,没有书面声明,这令全世界的华人都非常愤怒。”

  “先请齐藤先生解释双重标准的原因。”

  “书面口头没有区别,不存在双重标准。”齐藤邦彦风度翩翩地整理着领带,嘴角挂着程式化微笑。

  但此刻在普通观众眼里已经和欺骗魏特琳的福田没有区别。

  张纯如抬起眼帘,声音清冷而坚定:“如果口头与书面道歉真如齐藤先生所言毫无区别,为何日苯拒绝给予中国同样的诚意?”

  她将日记推向镜头:“三十万亡灵需要的不只是外交辞令,而是白纸黑字的忏悔,就像拉贝记录日军暴行时,每一个德文字母都不曾潦草。”

  镜头给到《拉贝日记》特写:1937年12月16日,安全区外堆积着上千具平民尸体。。。

  齐藤邦彦手指交叠:“提到忏悔,我想1995年村山首相的声明已充分表达悔意。。。”

  张纯如突然打断:“悔意?”

  她翻开幸存者夏淑琴的证词照片,八岁女孩的全家福与血衣并列,直播现场瞬间发出惊呼!

  “当夏女士看着父母被刺穿胸膛时,日军可曾流露半分悔意?”

  齐藤邦彦似乎满怀同情地长叹一口气,目光低垂:“请你不要太过激动,我知道金陵发生的不幸事件,是很令人痛惜的。”

  张纯如冷笑:“你所说的不幸事件,是暴徒系统性地强健两万妇女?还是将婴儿挑在刺刀上取乐?”

  她猛地站起,西装袖口蹭到咖啡杯,褐渍在文件上洇开如血渍。

  “既然你说贵国的首相先生已经表达过悔意,那你又何妨再次表态?”

  “请大使先生对着镜头说一句——我代表日苯,为金陵大屠杀道歉。”

  全场死寂。

  摄像机捕捉到齐藤喉结滚动,他掏出手帕擦拭镜片拖延时间。

  主持人法恩斯沃思试探:“大使先生?”

  齐藤邦彦放下手帕,恢复了淡定的微笑,他知道只要自己拖下去,无功无过即可。

  “日苯始终致力于和平事业。。。”

  张纯如抓起话筒:“看,他连道歉这个词都说不出口!”

  她转向镜头,瞳孔映着演播厅刺目的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自己书写历史,因为施暴者的字典里,永远擦不掉否认这一页。”

  张纯如一把抓起血迹斑斑的幸存者名单,纸页哗啦抖开如招魂幡:“大使先生,看着这些名字罢!”

  “说一句我们杀了人很难吗?”

  镜头拉远,齐藤的侧脸在阴影中僵硬如面具。

  如同真实历史发生的一样,他在力求不犯错的准则下,依旧淡定地退场了。

  这注定是一场分不出胜负的决斗,但现场的观众们群情激奋地献给张纯如的掌声,已经可以说明人心向背。

  电影画面中,特写逐渐给到抱着各类文献的张纯如。

  已经被最后一段刘伊妃的一镜到底震撼莫名的观影者们,此刻看着二十岁少女在电影中谢幕的特写定格,突然都有些恍惚。

  她是在演张纯如,还是在演自己?

  这场辩论戏中,刘伊妃的表演已超越技巧层面,达到了与角色灵魂共振的境界。

  她每一个细微的表情都让观众看到了张纯如的愤怒与悲怆,是如何从史料中破纸而出。

  当她抓起幸存者名单如举起战旗时,当咖啡渍在文件上晕染成血痕时,所有人怔怔地看着镜头中那张美丽、坚韧的脸庞。

  左边面颊是演员刘伊妃的疲惫,右边面颊是作家张纯如的血泪——

  在路宽的导筒下,这半人半魂的面容,终将成为电影史上最惊心动魄的蒙太奇。

  《如愿》响起,全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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