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30日，纽约，联合国总部我是《中央日报》驻纽约特派员。
我的座位在媒体席的角落里，那里能看见那个写著“china”的席位。
席位上的代表是刘鍇大使。
他的背挺得很直，像一棵长在悬崖边的老松树。
我们都知道，那里的空气很稀薄。
阿尔巴尼亚那帮人像疯狗一样咬了我们一年，关於恢復prc合法席位的提案，今年虽然勉强顶住了，但那种票数的此消彼长，就像这里冬天的日照时间一样，越来越短。
大家都说，这是我们在联合国过的最后一个安稳的冬天。
但今天，没人关心谁代表china，大家只关心谁代表人类。
会议大厅里乱鬨鬨的，欧洲人在吵，非洲人在看热闹，苏俄人坐在那里冷笑o
空气里有一股发霉的味道，我想大概是地毯受潮了，如果是茨威格在这里，他会用自己的笔写是因为旧秩序正在腐烂。
然后，教授进来了。
他没有穿外交官那种死板的黑色西装，也没有穿军装。
他穿了一件深色的呢子大衣，里面是一套剪裁隨意的便装，单纯从审美的角度，他和这里格格不入。
他看起来不像是来接受质询的，倒像是刚从某个大学的讲堂里走出来，准备去喝一杯热咖啡。
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所有的嘈杂声都被切断了。
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教授，他和我一样是华裔，但好像他对我们不太友好。
我和和我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记者们交换了一下眼神。
我们在岛內听过太多关於他的传闻。
有人说他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秘密武器，有人说他是超越了国界的怪物，也有一种传闻说他私下在为prc工作。
在台北的官邸里，那儿的人们提起他时，表情总是很复杂。
教授站在麦克风前，他没有拿稿子。
“没有什么好辩解的，”他的第一句话就让全场愣住了。
声音通过同声传译传遍了大厅，那种语气平稳得像是在念一份实验报告。
照片是真的，隱瞒也是真的。
台下一片譁然，法兰西代表差点跳起来。
教授抬起一只手，掌心向下，压了压，动作很轻，但很管用，大厅又安静了。
我们在恐惧，”教授说，他的目光扫过全场，我感觉他的视线在china那个席位上停留了一瞬，又或许只是我的错觉，不是恐惧那几根圆柱体，而是恐惧人类本身的脆弱。”
如果半年前，我告诉你们月球上有东西，你们会做什么？”他问道，你们会把用於教育和医疗的钱全部拿去造飞弹，你们会因为恐慌而导致股市崩盘，社会动盪，你们会像现在这样，互相指责，把精力浪费在內耗上。”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方案，告诉你们，等於告诉你们去死吧。”
他的声音很冷，像这个冬天，或许不是温度，是情绪，他在说话的时候没有情绪上的起伏。
但现在不同，现在我们有了方案，有了技术路径，有了防御的雏形。
我们在这个冬天向你们伸手要钱，不是为了填满阿美莉卡的国库，不是为了詹森前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我们是为了给地球这艘正在面临危机的船提前购买补丁。”
我看著他。
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奇异的特质。
他把那种被盟友视为背叛的隱瞒，硬生生地扭转成了家长的苦心。
等我回到公寓后仔细想想，很多时候重要的不是说了什么，而是这话是谁说的。
这就是强权，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內，或者在天才的大脑里。
欧洲的朋友们觉得被冒犯了，”教授转向欧洲代表席，语气稍微柔和了一些，但依然硬邦邦的，尊严很昂贵，但在生存面前，尊严是廉价的。
如果月球上那些东西动起来，它们不会查验护照，也不会在乎你们是不是刚刚因为丑闻而感到羞耻。
我们需要200亿。
我们也需要那个被你们骂作疯子的苏俄人在一些事情上合作，保持地球上的稳定。
我们甚至需要那个坐在角落里、在这个讲坛上也许时日无多的代表们的支持“
o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他没有明说，但我知道他在指谁。
刘鍇大使的身体微微震动了一下。
在这一刻，在这个全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的宏大敘事里，我们那个风雨飘摇的小朝廷，那个在国际社会上日益边缘化的岛屿，似乎被某种宿命感击中了。
1970年快结束了，”教授说，旧的时代结束了，无论你们是否愿意，从看见那张照片开始，我们就已经不是分为东西方阵营的人类，而是同一个物种。
我们要么一起活，要么分开死。
他结束了发言。
没有立刻的掌声。
我能感觉到，在这个时候，沉默比掌声更震耳欲聋。
这是恐惧被消化后的沉重。
过了许久，那个之前叫囂得最凶的英格兰代表卡拉登勋爵，慢慢地鼓了几下掌。
然后是义大利人，然后是那个刚刚还满脸怒容的法兰西人。
掌声渐渐响起来，最后变成了雷鸣。
但我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
因为我看著刘错大使，他也跟著鼓掌，但他脸上的表情是淒凉的。
教授成功了，好吧，教授会失败吗？背靠阿美莉卡的国力和最聪明的大脑，这两者结合后，无论在什么领域，我都很难想像教授会失败。
他用一种近乎残酷的坦诚，把分崩离析的世界重新捏合在了一起。
阿美莉卡保住了面子，欧洲找回了台阶，苏俄展示了存在感。
大家都有了位置。
除了我们。
在这个即將到来的、为了全人类生存而战的新时代里，在这个宏大的人类联合应对外星文明史诗拉开序幕的时候，我知道，属於roc在联合国的席位，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教授说的是可能，但在我听来，那是必然。
我们是旧时代的遗物。
就像那张月球照片公布后，被扔进垃圾桶的那些关於索菲亚王妃緋闻的报纸一样。
世界要往前走了，去对抗外星人。
而我们，將被留在这个寒冷的1970年。
我合上笔记本，看著台上那个被镁光灯包围的教授，他是那个新世界的领航员。
而我，只是一个旧世界的记录者，在给一艘註定沉没的船写最后的航海日誌。
窗外，纽约下雪了。
对了，教授叫什么来著？”
这是很多年后，住在台北信义区的年轻人在整理祖父遗物时，在发霉的皮箱夹层里，发现的黑色的软皮笔记本。
他的祖父曾是《中央日报》驻美特派员。
那是媒体被限制的年代，新闻稿都是千篇一律的“在这场外交战役中我们坚守阵地”。
这篇日记的內容，在当年如果发回台北，不仅发不出来，恐怕连他在眷村的家眷都会被警总喊去谈话。
在1970年12月30日这个改变人类歷史的日子，他的祖父在日记里，记录了教授演讲后的真实心境。
那个时代过去后，这篇日记被翻出来重见天日。
因为此时的华国还没有加入联合国的缘故，按照联合国的要求，prc的记者是不被允许进入联合国的。
第一批来自prc的记者要等到1971年的11月11日抵达纽约。
他不知道的是，当时很多当天发生的事情都被省略了，或者说，他祖父也不知道。
走廊很长，铺著厚重的羊毛地毯，吸走了所有的脚步声。
林燃推开会议厅的大门走了出来。
喧囂被切断在身后。
空气里有烟味，是那种辛辣的、属於俄国纸菸的味道。
阿纳托利·多勃雷寧靠在窗边的墙上。
他手里夹著一支刚点燃的卡兹別克，窗外是纽约灰暗的天际线和漫天飞舞的雪。
被莫斯科诊断为疯子的多勃雷寧此刻看起来非常清醒。
林燃停下脚步。
“精彩的演讲，教授，”多勃雷寧用俄语说道，他没有转身，依然看著窗外，“如果是你去演戏，好莱坞会为你颁发小金人。”
“如果没有你的配合，这齣戏演不下去，”林燃走到他身边，用英语自然地回答道。
他不用掩饰，口音和v的截然不同。
但林燃需要用英语回答，而不是俄语。
因为这里是纽约，在这里用俄语，反而显得不恰当。
多勃雷寧转过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属烟盒，递给林燃。
“教授，这还是甘迺迪送我的，”多勃雷寧弹了弹烟盒盖子，“那时候我们谈的是飞弹，现在我们在谈论把飞弹对准谁。”
林燃没接烟，他只是看著多勃雷寧，他意识到，对方想要看他的手，挑选了一个他难以拒绝的礼物。
“你在第一委员会上放的那张照片，精度还是不够，”林燃说，“我知道你有更清晰的。”
“当然，”多勃雷寧喷出一口烟雾，在玻璃窗上洒下雾气，“因为恐惧需要一点点餵给他们，像餵婴儿一样。”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一些。
“莫斯科很害怕，教授。
列昂纳德同志即使喝了伏特加，手也在抖。
我们把盖子揭开，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光靠苏俄或者光靠阿美莉卡，都扛不住。”
“所以你们逼宫？”林燃说。
“我只是在帮你们下决心，”多勃雷寧把菸蒂扔进垃圾桶，“现在钱的问题解决了，即使它是用谎言粘起来的。”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而细碎的脚步声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沉默。
一个身材不高的亚洲人快步走了过来。
他穿著深蓝色的西装，头髮梳得一丝不苟，身后跟著两个提著公文包的隨从o
是霓虹驻联合国大使，牛场信彦。
他看到林燃，脸上立刻堆起了標准的小日子笑容，那种笑容里透著一种急切的討好，还有一种属於暴发户的自信。
“教授！”牛场信彦在五步之外就伸出了手，“太精彩了！您的发言太令人感动了！这是全人类的时刻！”
多勃雷寧识趣地往后退了半步，抱起双臂，像看戏一样看著这一幕，眼神聚焦在林燃的手上面。
林燃先是从多勃雷寧手上把金属烟盒拿了过来，放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然后握了握递到他面前的那只手，手心全是汗。
“大使先生，”林燃点点头。
“关於那个，”牛场信彦吞了一口口水，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多勃雷寧，似乎觉得接下来的话有些难以启齿，但他还是说了，“关於那两百亿美元的防御基金。”
“欧洲的朋友们似乎有些困难，”牛场信彦斟酌著词句，“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关头，作为自由世界的一员，霓虹感到责无旁贷。”
林燃看著他。
1970年的霓虹，那是经济动物的黄金时代。
大阪世博会刚刚结束，他们的口袋里塞满了美元，他们迫切地想要买到一张通往大国俱乐部的门票。
“佐藤首相刚才打来电话，”牛场信彦的腰微微弯著，但眼神却很亮，“如果欧洲认购有困难，霓虹愿意承接，我们可以认购阿美莉卡发行的特別防御国债。”
“谁告诉你是国债了？”林燃问，“是买单，是支付，是打钱。”
牛场信彦愣住了，嘴巴半张著，像一条缺氧的鱼。
“这不是借贷，大使先生，”林燃像是在陈述一个数学定理，“没有利息，没有偿还期限，甚至没有凭证。”
林燃向前走了一步，逼视著这个矮小的外交官。
他停顿了一下：“不是国债。”
走廊里的空气凝固了。
旁边的多勃雷寧发出了短促的嗤笑，饶有兴致地看著这只肥羊被放在案板上。
两百亿。
直接赠予。
哪怕对於现在的霓虹，这也是一笔天文数字，是要从大藏省的血管里直接抽血。
如果是买国债，至少还是资產；如果是直接打钱，那就是保护费。
牛场信彦的笑容僵在脸上，汗水从他的鬢角滑落。他在计算。
但他只犹豫了一秒。
真的只有一秒。
对於一个急於洗刷战败耻辱、急於爬上那张桌子的国家来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哪怕是交保护费，那也是交给了上帝，以此换取站在上帝身边的资格。
“没问题，”牛场信彦重新堆起了笑容，这一次，他的腰弯得更低了，几乎与地面平行，“只要能为人类的防务出力，形式並不重要，我们愿意承担阿美莉卡分配给霓虹的认购份额。
霓虹愿意全力支持教授你的工作。”
“只要”他抬起头，眼神里带著些许狂热，“只要在这个新的防御体系里，有霓虹的位置。”
“钱到帐后，”林燃说，没有给任何承诺，“我们看帐单说话。”
“哈伊！一定！”
牛场信彦鞠了一躬，然后带著隨从离开了。
他的步伐依然轻快，仿佛他刚刚谈成的不是一笔巨额亏损，而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嘖嘖，”多勃雷寧看著霓虹人的背影，摇了摇头，“两百亿美元的入场券还只是开始，教授，白宫比资本家还要贪婪。”
“如果不贪婪，”林燃转身走向电梯，“怎么对付月球上的那些东西？”
多勃雷寧站在原地，看著电梯门缓缓合上，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纸质烟盒，自言自语道：“有趣的物种。”
在遥远的克里姆林宫，这里和纽约一样大雪纷飞。
柯西金站在窗前。他看著那些在寒风中排队瞻仰列寧墓的人群，他们缩在大衣里，像一个个黑色的標点符號，心想：“人类真是有趣的物种。”
我的座位在媒体席的角落里，那里能看见那个写著“china”的席位。
席位上的代表是刘鍇大使。
他的背挺得很直，像一棵长在悬崖边的老松树。
我们都知道，那里的空气很稀薄。
阿尔巴尼亚那帮人像疯狗一样咬了我们一年，关於恢復prc合法席位的提案，今年虽然勉强顶住了，但那种票数的此消彼长，就像这里冬天的日照时间一样，越来越短。
大家都说，这是我们在联合国过的最后一个安稳的冬天。
但今天，没人关心谁代表china，大家只关心谁代表人类。
会议大厅里乱鬨鬨的，欧洲人在吵，非洲人在看热闹，苏俄人坐在那里冷笑o
空气里有一股发霉的味道，我想大概是地毯受潮了，如果是茨威格在这里，他会用自己的笔写是因为旧秩序正在腐烂。
然后，教授进来了。
他没有穿外交官那种死板的黑色西装，也没有穿军装。
他穿了一件深色的呢子大衣，里面是一套剪裁隨意的便装，单纯从审美的角度，他和这里格格不入。
他看起来不像是来接受质询的，倒像是刚从某个大学的讲堂里走出来，准备去喝一杯热咖啡。
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所有的嘈杂声都被切断了。
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教授，他和我一样是华裔，但好像他对我们不太友好。
我和和我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记者们交换了一下眼神。
我们在岛內听过太多关於他的传闻。
有人说他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秘密武器，有人说他是超越了国界的怪物，也有一种传闻说他私下在为prc工作。
在台北的官邸里，那儿的人们提起他时，表情总是很复杂。
教授站在麦克风前，他没有拿稿子。
“没有什么好辩解的，”他的第一句话就让全场愣住了。
声音通过同声传译传遍了大厅，那种语气平稳得像是在念一份实验报告。
照片是真的，隱瞒也是真的。
台下一片譁然，法兰西代表差点跳起来。
教授抬起一只手，掌心向下，压了压，动作很轻，但很管用，大厅又安静了。
我们在恐惧，”教授说，他的目光扫过全场，我感觉他的视线在china那个席位上停留了一瞬，又或许只是我的错觉，不是恐惧那几根圆柱体，而是恐惧人类本身的脆弱。”
如果半年前，我告诉你们月球上有东西，你们会做什么？”他问道，你们会把用於教育和医疗的钱全部拿去造飞弹，你们会因为恐慌而导致股市崩盘，社会动盪，你们会像现在这样，互相指责，把精力浪费在內耗上。”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方案，告诉你们，等於告诉你们去死吧。”
他的声音很冷，像这个冬天，或许不是温度，是情绪，他在说话的时候没有情绪上的起伏。
但现在不同，现在我们有了方案，有了技术路径，有了防御的雏形。
我们在这个冬天向你们伸手要钱，不是为了填满阿美莉卡的国库，不是为了詹森前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我们是为了给地球这艘正在面临危机的船提前购买补丁。”
我看著他。
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奇异的特质。
他把那种被盟友视为背叛的隱瞒，硬生生地扭转成了家长的苦心。
等我回到公寓后仔细想想，很多时候重要的不是说了什么，而是这话是谁说的。
这就是强权，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內，或者在天才的大脑里。
欧洲的朋友们觉得被冒犯了，”教授转向欧洲代表席，语气稍微柔和了一些，但依然硬邦邦的，尊严很昂贵，但在生存面前，尊严是廉价的。
如果月球上那些东西动起来，它们不会查验护照，也不会在乎你们是不是刚刚因为丑闻而感到羞耻。
我们需要200亿。
我们也需要那个被你们骂作疯子的苏俄人在一些事情上合作，保持地球上的稳定。
我们甚至需要那个坐在角落里、在这个讲坛上也许时日无多的代表们的支持“
o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他没有明说，但我知道他在指谁。
刘鍇大使的身体微微震动了一下。
在这一刻，在这个全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的宏大敘事里，我们那个风雨飘摇的小朝廷，那个在国际社会上日益边缘化的岛屿，似乎被某种宿命感击中了。
1970年快结束了，”教授说，旧的时代结束了，无论你们是否愿意，从看见那张照片开始，我们就已经不是分为东西方阵营的人类，而是同一个物种。
我们要么一起活，要么分开死。
他结束了发言。
没有立刻的掌声。
我能感觉到，在这个时候，沉默比掌声更震耳欲聋。
这是恐惧被消化后的沉重。
过了许久，那个之前叫囂得最凶的英格兰代表卡拉登勋爵，慢慢地鼓了几下掌。
然后是义大利人，然后是那个刚刚还满脸怒容的法兰西人。
掌声渐渐响起来，最后变成了雷鸣。
但我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
因为我看著刘错大使，他也跟著鼓掌，但他脸上的表情是淒凉的。
教授成功了，好吧，教授会失败吗？背靠阿美莉卡的国力和最聪明的大脑，这两者结合后，无论在什么领域，我都很难想像教授会失败。
他用一种近乎残酷的坦诚，把分崩离析的世界重新捏合在了一起。
阿美莉卡保住了面子，欧洲找回了台阶，苏俄展示了存在感。
大家都有了位置。
除了我们。
在这个即將到来的、为了全人类生存而战的新时代里，在这个宏大的人类联合应对外星文明史诗拉开序幕的时候，我知道，属於roc在联合国的席位，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教授说的是可能，但在我听来，那是必然。
我们是旧时代的遗物。
就像那张月球照片公布后，被扔进垃圾桶的那些关於索菲亚王妃緋闻的报纸一样。
世界要往前走了，去对抗外星人。
而我们，將被留在这个寒冷的1970年。
我合上笔记本，看著台上那个被镁光灯包围的教授，他是那个新世界的领航员。
而我，只是一个旧世界的记录者，在给一艘註定沉没的船写最后的航海日誌。
窗外，纽约下雪了。
对了，教授叫什么来著？”
这是很多年后，住在台北信义区的年轻人在整理祖父遗物时，在发霉的皮箱夹层里，发现的黑色的软皮笔记本。
他的祖父曾是《中央日报》驻美特派员。
那是媒体被限制的年代，新闻稿都是千篇一律的“在这场外交战役中我们坚守阵地”。
这篇日记的內容，在当年如果发回台北，不仅发不出来，恐怕连他在眷村的家眷都会被警总喊去谈话。
在1970年12月30日这个改变人类歷史的日子，他的祖父在日记里，记录了教授演讲后的真实心境。
那个时代过去后，这篇日记被翻出来重见天日。
因为此时的华国还没有加入联合国的缘故，按照联合国的要求，prc的记者是不被允许进入联合国的。
第一批来自prc的记者要等到1971年的11月11日抵达纽约。
他不知道的是，当时很多当天发生的事情都被省略了，或者说，他祖父也不知道。
走廊很长，铺著厚重的羊毛地毯，吸走了所有的脚步声。
林燃推开会议厅的大门走了出来。
喧囂被切断在身后。
空气里有烟味，是那种辛辣的、属於俄国纸菸的味道。
阿纳托利·多勃雷寧靠在窗边的墙上。
他手里夹著一支刚点燃的卡兹別克，窗外是纽约灰暗的天际线和漫天飞舞的雪。
被莫斯科诊断为疯子的多勃雷寧此刻看起来非常清醒。
林燃停下脚步。
“精彩的演讲，教授，”多勃雷寧用俄语说道，他没有转身，依然看著窗外，“如果是你去演戏，好莱坞会为你颁发小金人。”
“如果没有你的配合，这齣戏演不下去，”林燃走到他身边，用英语自然地回答道。
他不用掩饰，口音和v的截然不同。
但林燃需要用英语回答，而不是俄语。
因为这里是纽约，在这里用俄语，反而显得不恰当。
多勃雷寧转过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属烟盒，递给林燃。
“教授，这还是甘迺迪送我的，”多勃雷寧弹了弹烟盒盖子，“那时候我们谈的是飞弹，现在我们在谈论把飞弹对准谁。”
林燃没接烟，他只是看著多勃雷寧，他意识到，对方想要看他的手，挑选了一个他难以拒绝的礼物。
“你在第一委员会上放的那张照片，精度还是不够，”林燃说，“我知道你有更清晰的。”
“当然，”多勃雷寧喷出一口烟雾，在玻璃窗上洒下雾气，“因为恐惧需要一点点餵给他们，像餵婴儿一样。”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一些。
“莫斯科很害怕，教授。
列昂纳德同志即使喝了伏特加，手也在抖。
我们把盖子揭开，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光靠苏俄或者光靠阿美莉卡，都扛不住。”
“所以你们逼宫？”林燃说。
“我只是在帮你们下决心，”多勃雷寧把菸蒂扔进垃圾桶，“现在钱的问题解决了，即使它是用谎言粘起来的。”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而细碎的脚步声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沉默。
一个身材不高的亚洲人快步走了过来。
他穿著深蓝色的西装，头髮梳得一丝不苟，身后跟著两个提著公文包的隨从o
是霓虹驻联合国大使，牛场信彦。
他看到林燃，脸上立刻堆起了標准的小日子笑容，那种笑容里透著一种急切的討好，还有一种属於暴发户的自信。
“教授！”牛场信彦在五步之外就伸出了手，“太精彩了！您的发言太令人感动了！这是全人类的时刻！”
多勃雷寧识趣地往后退了半步，抱起双臂，像看戏一样看著这一幕，眼神聚焦在林燃的手上面。
林燃先是从多勃雷寧手上把金属烟盒拿了过来，放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然后握了握递到他面前的那只手，手心全是汗。
“大使先生，”林燃点点头。
“关於那个，”牛场信彦吞了一口口水，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多勃雷寧，似乎觉得接下来的话有些难以启齿，但他还是说了，“关於那两百亿美元的防御基金。”
“欧洲的朋友们似乎有些困难，”牛场信彦斟酌著词句，“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关头，作为自由世界的一员，霓虹感到责无旁贷。”
林燃看著他。
1970年的霓虹，那是经济动物的黄金时代。
大阪世博会刚刚结束，他们的口袋里塞满了美元，他们迫切地想要买到一张通往大国俱乐部的门票。
“佐藤首相刚才打来电话，”牛场信彦的腰微微弯著，但眼神却很亮，“如果欧洲认购有困难，霓虹愿意承接，我们可以认购阿美莉卡发行的特別防御国债。”
“谁告诉你是国债了？”林燃问，“是买单，是支付，是打钱。”
牛场信彦愣住了，嘴巴半张著，像一条缺氧的鱼。
“这不是借贷，大使先生，”林燃像是在陈述一个数学定理，“没有利息，没有偿还期限，甚至没有凭证。”
林燃向前走了一步，逼视著这个矮小的外交官。
他停顿了一下：“不是国债。”
走廊里的空气凝固了。
旁边的多勃雷寧发出了短促的嗤笑，饶有兴致地看著这只肥羊被放在案板上。
两百亿。
直接赠予。
哪怕对於现在的霓虹，这也是一笔天文数字，是要从大藏省的血管里直接抽血。
如果是买国债，至少还是资產；如果是直接打钱，那就是保护费。
牛场信彦的笑容僵在脸上，汗水从他的鬢角滑落。他在计算。
但他只犹豫了一秒。
真的只有一秒。
对於一个急於洗刷战败耻辱、急於爬上那张桌子的国家来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哪怕是交保护费，那也是交给了上帝，以此换取站在上帝身边的资格。
“没问题，”牛场信彦重新堆起了笑容，这一次，他的腰弯得更低了，几乎与地面平行，“只要能为人类的防务出力，形式並不重要，我们愿意承担阿美莉卡分配给霓虹的认购份额。
霓虹愿意全力支持教授你的工作。”
“只要”他抬起头，眼神里带著些许狂热，“只要在这个新的防御体系里，有霓虹的位置。”
“钱到帐后，”林燃说，没有给任何承诺，“我们看帐单说话。”
“哈伊！一定！”
牛场信彦鞠了一躬，然后带著隨从离开了。
他的步伐依然轻快，仿佛他刚刚谈成的不是一笔巨额亏损，而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嘖嘖，”多勃雷寧看著霓虹人的背影，摇了摇头，“两百亿美元的入场券还只是开始，教授，白宫比资本家还要贪婪。”
“如果不贪婪，”林燃转身走向电梯，“怎么对付月球上的那些东西？”
多勃雷寧站在原地，看著电梯门缓缓合上，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纸质烟盒，自言自语道：“有趣的物种。”
在遥远的克里姆林宫，这里和纽约一样大雪纷飞。
柯西金站在窗前。他看著那些在寒风中排队瞻仰列寧墓的人群，他们缩在大衣里，像一个个黑色的標点符號，心想：“人类真是有趣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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