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霭沉垂，蝉鸣渐隐。
江府，书房。
江昭端着清茶，抿了一口，暗自度量。
经此次百官劝谏，君与臣，一时却是陷入了僵持。
臣子劝谏立嗣，拉着龙袍都不让走，君王断然不可能退让半步。
一方面，任何人都会心存侥幸，皇帝也一样。
从本能上，官家注定会排斥过继宗室的行为。
先帝真宗皇帝，也曾一样面临皇嗣早夭的难题。
最终，四十有二，方有官家。
这可不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上记载的“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这种有些缥缈的传说。
先帝四十有二诞子，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事迹。
并且，就在官家身上应验。
官家本人，就是“晚年诞子”中的“子”。
有此先例，也就怪不得官家心存侥幸，认为自己还有可能生出孩子。
此外，对于官家而言，要是过继了宗室，自己却有了血嗣，场面未免会有些难办。
过继的宗室，那也是皇子，并且是有继承权的皇子。
一旦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如何处理已经过继了的宗室，却是个难题。
其二，无子的皇帝一旦过继了宗室，地位就会慢慢的变得尴尬。
古往今来，皇帝与亲生的儿子尚且时常争权，甚至出现“弑父”的行径。
过继的宗室与皇帝，那就更是无需多言。
哪怕不往极端的方向去想，太子也会分走皇帝的权力。
这也是为何皇帝往往会宠信某一位皇子的缘故。
为的就是让受宠的皇子与太子相争，而皇帝则高高在上，作为裁判。
而今，本就非是亲生父子，一旦过继了宗室，则宗室正值年盛力强，皇帝垂垂老矣，却将无子的君王置于何地？
时间一长，定然是此消彼长。
要是皇帝早早死了还好，说不定就是父慈子孝。
可要是皇帝不早死，那结局要么就是被迫早死，要么就是君臣禅让。
指望宗室有良心，抵得住皇位的诱惑，根本不可能！
也因此，官家绝不可能退让。
一次逼宫可成，那就可能有下一次。
这一次逼宫是让过继宗室，下一次逼宫可能就是“禅让”。
赵祯，断然不可能照着臣子的要求去立嗣。
起码，这个时间段不行。
哪怕有了宰辅大相公逼宫，他也一定会一拖再拖，尽量的持续往后拖延。
一旦真正的立了皇嗣，他这个皇帝可就形同虚设。
甚至，与其立某一位宗室为皇子，他更愿意看到兖王与邕王明里暗里的争斗。
起码，还能有个制衡。
他这个皇帝，也仍然还是裁判角色。
这也是本来的剧情线上，官家赵祯的处理方法。
一拖再拖，拼命的拖，足足又拖了近十年的时间。
直到实在难以拖延，方才立了邕王为太子，进而导致宫变产生。
同样，官家口含诛心之言，宰辅大相公也不可能再度“拉着龙袍”劝谏。
一次百官劝谏无效，再来几次，怕也没什么效果。
皇帝，这是一位特殊的存在。
一定程度上，皇帝可以尽量耍无赖。
官家可口吐一次诛心之言，就可口吐两次、三次诛心之言。
一次劝谏让皇帝口吐诛心之言尚可，要是次次劝谏都让皇帝被迫口吐诛心之言，那就是纯粹的忤逆犯上。
就连史书，也会记载得一清二楚。
此事，关乎富大相公死后的声誉！
甚至涉及这一朝臣子的后世评价！
因此，富大相公不太可能再猛地冲在前面，文武百官也不太可能再竭力劝谏。
当然，不竭力劝谏，不代表没有劝谏。
这些来之不绝的劝谏奏疏，几乎已经影响江山社稷的运转。
官家赵祯，但凡在乎江山社稷，就得注重。
一时间，臣子难以再进一步，皇帝难以再退一步，君臣僵持。
江昭踱步，沉吟起来。
此前，文武百官特意腾出近一年的时间给官家繁衍子嗣，并没有什么效果。
长达一年的时间专门造孩子，都没有结果。
几乎可预见，哪怕时间再长一点，也很难有皇嗣血脉。
并且，时间越长，官家越是不可能再有皇子。
他已经快四十八岁！
这一点，官家也肯定清楚，只是一向主动回避这种想法。
如今，富大相公拉着龙袍劝谏，官家于大殿之上长哭不止，俨然是被大相公强行点破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经此一事，官家肯定也认识到了臣民要求立嗣的决心。
这是文武百官的奏请，已经大到了他不得不重视的地步。
不过，哪怕知道臣民劝谏立嗣的决心，也不代表他就要立嗣！
不肯立嗣，究其而言，无非是缺乏安全感。
皇帝缺乏安全感！
臣子要官家立嗣，也有不少缘由，或是利益考量，或是担忧江山社稷。
但究其而言，其实也就三个字。
安全感！
所谓投向兖王、邕王某一方，为的就是保住权势。
而在宦海，对于官员而言，权势附带的主要东西就是安全感。
官家无子，皇帝没有安全感，臣子也没有安全感。
皇帝有皇帝对安全感的要求，臣子有臣子对安全感的要求。
恰好，还真就有一个东西足以二者兼得。
“秘密立储法！”
江昭低吟了一句。
所谓秘密立储法，也即清时雍正创立的一种皇位继承制度：
君王生前不公开立太子，而是将选定的储君之名书于两份诏书之上，一份放在上朝的匾额后面，一份则是君王随身携带。
君王驾崩后，托孤于实权大臣，令几位托孤大臣一齐取出两份诏书核对，无误则立诏书上的皇子为新君。
秘密立储法的主要功能有三：
一、储君人选具有不确定性，避免皇子与臣子结党。
储君人选的不确定性，切断了皇子结党、大臣站队的可能性。
哪怕偶尔有些官员站队，也多是小官员去赌一赌，真正的高官都得以稳健为主。
最顶尖的几位，更是以成为“托孤大臣”为主要目标。
时至今日，兖王与邕王早就斗了起来，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势力。
秘密立储法的主要功能“免却皇子结党”，已经不起效。
但，官家尚未立嗣，适当操作一下，皇嗣的“不确定性”就还能起效。
一定程度上，这能维持皇帝的威严。
二、皇帝独自掌控立嗣权。
皇帝独掌立嗣，立谁就在皇帝一念之间，杜绝了外戚、权臣以及后宫干预。
皇帝独掌立嗣这一功能，也还有效。
皇帝独掌立嗣，也就意味着灵活立储。
如今，官家无子，灵活立储的功能自然成了“帝有子，则立储作废；帝无子，则殡天后诏书示于天下。”
皇帝不过继宗室，也有担心自己将来有子，却无皇位继承的原因。
一旦过继了宗室，那宗室可就是“正统”皇子，一样具有继承权。
经过正经流程过继的宗室，那可不是说废立就能废立的。
一旦处理不好，就是一场宫变。
而秘密立储法，却是可以让君王随时更改自己的立储意向。
甚至，哪怕皇帝无子，也不影响他随时更改自己的立储想法，这种掌控欲无疑是符合君王的习性。
三、择优而立，破除了立嫡长的束缚。
制度这个东西要符合时代发展以及社会风气。
儒学兴盛的社会，破除嫡长论不太可能，这一功能却是无效。
甚至，秘密立储法也仅仅适合“君王无子”这一特殊情况，属于是特事特办。
要想让秘密立储法一直传承，乃至于成为日后立皇储的依据，无疑是痴人说梦。
三大功能，废了一个半。
不过，这也不影响什么。
单是可稳住君王手中权势、可让诏书随时作废这两大优点，就可给君王带去难以想象的安全感。
同样，这个功能对于臣子而言也是好事。
好歹有了正统！
表面上没有确切的皇储，可实际上就是有那么一位隐藏的“正统”。
这就够了！
可别小看了“正统”之名的厉害。
须知，汴京东郊常有近十万大军，皆为武将之首英国公统领。
而英国公一向都是不站队的人物。
有了这秘密立储法，无论是兖王，亦或是邕王，都得等皇帝临终的遗诏结果吧？
一旦等，托孤之臣定然有英国公！
十万大军镇压，区区两王，还想闹出点动静？
本来的剧情线上，为何英国公没有主动出兵救储？
一方面，自然是不想插手两王之争。
另一方面，则因为他不是托孤大臣，邕王也并非正式的太子。
彼时，官家赵祯立了邕王为太子，但仅是口头承认，并未正式走完立太子的流程，也并未托孤。
没有走完流程，邕王就算不上真正的太子。
如此，兖王造反，双方身份其实都是王爷。
两个王爷相争，英国公一个武将，没有官家旨意，怎敢出兵？
万一出了兵，邕王已经死了，他该如何自处？
而一旦托了孤，意义就彻底不一样。
何谓托孤？
保国，护储！
托孤的那一刻，就正式有了太子，有了托孤大臣。
一定程度上，从托孤的那一刻起，托孤大臣的前程利益就已经与深度储君挂钩。
说句不好听的，哪怕托孤就一息，受到托孤的王爷也是储君。
有储君，哪怕储君死了，也可拥立储君之子！
这就是差别！
过往，不少臣子担忧，并劝谏立嗣，缘由之一就是怕时间拖得越久，兖王、邕王的势力越大。
要是时间拖得太久再立储，兖王和邕王斗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双方某一位上位，余下一位定然被迫造反。
如今，有了“遗诏”，有了“托孤大臣”，自是免却了这一担忧。
臣子要的不是太子，要的就是个“正统”之名。
要的就是以最坏的打算，都能让英国公出兵镇压！
大部分臣子，怕的就是赵祯猛地驾崩，结果还没有立下“正统”。
如此一来，可就纯粹的成了谁兵力大谁是“正统”。
一旦立下了正统，意义就彻底不一样。
十万戍京大军，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正统，就是臣子本质上的诉求，也是臣子需要的安全感。
秘密立储法，完全可以解决。
江昭手中清茶一饮而尽，执笔落下几个字。
《上皇帝秘密立储疏》！
当然，时代不同，不可能彻底照搬清时的秘密立储法，还是得根据实际需求适当修改。
清时，秘密立储法纯粹是为了皇位继承。
如今，涉及两王争端，就还得适当修改。
一如，根本不立皇子。
要么是宗室，要么是太子，两极分化！
其余的人，适当封以闲散爵位，根本不给丝毫幻想的机会。
此外，不一定单单局限于兖王、邕王两人，可多召几位宗室入京考察。
说实话，兖王、邕王二人，江昭都不太看得上。
这两人一旦当了皇帝，无一不是暴君水平。
兖王“强干”，出了名的暴怒奢侈，无需多言。
邕王“贤德”，结果为了女儿嘉城县主，竟是让人掳了荣飞燕，强暴过后扔街，致仕荣贵妃不得不谋反。
那可是贵妃的妹妹啊！
足可见邕王何其猖狂。
诚然，荣贵妃造反不是什么善茬，但人家那句“没登上皇位就如此放肆，登上了皇位不得灭全家”的确是很有道理。
所谓的贤德，也没好到哪里去！
这两人一旦当了皇帝，那可真是天下百姓的灾难。
除了兖王、邕王以外，赵宗全则是私德有亏。
濮议之争，持续了近两年，文武百官什么都没干，就争论新帝究竟是该称呼先帝为“皇考”还是“皇伯”。
这事，从根本上讲肯定是为了区分敌友。
不过，这种做法也太过差劲。
区分敌友的方法千千万，何必议论一个称呼？
但，相比起兖王、邕王而言，私德有亏的赵宗全，竟然......还行？
起码不是暴君！
江昭摇了摇头，都是什么歪瓜裂枣？
只能说，这一代的皇位继承人，真是太过差劲！
要真论哪一位稍好一点，估计也就是赵宗全的儿子赵策英。
好歹也算是有些气魄，胸怀大志。
堪称弱化再弱化版本的武帝。
饶是如此，也算得上是个明君了。
江昭一叹，执笔书曰：
“臣江昭诚惶诚恐，谨昧死以闻。陛下春秋已高，社稷至重，然储嗣未立，天下惶惶。
昔者，周公营洛邑，首重继统；汉武定鼎时，亦谋储君，此皆为宗庙长久计也。
今宗室不乏有贤名者，暗争储位。若明立其一，则宗室相争，恐酿萧墙之祸；若久不决断，又恐朝局纷扰，人心浮动。
臣闻古之圣君，立嗣之道，贵在权衡至公，而防微杜渐。臣不揣冒昧，恳请陛下行秘密立储之制。
陛下可于宗室之中，择贤德兼备者入京，考察数年，取诏书为二，书储君之名，一置内廷，一藏于身。待天命有归之日，或可托孤文武大臣，启封昭示天下。储君之外，余者皆封以官爵。
若官家诞有皇子，则取出诏书销毁，立储之事作废。
如此，则既免储位相争之患，又保社稷传承之安。昔周勃安刘，霍光辅政，皆赖预立之策。今行此法，上可告慰宗庙，下可安抚黎民，实乃万世之利也。
.......
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昧死以闻。伏乞陛下圣鉴。”
一封奏疏作好，江昭直奔韩府而去。
这种东西，还是得找大佬把把关。
.......
江府，书房。
江昭端着清茶，抿了一口，暗自度量。
经此次百官劝谏，君与臣，一时却是陷入了僵持。
臣子劝谏立嗣，拉着龙袍都不让走，君王断然不可能退让半步。
一方面，任何人都会心存侥幸，皇帝也一样。
从本能上，官家注定会排斥过继宗室的行为。
先帝真宗皇帝，也曾一样面临皇嗣早夭的难题。
最终，四十有二，方有官家。
这可不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上记载的“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这种有些缥缈的传说。
先帝四十有二诞子，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事迹。
并且，就在官家身上应验。
官家本人，就是“晚年诞子”中的“子”。
有此先例，也就怪不得官家心存侥幸，认为自己还有可能生出孩子。
此外，对于官家而言，要是过继了宗室，自己却有了血嗣，场面未免会有些难办。
过继的宗室，那也是皇子，并且是有继承权的皇子。
一旦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如何处理已经过继了的宗室，却是个难题。
其二，无子的皇帝一旦过继了宗室，地位就会慢慢的变得尴尬。
古往今来，皇帝与亲生的儿子尚且时常争权，甚至出现“弑父”的行径。
过继的宗室与皇帝，那就更是无需多言。
哪怕不往极端的方向去想，太子也会分走皇帝的权力。
这也是为何皇帝往往会宠信某一位皇子的缘故。
为的就是让受宠的皇子与太子相争，而皇帝则高高在上，作为裁判。
而今，本就非是亲生父子，一旦过继了宗室，则宗室正值年盛力强，皇帝垂垂老矣，却将无子的君王置于何地？
时间一长，定然是此消彼长。
要是皇帝早早死了还好，说不定就是父慈子孝。
可要是皇帝不早死，那结局要么就是被迫早死，要么就是君臣禅让。
指望宗室有良心，抵得住皇位的诱惑，根本不可能！
也因此，官家绝不可能退让。
一次逼宫可成，那就可能有下一次。
这一次逼宫是让过继宗室，下一次逼宫可能就是“禅让”。
赵祯，断然不可能照着臣子的要求去立嗣。
起码，这个时间段不行。
哪怕有了宰辅大相公逼宫，他也一定会一拖再拖，尽量的持续往后拖延。
一旦真正的立了皇嗣，他这个皇帝可就形同虚设。
甚至，与其立某一位宗室为皇子，他更愿意看到兖王与邕王明里暗里的争斗。
起码，还能有个制衡。
他这个皇帝，也仍然还是裁判角色。
这也是本来的剧情线上，官家赵祯的处理方法。
一拖再拖，拼命的拖，足足又拖了近十年的时间。
直到实在难以拖延，方才立了邕王为太子，进而导致宫变产生。
同样，官家口含诛心之言，宰辅大相公也不可能再度“拉着龙袍”劝谏。
一次百官劝谏无效，再来几次，怕也没什么效果。
皇帝，这是一位特殊的存在。
一定程度上，皇帝可以尽量耍无赖。
官家可口吐一次诛心之言，就可口吐两次、三次诛心之言。
一次劝谏让皇帝口吐诛心之言尚可，要是次次劝谏都让皇帝被迫口吐诛心之言，那就是纯粹的忤逆犯上。
就连史书，也会记载得一清二楚。
此事，关乎富大相公死后的声誉！
甚至涉及这一朝臣子的后世评价！
因此，富大相公不太可能再猛地冲在前面，文武百官也不太可能再竭力劝谏。
当然，不竭力劝谏，不代表没有劝谏。
这些来之不绝的劝谏奏疏，几乎已经影响江山社稷的运转。
官家赵祯，但凡在乎江山社稷，就得注重。
一时间，臣子难以再进一步，皇帝难以再退一步，君臣僵持。
江昭踱步，沉吟起来。
此前，文武百官特意腾出近一年的时间给官家繁衍子嗣，并没有什么效果。
长达一年的时间专门造孩子，都没有结果。
几乎可预见，哪怕时间再长一点，也很难有皇嗣血脉。
并且，时间越长，官家越是不可能再有皇子。
他已经快四十八岁！
这一点，官家也肯定清楚，只是一向主动回避这种想法。
如今，富大相公拉着龙袍劝谏，官家于大殿之上长哭不止，俨然是被大相公强行点破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经此一事，官家肯定也认识到了臣民要求立嗣的决心。
这是文武百官的奏请，已经大到了他不得不重视的地步。
不过，哪怕知道臣民劝谏立嗣的决心，也不代表他就要立嗣！
不肯立嗣，究其而言，无非是缺乏安全感。
皇帝缺乏安全感！
臣子要官家立嗣，也有不少缘由，或是利益考量，或是担忧江山社稷。
但究其而言，其实也就三个字。
安全感！
所谓投向兖王、邕王某一方，为的就是保住权势。
而在宦海，对于官员而言，权势附带的主要东西就是安全感。
官家无子，皇帝没有安全感，臣子也没有安全感。
皇帝有皇帝对安全感的要求，臣子有臣子对安全感的要求。
恰好，还真就有一个东西足以二者兼得。
“秘密立储法！”
江昭低吟了一句。
所谓秘密立储法，也即清时雍正创立的一种皇位继承制度：
君王生前不公开立太子，而是将选定的储君之名书于两份诏书之上，一份放在上朝的匾额后面，一份则是君王随身携带。
君王驾崩后，托孤于实权大臣，令几位托孤大臣一齐取出两份诏书核对，无误则立诏书上的皇子为新君。
秘密立储法的主要功能有三：
一、储君人选具有不确定性，避免皇子与臣子结党。
储君人选的不确定性，切断了皇子结党、大臣站队的可能性。
哪怕偶尔有些官员站队，也多是小官员去赌一赌，真正的高官都得以稳健为主。
最顶尖的几位，更是以成为“托孤大臣”为主要目标。
时至今日，兖王与邕王早就斗了起来，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势力。
秘密立储法的主要功能“免却皇子结党”，已经不起效。
但，官家尚未立嗣，适当操作一下，皇嗣的“不确定性”就还能起效。
一定程度上，这能维持皇帝的威严。
二、皇帝独自掌控立嗣权。
皇帝独掌立嗣，立谁就在皇帝一念之间，杜绝了外戚、权臣以及后宫干预。
皇帝独掌立嗣这一功能，也还有效。
皇帝独掌立嗣，也就意味着灵活立储。
如今，官家无子，灵活立储的功能自然成了“帝有子，则立储作废；帝无子，则殡天后诏书示于天下。”
皇帝不过继宗室，也有担心自己将来有子，却无皇位继承的原因。
一旦过继了宗室，那宗室可就是“正统”皇子，一样具有继承权。
经过正经流程过继的宗室，那可不是说废立就能废立的。
一旦处理不好，就是一场宫变。
而秘密立储法，却是可以让君王随时更改自己的立储意向。
甚至，哪怕皇帝无子，也不影响他随时更改自己的立储想法，这种掌控欲无疑是符合君王的习性。
三、择优而立，破除了立嫡长的束缚。
制度这个东西要符合时代发展以及社会风气。
儒学兴盛的社会，破除嫡长论不太可能，这一功能却是无效。
甚至，秘密立储法也仅仅适合“君王无子”这一特殊情况，属于是特事特办。
要想让秘密立储法一直传承，乃至于成为日后立皇储的依据，无疑是痴人说梦。
三大功能，废了一个半。
不过，这也不影响什么。
单是可稳住君王手中权势、可让诏书随时作废这两大优点，就可给君王带去难以想象的安全感。
同样，这个功能对于臣子而言也是好事。
好歹有了正统！
表面上没有确切的皇储，可实际上就是有那么一位隐藏的“正统”。
这就够了！
可别小看了“正统”之名的厉害。
须知，汴京东郊常有近十万大军，皆为武将之首英国公统领。
而英国公一向都是不站队的人物。
有了这秘密立储法，无论是兖王，亦或是邕王，都得等皇帝临终的遗诏结果吧？
一旦等，托孤之臣定然有英国公！
十万大军镇压，区区两王，还想闹出点动静？
本来的剧情线上，为何英国公没有主动出兵救储？
一方面，自然是不想插手两王之争。
另一方面，则因为他不是托孤大臣，邕王也并非正式的太子。
彼时，官家赵祯立了邕王为太子，但仅是口头承认，并未正式走完立太子的流程，也并未托孤。
没有走完流程，邕王就算不上真正的太子。
如此，兖王造反，双方身份其实都是王爷。
两个王爷相争，英国公一个武将，没有官家旨意，怎敢出兵？
万一出了兵，邕王已经死了，他该如何自处？
而一旦托了孤，意义就彻底不一样。
何谓托孤？
保国，护储！
托孤的那一刻，就正式有了太子，有了托孤大臣。
一定程度上，从托孤的那一刻起，托孤大臣的前程利益就已经与深度储君挂钩。
说句不好听的，哪怕托孤就一息，受到托孤的王爷也是储君。
有储君，哪怕储君死了，也可拥立储君之子！
这就是差别！
过往，不少臣子担忧，并劝谏立嗣，缘由之一就是怕时间拖得越久，兖王、邕王的势力越大。
要是时间拖得太久再立储，兖王和邕王斗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双方某一位上位，余下一位定然被迫造反。
如今，有了“遗诏”，有了“托孤大臣”，自是免却了这一担忧。
臣子要的不是太子，要的就是个“正统”之名。
要的就是以最坏的打算，都能让英国公出兵镇压！
大部分臣子，怕的就是赵祯猛地驾崩，结果还没有立下“正统”。
如此一来，可就纯粹的成了谁兵力大谁是“正统”。
一旦立下了正统，意义就彻底不一样。
十万戍京大军，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正统，就是臣子本质上的诉求，也是臣子需要的安全感。
秘密立储法，完全可以解决。
江昭手中清茶一饮而尽，执笔落下几个字。
《上皇帝秘密立储疏》！
当然，时代不同，不可能彻底照搬清时的秘密立储法，还是得根据实际需求适当修改。
清时，秘密立储法纯粹是为了皇位继承。
如今，涉及两王争端，就还得适当修改。
一如，根本不立皇子。
要么是宗室，要么是太子，两极分化！
其余的人，适当封以闲散爵位，根本不给丝毫幻想的机会。
此外，不一定单单局限于兖王、邕王两人，可多召几位宗室入京考察。
说实话，兖王、邕王二人，江昭都不太看得上。
这两人一旦当了皇帝，无一不是暴君水平。
兖王“强干”，出了名的暴怒奢侈，无需多言。
邕王“贤德”，结果为了女儿嘉城县主，竟是让人掳了荣飞燕，强暴过后扔街，致仕荣贵妃不得不谋反。
那可是贵妃的妹妹啊！
足可见邕王何其猖狂。
诚然，荣贵妃造反不是什么善茬，但人家那句“没登上皇位就如此放肆，登上了皇位不得灭全家”的确是很有道理。
所谓的贤德，也没好到哪里去！
这两人一旦当了皇帝，那可真是天下百姓的灾难。
除了兖王、邕王以外，赵宗全则是私德有亏。
濮议之争，持续了近两年，文武百官什么都没干，就争论新帝究竟是该称呼先帝为“皇考”还是“皇伯”。
这事，从根本上讲肯定是为了区分敌友。
不过，这种做法也太过差劲。
区分敌友的方法千千万，何必议论一个称呼？
但，相比起兖王、邕王而言，私德有亏的赵宗全，竟然......还行？
起码不是暴君！
江昭摇了摇头，都是什么歪瓜裂枣？
只能说，这一代的皇位继承人，真是太过差劲！
要真论哪一位稍好一点，估计也就是赵宗全的儿子赵策英。
好歹也算是有些气魄，胸怀大志。
堪称弱化再弱化版本的武帝。
饶是如此，也算得上是个明君了。
江昭一叹，执笔书曰：
“臣江昭诚惶诚恐，谨昧死以闻。陛下春秋已高，社稷至重，然储嗣未立，天下惶惶。
昔者，周公营洛邑，首重继统；汉武定鼎时，亦谋储君，此皆为宗庙长久计也。
今宗室不乏有贤名者，暗争储位。若明立其一，则宗室相争，恐酿萧墙之祸；若久不决断，又恐朝局纷扰，人心浮动。
臣闻古之圣君，立嗣之道，贵在权衡至公，而防微杜渐。臣不揣冒昧，恳请陛下行秘密立储之制。
陛下可于宗室之中，择贤德兼备者入京，考察数年，取诏书为二，书储君之名，一置内廷，一藏于身。待天命有归之日，或可托孤文武大臣，启封昭示天下。储君之外，余者皆封以官爵。
若官家诞有皇子，则取出诏书销毁，立储之事作废。
如此，则既免储位相争之患，又保社稷传承之安。昔周勃安刘，霍光辅政，皆赖预立之策。今行此法，上可告慰宗庙，下可安抚黎民，实乃万世之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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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昧死以闻。伏乞陛下圣鉴。”
一封奏疏作好，江昭直奔韩府而去。
这种东西，还是得找大佬把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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