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4-EP3：红心国王（19）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人们最害怕的就是迈出新的一步。任何革命性的变革都必须建立在广大民众对变革的拥护、顺从、至少不加挑战的态度之上。他们必须对现状感到极度沮丧、极度挫败、极度迷茫、极度看不到未来，才愿意放弃过去，拥抱未来。这种接受本身就是任何革命必不可少的前提。】——尤里·纳尔莫诺夫，1971年。
……
发生于2029年底的那场灾难【失落的圣诞】给日本各界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教育界自然也没能幸免于难。许多位于日本内陆地区的大、中、小学校因GHQ仅动员UN维和部队重点保护沿海主要城市而被抛弃，但这并不意味着位于东京等主要城市的学校也可以像灾难发生之前那样正常开办。以东京都市圈为例，该地区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GHQ出台了第一版防疫规定后关闭，原本在学校内就读的学生则改为接受网络教育，由此带来的纠纷可谓数不胜数。待到GHQ尝试着放宽防疫规定、允许学生返回学校接受教育时，已经有不少无法维持运营的东京本地学校在此期间关门大吉。
早在2034年之前，尝试着逐步恢复日本社会原有秩序、降低防疫压力和当地居民对GHQ敌意的部分GHQ官僚在本地合作者的建议下以东京市内各区为基本单位进行了学校重组。那些或是历史悠久、或是诞生于21世纪的学校连同它们的名字便就此作古，成为了东京市民们仅能在回忆中拜访的历史遗产。从这些学校的尸体上拔地而起的，则是GHQ主持建立的一系列新型学校——从小学延续至大学的贯通式培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学生群体的流动性，从而减轻GHQ的防疫压力。
坊间谣传，当初建议GHQ按照这种模式重组学校的主要合作者之一，正是后来死得十分蹊跷的特殊病毒灾害对策局首任日本人局长茎道修一郎。无论茎道修一郎当初还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用心，GHQ并没有在他毙命后暂停甚至是逆转重组学校工程的打算，各项合并学校、重新分配教师资源的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仅如此，在另一些外国顾问的建议下，本就视原本由日本官方机构控制和管理的公立学校为不良财产的GHQ大方地把大部分公立学校出售给了愿意接收它们的教育集团，并从中大赚一笔。
“看看，还有这么多机构可以出售。之前的估价实在是太低了，以后还要继续抬价、让日本人多付些钱。这样一来，就算我们和国会山还有白宫那群根本不想让我们回国的混账决裂了，也能继续在日本维持几年。”特别参谋部高层是这一系列交易的主要受益者群体之一，如果不是因为GHQ的尴尬现状使得他们实在不知该把自己的财产配置到何处，也许他们就该提前畅想着美好的退休生活了。“杨准将也发了财，我听说他现在可是最受东京女人欢迎的男人。”
“你是说在日本人之中，还是在我国公民之中？”起了好奇心的特别参谋部工作人员忙不迭地打听了起来。
“有什么区别吗？他有那么多钱财没处使，几年前又死了妻子，唯一的儿子又不受他喜欢……我要是个女人，我也不会放过这样的目标。”休息室里一名穿着军服的维和部队军官并无恶意地开起了上司的玩笑，“来日本这几年啊，参谋部总是瞧不起咱们特别参谋部，把我们当文官看待。可是他们和华盛顿闹翻了之后，不还是得求着我们搞定资金和其他资源？趁着这个机会，推举杨准将当特别参谋长……不，就算是当GHQ的最高司令官也是理所应当的。”
“伙计们，我不想说不吉利的话，但我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等到我们手里能出售的机构都卖光了……那时候又要怎么办？”角落里另一名穿着军服的特别参谋部办公人员有些担忧地说，GHQ与日益受到源质基因公司影响的华盛顿关系不佳已是UN外交官们也很难掩饰的隐患，而看似支持GHQ的合作者也只是因形势所迫才不得不屈服，“日本人肯定不会欢迎我们的，如果合众国也不欢迎我们，那……我们不就成国际难民了吗？”
“喂，别总想这些太遥远的事。我们至少还要等上几年，才能把我们当初从日本人手里直接白白拿来的这些东西再以高价【归还】给他们……谁说得清几年之后的事？也许那时我们已经战胜了天启病毒和钢皮病疫情，而源质基因公司会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小企业。”房间里看上去最像日本人的一人发话了，他的相貌与东京街头的大部分同龄人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只有与众不同的五官轮廓和颜色稍浅一些的头发昭示着他并非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居民，“白宫这十几年来的愚蠢决策不在少数，但我不相信他们会做出等同于逼着这里的几十万军人彻底自谋生路的决定。”
“但愿不会吧。”
在日本境内主要媒体的报道中，GHQ大肆向愿意合作的日本企业家出售各公共领域服务是双赢的交易，但或许也只有GHQ一方会对这些交易感到满意。无论现在GHQ做出多大的让步，从一场又一场浩劫中幸存下来的日本企业家们永远会记得，自己眼下需要出巨资收购的东西本来就是属于日本人的。
当然，这些把明哲保身视为GHQ治下生存法则的商人们还无法把怒火发泄到GHQ头上，而且他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许是几年，又或许是十几年——都必须与GHQ合作才能勉强维持日本摇摇欲坠的秩序。或许正是因为考虑到了为GHQ提供大量资金的日本企业家急需用买到手的工具回收成本，GHQ也通过持续放松对经济活动的管制为这些依然可靠的合作者提供了些许便利，代价则是平民的生活成本以令人惊讶的速度飙升，东京市区内几乎每天都有市民因从商店盗窃食品而被警察逮捕。这些被捕的平民很快就被送往位于重建工作前线的建筑工地用劳动偿还债务，以弥补其盗窃行为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对千千万万的普通东京市民而言，GHQ放松经济管控前后的生活似乎没什么区别。几年以前，不愿无偿为全体日本人经常接种疫苗的GHQ选择用征收重税的方式帮助其盟友源质基因公司平衡研发和生产疫苗的成本，以至于有些东京市民宁可完全以领取UN救济物资为生也不愿外出工作。局面似乎在GHQ主动提出为日本人无偿或以极低的价格提供旨在控制钢皮病疫情蔓延的各项医疗服务后有了转机，但过去东京市民因有偿接种疫苗而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在经历了短暂的下跌后，很快便由于GHQ撤销了许多经济管制措施而回升到了原先的水平。更要命的是，现在他们也没法去找自称处境艰难的GHQ领取UN救济物资了。
至于GHQ是否仍以原先的理由从外界接收UN和其他国际组织、国家乃至个人捐助的救济物资，则是被困在列岛上的日本平民无从知晓的。
直到有日本籍GHQ工作人员和警察因盗窃食品而被抓，GHQ高层才意识到他们用来讨好日本企业家的那些手段或许对日本平民而言实在是太不友好了。正当他们为如何应对迟早要爆发的汹汹民意而头疼时，代理民政局长一职已有三年的格里菲斯上校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能够加强日本人与GHQ合作的新举措：为忠诚又勤奋的合作者承担一切基本生活支出，既能说服合作者心无旁骛地工作，又能借此吸引更多日本人效力于GHQ。
“其中，最早与本局开展合作的机构，是天王洲大学。我们之间的合作已经维持了两年多，最早是在防疫工作和另一些没有明确界定范畴但与防疫工作有关的事务上，后来则逐步拓展到了本局负责的各领域。”放在两年多以前，麦克尼尔邀请大学生兼职为社会课工作一事肯定会被GHQ高层当成蓄意泄密甚至通敌的典型反面案例。但时过境迁，主张对日本社会各界实施全面控制的一派在GHQ内已经失势，更多地依赖合作者管理日本的GHQ也没有什么理由否定民政局的大胆尝试。“已经从大学毕业的合作者中，有超过80%进入了GHQ或GHQ控制的企业、社会组织继续为我们服务。此外，尤为可喜的是，这些与我们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的年轻人成功地摆脱了一度在许多学校中流行的幼稚风潮——我指的是不需要理由和原则的、毫无根据的敌对思维——并且勇敢地与不正之风斗争，从而改善了我们的公众形象。因此，我建议在民政局经验的基础上，允许GHQ的各机构与日本平民进行更广泛的合作。要利用这个机会最大限度地动员日本人参与到我们主导的行动中，不是像以往那样充当旁观者或被动接受的受害者。然后，他们才会相信，帮助GHQ就是帮助日本……就是自救。”
“要不是他们吃不上饭，这些口号和条件也骗不到他们……”会议室里的军官们交头接耳了一阵，他们都不能无视格里菲斯上校主持下的民政局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取得的成就，“所以说，放松管制真是个天才的主意。我们让日本人饿肚子，日本人就会仇视我们；可要是日本人自己让日本人吃不上饭，社会上的抱怨和戾气则会减少很多。”
“毕竟这次是【同胞】嘛，怪不到我们头上。”
“格里菲斯的主张，比较适合我们目前的需求。我们已经养了日本人六年多……快七年时间了，总不能一直和他们对峙下去，也该想办法让他们报答我们这几年的付出了。”杰拉尔德·杨准将也发言支持属下的建议，他从日本西部地区近期的战争中看到了GHQ与日本人加强合作的乐观前景。由日本人士兵在最危险的地方战斗，由日本人平民为前线的作战部队不辞辛劳地运输补给物资，东京以外的一切事务都可以交给日本人自行解决，而GHQ只需高枕无忧地发号施令即可，像他这样的GHQ高层也不必把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本就该由日本人自己处理的各项公务上了。“最近动员平民参与运输工作，不是也很成功吗？我们只要支付些许补贴，就能换取他们的效劳。其他人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长官，听说运输工作的各个环节都有未成年人参与，这会不会——”
“没什么好担心的。怎么，未成年人就不算人了？就不该履行些属于公民的义务？现在的孩子可比你想象的要成熟多，不需要你或我来保护。以前自卫队也在初中和高中招募和培养军籍人员，我们现在所做的不过是效仿日本人以前的行为罢了。”以身作则地把独生子达利尔·杨送去前线参加战斗的杨准将不介意用要求自己的标准来要求他人，而且那些只管接受教育的学生也早该做些事证明自己配得上成年人的期待了，“允许继续动员未成年人支援此次战争，而且要支付比成年人更多的补贴。会有些父母愿意把儿女送到我们手里的。”
九州岛冲突爆发后，GHQ已经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动员，招募了许多本地市民支援前线战事或遭导弹袭击地区的防疫工作——那些原本疫情并不严重的城市在被敌军发射的导弹攻击后已经有转变为疫区的危险态势。不过，直到8月中旬，这些动员仍然由GHQ下属的各机构自行部署，缺乏总部的统一调度。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讨后，GHQ参谋部和特别参谋部一致认为，继续动员日本人对抗大和义军对GHQ有利。因此，GHQ于8月15日发表声明、认可了各下属机构自作主张的战争动员和防疫动员，并号召更多日本人主动投入到保卫个人生活的斗争中。
与声明一并公之于众的则是一份详细描述了不同类型工作对应补贴待遇的清单。
原则上来讲，GHQ从未强迫日本平民参与这些支援服务，平民为补贴家用或享受免费的衣食住行、领取通用消费券或折扣券、减免个人债务而踊跃报名参加自然纯属个人行为。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GHQ还对未成年人开放了参与有偿支援服务的报名资格，且特地注明不必有监护人许可。消息一经公布，不仅天王洲大学等高校的学生积极报名，东京都市圈范围内的高中生甚至一些初中生也在网站上填写了报名表或干脆直接跑到报名点咨询情况。
正如杨准将所预料的那样，被无处不在的生活压力包围着的青少年们即便起初试图说服自己置身事外，迟早也会被无从躲避的焦虑感染，更不必说学费和一家人的生计可不是他们想要逃避就能躲得开的问题——如果家中恰好有钢皮病患者需要定期接受治疗，有些责任就更逃不掉了。
有天王洲大学的示范效应，天王洲第一高中和天王洲中学的许多学生也报名参加了支援前线或防疫工作的活动，这其中还包括供奉院集团掌舵人供奉院龙树的外孙女、以孙女的名义被确认为继承人的供奉院亚里沙。正在天王洲中学二年级就读的供奉院亚里沙当然不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处境担忧，要求她履行这项义务的与其说是几乎无法传递到她身上的生活压力，不如说是供奉院龙树的命令。
供奉院亚里沙也报名参加活动的消息一出，天王洲第一高中和天王洲中学的报名人数顿时激增。连目前日本最有权势的企业家的继承人都决定履行义务，其余人更没有逃避的借口，试图找些理由为自己辩护的学生则马上因过于不合群的举动而沦为众矢之的。一来二去，没什么非去不可理由的樱满集也在众人的裹挟下报了名，这可把正在为消除各受灾城市疫情而发愁的樱满春夏吓得不轻。她连忙趁休息时间向樱满集询问详情、劝说自己的养子保持冷静。
“是有人强迫你吗？如果确有其事，我就算不当那个局长了，也不能让你去那么危险的地方。”民政局方面一直有人（主要是麦克尼尔）主张让樱满春夏出任特殊病毒灾害对策局长，但茎道修一郎之死仍然给她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而几乎失去了所有亲人的樱满春夏不会允许最后的亲人也离自己而去。“是有人逼你报名参加吗？”
“大家都报名了，我不报名的话……不太好吧。”樱满集有些迟疑不定地说，这并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事，“所有人都得做些什么，对吧？我们至少不必像特里同那样去前线作战，他和我差不多一般大。”
“重要的不是别人都怎么做，而是你自己的想法。你真的愿意去参加这么危险的活动吗？”
“大家都这么做……肯定不会有错的。”
“怎么能说这种话……”
虽说东京都市圈各地大学生和中学生们勇气可嘉，但就算他们自告奋勇地要执行运输任务，麦克尼尔也不敢真的让这些可能还不会开车的年轻人负责运送重要的武器装备或其他各类物资。大学生们能够承担的工作类型稍多一些，中学生们则被送到了转运物资的交通节点、与其他工作人员一并维持这些枢纽的正常运行。
与同学们一起抵达东京都市圈外围一处物资中转站的樱满集以为他们要充当搬运工，可他想错了。在物资中转站入口处迎接他们的并不是工服上还沾着油污的工人，而是些谈吐得体、与他们的父母年龄相仿的中年人或青年人。这些同样由GHQ从东京地区动员的技术人员和工程人员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那就是对以中学生为主体的未成年人志愿者进行快速培训、确保这些青少年能够及时地掌握使用和维护工程机器人的技术——必要情况下，也包括维修甚至是重新组装。
接下来的几天里，樱满集和他的同学们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他们知道新闻报道中称一伙丧心病狂的武装人员占据了日本西部地区、企图破坏GHQ成立至今的防疫成果，但那些动辄与全体日本人的命运或自由扯上关系的字眼之前实在没法给他们带来什么真切的感受。正是在这座物资中转站里，许多自【失落的圣诞】以来首次离开东京的中学生得以从川流不息的车队中一睹庞大又渺小的日本勉强维持其自身存在的实际方式。
“一颗恒星有向内坍缩的引力，有驱使其向外膨胀的热能，二者形成相对平衡才能使恒星稳定生存。日本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要有人站出来对抗使得一切趋近于混乱和无序的因素。”负责管理樱满集等人日常生活的工程师名叫筱宫宗行，他的女儿上个月在大和义军对东京的袭击中身受重伤，至今昏迷不醒。谈及自己响应动员的原因时，有些憔悴的工程师郁闷地说，自己过去一直以为什么都不需做就能理所应当地得来安稳的生活，“……可是，没有那些工厂生产商品、没有我们到处把商品运来运去，商品是不会自动出现在货架上的。”
“但是，商品本来就不是自动出现在货架上的啊。”坐在人群中的樱满集觉得筱宫宗行实在是太小瞧他们了，“商店的货物，不都是要由人摆放上去吗？”
“是这么回事……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们看得到眼前商店里的商品，看不到规模更大的商店里的商品，因而就更容易以为它们是可以凭空出现的。”时刻为女儿担忧的工程师没有在这些中学生面前频繁地提到医疗费用，他不想给这些还处在懵懂中的年轻人增添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哦，又该开工了。改天，我再和你们认真讲讲吧。你们是出生在天启病毒现世后的一代人，与以往的每一代日本人都不一样。”
樱满集注定等不到险些痛失爱女的工程师改天再对他诉说遭逢大难后的感悟了。两天后的中午，一颗不知从何而来的炸弹准确地命中了其中一个临时储存物资的仓库，包括筱宫宗行在内的三名工作人员和不幸在场的十几名未成年人被当场炸死。那时恰好刚刚离开仓库的樱满集惊险地逃过一劫，当被冲击波掀翻在地的他艰难地爬起时，目睹眼前惨剧的少年所能做的唯有惊声尖叫。
TBC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人们最害怕的就是迈出新的一步。任何革命性的变革都必须建立在广大民众对变革的拥护、顺从、至少不加挑战的态度之上。他们必须对现状感到极度沮丧、极度挫败、极度迷茫、极度看不到未来，才愿意放弃过去，拥抱未来。这种接受本身就是任何革命必不可少的前提。】——尤里·纳尔莫诺夫，1971年。
……
发生于2029年底的那场灾难【失落的圣诞】给日本各界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教育界自然也没能幸免于难。许多位于日本内陆地区的大、中、小学校因GHQ仅动员UN维和部队重点保护沿海主要城市而被抛弃，但这并不意味着位于东京等主要城市的学校也可以像灾难发生之前那样正常开办。以东京都市圈为例，该地区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GHQ出台了第一版防疫规定后关闭，原本在学校内就读的学生则改为接受网络教育，由此带来的纠纷可谓数不胜数。待到GHQ尝试着放宽防疫规定、允许学生返回学校接受教育时，已经有不少无法维持运营的东京本地学校在此期间关门大吉。
早在2034年之前，尝试着逐步恢复日本社会原有秩序、降低防疫压力和当地居民对GHQ敌意的部分GHQ官僚在本地合作者的建议下以东京市内各区为基本单位进行了学校重组。那些或是历史悠久、或是诞生于21世纪的学校连同它们的名字便就此作古，成为了东京市民们仅能在回忆中拜访的历史遗产。从这些学校的尸体上拔地而起的，则是GHQ主持建立的一系列新型学校——从小学延续至大学的贯通式培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学生群体的流动性，从而减轻GHQ的防疫压力。
坊间谣传，当初建议GHQ按照这种模式重组学校的主要合作者之一，正是后来死得十分蹊跷的特殊病毒灾害对策局首任日本人局长茎道修一郎。无论茎道修一郎当初还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用心，GHQ并没有在他毙命后暂停甚至是逆转重组学校工程的打算，各项合并学校、重新分配教师资源的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仅如此，在另一些外国顾问的建议下，本就视原本由日本官方机构控制和管理的公立学校为不良财产的GHQ大方地把大部分公立学校出售给了愿意接收它们的教育集团，并从中大赚一笔。
“看看，还有这么多机构可以出售。之前的估价实在是太低了，以后还要继续抬价、让日本人多付些钱。这样一来，就算我们和国会山还有白宫那群根本不想让我们回国的混账决裂了，也能继续在日本维持几年。”特别参谋部高层是这一系列交易的主要受益者群体之一，如果不是因为GHQ的尴尬现状使得他们实在不知该把自己的财产配置到何处，也许他们就该提前畅想着美好的退休生活了。“杨准将也发了财，我听说他现在可是最受东京女人欢迎的男人。”
“你是说在日本人之中，还是在我国公民之中？”起了好奇心的特别参谋部工作人员忙不迭地打听了起来。
“有什么区别吗？他有那么多钱财没处使，几年前又死了妻子，唯一的儿子又不受他喜欢……我要是个女人，我也不会放过这样的目标。”休息室里一名穿着军服的维和部队军官并无恶意地开起了上司的玩笑，“来日本这几年啊，参谋部总是瞧不起咱们特别参谋部，把我们当文官看待。可是他们和华盛顿闹翻了之后，不还是得求着我们搞定资金和其他资源？趁着这个机会，推举杨准将当特别参谋长……不，就算是当GHQ的最高司令官也是理所应当的。”
“伙计们，我不想说不吉利的话，但我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等到我们手里能出售的机构都卖光了……那时候又要怎么办？”角落里另一名穿着军服的特别参谋部办公人员有些担忧地说，GHQ与日益受到源质基因公司影响的华盛顿关系不佳已是UN外交官们也很难掩饰的隐患，而看似支持GHQ的合作者也只是因形势所迫才不得不屈服，“日本人肯定不会欢迎我们的，如果合众国也不欢迎我们，那……我们不就成国际难民了吗？”
“喂，别总想这些太遥远的事。我们至少还要等上几年，才能把我们当初从日本人手里直接白白拿来的这些东西再以高价【归还】给他们……谁说得清几年之后的事？也许那时我们已经战胜了天启病毒和钢皮病疫情，而源质基因公司会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小企业。”房间里看上去最像日本人的一人发话了，他的相貌与东京街头的大部分同龄人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只有与众不同的五官轮廓和颜色稍浅一些的头发昭示着他并非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居民，“白宫这十几年来的愚蠢决策不在少数，但我不相信他们会做出等同于逼着这里的几十万军人彻底自谋生路的决定。”
“但愿不会吧。”
在日本境内主要媒体的报道中，GHQ大肆向愿意合作的日本企业家出售各公共领域服务是双赢的交易，但或许也只有GHQ一方会对这些交易感到满意。无论现在GHQ做出多大的让步，从一场又一场浩劫中幸存下来的日本企业家们永远会记得，自己眼下需要出巨资收购的东西本来就是属于日本人的。
当然，这些把明哲保身视为GHQ治下生存法则的商人们还无法把怒火发泄到GHQ头上，而且他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许是几年，又或许是十几年——都必须与GHQ合作才能勉强维持日本摇摇欲坠的秩序。或许正是因为考虑到了为GHQ提供大量资金的日本企业家急需用买到手的工具回收成本，GHQ也通过持续放松对经济活动的管制为这些依然可靠的合作者提供了些许便利，代价则是平民的生活成本以令人惊讶的速度飙升，东京市区内几乎每天都有市民因从商店盗窃食品而被警察逮捕。这些被捕的平民很快就被送往位于重建工作前线的建筑工地用劳动偿还债务，以弥补其盗窃行为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对千千万万的普通东京市民而言，GHQ放松经济管控前后的生活似乎没什么区别。几年以前，不愿无偿为全体日本人经常接种疫苗的GHQ选择用征收重税的方式帮助其盟友源质基因公司平衡研发和生产疫苗的成本，以至于有些东京市民宁可完全以领取UN救济物资为生也不愿外出工作。局面似乎在GHQ主动提出为日本人无偿或以极低的价格提供旨在控制钢皮病疫情蔓延的各项医疗服务后有了转机，但过去东京市民因有偿接种疫苗而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在经历了短暂的下跌后，很快便由于GHQ撤销了许多经济管制措施而回升到了原先的水平。更要命的是，现在他们也没法去找自称处境艰难的GHQ领取UN救济物资了。
至于GHQ是否仍以原先的理由从外界接收UN和其他国际组织、国家乃至个人捐助的救济物资，则是被困在列岛上的日本平民无从知晓的。
直到有日本籍GHQ工作人员和警察因盗窃食品而被抓，GHQ高层才意识到他们用来讨好日本企业家的那些手段或许对日本平民而言实在是太不友好了。正当他们为如何应对迟早要爆发的汹汹民意而头疼时，代理民政局长一职已有三年的格里菲斯上校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能够加强日本人与GHQ合作的新举措：为忠诚又勤奋的合作者承担一切基本生活支出，既能说服合作者心无旁骛地工作，又能借此吸引更多日本人效力于GHQ。
“其中，最早与本局开展合作的机构，是天王洲大学。我们之间的合作已经维持了两年多，最早是在防疫工作和另一些没有明确界定范畴但与防疫工作有关的事务上，后来则逐步拓展到了本局负责的各领域。”放在两年多以前，麦克尼尔邀请大学生兼职为社会课工作一事肯定会被GHQ高层当成蓄意泄密甚至通敌的典型反面案例。但时过境迁，主张对日本社会各界实施全面控制的一派在GHQ内已经失势，更多地依赖合作者管理日本的GHQ也没有什么理由否定民政局的大胆尝试。“已经从大学毕业的合作者中，有超过80%进入了GHQ或GHQ控制的企业、社会组织继续为我们服务。此外，尤为可喜的是，这些与我们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的年轻人成功地摆脱了一度在许多学校中流行的幼稚风潮——我指的是不需要理由和原则的、毫无根据的敌对思维——并且勇敢地与不正之风斗争，从而改善了我们的公众形象。因此，我建议在民政局经验的基础上，允许GHQ的各机构与日本平民进行更广泛的合作。要利用这个机会最大限度地动员日本人参与到我们主导的行动中，不是像以往那样充当旁观者或被动接受的受害者。然后，他们才会相信，帮助GHQ就是帮助日本……就是自救。”
“要不是他们吃不上饭，这些口号和条件也骗不到他们……”会议室里的军官们交头接耳了一阵，他们都不能无视格里菲斯上校主持下的民政局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取得的成就，“所以说，放松管制真是个天才的主意。我们让日本人饿肚子，日本人就会仇视我们；可要是日本人自己让日本人吃不上饭，社会上的抱怨和戾气则会减少很多。”
“毕竟这次是【同胞】嘛，怪不到我们头上。”
“格里菲斯的主张，比较适合我们目前的需求。我们已经养了日本人六年多……快七年时间了，总不能一直和他们对峙下去，也该想办法让他们报答我们这几年的付出了。”杰拉尔德·杨准将也发言支持属下的建议，他从日本西部地区近期的战争中看到了GHQ与日本人加强合作的乐观前景。由日本人士兵在最危险的地方战斗，由日本人平民为前线的作战部队不辞辛劳地运输补给物资，东京以外的一切事务都可以交给日本人自行解决，而GHQ只需高枕无忧地发号施令即可，像他这样的GHQ高层也不必把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本就该由日本人自己处理的各项公务上了。“最近动员平民参与运输工作，不是也很成功吗？我们只要支付些许补贴，就能换取他们的效劳。其他人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长官，听说运输工作的各个环节都有未成年人参与，这会不会——”
“没什么好担心的。怎么，未成年人就不算人了？就不该履行些属于公民的义务？现在的孩子可比你想象的要成熟多，不需要你或我来保护。以前自卫队也在初中和高中招募和培养军籍人员，我们现在所做的不过是效仿日本人以前的行为罢了。”以身作则地把独生子达利尔·杨送去前线参加战斗的杨准将不介意用要求自己的标准来要求他人，而且那些只管接受教育的学生也早该做些事证明自己配得上成年人的期待了，“允许继续动员未成年人支援此次战争，而且要支付比成年人更多的补贴。会有些父母愿意把儿女送到我们手里的。”
九州岛冲突爆发后，GHQ已经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动员，招募了许多本地市民支援前线战事或遭导弹袭击地区的防疫工作——那些原本疫情并不严重的城市在被敌军发射的导弹攻击后已经有转变为疫区的危险态势。不过，直到8月中旬，这些动员仍然由GHQ下属的各机构自行部署，缺乏总部的统一调度。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讨后，GHQ参谋部和特别参谋部一致认为，继续动员日本人对抗大和义军对GHQ有利。因此，GHQ于8月15日发表声明、认可了各下属机构自作主张的战争动员和防疫动员，并号召更多日本人主动投入到保卫个人生活的斗争中。
与声明一并公之于众的则是一份详细描述了不同类型工作对应补贴待遇的清单。
原则上来讲，GHQ从未强迫日本平民参与这些支援服务，平民为补贴家用或享受免费的衣食住行、领取通用消费券或折扣券、减免个人债务而踊跃报名参加自然纯属个人行为。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GHQ还对未成年人开放了参与有偿支援服务的报名资格，且特地注明不必有监护人许可。消息一经公布，不仅天王洲大学等高校的学生积极报名，东京都市圈范围内的高中生甚至一些初中生也在网站上填写了报名表或干脆直接跑到报名点咨询情况。
正如杨准将所预料的那样，被无处不在的生活压力包围着的青少年们即便起初试图说服自己置身事外，迟早也会被无从躲避的焦虑感染，更不必说学费和一家人的生计可不是他们想要逃避就能躲得开的问题——如果家中恰好有钢皮病患者需要定期接受治疗，有些责任就更逃不掉了。
有天王洲大学的示范效应，天王洲第一高中和天王洲中学的许多学生也报名参加了支援前线或防疫工作的活动，这其中还包括供奉院集团掌舵人供奉院龙树的外孙女、以孙女的名义被确认为继承人的供奉院亚里沙。正在天王洲中学二年级就读的供奉院亚里沙当然不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处境担忧，要求她履行这项义务的与其说是几乎无法传递到她身上的生活压力，不如说是供奉院龙树的命令。
供奉院亚里沙也报名参加活动的消息一出，天王洲第一高中和天王洲中学的报名人数顿时激增。连目前日本最有权势的企业家的继承人都决定履行义务，其余人更没有逃避的借口，试图找些理由为自己辩护的学生则马上因过于不合群的举动而沦为众矢之的。一来二去，没什么非去不可理由的樱满集也在众人的裹挟下报了名，这可把正在为消除各受灾城市疫情而发愁的樱满春夏吓得不轻。她连忙趁休息时间向樱满集询问详情、劝说自己的养子保持冷静。
“是有人强迫你吗？如果确有其事，我就算不当那个局长了，也不能让你去那么危险的地方。”民政局方面一直有人（主要是麦克尼尔）主张让樱满春夏出任特殊病毒灾害对策局长，但茎道修一郎之死仍然给她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而几乎失去了所有亲人的樱满春夏不会允许最后的亲人也离自己而去。“是有人逼你报名参加吗？”
“大家都报名了，我不报名的话……不太好吧。”樱满集有些迟疑不定地说，这并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事，“所有人都得做些什么，对吧？我们至少不必像特里同那样去前线作战，他和我差不多一般大。”
“重要的不是别人都怎么做，而是你自己的想法。你真的愿意去参加这么危险的活动吗？”
“大家都这么做……肯定不会有错的。”
“怎么能说这种话……”
虽说东京都市圈各地大学生和中学生们勇气可嘉，但就算他们自告奋勇地要执行运输任务，麦克尼尔也不敢真的让这些可能还不会开车的年轻人负责运送重要的武器装备或其他各类物资。大学生们能够承担的工作类型稍多一些，中学生们则被送到了转运物资的交通节点、与其他工作人员一并维持这些枢纽的正常运行。
与同学们一起抵达东京都市圈外围一处物资中转站的樱满集以为他们要充当搬运工，可他想错了。在物资中转站入口处迎接他们的并不是工服上还沾着油污的工人，而是些谈吐得体、与他们的父母年龄相仿的中年人或青年人。这些同样由GHQ从东京地区动员的技术人员和工程人员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那就是对以中学生为主体的未成年人志愿者进行快速培训、确保这些青少年能够及时地掌握使用和维护工程机器人的技术——必要情况下，也包括维修甚至是重新组装。
接下来的几天里，樱满集和他的同学们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他们知道新闻报道中称一伙丧心病狂的武装人员占据了日本西部地区、企图破坏GHQ成立至今的防疫成果，但那些动辄与全体日本人的命运或自由扯上关系的字眼之前实在没法给他们带来什么真切的感受。正是在这座物资中转站里，许多自【失落的圣诞】以来首次离开东京的中学生得以从川流不息的车队中一睹庞大又渺小的日本勉强维持其自身存在的实际方式。
“一颗恒星有向内坍缩的引力，有驱使其向外膨胀的热能，二者形成相对平衡才能使恒星稳定生存。日本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要有人站出来对抗使得一切趋近于混乱和无序的因素。”负责管理樱满集等人日常生活的工程师名叫筱宫宗行，他的女儿上个月在大和义军对东京的袭击中身受重伤，至今昏迷不醒。谈及自己响应动员的原因时，有些憔悴的工程师郁闷地说，自己过去一直以为什么都不需做就能理所应当地得来安稳的生活，“……可是，没有那些工厂生产商品、没有我们到处把商品运来运去，商品是不会自动出现在货架上的。”
“但是，商品本来就不是自动出现在货架上的啊。”坐在人群中的樱满集觉得筱宫宗行实在是太小瞧他们了，“商店的货物，不都是要由人摆放上去吗？”
“是这么回事……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们看得到眼前商店里的商品，看不到规模更大的商店里的商品，因而就更容易以为它们是可以凭空出现的。”时刻为女儿担忧的工程师没有在这些中学生面前频繁地提到医疗费用，他不想给这些还处在懵懂中的年轻人增添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哦，又该开工了。改天，我再和你们认真讲讲吧。你们是出生在天启病毒现世后的一代人，与以往的每一代日本人都不一样。”
樱满集注定等不到险些痛失爱女的工程师改天再对他诉说遭逢大难后的感悟了。两天后的中午，一颗不知从何而来的炸弹准确地命中了其中一个临时储存物资的仓库，包括筱宫宗行在内的三名工作人员和不幸在场的十几名未成年人被当场炸死。那时恰好刚刚离开仓库的樱满集惊险地逃过一劫，当被冲击波掀翻在地的他艰难地爬起时，目睹眼前惨剧的少年所能做的唯有惊声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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