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纳尔嘴里恨恨地骂道:“瘴气理论!又是瘴气理论!”他愤怒,是因为看过一些医学史的科普!
他知道几十年前,英国医生约翰·斯诺就通过调查伦敦宽街的霍乱爆发,证明了霍乱是通过被污染的水传播的。
约翰·斯诺找到了那口公用水井,拆掉了井泵的手柄,让人无法从那口井里打水,紧接着疫情就平息了。
那是1849年的事。整整三十五年过去了,法国医生还在相信瘴气——只因为约翰·斯诺是该死的英国人!
苏菲端着咖啡进来,看到莱昂纳尔的脸色,问:“怎么了?”
莱昂纳尔指了指报纸:“你看看这些专家说的。瘴气、道德败坏、随身带浸了醋的手帕、家里焚烧香木……”
苏菲拿起报纸看了一遍,有些疑惑:“我祖父那会儿就是这么说的。难道这些没有效果吗?”
莱昂纳尔摇摇头:“霍乱通过水传播的,不是空气。病人的呕吐物和粪便污染了水源,喝了那水就得病,就这么简单。”
苏菲十分惊诧:“那医生为什么还说是瘴气?”
莱昂纳尔语气十分无奈:“因为承认自己错了,比什么都难!”
他沉默了一会儿,问苏菲:“那个男孩呢?佩蒂的弟弟,里昂。”
苏菲叹了口气:“还没找到。皮匠的铺子都集中在第十九区,那里现在乱得很。佩蒂的父母可能被拉去了拉博特医院。
现在医院已经成了人间地狱,管理已经半瘫痪了,又被警察封锁,外人根本就没办法找到往里面传递消息的途径。”
莱昂纳尔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再去催催。”
苏菲点点头,转身要走,莱昂纳尔叫住她:“苏菲。”
苏菲回头。
莱昂纳尔满脸担忧:“去的人也要小心,告诉他不要在那里吃或者喝任何东西。霍乱不是开玩笑的。”
苏菲点点头,出了书房。
————————
新的一天,疫情继续扩散。
十一区新增病例二十三人,死亡十一人;十九区新增十七人,死亡九人;二十区新增十二人,死亡六人。
道路开始变得空荡荡的,只偶尔有马车经过,整个巴黎都开始害怕了!
而收容病人的圣路易医院和拉博特医院完全变成了地狱。
一间大病房里,躺了二十多个人,每个人都在呻吟、呕吐、拉肚子。
空气里弥漫着粪便和呕吐物的酸臭味,让人想吐。
一个新病人刚刚入院躺下,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就过来了。
他看了看病人的脸色,摸了摸脉搏,然后说:“放血。”
这是这个时代对付几乎所有疾病的万能手段,尤其是当医生认为霍乱是血液“过热”或“中毒”所致时。
助手立刻端来一个托盘,上面放着止血带、手术刀和一个大碗。
医生绑住病人的手臂,切开静脉。暗红色的血流出来,流进碗里。
病人本来就虚弱,血流出来,脸色更白了。他想挣扎,但没力气。
放了大概半升血,医生按住伤口,说:“好了。明天再放一次。”
然后他走向下一个病人,准备继续给对方放血。
病房的另一头,另一个医生正在给一个老太太灌肠。
护士用一根长长的管子,从老太太的肛门插进去,然后往里面灌混合了碘化汞与盐的肥皂水。
老太太大声惨叫着,但医生不理他,让继续往里灌水。
灌完没多久,老太太就开始喷射式的腹泻,整个人缩成一团。
医生对护士说:“看来肠道里的毒排出来了。明天继续,务必把毒排干净!”
老太太拉完之后,几乎虚脱了,只能躺在床上,眼睛半闭着,嘴唇干裂,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的女儿同为病人,爬到母亲的床边,哭着喊她,但她没有任何反应。
走廊对面的另一间病房里,一个年轻的医生正在给一个中年男人喝特制的药水。
这个男人已经拉到脱水,嘴唇干裂,眼窝深陷,皮肤捏起来都是皱巴巴的。
医生端着一杯液体:“喝下去。这是稀释的硫酸,能杀死你体内的毒素。”
男人不知道什么是“硫酸”,但既然是医生给他的药,自然是不容拒绝的。
他接过杯子,喝了一口,但随即就惨叫起来,杯子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硫酸即使经过了稀释,但仍然剧烈烧灼着他的食道和胃,让他蜷缩在床上不断抽搐着,有几次甚至从床上弹飞起来。
医生皱起眉头:“反应这么大?剂量可能大了点。明天再减半。”
说罢,他带着助手转身走了,只留下那个男人在床上抽搐。
隔壁的床位上,一个病人已经死了。他皮肤变得灰白,嘴唇也完全失去了血色,一动不动整整两个小时,但没人发现。
护士忙着照顾活人,没时间检查死人。
直到后来另一个病人惊恐地喊叫起来,护士才过来看了一眼,然后就摇铃让救济所的杂工把尸体抬走。
尸体被抬到地下室,和其他尸体堆在一起。等着家属来认领。
没有家属的尸体会被拉到伊夫里公墓或者蒙帕纳斯公墓,撒上厚厚的生石灰后,一层层迭放掩埋。
——————————
三十九岁的码头临时工加斯帕尔·米莱与他的妻子玛蒂尔德·米莱,正躺在拉博特医院最大的公共病房内,奄奄一息。
他们已经入院两天了,医生只在他们刚来的时候过了看了一眼,就没有再管过他们。
加斯帕尔·米莱嘴里不停地喃喃着什么,但没有人理他。
隔壁床的玛蒂尔德·米莱还算清醒,勉强凑过去听,只听到几个字:“水……给我水……”
玛蒂尔德·米莱抓住路过的护士的手:“求求您,给他点水。他渴。”
护士无奈地摇摇头:“医生不让喝水。喝水会加重病情。”
玛蒂尔德快哭出来了:“他快渴死了……”
护士爱莫能助,只能转身走了。
过了一会儿,医生终于来了。他看了看加斯帕尔·米莱,摸了摸脉搏,然后果断地下令:“放血。”
助手端来托盘,医生绑紧加斯帕尔·米莱的手臂,熟练地用小刀切开静脉。
深红色的血液流淌出来,碗里的血,很快就像暴雨后的湖面一样,涨了起来。
加斯帕尔·米莱的眼睛睁大了一下,然后又闭上了。
放了大概半升血,医生才按住伤口,做好包扎,然后说:“好了。他恢复了平静!”
然后他看着玛蒂尔德·米莱,摸了摸她的脉搏:“你的情况好一点。不用放血,但你需要清肠。”
他让助手拿来一杯药:“喝下去。这是蓖麻油和番泻叶熬制出来的药水,能清空肠道里的毒素。”
玛蒂尔德·米莱接过杯子,犹豫了一下。她知道蓖麻油是什么,那可是泻药!只是她现在已经拉到不行了,再喝泻药……
但医生看着她,眼神不容置疑。她只好喝下去。几分钟后,她的肚子就开始绞痛,然后又开始腹泻。
她坐在床边的便盆上,拉了一次又一次,拉到后面全是水,最后连水都没有了,只是干呕。
她趴在床上,一动不动,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
晚上八点,加斯帕尔·米莱开始抽搐,手和脚不受控制地抽动,脸扭曲着,嘴里发出咯咯的声音。
玛蒂尔德·米莱想过去看他,但自己根本动不了,只能躺在床上低声哭喊:“加斯帕尔!加斯帕尔!”
护士跑过来看了一眼,然后跑去找医生。等医生来的时候,加斯帕尔·米莱已经不动了。
医生摸了摸脉搏,听了听心跳,然后对护士说:“死了。抬走吧。”
护士叫来两个救济所的人,把加斯帕尔·米莱的尸体抬起来,往外走。
玛蒂尔德·米莱伸出手,想抓住丈夫,但够不着。她只能看着他的尸体消失在门口。
然后她趴在床上,哭不出声,只是干嚎。
隔壁床的病人看了她一眼,然后转开头,继续呻吟。
在这里,同情心是最廉价也是最奢侈的东西。
病房里没人说话。只有呻吟声,呕吐声,拉肚子的声音,还有偶尔传来的惨叫。
凌晨三点,玛蒂尔德·米莱开始抽搐。
她的情况和丈夫一样:手脚抽动,脸扭曲,嘴里发出咯咯的声音。她挣扎着想喊人,但喊不出来。
她想起女儿佩蒂,想起儿子里昂,想起昨天还活着的丈夫……然后她的意识开始模糊……
护士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没气了。护士再次叫来救济所的杂工,把她的尸体抬走。
很快她和其他几十具尸体一起,也被堆在地下室,等着家属认领,或者被拉去公墓。
加斯帕尔·米莱,码头临时工,死于1884年2月7日晚上八点。
玛蒂尔德·米莱,洗衣妇,死于1884年2月8日凌晨三点。
他们活了三十多年,死的时候,只是医院记录上冰冷的两行字。
2月8日上午,圣路易医院的地下室里,尸体已经堆成了小山。
而报纸上还在赞美医生们用放血、灌肠和泻药这些“成熟的方案”来治疗病人;
巴黎的卫生署还在封锁疫区、喷洒香水、焚烧焦油,认为驱散了瘴气就能阻止传染。
莱昂纳尔再也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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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几十年前,英国医生约翰·斯诺就通过调查伦敦宽街的霍乱爆发,证明了霍乱是通过被污染的水传播的。
约翰·斯诺找到了那口公用水井,拆掉了井泵的手柄,让人无法从那口井里打水,紧接着疫情就平息了。
那是1849年的事。整整三十五年过去了,法国医生还在相信瘴气——只因为约翰·斯诺是该死的英国人!
苏菲端着咖啡进来,看到莱昂纳尔的脸色,问:“怎么了?”
莱昂纳尔指了指报纸:“你看看这些专家说的。瘴气、道德败坏、随身带浸了醋的手帕、家里焚烧香木……”
苏菲拿起报纸看了一遍,有些疑惑:“我祖父那会儿就是这么说的。难道这些没有效果吗?”
莱昂纳尔摇摇头:“霍乱通过水传播的,不是空气。病人的呕吐物和粪便污染了水源,喝了那水就得病,就这么简单。”
苏菲十分惊诧:“那医生为什么还说是瘴气?”
莱昂纳尔语气十分无奈:“因为承认自己错了,比什么都难!”
他沉默了一会儿,问苏菲:“那个男孩呢?佩蒂的弟弟,里昂。”
苏菲叹了口气:“还没找到。皮匠的铺子都集中在第十九区,那里现在乱得很。佩蒂的父母可能被拉去了拉博特医院。
现在医院已经成了人间地狱,管理已经半瘫痪了,又被警察封锁,外人根本就没办法找到往里面传递消息的途径。”
莱昂纳尔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再去催催。”
苏菲点点头,转身要走,莱昂纳尔叫住她:“苏菲。”
苏菲回头。
莱昂纳尔满脸担忧:“去的人也要小心,告诉他不要在那里吃或者喝任何东西。霍乱不是开玩笑的。”
苏菲点点头,出了书房。
————————
新的一天,疫情继续扩散。
十一区新增病例二十三人,死亡十一人;十九区新增十七人,死亡九人;二十区新增十二人,死亡六人。
道路开始变得空荡荡的,只偶尔有马车经过,整个巴黎都开始害怕了!
而收容病人的圣路易医院和拉博特医院完全变成了地狱。
一间大病房里,躺了二十多个人,每个人都在呻吟、呕吐、拉肚子。
空气里弥漫着粪便和呕吐物的酸臭味,让人想吐。
一个新病人刚刚入院躺下,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就过来了。
他看了看病人的脸色,摸了摸脉搏,然后说:“放血。”
这是这个时代对付几乎所有疾病的万能手段,尤其是当医生认为霍乱是血液“过热”或“中毒”所致时。
助手立刻端来一个托盘,上面放着止血带、手术刀和一个大碗。
医生绑住病人的手臂,切开静脉。暗红色的血流出来,流进碗里。
病人本来就虚弱,血流出来,脸色更白了。他想挣扎,但没力气。
放了大概半升血,医生按住伤口,说:“好了。明天再放一次。”
然后他走向下一个病人,准备继续给对方放血。
病房的另一头,另一个医生正在给一个老太太灌肠。
护士用一根长长的管子,从老太太的肛门插进去,然后往里面灌混合了碘化汞与盐的肥皂水。
老太太大声惨叫着,但医生不理他,让继续往里灌水。
灌完没多久,老太太就开始喷射式的腹泻,整个人缩成一团。
医生对护士说:“看来肠道里的毒排出来了。明天继续,务必把毒排干净!”
老太太拉完之后,几乎虚脱了,只能躺在床上,眼睛半闭着,嘴唇干裂,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的女儿同为病人,爬到母亲的床边,哭着喊她,但她没有任何反应。
走廊对面的另一间病房里,一个年轻的医生正在给一个中年男人喝特制的药水。
这个男人已经拉到脱水,嘴唇干裂,眼窝深陷,皮肤捏起来都是皱巴巴的。
医生端着一杯液体:“喝下去。这是稀释的硫酸,能杀死你体内的毒素。”
男人不知道什么是“硫酸”,但既然是医生给他的药,自然是不容拒绝的。
他接过杯子,喝了一口,但随即就惨叫起来,杯子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硫酸即使经过了稀释,但仍然剧烈烧灼着他的食道和胃,让他蜷缩在床上不断抽搐着,有几次甚至从床上弹飞起来。
医生皱起眉头:“反应这么大?剂量可能大了点。明天再减半。”
说罢,他带着助手转身走了,只留下那个男人在床上抽搐。
隔壁的床位上,一个病人已经死了。他皮肤变得灰白,嘴唇也完全失去了血色,一动不动整整两个小时,但没人发现。
护士忙着照顾活人,没时间检查死人。
直到后来另一个病人惊恐地喊叫起来,护士才过来看了一眼,然后就摇铃让救济所的杂工把尸体抬走。
尸体被抬到地下室,和其他尸体堆在一起。等着家属来认领。
没有家属的尸体会被拉到伊夫里公墓或者蒙帕纳斯公墓,撒上厚厚的生石灰后,一层层迭放掩埋。
——————————
三十九岁的码头临时工加斯帕尔·米莱与他的妻子玛蒂尔德·米莱,正躺在拉博特医院最大的公共病房内,奄奄一息。
他们已经入院两天了,医生只在他们刚来的时候过了看了一眼,就没有再管过他们。
加斯帕尔·米莱嘴里不停地喃喃着什么,但没有人理他。
隔壁床的玛蒂尔德·米莱还算清醒,勉强凑过去听,只听到几个字:“水……给我水……”
玛蒂尔德·米莱抓住路过的护士的手:“求求您,给他点水。他渴。”
护士无奈地摇摇头:“医生不让喝水。喝水会加重病情。”
玛蒂尔德快哭出来了:“他快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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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医生终于来了。他看了看加斯帕尔·米莱,摸了摸脉搏,然后果断地下令:“放血。”
助手端来托盘,医生绑紧加斯帕尔·米莱的手臂,熟练地用小刀切开静脉。
深红色的血液流淌出来,碗里的血,很快就像暴雨后的湖面一样,涨了起来。
加斯帕尔·米莱的眼睛睁大了一下,然后又闭上了。
放了大概半升血,医生才按住伤口,做好包扎,然后说:“好了。他恢复了平静!”
然后他看着玛蒂尔德·米莱,摸了摸她的脉搏:“你的情况好一点。不用放血,但你需要清肠。”
他让助手拿来一杯药:“喝下去。这是蓖麻油和番泻叶熬制出来的药水,能清空肠道里的毒素。”
玛蒂尔德·米莱接过杯子,犹豫了一下。她知道蓖麻油是什么,那可是泻药!只是她现在已经拉到不行了,再喝泻药……
但医生看着她,眼神不容置疑。她只好喝下去。几分钟后,她的肚子就开始绞痛,然后又开始腹泻。
她坐在床边的便盆上,拉了一次又一次,拉到后面全是水,最后连水都没有了,只是干呕。
她趴在床上,一动不动,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
晚上八点,加斯帕尔·米莱开始抽搐,手和脚不受控制地抽动,脸扭曲着,嘴里发出咯咯的声音。
玛蒂尔德·米莱想过去看他,但自己根本动不了,只能躺在床上低声哭喊:“加斯帕尔!加斯帕尔!”
护士跑过来看了一眼,然后跑去找医生。等医生来的时候,加斯帕尔·米莱已经不动了。
医生摸了摸脉搏,听了听心跳,然后对护士说:“死了。抬走吧。”
护士叫来两个救济所的人,把加斯帕尔·米莱的尸体抬起来,往外走。
玛蒂尔德·米莱伸出手,想抓住丈夫,但够不着。她只能看着他的尸体消失在门口。
然后她趴在床上,哭不出声,只是干嚎。
隔壁床的病人看了她一眼,然后转开头,继续呻吟。
在这里,同情心是最廉价也是最奢侈的东西。
病房里没人说话。只有呻吟声,呕吐声,拉肚子的声音,还有偶尔传来的惨叫。
凌晨三点,玛蒂尔德·米莱开始抽搐。
她的情况和丈夫一样:手脚抽动,脸扭曲,嘴里发出咯咯的声音。她挣扎着想喊人,但喊不出来。
她想起女儿佩蒂,想起儿子里昂,想起昨天还活着的丈夫……然后她的意识开始模糊……
护士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没气了。护士再次叫来救济所的杂工,把她的尸体抬走。
很快她和其他几十具尸体一起,也被堆在地下室,等着家属认领,或者被拉去公墓。
加斯帕尔·米莱,码头临时工,死于1884年2月7日晚上八点。
玛蒂尔德·米莱,洗衣妇,死于1884年2月8日凌晨三点。
他们活了三十多年,死的时候,只是医院记录上冰冷的两行字。
2月8日上午,圣路易医院的地下室里,尸体已经堆成了小山。
而报纸上还在赞美医生们用放血、灌肠和泻药这些“成熟的方案”来治疗病人;
巴黎的卫生署还在封锁疫区、喷洒香水、焚烧焦油,认为驱散了瘴气就能阻止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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