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变故接踵而至，桩桩件件，巧得令人心惊。
洪武十二年，太子妃常氏薨逝；
洪武十五年，大明嫡长孙朱雄英夭折，年仅八岁；
这两人一死，勋贵集团与皇权之间最关键、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
而后来上位的继妃吕氏，她的父亲又是谁？
吕本，元朝旧臣，至正二十七年归附朱元璋，历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太常寺卿——纯粹的文臣，彻头彻尾的文臣。
吕氏所生之子朱允炆，也就此进入了文臣集团的视野，成为他们扶持的对象。
于是，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也死了。
短短十余年，太子妃、嫡长孙、太子相继陨落，要说这背后没有人在推波助澜、暗中运作，怎会如此凑巧？
一连串的变故，彻底打乱了朱元璋的布局，也给了文臣集团上下运作、左右皇储的巨大空间。
按照朱元璋定下的立嫡规矩，朱标去世后，最有资格、最应当被立为皇储的，是常氏所生的嫡次子——朱允熥。
他是朱标第三子，生母为常遇春之女，是无可争议的嫡子，背后更是以蓝玉为首的整个淮西勋贵集团，军方力量尽在其侧。
可朱元璋最终没有选择朱允熥。
他立了朱允炆。
这个吕氏所生、由文臣集团一手捧起、从小浸润儒家教化的庶出皇孙。
而朱允熥的落选，便意味着勋贵集团，在与文官集团的这场皇位继承大战中，一败涂地。
昔日开国的骄兵悍将，逐渐被排挤出权力核心；取而代之的，是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这些读书人，这些“秀才”。
朱元璋心里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他清楚，自己这个文弱仁柔的皇孙，坐在满是虎狼之臣的朝堂上，面对手握兵权的勋贵与藩王，根本坐不稳江山。
于是，一场席卷朝野的大案开始了。
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爆发。
蓝玉是常遇春的妻弟，是当时勋贵集团的旗帜，此案牵连被杀者，多达一万五千余人。
连傅友德、冯胜、王弼……开国的元勋宿将，相继被赐死、诛杀。
大明尚武的根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若不是后来朱棣靖难起兵、夺得大位，重新封赏靖难勋贵，勉强补充了武将集团的力量，大明武将一系，恐怕再无抬头之日。
但他心里清楚，自己的皇位来得不正，他需要文官的支持，需要文官帮他粉饰，帮他正名。
从此以后，大明就进入了一种诡异而脆弱的平衡：
皇帝需要文官治国安民，需要武将守疆拓土；
文官不喜欢打仗，因为打仗会让武将的地位上升；武将想打仗，但没有文官的支持，粮饷都凑不齐。
于是整个明朝，总是得过且过，总是以守御为主。
不是不想打，是不想让武将权力过度膨胀。
结果土木堡之变后，武将集团遭遇毁灭性打击，文官集团彻底坐大，从此以后，大明便几乎再也没有发动过真正意义上主动开拓、扬威异域的战争。
因为一旦开战，便如如今朝廷北征蒙古、东伐倭国一般，武将必然立功，勋贵必然重封，兵权必然重振。
而文臣集团，宁愿守成、宁愿苟安、宁愿年年安抚鞑靼，也不愿看到武将重新站在朝堂之上，与他们分庭抗礼，甚至压过他们一头。
可这贯穿大明百年的文武博弈、朝堂平衡，在朱由校的手中，彻底被打破。
由系统培养、对皇帝绝对忠诚的文臣武将，早已遍布朝野上下，渗透到各个关键位置。
所谓的内阁，所谓的文官集团，早已被朱由校牢牢掌控。
没有朱由校点头，没有朱由校授意，满朝文臣纵使心中千般不愿、万种不甘，也根本掀不起任何风浪。
兵权，归于大都督府，而大都督府，唯皇帝之命是从。
权力，自始至终，都牢牢握在朱由校一人之手。
-----------------
礼部衙署，尚书值房内，光影透过雕花窗棂，在地面投下斑驳的纹路。
顾秉谦端坐在宽大的紫檀木书案后，手中捧着一盏已微凉的茶，目光落在案头那份盖着大都督府火漆印的文牍上，神色沉静，若有所思。
对面，礼部侍郎程易之垂手侍立，眉宇间难掩抑制不住的兴奋：
“部堂大人，大都督府那边传来消息。此番北伐、东征，俘虏的蒙古诸部台吉、倭国伪皇及其皇后、德川逆贼并其家眷，已分别押解至蓟镇大营和天津港码头。”
“大都督府派人来问，礼部何时遣人前往，议定安置之规与献俘仪程？”
顾秉谦抬眼看了一眼程易之，慢悠悠放下茶杯，开口问道：
“程侍郎，此番献俘，你以为，当如何安排，方不负陛下赫赫武功，不负三军将士血战之功，昭示我大明之国威于天下？”
程易之身为礼部侍郎，精通典章礼制，对于献俘相关的规程自然一清二楚，闻言略一沉吟，便拱手回道：
“回部堂，依《大明会典》及历代成例，献俘之礼，当分三等。擒获敌国僭号称尊者，如倭伪皇，当行‘献俘阙下’大礼，缚俘至太庙、社稷坛，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此为一等。
擒获敌国权臣巨酋，如德川逆贼、蒙古大部台吉，昔日曾受伪金册封或长期与我为敌者，当行‘献俘御前’中礼，献于午门之外，陛下亲临受俘，宣示天威，此为二等。
其余寻常头目、将领，则行‘献俘军前’常礼，由各路大军主帅于军前处置，报备兵部、大都督府即可，此为三等。”
他略作停顿，观察了一下顾秉谦的神色，继续道：“故以下官愚见，按常例处置即可！”
顾秉谦听罢，微微颔首，却又缓缓摇了摇头：“程侍郎所言，皆是礼制典章，中规中矩，并无错处。然则——”
他话锋一转，目光变得意味十足，“本官所问，非仅礼仪如何操办，更是此番献俘的用意何在？”
“用意？”程易之微微一怔。
“正是，用意。”顾秉谦站起身，负手缓步踱至窗前。
“自永乐皇帝五征漠北、生擒本雅失里与阿鲁台之后，我大明已有百余年未曾举行过‘献俘阙下’的大典了。武庙应州之捷，不过献些首级；嘉靖年间抗倭，虽有大捷，亦未擒其魁首。此等盛典，几成绝响。”
他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看向程易之：“可这次不同，擒获的，是僭越称皇的倭国伪主，是世代为患的蒙古台吉。”
“这不仅仅是一场献俘礼，更要借此宣告大明已非昔日之大明，宣告四方蛮夷，何为天威！”
洪武十二年，太子妃常氏薨逝；
洪武十五年，大明嫡长孙朱雄英夭折，年仅八岁；
这两人一死，勋贵集团与皇权之间最关键、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
而后来上位的继妃吕氏，她的父亲又是谁？
吕本，元朝旧臣，至正二十七年归附朱元璋，历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太常寺卿——纯粹的文臣，彻头彻尾的文臣。
吕氏所生之子朱允炆，也就此进入了文臣集团的视野，成为他们扶持的对象。
于是，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也死了。
短短十余年，太子妃、嫡长孙、太子相继陨落，要说这背后没有人在推波助澜、暗中运作，怎会如此凑巧？
一连串的变故，彻底打乱了朱元璋的布局，也给了文臣集团上下运作、左右皇储的巨大空间。
按照朱元璋定下的立嫡规矩，朱标去世后，最有资格、最应当被立为皇储的，是常氏所生的嫡次子——朱允熥。
他是朱标第三子，生母为常遇春之女，是无可争议的嫡子，背后更是以蓝玉为首的整个淮西勋贵集团，军方力量尽在其侧。
可朱元璋最终没有选择朱允熥。
他立了朱允炆。
这个吕氏所生、由文臣集团一手捧起、从小浸润儒家教化的庶出皇孙。
而朱允熥的落选，便意味着勋贵集团，在与文官集团的这场皇位继承大战中，一败涂地。
昔日开国的骄兵悍将，逐渐被排挤出权力核心；取而代之的，是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这些读书人，这些“秀才”。
朱元璋心里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他清楚，自己这个文弱仁柔的皇孙，坐在满是虎狼之臣的朝堂上，面对手握兵权的勋贵与藩王，根本坐不稳江山。
于是，一场席卷朝野的大案开始了。
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爆发。
蓝玉是常遇春的妻弟，是当时勋贵集团的旗帜，此案牵连被杀者，多达一万五千余人。
连傅友德、冯胜、王弼……开国的元勋宿将，相继被赐死、诛杀。
大明尚武的根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若不是后来朱棣靖难起兵、夺得大位，重新封赏靖难勋贵，勉强补充了武将集团的力量，大明武将一系，恐怕再无抬头之日。
但他心里清楚，自己的皇位来得不正，他需要文官的支持，需要文官帮他粉饰，帮他正名。
从此以后，大明就进入了一种诡异而脆弱的平衡：
皇帝需要文官治国安民，需要武将守疆拓土；
文官不喜欢打仗，因为打仗会让武将的地位上升；武将想打仗，但没有文官的支持，粮饷都凑不齐。
于是整个明朝，总是得过且过，总是以守御为主。
不是不想打，是不想让武将权力过度膨胀。
结果土木堡之变后，武将集团遭遇毁灭性打击，文官集团彻底坐大，从此以后，大明便几乎再也没有发动过真正意义上主动开拓、扬威异域的战争。
因为一旦开战，便如如今朝廷北征蒙古、东伐倭国一般，武将必然立功，勋贵必然重封，兵权必然重振。
而文臣集团，宁愿守成、宁愿苟安、宁愿年年安抚鞑靼，也不愿看到武将重新站在朝堂之上，与他们分庭抗礼，甚至压过他们一头。
可这贯穿大明百年的文武博弈、朝堂平衡，在朱由校的手中，彻底被打破。
由系统培养、对皇帝绝对忠诚的文臣武将，早已遍布朝野上下，渗透到各个关键位置。
所谓的内阁，所谓的文官集团，早已被朱由校牢牢掌控。
没有朱由校点头，没有朱由校授意，满朝文臣纵使心中千般不愿、万种不甘，也根本掀不起任何风浪。
兵权，归于大都督府，而大都督府，唯皇帝之命是从。
权力，自始至终，都牢牢握在朱由校一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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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衙署，尚书值房内，光影透过雕花窗棂，在地面投下斑驳的纹路。
顾秉谦端坐在宽大的紫檀木书案后，手中捧着一盏已微凉的茶，目光落在案头那份盖着大都督府火漆印的文牍上，神色沉静，若有所思。
对面，礼部侍郎程易之垂手侍立，眉宇间难掩抑制不住的兴奋：
“部堂大人，大都督府那边传来消息。此番北伐、东征，俘虏的蒙古诸部台吉、倭国伪皇及其皇后、德川逆贼并其家眷，已分别押解至蓟镇大营和天津港码头。”
“大都督府派人来问，礼部何时遣人前往，议定安置之规与献俘仪程？”
顾秉谦抬眼看了一眼程易之，慢悠悠放下茶杯，开口问道：
“程侍郎，此番献俘，你以为，当如何安排，方不负陛下赫赫武功，不负三军将士血战之功，昭示我大明之国威于天下？”
程易之身为礼部侍郎，精通典章礼制，对于献俘相关的规程自然一清二楚，闻言略一沉吟，便拱手回道：
“回部堂，依《大明会典》及历代成例，献俘之礼，当分三等。擒获敌国僭号称尊者，如倭伪皇，当行‘献俘阙下’大礼，缚俘至太庙、社稷坛，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此为一等。
擒获敌国权臣巨酋，如德川逆贼、蒙古大部台吉，昔日曾受伪金册封或长期与我为敌者，当行‘献俘御前’中礼，献于午门之外，陛下亲临受俘，宣示天威，此为二等。
其余寻常头目、将领，则行‘献俘军前’常礼，由各路大军主帅于军前处置，报备兵部、大都督府即可，此为三等。”
他略作停顿，观察了一下顾秉谦的神色，继续道：“故以下官愚见，按常例处置即可！”
顾秉谦听罢，微微颔首，却又缓缓摇了摇头：“程侍郎所言，皆是礼制典章，中规中矩，并无错处。然则——”
他话锋一转，目光变得意味十足，“本官所问，非仅礼仪如何操办，更是此番献俘的用意何在？”
“用意？”程易之微微一怔。
“正是，用意。”顾秉谦站起身，负手缓步踱至窗前。
“自永乐皇帝五征漠北、生擒本雅失里与阿鲁台之后，我大明已有百余年未曾举行过‘献俘阙下’的大典了。武庙应州之捷，不过献些首级；嘉靖年间抗倭，虽有大捷，亦未擒其魁首。此等盛典，几成绝响。”
他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看向程易之：“可这次不同，擒获的，是僭越称皇的倭国伪主，是世代为患的蒙古台吉。”
“这不仅仅是一场献俘礼，更要借此宣告大明已非昔日之大明，宣告四方蛮夷，何为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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