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日本投降之后,日本共产党因主张废除天皇、由工人阶级掌权,非常贴合日本战后那种绝望、仇视天皇、憎恨美军的民间情绪。

  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日共已经成为日本第三大党,拥有党员十余万人,工会成员更是数以百万计。

  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美苏冷战,美国将日共宣布为非法组织,日本政府积极配合,层层围剿,日共的声势就此急转直下。

  日共内部也分裂为两派,一派主张和平革命,寄望于议会道路。另一派则转向武装斗争,试图以枪杆子唤醒沉睡的民众。

  再后来,从武装斗争的余烬中,又诞生了新左翼极端派,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赤军”的激进组织。

  林致远知道,单凭他一人之力,想要彻底清除日本的军国主义余毒,几乎是不可能的。

  日本战后没有被真正清算,不是除掉一些战犯就能解决问题的,日本有支撑军国主义的土壤。

  而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需要日本作为反共的桥头堡,将那些本该被审判的人重新扶上了台,让他们摇身一变,成了战后日本的中坚力量。

  要改变这一切,必须从两条战线同时发力。

  一方面,林致远要通过自己在战争中积累的人脉和资本,打入战后日本的权力核心,从政策层面影响这个国家的走向。

  他要做的,不仅仅是赚钱,更是要通过‘合法手段’一点点地掏空日本的技术、人才和产业资源。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削弱这个国家再次崛起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他需要日共这样的组织去搅动社会底层的民意,只有底层有了革命的土壤,上层才有可能被迫做出改变。

  他把武器装备运去北海道,是因为北海道原是阿伊努人的地盘,明治维新后才正式并入日本版图。

  长期以来,北海道出身的日本人被本州岛的“内地人”视为低人一等,被称为“虾夷”,被认为是非纯正的大和民族。

  在二战期间,北海道更是征兵与劳役最为严酷的地区。

  贫瘠的土地,寒冷的冬天,被压榨到骨子里的民众——这样的地方,最容易点燃反抗的火种。

  只是,日共长期遵循苏联路线,重心放在城市工人运动上。

  他们是否愿意借鉴邻国“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把目光投向北海道这片土地,林致远还无法确定。

  但他至少可以创造条件,让这个选项变得更具吸引力。

  即便失败了,也足以重创美国与日本在东亚的战略布局。

  想象一下,一旦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势必将大量工业设备转移至日本,将其打造为战争前线的补给基地。

  而此时,林致远已经垄断了日本的大部分军工产业。

  再借助日共引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并在北海道燃起武装起义的烽火,那局面,光是想想都让人心潮澎湃。

  当日本这个大后方被彻底搅乱后,美国还能不能从容地从日本空运桥梁、弹药、甚至整建制的部队到朝鲜?

  朝鲜战争又会变成什么样的结局?谁也不知道。

  送走丰岛后,林致远一人独坐在办公室内。

  桌子上还放着一部收音机,正在重复播放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

  林致远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后靠在椅背上。

  烟雾在眼前缭绕,他仿佛看见了无数中国军人奋勇杀敌、与日寇血肉相搏的身影。

  那不是一幅画面,而是一整片用生命铺就的河山,他看见的是整个民族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长城。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死伤三千五百万人以上,其中军人约三百八十万,惨死的平民超过三千一百万。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条曾经鲜活的生命,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一段永世难忘的屈辱与抗争。

  抗日战争,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战争。每一个省,都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为这个民族的存续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

  四川,那片天府之国,是全国出兵最多的省份,高达三百五十万人以上。每五个国军士兵里就有一个是川军,因而有“无川不成军”的说法。

  那些穿着草鞋,扛着劣质步枪的川军子弟,徒步千里,奔赴最惨烈的战场。

  他们在淞沪会战的废墟中拼死冲锋,在台儿庄的残垣里与敌肉搏,在滕县的孤城中以死相抗。

  出川时,很多人连一双完整的鞋都没有,却喊着“倭寇不除,誓不回川”。他们中大多数人,真的就再也没有回来。

  抗日死字旗,那是四川一位名叫王者成的父亲,送给出征儿子王建堂的旗帜。

  旗中央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旁边写着:“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短短几行字,写尽了一个民族的决绝与悲壮。

  后来王建堂负伤七次,那面旗上的弹孔和血迹,成了川军血战的无声见证。

  “无豫不成国”,不是因为河南出兵最多,而是因为这片土地承受了最多的苦难。

  花园口决堤、大饥荒、中原死战,就是这样一个被天灾人祸反复碾轧的省份,却在最黑暗的岁月里死死拖住了日军主力,让侵略者的铁蹄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无数村庄被焚毁,无数百姓被屠杀。但河南人从未屈服。一个村子被屠了,旁边的村子反抗得反而更加坚决。他们不懂什么战略战术,只知道脚下的土地是祖宗留下的,绝不能让给侵略者。

  广东,不仅出兵出钱,还带动数百万华侨同胞捐钱捐物,更有数以万计的华侨青年回国参战。

  他们变卖家产,在昆明的飞虎队基地,在滇缅公路的险峻山道上,在远征军的丛林战场里,用热血践行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

  他们中很多人,连中文都说得磕磕绊绊,却毫不犹豫地把命留在了这片祖辈的土地上。

  广东本土的抗战同样惨烈,广州沦陷后,全省成为敌后战场。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等抗日武装在岭南大地上与日军周旋,无数广东子弟在游击战中献出生命。

  陕西,全省不足千万人口,却出兵一百三十多万,是全国征兵比例最高的省份。

  这片贫瘠的黄土高原,每八个人里就有一人走上了战场。

  他们发扬了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悲壮传统,从关中平原到陕北沟壑,无数父亲送别儿子,妻子送别丈夫,再也没有重逢。

  更重要的是,陕西是保卫大西北的最后一道屏障。日军多次企图突破黄河防线进犯陕西,都被守军死死挡住。

  潼关、韩城、宜川——黄河岸边的每一寸土地都曾爆发激战。陕西守军用血肉之躯,保住了整个大西北的安宁。

  “狼兵凶猛,桂系铁军”——这是日军对广西军人的评价。

  在淞沪战场的蕴藻浜,广西子弟兵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的坦克洪流,整营整连地战死,没有一人后退。

  桂林保卫战中,两万守军对抗十余万日军,毒气弹、燃烧弹把整座城市变成火海,守军几乎全员殉国,无一人投降。

  日军第五十八师团师团长在战后报告里写道:“桂军之顽强,前所未见。”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不是一句狂言,而是用鲜血写就的誓言。

  湖南是抗战期间最惨烈的战场。从长沙会战到常德保卫战,从衡阳保卫战到湘西会战,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一寸未被战火烧焦。

  全省共进行过六次大规模会战,中小战斗不计其数。

  常德保卫战中,八千虎贲将士坚守孤城十余昼夜,最后只剩不到百人,连伙夫、马夫都提刀上阵,与敌巷战。

  衡阳保卫战,一万七千守军与十余万日军血战四十七天,城池被炸成废墟,守军弹尽粮绝,却让日军付出了超过六万人的惨重伤亡。这是中国抗战史上守城时间最长、敌我伤亡比例最悬殊的战役之一。

  湖南人用自己的血,把“死战”二字刻进了民族的骨血里。

  武汉会战是抗战期间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会战,中日双方投入兵力超过一百万。

  这场会战虽然以武汉失守告终,但彻底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迫使日军陷入持久战的泥潭。

  日军占领湖北后,实行残酷的统治,无数村庄被焚毁,无数百姓被屠杀,但湖北人民的抵抗从未停止。

  宜昌会战、枣宜会战、鄂西会战……每一场战役都是尸山血海。湖北的土地上,长眠着数十万为国捐躯的英烈。

  浙江是抗战初期最重要的战场之一。淞沪会战失败后,日军很快入侵浙江,杭州、宁波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

  但浙江人民的抵抗从未停止,浙东会战、浙赣会战,每一场都是血战。

  浙江作为盟军空袭日本本土的基地,当地百姓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日军为了破坏这些机场,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无数村庄被焚毁,无数百姓被屠杀。

  ……

  这就是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每一省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战做着贡献。

  那些死去的同胞,他们不是历史书上轻飘飘的一行字。

  他们是我们的先辈。是这个民族之所以没有倒下的原因。

  可三千万亡魂,换来的不是日本人的忏悔,他们大部分人都不认为是输给了国人,他们只认为是美国打败了他们。

  战犯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教科书里的侵略变成了“进出”,慰安妇成了“自愿的随军人员”。

  他们从未真正认罪,从未真正反省。

  这也是林致远为什么坚持战后要去日本的原因。

  先辈的血,不能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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