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的终结，一个更为漫长的议题摆在盟国面前，那就是战后赔偿。
如果说签字仪式是胜利的瞬间绽放，那么赔偿问题则是战后秩序构建的漫长拉锯。
各国参照的是《波茨坦公告》第 11 条的内容进行索赔，其核心是 “实物赔偿、销毁军工、保留和平工业” ，即大规模拆迁岛国的工业设备，按比例分配给各受害国。
既削弱岛国的战争潜力，又补偿受害国的战争损失。
美国总统特使埃德温·鲍莱，向盟国提交了一份极其严厉的拆迁方案，堪称“釜底抽薪”式的经济阉割：
将岛国的陆海军兵工厂设备、飞机工厂、轴承工厂、20家主要造船厂全部拆除。
钢铁年产能仅保留250万吨，超出部分全部拆迁。
电厂拆一半，硫酸厂全部拆迁，纯碱工厂只留一家，全部轻金属工厂也要拆除。
另外，归还所有被劫掠物资、文物、设备，并没收岛国在海外（华国、朝鲜、东南亚）所有公私资产。
并按华国38.2%、美国26.9%、英国22.8%、菲律宾7%、荷兰4%、其他1.1%这个比例分配。
华国作为受岛国侵略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获得了最高的分配份额。
而苏联因为直接拆走了伪满洲国几乎所有的重工业设备，拿走了他们认为“应得”的那一份，因此不在分配名单里。
鲍莱方案，是战后对日赔偿计划中最严厉、最具惩罚性的版本。
如果完全执行，岛国将退化为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彻底丧失再次发动战争的能力。
然而，这份方案只执行了一部分，岛国施展的是拖延战术，他们借口有近 700 万海外军民要从华国、朝鲜、东南亚、太平洋各岛撤回本土。
现有的军舰、商船优先军民运输，运输力紧张，赔偿物资只能延后。
美国、英国和荷兰有自己的远洋船队，他们迅速派船运回了属于自己的赔偿份额。
而中华民国海军弱小，船只老旧且数量有限，根本无力组织大规模的海上运输，只能眼巴巴地等待岛国“腾出运力”，或者等待美国安排船只。
这一等，就等来了时局的巨变，1946年到1947年间，美苏关系迅速恶化。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希腊土耳其危机、伊朗危机、柏林封锁……冷战的阴云以惊人的速度笼罩了世界。
美国对岛国的战略定位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从“必须彻底摧毁的敌人”变成了“必须在亚洲构筑的反共桥头堡”。
于是，拆迁被叫停了。
大量原本列入拆迁清单的工厂设备，最终留在了岛国，成为后来岛国经济腾飞的基础。
美国不仅停止拆迁，还开始向岛国提供经济援助，帮助岛国重建工业。
最后，中华民国只分得了22艘中小型军舰，大多是旧的护航驱逐舰和登陆艇，以及1254箱设备，按当时价值估算约2207万美元。
相比于华国在战争中高达数千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这点赔偿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而那22艘军舰，后来大部分随中华民国撤退到东番岛，成为中华民国海军的早期主力。
1951年，美国召集48个国家在旧金山签订了《旧金山和约》。
该和约约定：岛国承认赔偿义务，但因其“资源不足”，无法进行大规模实物赔偿，只能以“服务、补偿、小额现金”的形式做出表示。
这份和约的签订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冷战色彩，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拒绝签字，而华国作为对日作战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国家，竟然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
新中国不被承认，中华民国也被排除在外。一个战胜国，被排除在战后的和约之外，可见当时国际对中国的轻视。
最终，菲律宾获得5.5亿美元现金加劳务赔偿，分10年支付。
印尼分得2.23亿美元现金和劳务赔偿，南越分得3900 万美元，缅甸分得2 亿美元物资和技术赔偿，泰国、老挝、柬埔寨等也获得不同程度的补偿。
这些国家大多接受了“服务赔偿”的形式，即岛国公司提供工程技术、劳务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既补偿了受害国，又为岛国企业打开了东南亚市场，可谓一箭双雕。
而台北当局迫于冷战压力，在1952年签订的《中日和约》中放弃了国家赔偿要求，只保留了民间索赔的权利。
这个“中日和约”在国际法上的效力一直存在争议，对于当时的台北当局而言，维系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争取美国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远比从岛国索要赔偿更为紧迫。
到了1972年，中日两国开始谈判邦交正常化。这时，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双方面前——战争赔偿问题。
当时的华国，仍然处于相对孤立的外交环境中。虽然1971年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大多数西方国家尚未与新中国建交。
与岛国这个重要的邻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对于打破外交孤立、改善国际环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其次，中苏关系已经彻底破裂，珍宝岛冲突的硝烟尚未散尽，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华国构成了巨大的军事威胁。
在这个背景下，争取岛国成为“非敌对”的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牵制苏联，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并且，当时新中国当时仍然“积贫积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技术和设备的引进迫在眉睫。
周总理在内部讨论中对此有过深刻的阐述：“我们是不是要向日本索赔？从感情上讲，每一个中国人都想索赔。日本侵略中国十四年，杀死我们几千万同胞，烧掉我们多少房子，抢走我们多少东西？这笔账，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
“但是，外交不能只讲感情，更要讲现实。如果坚持索赔，中日邦交正常化就实现不了。我们现在需要什么？需要打破外交孤立，需要引进技术设备，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在这个大局面前，赔偿问题只能放在次要位置。”
“再说，日方一直拿他们与台北当局签订的所谓《中日和约》来说事，说他们已经与‘中国’解决了赔偿问题。虽然我们不承认那个条约的合法性，但如果我们在赔偿问题上毫不退让，谈判就会陷入死胡同。与其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不如先实现邦交正常化，把关系建立起来，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这不是软弱，而是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奈选择。
不是中国忘了，而是新中国选择了面向未来。
而现在，八十年过去了，新中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新时代的中国已经不再需要用放弃赔偿来换取外交空间。
新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和底气，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与其他国家平等交往。
对于岛国而言，战争责任和历史问题，始终是一把悬在头上的一把剑。
靖国神厕参拜问题、教科书篡改问题、慰安妇赔偿问题、金陵大屠杀否认论……每隔一段时间，这些问题就会浮出水面，刺痛亚洲各国人民的记忆。
岛国的右翼势力总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但他们错了，时间不会冲淡历史，只会让历史变得更加清晰。
大家都在等着岛国犯错，这样，新中国才有……重新清算旧账的理由。
（加更一章，这章和正文无关，算番外！）
如果说签字仪式是胜利的瞬间绽放，那么赔偿问题则是战后秩序构建的漫长拉锯。
各国参照的是《波茨坦公告》第 11 条的内容进行索赔，其核心是 “实物赔偿、销毁军工、保留和平工业” ，即大规模拆迁岛国的工业设备，按比例分配给各受害国。
既削弱岛国的战争潜力，又补偿受害国的战争损失。
美国总统特使埃德温·鲍莱，向盟国提交了一份极其严厉的拆迁方案，堪称“釜底抽薪”式的经济阉割：
将岛国的陆海军兵工厂设备、飞机工厂、轴承工厂、20家主要造船厂全部拆除。
钢铁年产能仅保留250万吨，超出部分全部拆迁。
电厂拆一半，硫酸厂全部拆迁，纯碱工厂只留一家，全部轻金属工厂也要拆除。
另外，归还所有被劫掠物资、文物、设备，并没收岛国在海外（华国、朝鲜、东南亚）所有公私资产。
并按华国38.2%、美国26.9%、英国22.8%、菲律宾7%、荷兰4%、其他1.1%这个比例分配。
华国作为受岛国侵略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获得了最高的分配份额。
而苏联因为直接拆走了伪满洲国几乎所有的重工业设备，拿走了他们认为“应得”的那一份，因此不在分配名单里。
鲍莱方案，是战后对日赔偿计划中最严厉、最具惩罚性的版本。
如果完全执行，岛国将退化为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彻底丧失再次发动战争的能力。
然而，这份方案只执行了一部分，岛国施展的是拖延战术，他们借口有近 700 万海外军民要从华国、朝鲜、东南亚、太平洋各岛撤回本土。
现有的军舰、商船优先军民运输，运输力紧张，赔偿物资只能延后。
美国、英国和荷兰有自己的远洋船队，他们迅速派船运回了属于自己的赔偿份额。
而中华民国海军弱小，船只老旧且数量有限，根本无力组织大规模的海上运输，只能眼巴巴地等待岛国“腾出运力”，或者等待美国安排船只。
这一等，就等来了时局的巨变，1946年到1947年间，美苏关系迅速恶化。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希腊土耳其危机、伊朗危机、柏林封锁……冷战的阴云以惊人的速度笼罩了世界。
美国对岛国的战略定位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从“必须彻底摧毁的敌人”变成了“必须在亚洲构筑的反共桥头堡”。
于是，拆迁被叫停了。
大量原本列入拆迁清单的工厂设备，最终留在了岛国，成为后来岛国经济腾飞的基础。
美国不仅停止拆迁，还开始向岛国提供经济援助，帮助岛国重建工业。
最后，中华民国只分得了22艘中小型军舰，大多是旧的护航驱逐舰和登陆艇，以及1254箱设备，按当时价值估算约2207万美元。
相比于华国在战争中高达数千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这点赔偿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而那22艘军舰，后来大部分随中华民国撤退到东番岛，成为中华民国海军的早期主力。
1951年，美国召集48个国家在旧金山签订了《旧金山和约》。
该和约约定：岛国承认赔偿义务，但因其“资源不足”，无法进行大规模实物赔偿，只能以“服务、补偿、小额现金”的形式做出表示。
这份和约的签订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冷战色彩，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拒绝签字，而华国作为对日作战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国家，竟然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
新中国不被承认，中华民国也被排除在外。一个战胜国，被排除在战后的和约之外，可见当时国际对中国的轻视。
最终，菲律宾获得5.5亿美元现金加劳务赔偿，分10年支付。
印尼分得2.23亿美元现金和劳务赔偿，南越分得3900 万美元，缅甸分得2 亿美元物资和技术赔偿，泰国、老挝、柬埔寨等也获得不同程度的补偿。
这些国家大多接受了“服务赔偿”的形式，即岛国公司提供工程技术、劳务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既补偿了受害国，又为岛国企业打开了东南亚市场，可谓一箭双雕。
而台北当局迫于冷战压力，在1952年签订的《中日和约》中放弃了国家赔偿要求，只保留了民间索赔的权利。
这个“中日和约”在国际法上的效力一直存在争议，对于当时的台北当局而言，维系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争取美国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远比从岛国索要赔偿更为紧迫。
到了1972年，中日两国开始谈判邦交正常化。这时，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双方面前——战争赔偿问题。
当时的华国，仍然处于相对孤立的外交环境中。虽然1971年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大多数西方国家尚未与新中国建交。
与岛国这个重要的邻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对于打破外交孤立、改善国际环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其次，中苏关系已经彻底破裂，珍宝岛冲突的硝烟尚未散尽，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华国构成了巨大的军事威胁。
在这个背景下，争取岛国成为“非敌对”的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牵制苏联，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并且，当时新中国当时仍然“积贫积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技术和设备的引进迫在眉睫。
周总理在内部讨论中对此有过深刻的阐述：“我们是不是要向日本索赔？从感情上讲，每一个中国人都想索赔。日本侵略中国十四年，杀死我们几千万同胞，烧掉我们多少房子，抢走我们多少东西？这笔账，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
“但是，外交不能只讲感情，更要讲现实。如果坚持索赔，中日邦交正常化就实现不了。我们现在需要什么？需要打破外交孤立，需要引进技术设备，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在这个大局面前，赔偿问题只能放在次要位置。”
“再说，日方一直拿他们与台北当局签订的所谓《中日和约》来说事，说他们已经与‘中国’解决了赔偿问题。虽然我们不承认那个条约的合法性，但如果我们在赔偿问题上毫不退让，谈判就会陷入死胡同。与其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不如先实现邦交正常化，把关系建立起来，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这不是软弱，而是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奈选择。
不是中国忘了，而是新中国选择了面向未来。
而现在，八十年过去了，新中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新时代的中国已经不再需要用放弃赔偿来换取外交空间。
新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和底气，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与其他国家平等交往。
对于岛国而言，战争责任和历史问题，始终是一把悬在头上的一把剑。
靖国神厕参拜问题、教科书篡改问题、慰安妇赔偿问题、金陵大屠杀否认论……每隔一段时间，这些问题就会浮出水面，刺痛亚洲各国人民的记忆。
岛国的右翼势力总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但他们错了，时间不会冲淡历史，只会让历史变得更加清晰。
大家都在等着岛国犯错，这样，新中国才有……重新清算旧账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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