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城分局门口。
周海涛站在台阶上,看着眼前的一幕。
三对中年夫妇,抱着三个孩子,哭成一团。
旁边是分局的民警,有的在抹眼睛,有的背过身去。
年龄最大的那个男孩十二岁,叫杨小军。
他失踪那年七岁,在南城小学读一年级。
放学路上,说要去买根冰棍,就再也没回家。
“五年……五年啊……”杨小军的母亲抱着儿子,哭得几乎站不稳,“妈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分局局长站在周海涛身边,低声汇报:“周书记,这是‘命案化’重启后破的第一起积案。
专案组梳理了五年来所有可疑线索,最后是通过失踪人口信息平台比对的。”
“怎么找到的?”
“孩子在邻省一个山区县,买他的人家把他当儿子养。”局长说,“我们通过当年案发现场附近的一个监控探头——那个探头当年说是坏的,但专案组不死心,找技术公司恢复了部分数据——看到一个可疑面包车。
顺着车,查到邻省一个二手车贩子。
这人前年因为其他事被抓了,在监狱里交代,五年前帮人运过一个孩子。”
周海涛点点头:“另外两个呢?”
“一个是走失的智力障碍青年,被救助站收留了,但因为说不清家庭住址,一直滞留在那儿。信息平台人脸比对上的。”局长顿了顿,“第三个……情况复杂些。”
周海涛转过头:“怎么复杂?”
“是个女孩,九岁失踪,现在十四了。找到的时候,她在……”局长声音低了点,“在一个地下歌舞厅当服务员。专案组去解救,老板还想阻拦。”
周海涛的脸色沉了下来:“人呢?”
“控制起来了,正在审。初步判断,可能涉及一个专门拐骗未成年人强迫劳动的小团伙。我们已经上报市局,准备并案侦查。”
正说着,杨小军的父亲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面锦旗。
红底黄字:“人民卫士,恩重如山”。
“领导,谢谢你们……”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话没说完,眼泪先下来了,“孩子丢了这五年,我们家就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她妈差点疯了,我爹娘临死都没闭上眼……现在,现在总算……”
周海涛接过锦旗,握了握他的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孩子回来了,好好照顾,让他慢慢适应。”
“哎,哎……”
回省城的车上,周海涛给李毅飞打电话汇报情况。
“……情况就是这样。三起积案告破,但最后那个女孩的案子,可能牵出更大的犯罪团伙。”
电话那头,李毅飞的声音很平静:“案子交给市局深挖。你们督导组把南城的经验总结一下,特别是那个恢复坏掉监控数据的细节,很有价值。”
“好的。另外,家属送了锦旗。”
“锦旗收下,但不要宣传。”李毅飞说,“工作刚起步,破了几起案子是应该的,不能沾沾自喜。要看到,还有更多案子没破,更多家庭在等。”
“明白。”
挂了电话,周海涛看向窗外。
省城的街道车水马龙,一切如常。
但就在刚才,三个家庭的命运被改变了。
五年离散,一朝团圆。这就是工作的意义。
下午,李毅飞在办公室看南城分局的详细报告。
报告写得很真实,没有渲染,就是客观陈述:案件重启的过程、遇到的困难、突破的关键、解救的细节。
李毅飞翻到最后一页,目光停住了。
那个被救出的十四岁女孩,在笔录里提到一个细节:她在歌舞厅见过一个“老板的朋友”,那人说话带西南边境口音,有一次喝多了说,他手上有“更好的货”,都是“从那边过来的”。
从那边过来的?
李毅飞拿起内线电话:“简秘书,让周副书记现在来我这儿一趟。”
五分钟后,周海涛到了。
“你看看这段。”李毅飞把报告推过去。
周海涛看完,眉头皱了起来:“‘从那边过来的’……是指境外?”
“有可能。”李毅飞站起来,走到地图前,“西南边境线长,口岸多,管理难度大。如果有犯罪团伙跨境作案,拐骗儿童到境内强迫劳动甚至更恶劣的情况,不是不可能。”
“那这个线索……”
“让市局顺着这条线深挖。”李毅飞转身,“不要打草惊蛇。如果真涉及跨境犯罪,我们要的不只是抓几个人,是打掉整个网络。”
周海涛记下:“我马上安排。”
“还有,”李毅飞坐回椅子上,“南城分局这次破案,证明‘命案化’方案是对的。
你准备一下,后天开全省视频会,让南城分局介绍经验。
不搞花架子,就讲干货:怎么恢复数据,怎么比对信息,怎么跨省协作。”
“好的。”
周海涛离开后,李毅飞重新拿起报告,又看了一遍那个细节。
然后他拿起红色铅笔,在旁边画了个圈。
这很可能是一个突破口。
之前的“游戏通道”、“虚拟货币”,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跨境犯罪的形式多种多样,拐卖人口、强迫劳动,这些都是来钱快、隐蔽性强的犯罪活动。
如果真有这样的网络存在,那失踪人口案件,就不仅仅是社会治安问题,而是涉及更严重的犯罪。
周四下午,全省政法系统视频会准时召开。
南城分局局长在镜头前讲工作心得。
“……监控探头说是坏的,但我们找了三家技术公司,最后有一家说可以试试。试了七天,恢复了三秒的画面。就这三秒,看到了一辆面包车的车牌尾号。”
“有了尾号,我们在全省车辆系统里排查,找到二十七辆同款车。一辆辆排除,最后锁定一辆三年前报废的车。
查报废记录,找到原车主。原车主说车早就卖了,给了我们一个二手车贩子的名字。”
“这个贩子因为其他案子在监狱服刑。我们去提审,开始他不说。
后来我们拿出他孩子的照片——他孩子今年七岁,跟失踪的杨小军当年一样大。
我们问他:‘如果你的孩子丢了,你希望警察怎么做?’他沉默了很久,最后交代了。”
南城分局局长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我想说的是,办案没有捷径。就是一点一点查,一条线索一条线索追。可能追十条,九条是死的。但只要有一条活的,案子就有希望。”
视频画面里,各市州的参会者都在认真听。
周海涛在省主会场主持会议,最后总结:“南城的经验说明三点:第一,技术手段要用足;
第二,跨省协作要畅通;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办案人员要有不放弃的劲头。
省里建立的信息平台、协调机制,都是工具。
工具再好,也要人来用。
希望各位回去后,真重视、真投入、真负责。”
视频会结束后,李毅飞在办公室见了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长。
“南城那个案子,女孩提到的‘老板的朋友’,查得怎么样?”
“有点眉目了。”总队长打开笔记本,“我们通过歌舞厅老板的手机通讯记录,锁定了一个边境地区的号码。
机主叫岩吞,缅籍边民,长期在两边跑。
有走私前科,但没发现涉及人口犯罪。”
“人在哪儿?”
“昨天还在边境镇子露面,今天暂时没发现。”
李毅飞沉思片刻:“不要惊动他。放长线,看看他跟哪些人有联系,活动规律是什么。
特别是他来往边境的路线、时间、交通工具。”
“明白。”
“还有,”李毅飞补充,“这件事暂时控制在最小范围。你直接向我汇报,不用走常规流程。”
总队长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是。”
人走后,李毅飞站在窗前。
夕阳西下,省城的天空被染成橙红色。
南城分局破案,是好事。
但好事背后,可能藏着更复杂的局面。
跨境犯罪、人口拐卖、强迫劳动……这些如果形成网络,危害远比几起个案大得多。
他需要耐心,需要谨慎,也需要决断。
就像下棋,看到一步好棋,不能急着走。
要看三步,看五步,看整个棋局的走势。
而现在,棋局才刚刚进入中盘。
三个家庭团圆了,改革方案见效了,新的线索出现了。
这就够了。
路要一步一步走,案子要一个一个破。急不得,但也慢不得。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罗志勇的号码:“老罗,晚上有空吗?聊聊边境管控的事。”
周海涛站在台阶上,看着眼前的一幕。
三对中年夫妇,抱着三个孩子,哭成一团。
旁边是分局的民警,有的在抹眼睛,有的背过身去。
年龄最大的那个男孩十二岁,叫杨小军。
他失踪那年七岁,在南城小学读一年级。
放学路上,说要去买根冰棍,就再也没回家。
“五年……五年啊……”杨小军的母亲抱着儿子,哭得几乎站不稳,“妈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分局局长站在周海涛身边,低声汇报:“周书记,这是‘命案化’重启后破的第一起积案。
专案组梳理了五年来所有可疑线索,最后是通过失踪人口信息平台比对的。”
“怎么找到的?”
“孩子在邻省一个山区县,买他的人家把他当儿子养。”局长说,“我们通过当年案发现场附近的一个监控探头——那个探头当年说是坏的,但专案组不死心,找技术公司恢复了部分数据——看到一个可疑面包车。
顺着车,查到邻省一个二手车贩子。
这人前年因为其他事被抓了,在监狱里交代,五年前帮人运过一个孩子。”
周海涛点点头:“另外两个呢?”
“一个是走失的智力障碍青年,被救助站收留了,但因为说不清家庭住址,一直滞留在那儿。信息平台人脸比对上的。”局长顿了顿,“第三个……情况复杂些。”
周海涛转过头:“怎么复杂?”
“是个女孩,九岁失踪,现在十四了。找到的时候,她在……”局长声音低了点,“在一个地下歌舞厅当服务员。专案组去解救,老板还想阻拦。”
周海涛的脸色沉了下来:“人呢?”
“控制起来了,正在审。初步判断,可能涉及一个专门拐骗未成年人强迫劳动的小团伙。我们已经上报市局,准备并案侦查。”
正说着,杨小军的父亲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面锦旗。
红底黄字:“人民卫士,恩重如山”。
“领导,谢谢你们……”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话没说完,眼泪先下来了,“孩子丢了这五年,我们家就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她妈差点疯了,我爹娘临死都没闭上眼……现在,现在总算……”
周海涛接过锦旗,握了握他的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孩子回来了,好好照顾,让他慢慢适应。”
“哎,哎……”
回省城的车上,周海涛给李毅飞打电话汇报情况。
“……情况就是这样。三起积案告破,但最后那个女孩的案子,可能牵出更大的犯罪团伙。”
电话那头,李毅飞的声音很平静:“案子交给市局深挖。你们督导组把南城的经验总结一下,特别是那个恢复坏掉监控数据的细节,很有价值。”
“好的。另外,家属送了锦旗。”
“锦旗收下,但不要宣传。”李毅飞说,“工作刚起步,破了几起案子是应该的,不能沾沾自喜。要看到,还有更多案子没破,更多家庭在等。”
“明白。”
挂了电话,周海涛看向窗外。
省城的街道车水马龙,一切如常。
但就在刚才,三个家庭的命运被改变了。
五年离散,一朝团圆。这就是工作的意义。
下午,李毅飞在办公室看南城分局的详细报告。
报告写得很真实,没有渲染,就是客观陈述:案件重启的过程、遇到的困难、突破的关键、解救的细节。
李毅飞翻到最后一页,目光停住了。
那个被救出的十四岁女孩,在笔录里提到一个细节:她在歌舞厅见过一个“老板的朋友”,那人说话带西南边境口音,有一次喝多了说,他手上有“更好的货”,都是“从那边过来的”。
从那边过来的?
李毅飞拿起内线电话:“简秘书,让周副书记现在来我这儿一趟。”
五分钟后,周海涛到了。
“你看看这段。”李毅飞把报告推过去。
周海涛看完,眉头皱了起来:“‘从那边过来的’……是指境外?”
“有可能。”李毅飞站起来,走到地图前,“西南边境线长,口岸多,管理难度大。如果有犯罪团伙跨境作案,拐骗儿童到境内强迫劳动甚至更恶劣的情况,不是不可能。”
“那这个线索……”
“让市局顺着这条线深挖。”李毅飞转身,“不要打草惊蛇。如果真涉及跨境犯罪,我们要的不只是抓几个人,是打掉整个网络。”
周海涛记下:“我马上安排。”
“还有,”李毅飞坐回椅子上,“南城分局这次破案,证明‘命案化’方案是对的。
你准备一下,后天开全省视频会,让南城分局介绍经验。
不搞花架子,就讲干货:怎么恢复数据,怎么比对信息,怎么跨省协作。”
“好的。”
周海涛离开后,李毅飞重新拿起报告,又看了一遍那个细节。
然后他拿起红色铅笔,在旁边画了个圈。
这很可能是一个突破口。
之前的“游戏通道”、“虚拟货币”,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跨境犯罪的形式多种多样,拐卖人口、强迫劳动,这些都是来钱快、隐蔽性强的犯罪活动。
如果真有这样的网络存在,那失踪人口案件,就不仅仅是社会治安问题,而是涉及更严重的犯罪。
周四下午,全省政法系统视频会准时召开。
南城分局局长在镜头前讲工作心得。
“……监控探头说是坏的,但我们找了三家技术公司,最后有一家说可以试试。试了七天,恢复了三秒的画面。就这三秒,看到了一辆面包车的车牌尾号。”
“有了尾号,我们在全省车辆系统里排查,找到二十七辆同款车。一辆辆排除,最后锁定一辆三年前报废的车。
查报废记录,找到原车主。原车主说车早就卖了,给了我们一个二手车贩子的名字。”
“这个贩子因为其他案子在监狱服刑。我们去提审,开始他不说。
后来我们拿出他孩子的照片——他孩子今年七岁,跟失踪的杨小军当年一样大。
我们问他:‘如果你的孩子丢了,你希望警察怎么做?’他沉默了很久,最后交代了。”
南城分局局长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我想说的是,办案没有捷径。就是一点一点查,一条线索一条线索追。可能追十条,九条是死的。但只要有一条活的,案子就有希望。”
视频画面里,各市州的参会者都在认真听。
周海涛在省主会场主持会议,最后总结:“南城的经验说明三点:第一,技术手段要用足;
第二,跨省协作要畅通;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办案人员要有不放弃的劲头。
省里建立的信息平台、协调机制,都是工具。
工具再好,也要人来用。
希望各位回去后,真重视、真投入、真负责。”
视频会结束后,李毅飞在办公室见了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长。
“南城那个案子,女孩提到的‘老板的朋友’,查得怎么样?”
“有点眉目了。”总队长打开笔记本,“我们通过歌舞厅老板的手机通讯记录,锁定了一个边境地区的号码。
机主叫岩吞,缅籍边民,长期在两边跑。
有走私前科,但没发现涉及人口犯罪。”
“人在哪儿?”
“昨天还在边境镇子露面,今天暂时没发现。”
李毅飞沉思片刻:“不要惊动他。放长线,看看他跟哪些人有联系,活动规律是什么。
特别是他来往边境的路线、时间、交通工具。”
“明白。”
“还有,”李毅飞补充,“这件事暂时控制在最小范围。你直接向我汇报,不用走常规流程。”
总队长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是。”
人走后,李毅飞站在窗前。
夕阳西下,省城的天空被染成橙红色。
南城分局破案,是好事。
但好事背后,可能藏着更复杂的局面。
跨境犯罪、人口拐卖、强迫劳动……这些如果形成网络,危害远比几起个案大得多。
他需要耐心,需要谨慎,也需要决断。
就像下棋,看到一步好棋,不能急着走。
要看三步,看五步,看整个棋局的走势。
而现在,棋局才刚刚进入中盘。
三个家庭团圆了,改革方案见效了,新的线索出现了。
这就够了。
路要一步一步走,案子要一个一个破。急不得,但也慢不得。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罗志勇的号码:“老罗,晚上有空吗?聊聊边境管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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