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日,清晨。

  紧闭了整整七日的皇宫正门,在寅时三刻,缓缓洞开。

  一队队盔明甲亮、神情肃杀的御前侍卫和锦衣卫力士,鱼贯而出,迅速沿御道两侧布防,一直延伸到皇极殿前的广场。森严,寂静,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铁血意味。

  旋即,数道旨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从宫中发出,通传各部,明发天下。

  第一道,是皇帝“病榻”上手书,交司礼监明发的“罪己诏”。

  诏书并未回避太子之事,言辞沉痛。

  皇帝自称“朕德不修,御下无方,致东宫失教,属员为非,父子离心,酿成惨变。太子性情刚烈,朕教诲过切,竟致其……朕心痛如绞,悔愧无地。此皆朕之过也,上干天和,下负臣民,朕甚愧之。”

  诏书中,皇帝将太子之死,定性为“父子龃龉”、“性情刚烈”、“朕教诲过切”导致的悲剧,并将主要责任揽到自己“教子无方”、“心急过切”上。

  同时,诏书明确公布了太子“已于七日前,于东宫书房,因忧惧悔愧,急病突发,薨逝”的消息。

  并未提撞柱,更未提服毒,只说是“急病突发”。

  这是第一步,承认太子死亡的事实,但改写了原因,并展现“慈父”的悲痛与自责。

  第二道旨意,是厚葬太子。

  追封太子为“怀愍太子”,以最高规格的礼仪治丧,命礼部、宗人府、内廷即刻操办,并宣布辍朝七日,天下禁宴乐、嫁娶一月,以示哀悼。

  皇帝甚至在诏书中表示,因悲痛过度,龙体难支,太子丧仪,将由靖王代为主持。

  以最高的哀荣,来安抚舆论,展示皇家对太子的“父子情深”,对冲“逼死”的指控。

  让靖王主持,既给了靖王名分和亮相的机会,又是一种无形的考察和平衡。

  第三道旨意,是针对愈演愈烈的“谣言”。

  诏令严厉斥责“有无耻小人,捏造妖言,诽谤君父,离间天家,动摇国本”,称其“罪同谋逆”。

  着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靖安司,四司联手,严查不贷。

  但这一次,更明确了打击对象。

  “前逆臣李惟中(李阁老)、庶人萧昭瑾(二皇子)之余党,怀恨在心,伺机作乱,散布流言,欲乱我江山”。

  将谣言的黑锅,彻底扣在了已经倒台、无法辩驳的李阁老和二皇子残党身上。

  诏书公布了一批刚刚“查实”的“造谣主犯”,皆是李、二党羽中的中下层官员或关联商人,宣布即日押赴市曹,凌迟处死,族诛。

  用最残酷的刑罚,来震慑宵小,并将舆论的矛头,导向已成的“反派”,完成切割。

  第四道旨意,是关于已故皇后及辽国公。

  皇帝在诏书中,以极其哀恸和追悔的语气,提及“发妻早逝,朕心痛之久矣”,又称“辽国公一门,于国有功,然朕一时不察,受奸臣蒙蔽,致有冤屈,思之怆然”。

  宣布为已故孝诚仁皇后上尊谥,并重修陵寝。

  对辽国公一案,则下令三司重新核查,“若有冤抑,务必昭雪,以慰忠魂”。

  这便是以“受蒙蔽”为借口,安抚可能因此事而离心离德的旧勋势力,展现“知错能改”的姿态,进一步瓦解“弑妻屠族”的谣言。

  四道旨意,对症下药,组合出击。

  罪己诏承担了责任,软化了皇帝形象。厚葬太子展示了恩情与哀荣。严惩“造谣余党”树立了靶子,转移了矛盾。触碰旧案则试图从根本上消解部分最恶毒的谣言。

  快、狠、准,而且层层递进,直指要害。

  老皇帝即便是在“病中”,其政治手腕和掌控力,依然展现得淋漓尽致。

  旨意传出,朝野震动。

  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官员,仿佛一下子找到了主心骨。

  京城的局势,虽然依旧阴沉,但至少,暂时稳住了。

  ……

  又过了两日,京城表面的动荡渐渐平息,尽管暗流依旧汹涌,但至少秩序恢复了。

  这日深夜,王明远在都水司值房处理完最后一份公文,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正准备起身回府。

  值房的门,却被轻轻叩响了。

  声音很轻,很有规律,不像是衙门的书吏。

  王明远心头微动:“进。”

  门被推开一条缝,一个穿着普通青色棉袍、帽檐压得很低的身影闪了进来,随即反手关上门。

  来人摘下帽子,露出一张平凡无奇、却让王明远瞳孔微缩的脸——是刘瑾,司礼监掌印太监,皇帝身边最心腹的内侍之一。

  刘瑾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对着王明远,微微躬身,声音尖细低沉,在寂静的值房里格外清晰:

  “王大人,陛下口谕,宣您即刻进宫,觐见。”

  王明远心头剧震。

  陛下宣他觐见?而且,在这个时候,秘密宣他进宫?

  为什么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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