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隐秘而冰冷的念头，如同幽暗处滋生的毒藤，在他心底迅速蔓延缠绕。
此时，他想到了赵国栋副厂长！
厂办秘书组看似安稳，实则晋升通道狭窄如同独木桥。
熬成老周那样固然受人尊敬，但头顶的天花板也清晰可见。
李卫东不甘心。
他自认文笔出众，是秘书组公认的“笔杆子”后备，心思活络，对厂里事务也了如指掌。
新来的赵国栋副厂长，就是摆在他面前最耀眼、也是唯一看得见的上升阶梯！
成为赵副厂长的专职秘书，意味着能接触到核心的机要信息，意味着能进入厂领导的视线，意味着未来有可能像其他几位大秘一样，挂上厂办副主任的职衔，真正迈入干部序列的核心圈层。
他原本踌躇满志。
老周年纪大了，志在报端；张姐虽热心，但主要负责事务性工作，笔头功夫更是远不如他。
这个位置，似乎非他莫属！
他甚至已经开始在写材料时，刻意模仿赵国栋在几次小会上流露出的简洁、务实的风格，字斟句酌，力求神似。
可阳光明的出现，瞬间打碎了他精心构筑的蓝图。
这个年轻人，高大、帅气、精神、穿着体面、手腕上有表，谈吐不卑不亢，应对得体。
更重要的是，他是赵副厂长亲自安排进来的人！
虽然阳光明矢口否认，但李卫东心里笃定，这背后很可能有赵副厂长的影子！
赵副厂长和韩鸣谦通电话的声音，恰巧被他在门外听到了一字半句。
这笃定像块冰冷的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扼住了李卫东。
他感觉那个唾手可得的位置，忽然变得遥不可及，仿佛被一层无形的玻璃隔开。
阳光明就像一块横空出世的巨石，带着不容置疑的重量，挡在了他奋力攀爬的路径上。
他下意识地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镜片后的眼神，复杂地投向阳光明那个新铺开的“阵地”——崭新的笔记本、钢笔、稿纸。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审视、警惕，还有一丝难以掩饰的焦灼和……被刺痛般的嫉妒。
他捏紧了钢笔，笔尖在稿纸上无意识地压着，洇开一小团浓黑的墨迹，如同他此刻阴郁的心情。他却浑然未觉。
办公室里，阳光明专注地翻看着规章制度，纸张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张玉芹重新拿起毛衣针，线团在她膝上微微滚动；老周沉浸在报纸的世界里，只有翻页时发出脆响；李卫东则对着稿纸上那团墨迹发呆。
空气仿佛凝滞，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车间机器永恒不变的轰鸣，低沉地提醒着时间的流逝。
三个新同事，一个悠闲，一个热情，一个焦灼，在这小小的秘书组里，各自怀着沉甸甸的心思，构成了一幅微妙的办公室浮世绘。
墙上的老式挂钟，指针不紧不慢地爬到了十一点半。
午饭的钟声，也就是厂里高音喇叭播放的《东方红》前奏，准时响起，雄浑的旋律瞬间冲破了办公室的沉寂。
张玉芹利落地放下毛线，站起身，脸上带着一贯的热络，招呼阳光明：
“小阳，走，吃饭去！你粮食关系还没转过来，粮票肯定还没领，这两天就跟我一道吃好了，我饭票有多。”
她说着就去拿自己那个印着字迹的铝制饭盒，饭盒边角有几处磕碰的小凹痕。
阳光明连忙站起来，带着歉意的笑容婉拒：“谢谢张姐！真的勿麻烦你了。我跟我姆妈讲好的，今朝第一天，她在食堂等我，一道吃午饭。”
“哦哟，你姆妈也在阿拉厂里啊？”张玉芹有些惊讶，随即了然笑道，“好的好的，跟姆妈一道吃也好，贴心。那你快去吧，别让姆妈等急了。”
“嗯，张姐、周师傅、李同志，我先走了。”阳光明礼貌地向办公室里的同事点头示意。
老周从报纸后抬了抬眼皮，厚重的镜片闪了一下，喉咙里含糊地“嗯”了一声。
李卫东像是被惊醒，有些慌乱地抬起头，勉强挤出一点极其短暂的笑容，点了点头，又迅速低下头，仿佛稿纸上那团墨迹突然变成了亟待攻克的难题，让他眉头紧锁。
阳光明快步走下那略显陈旧的木质楼梯，皮鞋踩在磨得发亮、边缘有些松动的台阶上，发出清脆而略带空旷的回响。
刚走出厂部办公楼的大门，带着车间余温的空气，顿时扑面而来。
他一眼就看到母亲张秀英已经等在门口那棵高大梧桐树的浓荫下，正踮着脚，伸长脖子，焦急地朝办公楼这边张望。
灰蓝色的工装洗得有些发白，紧贴在她瘦削的肩背上。
看到儿子挺拔的身影出现，她脸上的焦灼瞬间融化，绽开如释重负的笑容，小跑着迎了上来。
“明明！怎么样？手续都办好啦？韩主任人怎么样？同事好相处伐？有没有人给你脸色看？”
张秀英连珠炮似地发问，眼神像探照灯一样在儿子脸上、身上扫视，粗糙的手抓住儿子的胳膊，仿佛要把儿子这一上午的经历都揉碎了看个明白。
她的每一道皱纹里都盛满了关切！
阳光明看着母亲额角沁出的细密汗珠和眼中毫不掩饰的担忧，心头一暖，耐心地、详细地一一回答，声音沉稳：
“姆妈，你放心。手续都办好了，劳保用品也领了。”他示意了一下，“喏，肥皂、手套、本子钢笔。厂牌也发下来了。”
他轻轻拍了拍别在左胸口袋上那枚崭新的铝制厂牌，金属在阳光下反射出一点微光。
“韩主任人蛮好的，蛮和气，也蛮细致，交代得清清楚楚。同事嘛……”
他顿了顿，想到办公室里那三位风格迥异的人物，“张姐蛮热心的，周师傅是老资格，话不多，李同志……看着也蛮认真工作的。”
他选择了最稳妥也最安全的描述。
听着儿子条理清晰、语气平和的讲述，看着他胸前那枚象征着“公家人”身份、沉甸甸的厂牌，张秀英脸上的笑容越来越舒展，越来越明亮，最后化作一声长长的、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的叹息：
“办好就好！办好就好！阿拉心里厢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
此时，他想到了赵国栋副厂长！
厂办秘书组看似安稳，实则晋升通道狭窄如同独木桥。
熬成老周那样固然受人尊敬，但头顶的天花板也清晰可见。
李卫东不甘心。
他自认文笔出众，是秘书组公认的“笔杆子”后备，心思活络，对厂里事务也了如指掌。
新来的赵国栋副厂长，就是摆在他面前最耀眼、也是唯一看得见的上升阶梯！
成为赵副厂长的专职秘书，意味着能接触到核心的机要信息，意味着能进入厂领导的视线，意味着未来有可能像其他几位大秘一样，挂上厂办副主任的职衔，真正迈入干部序列的核心圈层。
他原本踌躇满志。
老周年纪大了，志在报端；张姐虽热心，但主要负责事务性工作，笔头功夫更是远不如他。
这个位置，似乎非他莫属！
他甚至已经开始在写材料时，刻意模仿赵国栋在几次小会上流露出的简洁、务实的风格，字斟句酌，力求神似。
可阳光明的出现，瞬间打碎了他精心构筑的蓝图。
这个年轻人，高大、帅气、精神、穿着体面、手腕上有表，谈吐不卑不亢，应对得体。
更重要的是，他是赵副厂长亲自安排进来的人！
虽然阳光明矢口否认，但李卫东心里笃定，这背后很可能有赵副厂长的影子！
赵副厂长和韩鸣谦通电话的声音，恰巧被他在门外听到了一字半句。
这笃定像块冰冷的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扼住了李卫东。
他感觉那个唾手可得的位置，忽然变得遥不可及，仿佛被一层无形的玻璃隔开。
阳光明就像一块横空出世的巨石，带着不容置疑的重量，挡在了他奋力攀爬的路径上。
他下意识地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镜片后的眼神，复杂地投向阳光明那个新铺开的“阵地”——崭新的笔记本、钢笔、稿纸。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审视、警惕，还有一丝难以掩饰的焦灼和……被刺痛般的嫉妒。
他捏紧了钢笔，笔尖在稿纸上无意识地压着，洇开一小团浓黑的墨迹，如同他此刻阴郁的心情。他却浑然未觉。
办公室里，阳光明专注地翻看着规章制度，纸张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张玉芹重新拿起毛衣针，线团在她膝上微微滚动；老周沉浸在报纸的世界里，只有翻页时发出脆响；李卫东则对着稿纸上那团墨迹发呆。
空气仿佛凝滞，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车间机器永恒不变的轰鸣，低沉地提醒着时间的流逝。
三个新同事，一个悠闲，一个热情，一个焦灼，在这小小的秘书组里，各自怀着沉甸甸的心思，构成了一幅微妙的办公室浮世绘。
墙上的老式挂钟，指针不紧不慢地爬到了十一点半。
午饭的钟声，也就是厂里高音喇叭播放的《东方红》前奏，准时响起，雄浑的旋律瞬间冲破了办公室的沉寂。
张玉芹利落地放下毛线，站起身，脸上带着一贯的热络，招呼阳光明：
“小阳，走，吃饭去！你粮食关系还没转过来，粮票肯定还没领，这两天就跟我一道吃好了，我饭票有多。”
她说着就去拿自己那个印着字迹的铝制饭盒，饭盒边角有几处磕碰的小凹痕。
阳光明连忙站起来，带着歉意的笑容婉拒：“谢谢张姐！真的勿麻烦你了。我跟我姆妈讲好的，今朝第一天，她在食堂等我，一道吃午饭。”
“哦哟，你姆妈也在阿拉厂里啊？”张玉芹有些惊讶，随即了然笑道，“好的好的，跟姆妈一道吃也好，贴心。那你快去吧，别让姆妈等急了。”
“嗯，张姐、周师傅、李同志，我先走了。”阳光明礼貌地向办公室里的同事点头示意。
老周从报纸后抬了抬眼皮，厚重的镜片闪了一下，喉咙里含糊地“嗯”了一声。
李卫东像是被惊醒，有些慌乱地抬起头，勉强挤出一点极其短暂的笑容，点了点头，又迅速低下头，仿佛稿纸上那团墨迹突然变成了亟待攻克的难题，让他眉头紧锁。
阳光明快步走下那略显陈旧的木质楼梯，皮鞋踩在磨得发亮、边缘有些松动的台阶上，发出清脆而略带空旷的回响。
刚走出厂部办公楼的大门，带着车间余温的空气，顿时扑面而来。
他一眼就看到母亲张秀英已经等在门口那棵高大梧桐树的浓荫下，正踮着脚，伸长脖子，焦急地朝办公楼这边张望。
灰蓝色的工装洗得有些发白，紧贴在她瘦削的肩背上。
看到儿子挺拔的身影出现，她脸上的焦灼瞬间融化，绽开如释重负的笑容，小跑着迎了上来。
“明明！怎么样？手续都办好啦？韩主任人怎么样？同事好相处伐？有没有人给你脸色看？”
张秀英连珠炮似地发问，眼神像探照灯一样在儿子脸上、身上扫视，粗糙的手抓住儿子的胳膊，仿佛要把儿子这一上午的经历都揉碎了看个明白。
她的每一道皱纹里都盛满了关切！
阳光明看着母亲额角沁出的细密汗珠和眼中毫不掩饰的担忧，心头一暖，耐心地、详细地一一回答，声音沉稳：
“姆妈，你放心。手续都办好了，劳保用品也领了。”他示意了一下，“喏，肥皂、手套、本子钢笔。厂牌也发下来了。”
他轻轻拍了拍别在左胸口袋上那枚崭新的铝制厂牌，金属在阳光下反射出一点微光。
“韩主任人蛮好的，蛮和气，也蛮细致，交代得清清楚楚。同事嘛……”
他顿了顿，想到办公室里那三位风格迥异的人物，“张姐蛮热心的，周师傅是老资格，话不多，李同志……看着也蛮认真工作的。”
他选择了最稳妥也最安全的描述。
听着儿子条理清晰、语气平和的讲述，看着他胸前那枚象征着“公家人”身份、沉甸甸的厂牌，张秀英脸上的笑容越来越舒展，越来越明亮，最后化作一声长长的、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的叹息：
“办好就好！办好就好！阿拉心里厢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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