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青葱如昨，转眼离开学校四十周年了，难忘那一段黄金岁月，友谊永远记心间。”听完张明的故事，张权同学接着说道：
我有一位邻居，名叫杨元贵，两个儿子分别叫做杨文山，杨文海。
兄弟俩比我大几岁,初中没读完就开始闯荡社会了。小时候我很喜欢去他们家玩，那时候我觉得他们帅极了，穿风衣，留长发，骑着嘉玲摩托车像一阵风。那时候流行四大天王，几乎每个男孩子的房间里都贴满了四大天王的照片，清一色的是坐在摩托车上，后面载着个长发美女。我觉得兄弟俩都属于这种类型：潇洒、帅气。
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及初中学历，农村户口等个人条件，两人在婚恋市场上越来越没有竞争力。昔日眼中的翩翩少年，如今都成了十分平庸的农村青年。
高中毕业以后，我不得不回到农村老家务农。
我们农村一般种三熟，春天麦子刚破土，就在预留的空地上种上玉米。
去年种下的麦子，经过几个月的成长，已经颗粒饱滿成熟了，在田里黄灿灿的一片。我每天很早起来，和父母拿着镰刀，从田头割到田尾，沙沙的割麦声响成一片，一把把的麦杆放倒在地里。
那时没有机械化，有也不能用，因为麦子和玉米混种的。
麦杆和麦子拉到家里刚做的土场边脱粒。如皋农家都有一种用毛竹制成的连杆，麦子收割后摊在彩条布上，然后直接用连杆在上面抽打脱粒。麦杆草屑清理干净后就直接晾晒。
麦子进仓后，就开始掰玉米，筑玉米杆，务必在立秋之前将秧苗插下，俗话说“不栽八号秧”。因为水稻插下后得六十多天才能成熟，如果晚了季节，收成将大减，甚至绝收。
筑完玉米杆，接着请水牛养殖户犁田耙地，把旱田平整如初后再放水抢栽秧苗。
收玉米，犁田，插秧，只有一个月时间，所以叫双抢。
搞双抢，我最怕的是蚂蝗。这种水生软体动物，是地地道道的吸血鬼。农村的田、沟、塘、渠、溪，到处都有它们虎视眈眈的身影。一听到人下水的声音，便争先恐后地游来，强大的吸盘紧叮腿部，快速咬破皮肤，注入抗凝血剂，饱餐后，蜷成一团滚入水中，溜之大吉。那时我对蚂蝗又憎恨又无可奈何，刚卷起裤管下田，总是一边干活，一边会紧张地盯着腿，随时防备蚂蝗的入侵。可那些家伙太狡猾，一不留神就吸到腿肚上，等到皮肤发痒，它们早已腆着肚子逃之夭夭了。累到天热人乏，渐渐地就麻木了，任由蚂蝗大快朵颐。有时走上田埂，脚一跺，几条大肚蚂蝗便滚到地上。伤口流出的血，很快染红了脚下的水。我气不过，用镰刀把它剁成几截。这家伙修复能力超强，过不了两天，每截修复成新的蚂蟥，实在是无可奈何也。
插秧是一项辛苦的工作，7月的酷暑没有一丝凉意，天没亮我们就赶到秧亩地里拔秧。然后挑起沉甸甸的担子，走在湿滑的田埂上，再把秧苗把子抛撒到田里，然后一字排开到水田里插秧。
如火的骄阳在头上烤着，水田里的热气不断地向胸前、脸上扑来，我一边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一边拖动着泡在泥水中的双腿，一滴滴的汗水混合着泪水流入水田中。
有时天都黑了，蚊虫飞舞，脚下还有蚂蟥随时叮咬。乡村宁静，万籁俱寂，插秧的声音在水中有节奏地响动。这个场景，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插秧比锄禾辛苦多了。
1986年夏天，上海某食品厂招收临时工做月饼，为期一个月，工资一千元。兄弟俩经过协商，决定让文山跟我一起去。
上海话其实并不难懂,因为有很多官话在里面。在上海呆上一个月，即便说不了吴侬软语，却也能听懂大半。然而，上海人自高自大，除了本地人，苏州、无锡都是乡下人，“阿拉上海拧”充满了上海人的得意和对外省人的轻蔑。
当然不是所有上海人都一味地骄傲，我去后分在成品仓库，天天打包、发货。两位师傅忙过不停，我干多干少都不计较。
仓库很小，有位师傅名叫王景昌，他把存货架都写上编号，月饼进库时，哪儿有空放哪儿，他在账本上写上存放位置，发货时一看账本，就知道哪种月饼放在哪个货架了。仓库看起来很乱，不过账本上有存放位置和进货日期，很容易就能找到，而且都是先进先出。
后来仓库里调来一位新主任，名叫童光荣，童主任原来在酒厂工作，这次调到我们厂。新官上任三把火，童主任说仓库里的东西怎能这样放？应该按品种分类！他叫我们一号区放豆沙月饼，二号区放蛋黄月饼，三号区放五仁月饼......他在酒厂就是这么做的！这样好看是好看，不过月饼不是酒，酒越陈越香，月饼放久了就要上霉。因为进库时从里往外放，发货时从外往里发。有些刚进库的月饼当天就发出去了，有些月初生产的月饼到月底都没发。打包时我们要在包装上写上生产日期。因为在路上运输需要一、两天，童主任叫我们将日期往后写一点。比如今天是8月11号，生产日期写8月13号，月饼发出时，厂里还没有生产呢，真鲜！而真正的生产日期，只有鬼知道。王景昌背后叫他憨大，当面却夸赞主任有能力，童主任笑着说：“淘浆糊，淘浆糊。”
淘浆糊从字面上看，相当于和稀泥，对做事马虎敷衍、不懂装懂、浑水摸鱼的人，都可以用“淘浆糊”来指责。但称赞对方有能力，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和妥协合作，也可以用“淘浆糊”来形容。童主任说自己“淘浆糊”，既是谦虚，又是骄傲。
闲话叙过，却说一个月转眼过去，杨文山怀揣一千元工资，喜滋滋地登上了上海开往南通的客轮。
我们买的是五等船票，没有床位。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位三十多岁的男子，身边坐着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姑娘。九月，穿的都是单衣，那姑娘穿着一条白色连衣裙，显得很苗条、漂亮。我看过一眼便将目光移向别处。杨文山却一直目不转晴，想入非非。
“两位师傅，在哪里发财？”正当杨文山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对面的男子主动跟我们招呼。杨文山吓了一跳，急忙将目光收回。经过交谈，才知道他们家住贵州山区，兄妹俩外出打工，一直找不到事做，现在打算去南通看看......如果有合适的，能够帮妹妹找个婆家最好！
“我......我没老婆，我弟弟也没有......要不你和我回家看看。”杨文山说。
轮船到达南通港时，杨文山与那位男子已然达成协议：只要杨文山出三千块钱抚养费，他妹妹就嫁给他做老婆！
杨文山将二人领回家里，父母眉开眼笑。弟弟杨文海也忙后忙后，热情招待。可是当听说需要三千块钱时，杨元贵不由皱起了眉头。他倒不是舍不得，而是担心姑娘呆不住。那男子胸脯拍得山响，保证妹妹不会改嫁；并且掏出身份证给大家看，果然同一住址，哥哥叫刘德富，妹妹叫刘德琼，杨元贵一家不再怀疑，凑了三千块钱给刘德富，刘德琼也就留下不走了！
刘德琼今年二十六岁。她其实不会干活，或者说不想干活。每天吃了饭睡觉，要么就看电视，杨元贵全家并不计较。只要她留下来不走，不干活算了；若是能生个一男半女，那更是天大的福气！
结婚后不久，杨文山为了挣钱，不得不跟着建筑队的人去了北京。
杨文海比杨文山小两岁，人也比哥哥高大英俊。刘德琼刚来时对杨文海不理不睬，杨文山走后却又主动跟他说话，每天叔叔长叔叔短的，还常常叫他到房里玩。
嫂子房里有什么好玩？不过有台黑白电视机,这几天放的是《水浒传》，当看到潘金莲勾引武二郎时，杨文海不由入了迷，直到十点多钟还不想走！刘德琼起床上厕所，稀里哗啦之后却说忘了带纸，杨文海将纸给她。杨二郎不是武二郎，刘德琼稍加勾引，两个人便粘在了一起。
有了第一次，难免就有第二次，第三次......久而久之，杨文海不再回房睡觉，两个人干脆宿到一起。杨元贵装聋作哑，反正都是自己的儿子，跟老大跟老二都是一样。
这年年底，杨文山从北京回来，到家时天刚破晓，杨文海、刘德琼还未起床。杨文山一见怒不可遏：“你这个畜生！我不在家里竟然强占嫂子！是可忍孰不可忍？看刀！”说完轮起大锹便砍！
杨文海条件反射似的，拿起钉钯便筑！兄弟俩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杨文海不是猪八戒，钉钯使起来不太顺手！结果被杨文山一锹砍中脑袋，顿时血流如注！
杨元贵夫妇如丧考妣，禁不住嚎啕大哭！夫妻俩一个抱文山，一个抱文海。杨元贵老泪纵横：“儿啊，你怎么不懂事？丈夫，丈夫，离开一丈就算了！何况文海又不是外人，赚钱蚀本都在自己家里。。。。。。”
“放你妈的屁！若不是你纵容，小畜生绝对不会这样！”杨文山气昏了头，扬手便给了父亲一记耳光！
当天夜里，杨元贵独自来到屋后老槐树下，上吊自杀了！杨文海因为失血过多，医院里抢救无效，第二天也死了！
杨元贵、杨文海死后，杨文山因为故意杀人，结果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包产到户之后，我们这里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杨文山家一下子少了三个男人，家里的农活没人干，刘德琼便叫我帮忙。人非草本，孰能无情？我们后来就住到一起。文山妈虽然不高兴，可是也无可奈何。
不久刘德琼生了一个儿子，刘德琼叫他杨刘宝。
我和刘德琼十分恩爱，第二年她又生了一个儿子，刘德琼叫他张刘宝。
两个刘宝都叫我爸，但我知道杨刘宝肯定不是我的儿子。
为了挣钱，我不得不想办法出去打工。
2002年3月，我在智联招聘上登了一则求职启事:
男，37岁，高中毕业，在上海某食品厂做过十年仓管（其实没有），希望找一份月工资二千元以上的工作。手机：（略）。
没几天，一位女士给我打电话，说她们是南通中外合资绣花厂，招聘保管员一名，月工资二千五以上。第二天我去看了，仓库里很乱，地上，架子上全是各种丝线，毛线和棉线，还有各种色号的珠片。人事部长说以前有个保管员，因为不服从生产部长指挥，已经被辞退了，明天来交接。
前任保管员来了，她叫高银芳，长得很漂亮，身材也特别惹眼：前凸后翘。她的性格很特别，看见我不断冷笑。她说我肯定干不下去的，我叫她给我一份库存表，我以后在库存表上加加减减，有什么不好做的？
早晨的气氛很沉重，高银芳的脸色也特别难看，她静静地坐到自己的位置，打开电脑后，她的眼神里满是坚决，那种气势让人不敢靠近。到了中午，大家都去吃饭了，只有她还在工作。我以为她在合计库存，可我偷偷地探头一看，只见她正一个文件一个文件地翻看，然后毫不犹豫地按下删除键。她的动作干净利落，没有一丝迟疑。我问她在做什么。她没抬头，只是淡淡地说：“入职时候电脑啥样，离职时候电脑也应该是啥样。”这话听着好像有点道理，但我心里清楚，仓库跟其它部门不一样，没有库存绝对会引起麻烦。
午休过后，高银芳把位置让给我，当我打开电脑后，发现里面空无一物，我整个人都懵了。我赶紧去找老板，很快，老板气冲冲地来到她的面前。“你凭什么要把电脑里的资料删除？” 高银芳站起来，她的声音平静但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坚决，“这些都是我以前做的月报表，可是从来没有人看，他们只会叫我盘点，我收发不错，库存就不错，为什么一定要我盘点呢？你们不相信我，就让新来的仓管盘点吧。”“电脑是公司的，里面的资料也是公司的，你没有权利这么做！你这是违法的！”老板几乎在吼，脸上的怒气让人不敢直视。高银芳并不退缩，语气更加坚定：“既然不相信我的数据，我有权把我做的报表删除，你们盘多少算多少！我反正没有拿！”老板没想到她会这么硬气，他警告说：“你要是不恢复资料，后果自负。”我站在一边，心里五味杂陈，我理解她的行为，突然被辞退，搁谁心里都不好受。
局势愈发紧张，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淡淡地说：“经常盘点是有问题的。收发不错，结果就不错，何必经常盘点呢？我现在没有什么可以恢复的了，已经全部删了。”老板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他压低声音威胁道：“你这样做对你没有好处的，好聚好散，何必呢？”“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清楚可能的后果。”说罢，高银芳就收拾自己的东西走了。
我站在一旁，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我理解她的做法，但同时也感到一种无力的悲哀。
因为没有账，车间里的工人来领东西时，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也不认识东西。我让她们自己找，然后记下色号和存放位置，下次再找时我就知道了。新买的东西我自己放，自然知道色号和存放位置。旧东西越发越少，新东西越进越多，我想不出三个月，仓库里也就账物一致了！
绣花厂里有宿舍，不过大多是女工。领导让我与门卫同住，那家伙经常带女工进来，而且经常换。我不想当电灯泡，有天下班后便到外面找宿舍。
正好遇到以前的保管员高银芳。她现在到一家电器仓库做仓管，自己租的房子。她见我没走十分奇怪，我说慢慢来吧，时间一长也就熟悉了。高银芳听了不由冷笑。
高银芳的房东家共有三间平房，高银芳租的是东面一间，西房和中间的明间还没有租出，我便租了中间的明间。
房间和明间都有大门进出，不过里面也有小门相通，开关在高银芳那边。瓜田李下，男女授受不亲，我自然不会去敲那个门。
高银芳有老公，不过长年在广东打工，很少回来。
有一次高银芳下班很晚，而我已经睡了，我听到隔壁倒水的声音，于是轻轻从床上爬起来，透过门缝，我窥见高银芳正在洗澡。她那边开着灯，我这边是暗的，我看见她，她看不见我。
高银芳可能知道隔墙有眼，以后沐浴时总是把电灯关掉，只在床头点一支蜡烛。在昏暗的烛光中，高银芳更显得婀娜多姿，风情万种。
后来有一天夜里，高银芳洗澡之后，竟然开门进来了。我吓得不知所措，高银芳把食指压在嘴唇上，示意我不要做声。她打开灯，在灯光的映照之下，她显得格外美丽大方，楚楚动人，又带着几分娇媚。
此时无声胜有声，我是过来人，顿时难以自制。二人宽衣解带，相拥而卧。一阵云雨之后，高银芳依偎在我的怀中，香甜地睡去。
接下来我们就同居了，不过上班下班时，我们都从各自的房门进出，只有晚上我们才睡在一起。
高银芳加了我的微信之后，把绣花厂上个月的库存表转发给我。上面色号、数量、存放位置、进出日期都有。我问她记得这样清楚，厂里干嘛不要她呢？她说因为记得太清楚了，采购部长和生产部长不能够弄虚作假少买多报，所以就找借口不要她了！我一听半信半疑，还有这样的部长？
几天后生产部长踱着方步进来了，一见仓库里变化不大，立即勃然大怒:“你来之后在干什么？给我把仓库里的东西全部盘一下，一个星期内把库存给我，我要抽查！”
我说: “高银芳把库存表给我了，色号、数量、存放位置都有，有误差我改过来不就行了？”
“不行！”生产部长声色俱厉:“高银芳就是因为账物不符才被辞退的！你照她的账做，不还是错的吗？在这里我是主管，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以后每个月都要盘点！”
现官不如现管！既然生产部长说了，盘就盘吧。我天天加班把几千箱线都盘了一下，同时在账本上写上存放位置。我把打印后的报表交给生产部长时，他看也没看便扔到桌上。
第二位领导闪亮登场。她是釆购部长，闲来无事到仓库玩。一进门她就十分不满地说:你为什么不做色卡呢？各种线都取一点下来粘到A4纸上，然后贴到存放箱上，以后查找就方便了！我说我照色号发货，色号不同线就不同，干嘛要做色卡呢？她说这是命令，保管员必须无条件服从。无奈我只好将各种线摘下一点粘到A4纸上，然后贴到存放箱上。其实我还是照车间报的色号发货，我做的色卡根本没用，再说几百种线我也看不出来。
大约三个月后，总经理到仓库检查工作。看到仓库里的东西排放整齐，一开始十分高兴。当他看到同样的东西竟然放在两、三个地方时，立即火冒三丈，叫我将同类东西合并。
原来绣花厂里生产不停，有些线不等用完就得购买，比如原来半箱现在又买了一箱、两箱，自然没办法放在一起。我说我有账，上面有进货日期和存放位置，也知道总数；而且先进先出，不合并也行。总经理声色俱厉：不合并给我走人！
我在原地呆了一刻钟，仓库里许多同样的东西放在不同的地方，有的一箱有的半箱；也有不同的零线混在一起，不过我有账，发货时能够找到；还有即使同样色号的线，由于进货日期和生产厂家不同，颜色也有差异，实在不能够分类、合并。
我跟总经理无法解释，只好将同类东西合并在一起。为了区别新旧，我在存放箱上都写上了进货日期。同一天同一个厂进的货，色号相同，东西肯定是一样的。
可是好景不长，元旦后高银芳的丈夫回南通打工。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问题，反正他来后就把明间和房间的小门钉死了。两个人下班后大声调笑，见了我好像不认识似的。人家是正式夫妻，我虽然心似猫抓，可是也没有办法。
爱而不得是很痛苦的，年底我就辞职回家了。第二年高银芳打电话给我，说她生了一个女儿，按时间推算应该是我的。她丈夫吵着要离婚，高银芳问我怎么办？当时我有刘德琼，还有两个儿子，他们都叫我爸爸，我能怎么办？我叫她把女儿的照片发给我看，我一看真的象我，于是打了一万块钱给她，并且帮女儿取名高刘宝。
2003年正月，杨文山刑满释放，他见我住在他家，孩子也叫我爸爸，立即叫我带着两个儿子滚蛋！
张刘宝是我生的，这个不用怀疑；可是杨刘宝不是我生的呀，凭什么也叫我带走呢？
杨文山说他坐牢前一年都在外面打工，坐牢后杨刘宝才出生，孩子肯定不是他的！
杨刘宝是不是他的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我的呀！他去坐牢之前，我都没有碰过刘德琼呢！
我把张刘宝带回自己家里，杨刘宝跟他奶奶生活，他仍然叫我爸爸。
杨文山经常打骂老婆，刘德琼忍受不了，没多久就和他离婚，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张刘宝后来考上了南京大学，杨刘宝因为没有钱上学，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
没有爱人是很痛苦的！刘德琼走后，我又发信息给高银芳，希望她能到我家来。高银芳说她早就和老公离婚了，女儿刚刚高中毕业，听说我跟刘德琼分手之后，第二天就带着女儿来了。
女儿本来就是我生的，我对她和儿子一样张刘宝一样看待，不过她不知道我就是她的生父。
我有一位邻居，名叫杨元贵，两个儿子分别叫做杨文山，杨文海。
兄弟俩比我大几岁,初中没读完就开始闯荡社会了。小时候我很喜欢去他们家玩，那时候我觉得他们帅极了，穿风衣，留长发，骑着嘉玲摩托车像一阵风。那时候流行四大天王，几乎每个男孩子的房间里都贴满了四大天王的照片，清一色的是坐在摩托车上，后面载着个长发美女。我觉得兄弟俩都属于这种类型：潇洒、帅气。
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及初中学历，农村户口等个人条件，两人在婚恋市场上越来越没有竞争力。昔日眼中的翩翩少年，如今都成了十分平庸的农村青年。
高中毕业以后，我不得不回到农村老家务农。
我们农村一般种三熟，春天麦子刚破土，就在预留的空地上种上玉米。
去年种下的麦子，经过几个月的成长，已经颗粒饱滿成熟了，在田里黄灿灿的一片。我每天很早起来，和父母拿着镰刀，从田头割到田尾，沙沙的割麦声响成一片，一把把的麦杆放倒在地里。
那时没有机械化，有也不能用，因为麦子和玉米混种的。
麦杆和麦子拉到家里刚做的土场边脱粒。如皋农家都有一种用毛竹制成的连杆，麦子收割后摊在彩条布上，然后直接用连杆在上面抽打脱粒。麦杆草屑清理干净后就直接晾晒。
麦子进仓后，就开始掰玉米，筑玉米杆，务必在立秋之前将秧苗插下，俗话说“不栽八号秧”。因为水稻插下后得六十多天才能成熟，如果晚了季节，收成将大减，甚至绝收。
筑完玉米杆，接着请水牛养殖户犁田耙地，把旱田平整如初后再放水抢栽秧苗。
收玉米，犁田，插秧，只有一个月时间，所以叫双抢。
搞双抢，我最怕的是蚂蝗。这种水生软体动物，是地地道道的吸血鬼。农村的田、沟、塘、渠、溪，到处都有它们虎视眈眈的身影。一听到人下水的声音，便争先恐后地游来，强大的吸盘紧叮腿部，快速咬破皮肤，注入抗凝血剂，饱餐后，蜷成一团滚入水中，溜之大吉。那时我对蚂蝗又憎恨又无可奈何，刚卷起裤管下田，总是一边干活，一边会紧张地盯着腿，随时防备蚂蝗的入侵。可那些家伙太狡猾，一不留神就吸到腿肚上，等到皮肤发痒，它们早已腆着肚子逃之夭夭了。累到天热人乏，渐渐地就麻木了，任由蚂蝗大快朵颐。有时走上田埂，脚一跺，几条大肚蚂蝗便滚到地上。伤口流出的血，很快染红了脚下的水。我气不过，用镰刀把它剁成几截。这家伙修复能力超强，过不了两天，每截修复成新的蚂蟥，实在是无可奈何也。
插秧是一项辛苦的工作，7月的酷暑没有一丝凉意，天没亮我们就赶到秧亩地里拔秧。然后挑起沉甸甸的担子，走在湿滑的田埂上，再把秧苗把子抛撒到田里，然后一字排开到水田里插秧。
如火的骄阳在头上烤着，水田里的热气不断地向胸前、脸上扑来，我一边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一边拖动着泡在泥水中的双腿，一滴滴的汗水混合着泪水流入水田中。
有时天都黑了，蚊虫飞舞，脚下还有蚂蟥随时叮咬。乡村宁静，万籁俱寂，插秧的声音在水中有节奏地响动。这个场景，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插秧比锄禾辛苦多了。
1986年夏天，上海某食品厂招收临时工做月饼，为期一个月，工资一千元。兄弟俩经过协商，决定让文山跟我一起去。
上海话其实并不难懂,因为有很多官话在里面。在上海呆上一个月，即便说不了吴侬软语，却也能听懂大半。然而，上海人自高自大，除了本地人，苏州、无锡都是乡下人，“阿拉上海拧”充满了上海人的得意和对外省人的轻蔑。
当然不是所有上海人都一味地骄傲，我去后分在成品仓库，天天打包、发货。两位师傅忙过不停，我干多干少都不计较。
仓库很小，有位师傅名叫王景昌，他把存货架都写上编号，月饼进库时，哪儿有空放哪儿，他在账本上写上存放位置，发货时一看账本，就知道哪种月饼放在哪个货架了。仓库看起来很乱，不过账本上有存放位置和进货日期，很容易就能找到，而且都是先进先出。
后来仓库里调来一位新主任，名叫童光荣，童主任原来在酒厂工作，这次调到我们厂。新官上任三把火，童主任说仓库里的东西怎能这样放？应该按品种分类！他叫我们一号区放豆沙月饼，二号区放蛋黄月饼，三号区放五仁月饼......他在酒厂就是这么做的！这样好看是好看，不过月饼不是酒，酒越陈越香，月饼放久了就要上霉。因为进库时从里往外放，发货时从外往里发。有些刚进库的月饼当天就发出去了，有些月初生产的月饼到月底都没发。打包时我们要在包装上写上生产日期。因为在路上运输需要一、两天，童主任叫我们将日期往后写一点。比如今天是8月11号，生产日期写8月13号，月饼发出时，厂里还没有生产呢，真鲜！而真正的生产日期，只有鬼知道。王景昌背后叫他憨大，当面却夸赞主任有能力，童主任笑着说：“淘浆糊，淘浆糊。”
淘浆糊从字面上看，相当于和稀泥，对做事马虎敷衍、不懂装懂、浑水摸鱼的人，都可以用“淘浆糊”来指责。但称赞对方有能力，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和妥协合作，也可以用“淘浆糊”来形容。童主任说自己“淘浆糊”，既是谦虚，又是骄傲。
闲话叙过，却说一个月转眼过去，杨文山怀揣一千元工资，喜滋滋地登上了上海开往南通的客轮。
我们买的是五等船票，没有床位。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位三十多岁的男子，身边坐着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姑娘。九月，穿的都是单衣，那姑娘穿着一条白色连衣裙，显得很苗条、漂亮。我看过一眼便将目光移向别处。杨文山却一直目不转晴，想入非非。
“两位师傅，在哪里发财？”正当杨文山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对面的男子主动跟我们招呼。杨文山吓了一跳，急忙将目光收回。经过交谈，才知道他们家住贵州山区，兄妹俩外出打工，一直找不到事做，现在打算去南通看看......如果有合适的，能够帮妹妹找个婆家最好！
“我......我没老婆，我弟弟也没有......要不你和我回家看看。”杨文山说。
轮船到达南通港时，杨文山与那位男子已然达成协议：只要杨文山出三千块钱抚养费，他妹妹就嫁给他做老婆！
杨文山将二人领回家里，父母眉开眼笑。弟弟杨文海也忙后忙后，热情招待。可是当听说需要三千块钱时，杨元贵不由皱起了眉头。他倒不是舍不得，而是担心姑娘呆不住。那男子胸脯拍得山响，保证妹妹不会改嫁；并且掏出身份证给大家看，果然同一住址，哥哥叫刘德富，妹妹叫刘德琼，杨元贵一家不再怀疑，凑了三千块钱给刘德富，刘德琼也就留下不走了！
刘德琼今年二十六岁。她其实不会干活，或者说不想干活。每天吃了饭睡觉，要么就看电视，杨元贵全家并不计较。只要她留下来不走，不干活算了；若是能生个一男半女，那更是天大的福气！
结婚后不久，杨文山为了挣钱，不得不跟着建筑队的人去了北京。
杨文海比杨文山小两岁，人也比哥哥高大英俊。刘德琼刚来时对杨文海不理不睬，杨文山走后却又主动跟他说话，每天叔叔长叔叔短的，还常常叫他到房里玩。
嫂子房里有什么好玩？不过有台黑白电视机,这几天放的是《水浒传》，当看到潘金莲勾引武二郎时，杨文海不由入了迷，直到十点多钟还不想走！刘德琼起床上厕所，稀里哗啦之后却说忘了带纸，杨文海将纸给她。杨二郎不是武二郎，刘德琼稍加勾引，两个人便粘在了一起。
有了第一次，难免就有第二次，第三次......久而久之，杨文海不再回房睡觉，两个人干脆宿到一起。杨元贵装聋作哑，反正都是自己的儿子，跟老大跟老二都是一样。
这年年底，杨文山从北京回来，到家时天刚破晓，杨文海、刘德琼还未起床。杨文山一见怒不可遏：“你这个畜生！我不在家里竟然强占嫂子！是可忍孰不可忍？看刀！”说完轮起大锹便砍！
杨文海条件反射似的，拿起钉钯便筑！兄弟俩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杨文海不是猪八戒，钉钯使起来不太顺手！结果被杨文山一锹砍中脑袋，顿时血流如注！
杨元贵夫妇如丧考妣，禁不住嚎啕大哭！夫妻俩一个抱文山，一个抱文海。杨元贵老泪纵横：“儿啊，你怎么不懂事？丈夫，丈夫，离开一丈就算了！何况文海又不是外人，赚钱蚀本都在自己家里。。。。。。”
“放你妈的屁！若不是你纵容，小畜生绝对不会这样！”杨文山气昏了头，扬手便给了父亲一记耳光！
当天夜里，杨元贵独自来到屋后老槐树下，上吊自杀了！杨文海因为失血过多，医院里抢救无效，第二天也死了！
杨元贵、杨文海死后，杨文山因为故意杀人，结果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包产到户之后，我们这里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杨文山家一下子少了三个男人，家里的农活没人干，刘德琼便叫我帮忙。人非草本，孰能无情？我们后来就住到一起。文山妈虽然不高兴，可是也无可奈何。
不久刘德琼生了一个儿子，刘德琼叫他杨刘宝。
我和刘德琼十分恩爱，第二年她又生了一个儿子，刘德琼叫他张刘宝。
两个刘宝都叫我爸，但我知道杨刘宝肯定不是我的儿子。
为了挣钱，我不得不想办法出去打工。
2002年3月，我在智联招聘上登了一则求职启事:
男，37岁，高中毕业，在上海某食品厂做过十年仓管（其实没有），希望找一份月工资二千元以上的工作。手机：（略）。
没几天，一位女士给我打电话，说她们是南通中外合资绣花厂，招聘保管员一名，月工资二千五以上。第二天我去看了，仓库里很乱，地上，架子上全是各种丝线，毛线和棉线，还有各种色号的珠片。人事部长说以前有个保管员，因为不服从生产部长指挥，已经被辞退了，明天来交接。
前任保管员来了，她叫高银芳，长得很漂亮，身材也特别惹眼：前凸后翘。她的性格很特别，看见我不断冷笑。她说我肯定干不下去的，我叫她给我一份库存表，我以后在库存表上加加减减，有什么不好做的？
早晨的气氛很沉重，高银芳的脸色也特别难看，她静静地坐到自己的位置，打开电脑后，她的眼神里满是坚决，那种气势让人不敢靠近。到了中午，大家都去吃饭了，只有她还在工作。我以为她在合计库存，可我偷偷地探头一看，只见她正一个文件一个文件地翻看，然后毫不犹豫地按下删除键。她的动作干净利落，没有一丝迟疑。我问她在做什么。她没抬头，只是淡淡地说：“入职时候电脑啥样，离职时候电脑也应该是啥样。”这话听着好像有点道理，但我心里清楚，仓库跟其它部门不一样，没有库存绝对会引起麻烦。
午休过后，高银芳把位置让给我，当我打开电脑后，发现里面空无一物，我整个人都懵了。我赶紧去找老板，很快，老板气冲冲地来到她的面前。“你凭什么要把电脑里的资料删除？” 高银芳站起来，她的声音平静但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坚决，“这些都是我以前做的月报表，可是从来没有人看，他们只会叫我盘点，我收发不错，库存就不错，为什么一定要我盘点呢？你们不相信我，就让新来的仓管盘点吧。”“电脑是公司的，里面的资料也是公司的，你没有权利这么做！你这是违法的！”老板几乎在吼，脸上的怒气让人不敢直视。高银芳并不退缩，语气更加坚定：“既然不相信我的数据，我有权把我做的报表删除，你们盘多少算多少！我反正没有拿！”老板没想到她会这么硬气，他警告说：“你要是不恢复资料，后果自负。”我站在一边，心里五味杂陈，我理解她的行为，突然被辞退，搁谁心里都不好受。
局势愈发紧张，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淡淡地说：“经常盘点是有问题的。收发不错，结果就不错，何必经常盘点呢？我现在没有什么可以恢复的了，已经全部删了。”老板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他压低声音威胁道：“你这样做对你没有好处的，好聚好散，何必呢？”“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清楚可能的后果。”说罢，高银芳就收拾自己的东西走了。
我站在一旁，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我理解她的做法，但同时也感到一种无力的悲哀。
因为没有账，车间里的工人来领东西时，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也不认识东西。我让她们自己找，然后记下色号和存放位置，下次再找时我就知道了。新买的东西我自己放，自然知道色号和存放位置。旧东西越发越少，新东西越进越多，我想不出三个月，仓库里也就账物一致了！
绣花厂里有宿舍，不过大多是女工。领导让我与门卫同住，那家伙经常带女工进来，而且经常换。我不想当电灯泡，有天下班后便到外面找宿舍。
正好遇到以前的保管员高银芳。她现在到一家电器仓库做仓管，自己租的房子。她见我没走十分奇怪，我说慢慢来吧，时间一长也就熟悉了。高银芳听了不由冷笑。
高银芳的房东家共有三间平房，高银芳租的是东面一间，西房和中间的明间还没有租出，我便租了中间的明间。
房间和明间都有大门进出，不过里面也有小门相通，开关在高银芳那边。瓜田李下，男女授受不亲，我自然不会去敲那个门。
高银芳有老公，不过长年在广东打工，很少回来。
有一次高银芳下班很晚，而我已经睡了，我听到隔壁倒水的声音，于是轻轻从床上爬起来，透过门缝，我窥见高银芳正在洗澡。她那边开着灯，我这边是暗的，我看见她，她看不见我。
高银芳可能知道隔墙有眼，以后沐浴时总是把电灯关掉，只在床头点一支蜡烛。在昏暗的烛光中，高银芳更显得婀娜多姿，风情万种。
后来有一天夜里，高银芳洗澡之后，竟然开门进来了。我吓得不知所措，高银芳把食指压在嘴唇上，示意我不要做声。她打开灯，在灯光的映照之下，她显得格外美丽大方，楚楚动人，又带着几分娇媚。
此时无声胜有声，我是过来人，顿时难以自制。二人宽衣解带，相拥而卧。一阵云雨之后，高银芳依偎在我的怀中，香甜地睡去。
接下来我们就同居了，不过上班下班时，我们都从各自的房门进出，只有晚上我们才睡在一起。
高银芳加了我的微信之后，把绣花厂上个月的库存表转发给我。上面色号、数量、存放位置、进出日期都有。我问她记得这样清楚，厂里干嘛不要她呢？她说因为记得太清楚了，采购部长和生产部长不能够弄虚作假少买多报，所以就找借口不要她了！我一听半信半疑，还有这样的部长？
几天后生产部长踱着方步进来了，一见仓库里变化不大，立即勃然大怒:“你来之后在干什么？给我把仓库里的东西全部盘一下，一个星期内把库存给我，我要抽查！”
我说: “高银芳把库存表给我了，色号、数量、存放位置都有，有误差我改过来不就行了？”
“不行！”生产部长声色俱厉:“高银芳就是因为账物不符才被辞退的！你照她的账做，不还是错的吗？在这里我是主管，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以后每个月都要盘点！”
现官不如现管！既然生产部长说了，盘就盘吧。我天天加班把几千箱线都盘了一下，同时在账本上写上存放位置。我把打印后的报表交给生产部长时，他看也没看便扔到桌上。
第二位领导闪亮登场。她是釆购部长，闲来无事到仓库玩。一进门她就十分不满地说:你为什么不做色卡呢？各种线都取一点下来粘到A4纸上，然后贴到存放箱上，以后查找就方便了！我说我照色号发货，色号不同线就不同，干嘛要做色卡呢？她说这是命令，保管员必须无条件服从。无奈我只好将各种线摘下一点粘到A4纸上，然后贴到存放箱上。其实我还是照车间报的色号发货，我做的色卡根本没用，再说几百种线我也看不出来。
大约三个月后，总经理到仓库检查工作。看到仓库里的东西排放整齐，一开始十分高兴。当他看到同样的东西竟然放在两、三个地方时，立即火冒三丈，叫我将同类东西合并。
原来绣花厂里生产不停，有些线不等用完就得购买，比如原来半箱现在又买了一箱、两箱，自然没办法放在一起。我说我有账，上面有进货日期和存放位置，也知道总数；而且先进先出，不合并也行。总经理声色俱厉：不合并给我走人！
我在原地呆了一刻钟，仓库里许多同样的东西放在不同的地方，有的一箱有的半箱；也有不同的零线混在一起，不过我有账，发货时能够找到；还有即使同样色号的线，由于进货日期和生产厂家不同，颜色也有差异，实在不能够分类、合并。
我跟总经理无法解释，只好将同类东西合并在一起。为了区别新旧，我在存放箱上都写上了进货日期。同一天同一个厂进的货，色号相同，东西肯定是一样的。
可是好景不长，元旦后高银芳的丈夫回南通打工。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问题，反正他来后就把明间和房间的小门钉死了。两个人下班后大声调笑，见了我好像不认识似的。人家是正式夫妻，我虽然心似猫抓，可是也没有办法。
爱而不得是很痛苦的，年底我就辞职回家了。第二年高银芳打电话给我，说她生了一个女儿，按时间推算应该是我的。她丈夫吵着要离婚，高银芳问我怎么办？当时我有刘德琼，还有两个儿子，他们都叫我爸爸，我能怎么办？我叫她把女儿的照片发给我看，我一看真的象我，于是打了一万块钱给她，并且帮女儿取名高刘宝。
2003年正月，杨文山刑满释放，他见我住在他家，孩子也叫我爸爸，立即叫我带着两个儿子滚蛋！
张刘宝是我生的，这个不用怀疑；可是杨刘宝不是我生的呀，凭什么也叫我带走呢？
杨文山说他坐牢前一年都在外面打工，坐牢后杨刘宝才出生，孩子肯定不是他的！
杨刘宝是不是他的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我的呀！他去坐牢之前，我都没有碰过刘德琼呢！
我把张刘宝带回自己家里，杨刘宝跟他奶奶生活，他仍然叫我爸爸。
杨文山经常打骂老婆，刘德琼忍受不了，没多久就和他离婚，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张刘宝后来考上了南京大学，杨刘宝因为没有钱上学，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
没有爱人是很痛苦的！刘德琼走后，我又发信息给高银芳，希望她能到我家来。高银芳说她早就和老公离婚了，女儿刚刚高中毕业，听说我跟刘德琼分手之后，第二天就带着女儿来了。
女儿本来就是我生的，我对她和儿子一样张刘宝一样看待，不过她不知道我就是她的生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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