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的风刮在办公楼的玻璃上，发出细碎而持续的呜咽声。我坐在靠窗的办公桌前，这是我四十年来，在这所211大学留下的无数印记之一。再有不到两个月，我这个熬了一辈子才评上正高的职场老炮，就要正式退休了，告别这片我既爱又怨、既坚守又无奈的校园了。
今日转化中心安排我来办公室值班一天。寒假里的校园格外安静，往日里穿梭在林荫道上、抱着书本匆匆而过的学生不见了，办公楼里也只剩下零星几个值班的老师，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显得格外清晰。没有了课时的催促，没有了会议的烦扰，也没有了学生论文的堆积，我终于有了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去梳理这四十年来，在大学里见过的、听过的、经历过的那些人和事。
刚看完值班记录，喝完一杯热茶。材料学院的小李，一个刚入职四年的青年讲师，抱着一摞厚厚的项目申报书，愁眉苦脸地来找我诉苦。他说，为了申报一个省级项目，他熬了三个多月，查遍了国内外的文献，反复修改了十几遍申报书，自以为做得尽善尽美，可最后还是在初审就被刷了下来。后来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那个最终拿到项目的老师，论文数量不如他，研究深度不如他，可人家有“青年长江学者”的帽子，还有大佬站台，申报书递上去，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通过了评审。
“鹿老师，我真的想不明白，我们做科研，难道不应该看成果、看实力吗？为什么现在，拼的不是学问，而是帽子、是人脉、是站队？”小李的声音里满是委屈和不甘，眼底的光芒一点点黯淡下去，“我每天泡在实验室里，熬到深夜，可到头来，还不如人家请一顿饭、说几句好听的管用。再这样下去，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做下去。”
看着小李年轻却布满疲惫的脸庞，我心里一阵酸涩，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因为他说的这些，不是个例，而是这几年，学术圈里最真实、最普遍的现状。我想起了自己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候的学术圈，虽然条件艰苦，工资不高，但风气纯粹。老师们一门心思扑在教学和科研上，聊的是学术前沿，谈的是研究思路，比拼的是论文质量和教学水平。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帽子，没有那么多的量化指标，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情世故，只要你踏实肯干、潜心研究，就一定能被看到、被认可。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变了。学术圈这个曾经让人向往的象牙塔，渐渐被功利化、行政化的浪潮所裹挟，变得越来越浮躁，越来越世俗。“帽子”成了衡量一个学者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项目成了评判一个教师能力强弱的核心指标，人脉和站队，成了在科研道路上走得更远的“捷径”。那些头顶“杰青”“长江学者”“院士”等各种帽子的大佬，占据着学校最优质的资源、最充足的经费、最好的平台，他们不用亲自做实验、不用亲自写论文，只要动动嘴、挥挥手，就有无数学生和年轻教师为他们打工，为他们铺路。而那些像小李一样，老实、踏实、一门心思做科研，没有帽子、没有背景、不懂圆滑世故的普通青年，却只能在夹缝中苦苦挣扎，连生存都成了难题。
小李走后，我坐在办公桌前，久久没有平静。四十年来，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满怀热情地走进学术圈，渴望凭借自己的努力，做出一番成绩，实现自己的科研梦想。可最终，大多数人都被现实磨平了棱角，要么被迫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学着圆滑世故，学着钻营算计，变成了自己曾经最不喜欢的“人精”；要么在一次次的挫败和失望中，心灰意冷，彻底逃离了学术圈。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脑海里反复浮现出小李委屈的脸庞，浮现出这四十年来在大学里经历的点点滴滴，浮现出那些被帽子和人精们挤压、被科研系统消耗的普通科研人。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要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把我对高等教育的思考和困惑写下来，发到今日头条上去。我不想改变什么，毕竟我已经快要退休了，人微言轻，也没有那个能力去改变整个科研生态。但我想发声，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学术圈的真相，看到那些普通青年的挣扎和无奈，也想让那些还在坚守的年轻人知道，他们不是孤独的，还有人在关注着他们，理解着他们。
第二天一早，我就打开了电脑，注册了一个今日头条账号，账号名字就叫“鹿鸣说高教”—说高教，是我这四十年来，最想做也最应该做的事情。坐在电脑前，我的指尖却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从何写起。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了，想吐槽的事情也太多了，但我知道，不能只是一味地抱怨，我要写出真相，写出背后的原因，写出那些让人深思的问题，这样才有意义，才能给人启发。
思索了很久，我决定从一个最扎心的话题写起，为什么说学术圈的“帽子和人精”们，正在毁掉普通青年的现在和未来。我点开文档，指尖落在键盘上，那些积压在心底多年的话语，那些看到的、听到的故事，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顺着指尖，流淌在屏幕上。
我写道：“提起学术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还停留在那个工资不高、生活自由，但让人心生敬意的象牙塔。但现如今，情况正在悄然发生改变。随便去参加一场年轻博士的饭局，你会发现气氛已经完全变了。大家聊得最多的早已不是学术，而是帽子、项目、人脉、站队、分区、因子……这些听上去更像是商场、职场的高频词，现在反倒成为了科研道路上的关键词。”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前几年，我参加一个年轻博士的毕业聚餐。那顿饭局上，坐的都是刚毕业或者即将毕业的博士，还有几个刚入职不久的青椒。原本我以为，他们会聊一聊自己的研究成果，聊一聊未来的科研规划，可没想到，从头到尾，他们聊的都是如何才能拿到帽子，如何才能认识大佬，如何才能申报到项目，如何才能在学院里站稳脚跟。有人说，他已经联系好了一位头顶大帽子的大佬，准备拜在大佬门下，以后跟着大佬混，不愁没有项目和经费；有人说，他正在积极站队，讨好学院的领导，希望能得到领导的赏识，在考核和晋升中获得照顾；还有人说，他打算放弃自己原本的研究方向，去做那些容易发文章、容易出成果的热门话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快速积累论文数量，才能在量化考核中脱颖而出。
席间，有一个刚博士毕业的年轻人，沉默地坐在角落里，很少说话，只是偶尔端起酒杯，轻轻抿一口。我注意到了他，主动和他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他博士期间，一直潜心研究一个冷门的方向，虽然没有发表太多高影响因子的论文，但他坚信，自己的研究是有价值的，是能为这个领域做出贡献的。可毕业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坚持在现实面前，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没有帽子，没有背景，不懂人脉经营，他投了十几所高校，都石沉大海；好不容易有一所高校愿意录用他，却要求他在三年内，发表多少篇SCI论文，拿到多少经费，否则就无法转正。
“鹿老师，我真的不想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我也不想去钻营算计，我只想踏踏实实地做科研。”年轻人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声音有些哽咽，“可现在，我没有选择。如果我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我就没有工作，就无法在这个圈子里生存下去。我有时候甚至会想，我读了十几年书，辛辛苦苦拿到博士学位，难道就是为了变成一个只会追热点、发论文、搞人脉的‘工具人’吗？”
这个年轻人的话，像一根针，深深刺在了我的心上。我想起了原文中提到的A博士，想起了他说的那句“导师不是做科研，是经营公司。我们这些学生，就是几年一换的耗材”。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大学里，比比皆是。
我在文章里，写下了A博士的故事，也写下了我自己身边遇到的类似案例。我认识一位导师，头顶“长江学者”的帽子，手握千万级的经费，在学术界名气很大，很多学生都挤破头想拜在他的门下。可实际上，这位导师，根本就没有心思做科研。他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不是出差开会，就是参加各种评审，要么就是应酬吃饭，拉拢人脉。他手下的学生，成了他最廉价的劳动力，实验是学生做的，论文是学生写的，项目申报材料是学生填的，甚至连他家里的琐事，比如接送孩子、买东西，都让学生去做。
有一次，他手下的一个博士生，为了完成一个实验，熬了整整一个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最终顺利完成了实验，写出了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可论文发出来的时候，通讯作者是这位导师，第一作者是导师的一个亲戚，而那个辛辛苦苦做实验、写论文的博士生，却只排在了第三作者的位置，甚至连一个像样的致谢都没有。那个博士生去找导师理论，可导师却轻描淡写地说：“没有我给你提供平台和经费，你能做出这样的成果吗？给你一个第三作者，已经很不错了，你要懂得感恩。”
那个博士生，心灰意冷，最终选择了退学。他说，他原来以为，学术圈是纯粹的，是靠实力说话的，可直到那一刻他才明白，在帽子和权力面前，普通学生的努力和付出，一文不值。他们就像耗材一样，被导师用完即弃，没有尊严，没有价值，更没有未来。
写完了学生的困境，我又写下了那些刚入职的青椒们的无奈，写下了原文中B青椒的故事，也写下了我身边小李的遭遇。我认识一位刚回国的青年教师，他在国外的时候，成绩优异，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论文，满怀热情地回到国内，希望能在自己的母校，做出一番成绩，实现自己的科研梦想。可入职之后，他才发现，现实和他想象中的，截然不同。
他所在的学院，派系林立，想要在学院里生存下去，就必须站队。要么站在院长这边，要么站在书记那边，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他不愿意参与这些派系斗争，只想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可没想到，却被两边都排挤。学院里的资源，从来都不会向他倾斜；项目申报，他的申报书再好，也不会被重视；甚至连课时安排，都给了他最冷门、最难教的课程。
后来，有一位大佬主动向他抛出橄榄枝，让他站队自己这边，跟着自己做项目、冲业绩。大佬告诉他，只要他听话，跟着自己好好干，就给他提供经费、提供平台，帮他申报帽子，让他在学院里站稳脚跟。但前提是，他必须放弃自己原本的研究方向，去做那些大佬指定的、容易发文章的热门话题。
这位青年教师，纠结了很久。他知道，那些热门话题，虽然容易发文章，但根本没有什么研究价值，说白了，就是“学术垃圾”。可他也知道，如果不答应大佬的要求，他在学院里，根本就活不下去。最终，他还是妥协了。他放弃了自己坚守多年的研究方向，开始跟着大佬，跪着“制造”那些没有价值的学术垃圾。他说：“明知道是学术垃圾，但不跪着造，根本就活不下去。我也不想这样，可我没有选择。”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在这个过度量化、行政化不断渗透的科研系统里，戴“帽子”的大佬占据着所有的资源，他们高高在上，呼风唤雨；那些深谙人情世故、懂得钻营算计的“人精”，则凭借着自己的圆滑和世故，占据着所有的机会，节节高升；而那些最普通、最老实、最踏实做科研的人，却只能被夹在缝隙里，被挤压、被消耗，越来越难呼吸。
我在文章里，还写下了C研究员的故事。C研究员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老实人，干活踏实，治学严谨，发表的论文虽然数量不多，但每一篇都是高质量的，在业内也有很高的认可度。可他不善交际，不懂圆滑世故，不愿意去应酬，不愿意去拉拢人脉，更不愿意去站队。而他身边的一位同事D，科研能力一般，发表的论文也大多是凑数的，可他特别懂包装，特别会应酬，每天围着大佬转，嘴巴甜，会来事，把大佬哄得团团转。
年底考核的时候，按照量化指标，C研究员的科研成果，远远超过了D。可最终，C研究员却因为“不够团队贡献”“群众基础不好”，被打了低分，不仅没有拿到年终奖金，还影响了自己的晋升；而D，则凭借着提前铺好的关系，凭借着大佬的关照，顺利拿到了重点项目，还被评为了“优秀教师”，一路高升。
后来，我和C研究员聊过一次。他告诉我，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踏踏实实地做科研。可他也坦言，有时候，他也会感到无力和迷茫。“我辛辛苦苦一辈子，踏踏实实做学问，可到头来，还不如一个只会溜须拍马、弄虚作假的人。”C研究员的声音里，满是疲惫和无奈，“我有时候会想，我们做科研的初心，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帽子、为了项目、为了名利吗？如果真是这样，那科研还有什么意义？”
C研究员的疑问，也是我一直以来，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做科研的初心，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追求真理，为了推动科学进步，为了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还是为了帽子、为了项目、为了名利？我想，大多数走进学术圈的人，最初的初心，都是纯粹的，都是渴望凭借自己的努力，做出一番有价值的成果。可为什么，到最后，很多人都偏离了自己的初心，变成了自己曾经最不喜欢的样子？
写到这里，我停下了键盘，端起桌上的保温杯，喝了一口凉茶，思绪却越来越清晰。其实，“帽子”和“人精”，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是整个科研系统的“土壤反应”，是功利化、行政化浪潮下的必然产物。而这一切，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行政化思维的渗透，以及评价体系的扭曲。
我在文章里，写下了自己的思考。高校管理者需要政绩，而最直接、最省事的政绩，就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数字指标：一所学校有多少杰青、有多少优青、有多少国家重大项目、有多少一流团队、发表了多少篇SCI论文、有多少篇高影响因子的论文……这些数字越亮眼，学校也就越能拿到资源，管理者的政绩也就越突出。因此，各类帽子，就成了学校领导层们的KPI，成了他们追求政绩的工具。
为了拿到更多的帽子，为了提升学校的排名，学校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引进那些头顶帽子的大佬，去扶持那些有潜力拿到帽子的人。而那些没有帽子、没有背景的普通科研人，却被忽视、被冷落，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根本就不被重视。甚至，很多学校，为了追求数字指标，还制定了严苛的量化考核制度，要求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发表多少篇论文、拿到多少经费，否则就无法晋升、无法转正，甚至会被辞退。
这种过度量化的考核制度，彻底扭曲了科研的本质，让学术圈变得越来越浮躁。很多教师，为了完成考核指标，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本的研究方向，去追热点、赶潮流，去发表那些没有价值的“垃圾论文”；很多学生，为了顺利毕业，为了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不得不跟着导师，去做那些没有意义的实验，去写那些没有价值的论文。科研，不再是追求真理的过程，而是变成了一种“计件工作”，变成了一种追求名利的工具。
除此之外，小圈子文化的盛行，也让同行评议不断变形，让学术公平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同行评议，本来应该是保护学术公平的重要手段，应该是基于成果的质量和实力，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可现在，同行评议，却变成了人情往来，变成了利益交换。
那些头顶帽子的大佬，占据着评审委员会的重要位置，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为自己的学生、自己的亲信、自己圈子里的人铺路，给他们的项目、论文打高分；而那些不属于自己圈子、没有背景、不懂人情世故的普通科研人，哪怕他们的成果再优秀，也很难得到公正的评价。更可怕的是，一旦拿到了帽子，就相当于拥有了一劳永逸的终身特权，无论以后的科研成果如何，都能一直享受着优质的资源和优厚的待遇，各种寻租空间也随之出现。
我想起了很多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学阀们的帽子从何而来？谁给的？为何给学阀而非老实人？其实，答案很简单。学阀们的帽子，是体制给的，是那些追求政绩的管理者给的，是那些被人情世故裹挟的评审专家给的。而之所以给学阀，不给老实人，核心就是因为，学阀们懂得钻营算计，懂得拉拢人脉，懂得迎合管理者的需求，懂得为管理者创造“政绩”；而老实人们，只懂得踏踏实实做科研，不懂圆滑世故，不懂人情往来，不懂得迎合管理者的需求，无法为管理者创造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
管理者需要的，是能快速提升学校排名、能为学校带来资源的帽子，是能让他们的政绩变得亮眼的数字指标，而不是那些需要长期坚守、短期内看不到成果的基础研究；评审专家们，大多也是圈子里的人，他们彼此关照、彼此扶持，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自然会优先照顾自己圈子里的人，优先照顾那些懂得人情世故、懂得利益交换的人。而那些老实人，没有帽子，没有背景，不懂人情世故，自然也就无法进入这个圈子，无法得到公正的评价，无法拿到那些优质的资源和机会。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孩子，鹿辰。鹿辰从小就很优秀，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考的时候，顺利考上了国内一所顶尖大学，后来又去了美国杜克大学读博，现在，正在杜克大学做博后。前几天，鹿辰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最近有一篇论文，已经通过了《自然》主刊的评审，就等着杂志的最后确认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无比欣慰，也无比骄傲——我的孩子，没有被世俗的浮躁所裹挟，没有去钻营算计，而是踏踏实实地做科研，最终，用自己的实力，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论文发表之后，鹿辰就准备投简历找工作了。我一直倾向于让他回到中国的大学，回到我的身边，毕竟，这里是他的家乡，是他的根。而且，现在国内的高校，发展得也很快，资源也很充足，我相信，以他的实力，一定能在国内的大学里，做出一番成绩。可鹿辰，却倾向于留在美国的大学，继续做科研。
我问他为什么，他告诉我，他不是不爱国，也不是不想回到家乡，而是他对国内高校的科研生态，感到失望和担忧。他说，他在国外的时候，也了解到了国内学术圈的现状，了解到了那些帽子、人脉、站队的乱象，了解到了国内高校的“非升即走”政策。他害怕，自己回到国内之后，也会被这些乱象所裹挟，被迫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被迫去钻营算计，被迫去做那些没有价值的学术垃圾。
鹿辰说，在美国的大学里，科研生态相对纯粹很多。那里的评价体系，更注重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原创性，而不是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因子，不是帽子的多少；那里的学者，更注重踏踏实实做科研，聊的是学术前沿，谈的是研究思路，而不是人脉、站队、利益交换；那里，没有那么多的行政干预，没有那么多的量化指标，学者们有足够的自由和空间，去追求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去坚守自己的科研初心。
“爸，我不是不想回去，我也想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做贡献。”鹿辰的声音里，满是真诚，“可我不想，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最终，却变成一个只会追热点、发论文、搞人脉的工具人。我想踏踏实实地做科研，想追求真理，想做出真正有价值、有原创性的成果。在美国，我能拥有这样的空间和自由，可回到国内，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到。”
鹿辰的话，像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了我的心上。作为一个在国内高校工作了四十年的老教师，我很想反驳他，很想告诉他，国内的学术圈，也有很多踏实做科研的人，也有很多纯粹的学者，国内的科研生态，也在慢慢变好。可我却无法开口，因为鹿辰说的，都是事实。
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鹿辰的担心，到底是不是多余的？美国的大学，真的就像鹿辰说的那样，没有帽子乱象，没有行政干预，能让学者们安心做科研吗？我问过很多在美国高校工作的朋友，也查过很多相关的资料，最终发现，鹿辰说的，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
不可否认，美国的大学，科研生态相对纯粹很多，行政干预较少，评价体系也更注重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原创性，学者们拥有更多的自由和空间，去追求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在那里，帽子虽然也存在，但并没有成为衡量学者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也没有成为管理者追求政绩的工具；人脉虽然也重要，但并没有到决定一切的地步，实力和成果，依然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那些踏实做科研、有实力、有才华的学者，无论有没有背景、有没有人脉，都能被看到、被认可，都能拥有自己的发展空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学术圈，就是完美的，就是没有乱象的。美国的学术圈，也有利益交换，也有圈子文化，也有弄虚作假的现象。只是，相对来说，这些乱象，没有国内那么普遍，没有国内那么严重而已。而且，美国的大学，也有自己的压力，比如，经费竞争也很激烈，学者们也需要发表论文、拿到项目，才能维持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只是，他们的压力，更多的来自于科研本身，而不是那些不合理的量化指标和人情世故。
我想，鹿辰之所以倾向于留在美国，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科研生态相对纯粹，更是因为，他害怕国内的科研生态，会消磨掉他的初心和热情，会让他被迫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而是很多年轻科研人，共同的担心。
其实，不仅仅是鹿辰，很多在国外留学、做科研的年轻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回到国内，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做贡献，还是留在国外，享受更纯粹的科研环境，坚守自己的科研初心？这个选择，没有对错之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考量。但这个选择的背后，反映出的，却是国内学术圈的困境和无奈，反映出的，是我们需要改变的迫切性。
很多人都在问，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如何才能打破帽子乱象，打破圈子文化，让学术圈回归纯粹，让老实人能被善待，让普通青年能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其实，改变这种现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制度的完善，需要管理的优化，需要评价体系的改革，更需要每一个科研人的努力和坚守。
首先，我们需要改革评价体系，打破“唯帽子、唯论文、唯项目”的量化评价标准。评价一个学者的水平高低，不能只看他有多少帽子、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拿到了多少项目，更要看他的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原创性，要看他对这个领域的贡献，要看他的教学水平和育人成果。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多元化、综合性的评价体系，给那些踏实做科研、潜心做基础研究的学者，更多的包容和支持，让他们不用再为了完成量化指标而焦虑，不用再被迫追热点、发垃圾论文。
其次，我们需要减少行政干预，还给学术圈足够的自主权。高校是学术机构，科研是学者的核心工作，应该让学者们自主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自主开展科研工作，而不是被行政命令所裹挟，被管理者的政绩需求所绑架。我们应该明确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边界，让行政权力为学术研究服务，而不是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
再次，我们需要打破圈子文化，规范同行评议，维护学术公平。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同行评议机制，让那些有实力、有才华、踏实做科研的学者，能够参与到评审工作中来，杜绝人情评议、利益评议。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强对评审专家的监督和管理，对那些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评审专家，进行严肃的处罚，让同行评议，真正成为保护学术公平的重要手段。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建立健全退出机制。对于那些头顶帽子，却没有实际科研成果，只会钻营算计、拉拢人脉的学阀，应该取消他们的帽子和特权，让他们退出学术圈；对于那些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的学者，应该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净化学术环境。只有建立健全退出机制，才能打破利益固化的格局，才能让学术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当然，改变这种现状，不仅仅需要制度的完善和管理的优化，更需要每一个科研人的努力和坚守。作为科研人，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初心，坚守科研底线，不被世俗的浮躁所裹挟，不被名利所诱惑，踏踏实实地做科研，认认真真地做学问。我们应该敢于发声，敢于抵制那些不合理的现象，敢于反抗那些学术不端的行为。哪怕我们人微言轻，哪怕我们的努力，一时之间，无法改变什么，但只要我们不麻木、不沉默、不合理化问题本身，只要我们一直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推动学术圈的改变，就一定能为那些普通青椒，为那些年轻的科研人，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坐在电脑前，指尖再次落在键盘上，写下了文章的最后一段：“科研不是个别人的事业，它关系国家的未来，也关系年轻一代科研人能不能再相信‘公平’和‘希望’。当一个优秀青年教师努力五年不如别人一次饭局，当一个博士生的辛勤劳动不如别人一句‘老板辛苦了’，这样的科研生态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原创突破的。学术圈的未来，既不属于那些资源和光环堆出来的大佬，也不属于那些深谙人情世故的‘人精’，而是属于那些哪怕没有光环、没有背景，也还愿意坚持基本道德和科研底线的普通人。制度需要变，管理需要变，评价体系需要变。但这些都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然而，在那一天真正到来之前，我只希望，我们至少还能守住一件事——不麻木、不沉默、不合理化问题本身。继续表达，继续发声，继续坚持做那个‘相信科研本质价值的人’。哪怕慢一点、苦一点，也不要忘记，我们最终要捍卫的，是一个能让普通科研人体面生活、也能安心做学问的未来。”
写完这最后一段，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窗外的风，依然在刮着，但阳光，却透过玻璃，照在了办公桌上，照在了屏幕上，也照在了我的心里，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希望。我点击了“发布”按钮，将这篇文章，发到了今日头条上。
我知道，这篇文章，可能不会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可能不会改变什么。但我还是想写，还是想发声。因为，我是一个在高校工作了四十年的老教师，我深爱着这片校园，深爱着科研事业，也深爱着那些还在坚守的年轻科研人。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学术圈的真相，能让更多的人关注那些普通青年的挣扎和无奈，能让那些还在坚守的年轻人，感受到一丝温暖和力量，能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孤独的。
再有不到两个月，我就要退休了。我可能，再也无法亲眼看到学术圈变得纯粹的那一天，再也无法亲眼看到那些普通青年，能安心做科研、能被善待的那一天。但我相信，我的孩子，鹿辰，还有那些和鹿辰一样，坚守初心、踏实做科研的年轻人们，一定能等到那一天。他们，才是学术圈的未来，才是国家科研事业的希望。
寒假的校园，依然安静，但我的心里，却充满了期待。我知道，我的退休生活，将会很平静，但我也知道，我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对科研事业的热爱，永远都不会停止。我会一直关注着学术圈的变化，一直为那些年轻的科研人加油鼓劲，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初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毕竟，这所大学，这些学生，这项科研事业，是我四十年来，最深的牵挂，也是我一生的坚守。而那些大学里面的人和事，那些欢喜和忧愁，那些坚守和无奈，也将会成为我一生中，最珍贵、最难忘的回忆。
今日转化中心安排我来办公室值班一天。寒假里的校园格外安静，往日里穿梭在林荫道上、抱着书本匆匆而过的学生不见了，办公楼里也只剩下零星几个值班的老师，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显得格外清晰。没有了课时的催促，没有了会议的烦扰，也没有了学生论文的堆积，我终于有了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去梳理这四十年来，在大学里见过的、听过的、经历过的那些人和事。
刚看完值班记录，喝完一杯热茶。材料学院的小李，一个刚入职四年的青年讲师，抱着一摞厚厚的项目申报书，愁眉苦脸地来找我诉苦。他说，为了申报一个省级项目，他熬了三个多月，查遍了国内外的文献，反复修改了十几遍申报书，自以为做得尽善尽美，可最后还是在初审就被刷了下来。后来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那个最终拿到项目的老师，论文数量不如他，研究深度不如他，可人家有“青年长江学者”的帽子，还有大佬站台，申报书递上去，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通过了评审。
“鹿老师，我真的想不明白，我们做科研，难道不应该看成果、看实力吗？为什么现在，拼的不是学问，而是帽子、是人脉、是站队？”小李的声音里满是委屈和不甘，眼底的光芒一点点黯淡下去，“我每天泡在实验室里，熬到深夜，可到头来，还不如人家请一顿饭、说几句好听的管用。再这样下去，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做下去。”
看着小李年轻却布满疲惫的脸庞，我心里一阵酸涩，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因为他说的这些，不是个例，而是这几年，学术圈里最真实、最普遍的现状。我想起了自己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候的学术圈，虽然条件艰苦，工资不高，但风气纯粹。老师们一门心思扑在教学和科研上，聊的是学术前沿，谈的是研究思路，比拼的是论文质量和教学水平。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帽子，没有那么多的量化指标，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情世故，只要你踏实肯干、潜心研究，就一定能被看到、被认可。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变了。学术圈这个曾经让人向往的象牙塔，渐渐被功利化、行政化的浪潮所裹挟，变得越来越浮躁，越来越世俗。“帽子”成了衡量一个学者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项目成了评判一个教师能力强弱的核心指标，人脉和站队，成了在科研道路上走得更远的“捷径”。那些头顶“杰青”“长江学者”“院士”等各种帽子的大佬，占据着学校最优质的资源、最充足的经费、最好的平台，他们不用亲自做实验、不用亲自写论文，只要动动嘴、挥挥手，就有无数学生和年轻教师为他们打工，为他们铺路。而那些像小李一样，老实、踏实、一门心思做科研，没有帽子、没有背景、不懂圆滑世故的普通青年，却只能在夹缝中苦苦挣扎，连生存都成了难题。
小李走后，我坐在办公桌前，久久没有平静。四十年来，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满怀热情地走进学术圈，渴望凭借自己的努力，做出一番成绩，实现自己的科研梦想。可最终，大多数人都被现实磨平了棱角，要么被迫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学着圆滑世故，学着钻营算计，变成了自己曾经最不喜欢的“人精”；要么在一次次的挫败和失望中，心灰意冷，彻底逃离了学术圈。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脑海里反复浮现出小李委屈的脸庞，浮现出这四十年来在大学里经历的点点滴滴，浮现出那些被帽子和人精们挤压、被科研系统消耗的普通科研人。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要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把我对高等教育的思考和困惑写下来，发到今日头条上去。我不想改变什么，毕竟我已经快要退休了，人微言轻，也没有那个能力去改变整个科研生态。但我想发声，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学术圈的真相，看到那些普通青年的挣扎和无奈，也想让那些还在坚守的年轻人知道，他们不是孤独的，还有人在关注着他们，理解着他们。
第二天一早，我就打开了电脑，注册了一个今日头条账号，账号名字就叫“鹿鸣说高教”—说高教，是我这四十年来，最想做也最应该做的事情。坐在电脑前，我的指尖却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从何写起。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了，想吐槽的事情也太多了，但我知道，不能只是一味地抱怨，我要写出真相，写出背后的原因，写出那些让人深思的问题，这样才有意义，才能给人启发。
思索了很久，我决定从一个最扎心的话题写起，为什么说学术圈的“帽子和人精”们，正在毁掉普通青年的现在和未来。我点开文档，指尖落在键盘上，那些积压在心底多年的话语，那些看到的、听到的故事，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顺着指尖，流淌在屏幕上。
我写道：“提起学术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还停留在那个工资不高、生活自由，但让人心生敬意的象牙塔。但现如今，情况正在悄然发生改变。随便去参加一场年轻博士的饭局，你会发现气氛已经完全变了。大家聊得最多的早已不是学术，而是帽子、项目、人脉、站队、分区、因子……这些听上去更像是商场、职场的高频词，现在反倒成为了科研道路上的关键词。”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前几年，我参加一个年轻博士的毕业聚餐。那顿饭局上，坐的都是刚毕业或者即将毕业的博士，还有几个刚入职不久的青椒。原本我以为，他们会聊一聊自己的研究成果，聊一聊未来的科研规划，可没想到，从头到尾，他们聊的都是如何才能拿到帽子，如何才能认识大佬，如何才能申报到项目，如何才能在学院里站稳脚跟。有人说，他已经联系好了一位头顶大帽子的大佬，准备拜在大佬门下，以后跟着大佬混，不愁没有项目和经费；有人说，他正在积极站队，讨好学院的领导，希望能得到领导的赏识，在考核和晋升中获得照顾；还有人说，他打算放弃自己原本的研究方向，去做那些容易发文章、容易出成果的热门话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快速积累论文数量，才能在量化考核中脱颖而出。
席间，有一个刚博士毕业的年轻人，沉默地坐在角落里，很少说话，只是偶尔端起酒杯，轻轻抿一口。我注意到了他，主动和他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他博士期间，一直潜心研究一个冷门的方向，虽然没有发表太多高影响因子的论文，但他坚信，自己的研究是有价值的，是能为这个领域做出贡献的。可毕业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坚持在现实面前，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没有帽子，没有背景，不懂人脉经营，他投了十几所高校，都石沉大海；好不容易有一所高校愿意录用他，却要求他在三年内，发表多少篇SCI论文，拿到多少经费，否则就无法转正。
“鹿老师，我真的不想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我也不想去钻营算计，我只想踏踏实实地做科研。”年轻人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声音有些哽咽，“可现在，我没有选择。如果我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我就没有工作，就无法在这个圈子里生存下去。我有时候甚至会想，我读了十几年书，辛辛苦苦拿到博士学位，难道就是为了变成一个只会追热点、发论文、搞人脉的‘工具人’吗？”
这个年轻人的话，像一根针，深深刺在了我的心上。我想起了原文中提到的A博士，想起了他说的那句“导师不是做科研，是经营公司。我们这些学生，就是几年一换的耗材”。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大学里，比比皆是。
我在文章里，写下了A博士的故事，也写下了我自己身边遇到的类似案例。我认识一位导师，头顶“长江学者”的帽子，手握千万级的经费，在学术界名气很大，很多学生都挤破头想拜在他的门下。可实际上，这位导师，根本就没有心思做科研。他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不是出差开会，就是参加各种评审，要么就是应酬吃饭，拉拢人脉。他手下的学生，成了他最廉价的劳动力，实验是学生做的，论文是学生写的，项目申报材料是学生填的，甚至连他家里的琐事，比如接送孩子、买东西，都让学生去做。
有一次，他手下的一个博士生，为了完成一个实验，熬了整整一个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最终顺利完成了实验，写出了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可论文发出来的时候，通讯作者是这位导师，第一作者是导师的一个亲戚，而那个辛辛苦苦做实验、写论文的博士生，却只排在了第三作者的位置，甚至连一个像样的致谢都没有。那个博士生去找导师理论，可导师却轻描淡写地说：“没有我给你提供平台和经费，你能做出这样的成果吗？给你一个第三作者，已经很不错了，你要懂得感恩。”
那个博士生，心灰意冷，最终选择了退学。他说，他原来以为，学术圈是纯粹的，是靠实力说话的，可直到那一刻他才明白，在帽子和权力面前，普通学生的努力和付出，一文不值。他们就像耗材一样，被导师用完即弃，没有尊严，没有价值，更没有未来。
写完了学生的困境，我又写下了那些刚入职的青椒们的无奈，写下了原文中B青椒的故事，也写下了我身边小李的遭遇。我认识一位刚回国的青年教师，他在国外的时候，成绩优异，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论文，满怀热情地回到国内，希望能在自己的母校，做出一番成绩，实现自己的科研梦想。可入职之后，他才发现，现实和他想象中的，截然不同。
他所在的学院，派系林立，想要在学院里生存下去，就必须站队。要么站在院长这边，要么站在书记那边，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他不愿意参与这些派系斗争，只想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可没想到，却被两边都排挤。学院里的资源，从来都不会向他倾斜；项目申报，他的申报书再好，也不会被重视；甚至连课时安排，都给了他最冷门、最难教的课程。
后来，有一位大佬主动向他抛出橄榄枝，让他站队自己这边，跟着自己做项目、冲业绩。大佬告诉他，只要他听话，跟着自己好好干，就给他提供经费、提供平台，帮他申报帽子，让他在学院里站稳脚跟。但前提是，他必须放弃自己原本的研究方向，去做那些大佬指定的、容易发文章的热门话题。
这位青年教师，纠结了很久。他知道，那些热门话题，虽然容易发文章，但根本没有什么研究价值，说白了，就是“学术垃圾”。可他也知道，如果不答应大佬的要求，他在学院里，根本就活不下去。最终，他还是妥协了。他放弃了自己坚守多年的研究方向，开始跟着大佬，跪着“制造”那些没有价值的学术垃圾。他说：“明知道是学术垃圾，但不跪着造，根本就活不下去。我也不想这样，可我没有选择。”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在这个过度量化、行政化不断渗透的科研系统里，戴“帽子”的大佬占据着所有的资源，他们高高在上，呼风唤雨；那些深谙人情世故、懂得钻营算计的“人精”，则凭借着自己的圆滑和世故，占据着所有的机会，节节高升；而那些最普通、最老实、最踏实做科研的人，却只能被夹在缝隙里，被挤压、被消耗，越来越难呼吸。
我在文章里，还写下了C研究员的故事。C研究员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老实人，干活踏实，治学严谨，发表的论文虽然数量不多，但每一篇都是高质量的，在业内也有很高的认可度。可他不善交际，不懂圆滑世故，不愿意去应酬，不愿意去拉拢人脉，更不愿意去站队。而他身边的一位同事D，科研能力一般，发表的论文也大多是凑数的，可他特别懂包装，特别会应酬，每天围着大佬转，嘴巴甜，会来事，把大佬哄得团团转。
年底考核的时候，按照量化指标，C研究员的科研成果，远远超过了D。可最终，C研究员却因为“不够团队贡献”“群众基础不好”，被打了低分，不仅没有拿到年终奖金，还影响了自己的晋升；而D，则凭借着提前铺好的关系，凭借着大佬的关照，顺利拿到了重点项目，还被评为了“优秀教师”，一路高升。
后来，我和C研究员聊过一次。他告诉我，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踏踏实实地做科研。可他也坦言，有时候，他也会感到无力和迷茫。“我辛辛苦苦一辈子，踏踏实实做学问，可到头来，还不如一个只会溜须拍马、弄虚作假的人。”C研究员的声音里，满是疲惫和无奈，“我有时候会想，我们做科研的初心，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帽子、为了项目、为了名利吗？如果真是这样，那科研还有什么意义？”
C研究员的疑问，也是我一直以来，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做科研的初心，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追求真理，为了推动科学进步，为了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还是为了帽子、为了项目、为了名利？我想，大多数走进学术圈的人，最初的初心，都是纯粹的，都是渴望凭借自己的努力，做出一番有价值的成果。可为什么，到最后，很多人都偏离了自己的初心，变成了自己曾经最不喜欢的样子？
写到这里，我停下了键盘，端起桌上的保温杯，喝了一口凉茶，思绪却越来越清晰。其实，“帽子”和“人精”，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是整个科研系统的“土壤反应”，是功利化、行政化浪潮下的必然产物。而这一切，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行政化思维的渗透，以及评价体系的扭曲。
我在文章里，写下了自己的思考。高校管理者需要政绩，而最直接、最省事的政绩，就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数字指标：一所学校有多少杰青、有多少优青、有多少国家重大项目、有多少一流团队、发表了多少篇SCI论文、有多少篇高影响因子的论文……这些数字越亮眼，学校也就越能拿到资源，管理者的政绩也就越突出。因此，各类帽子，就成了学校领导层们的KPI，成了他们追求政绩的工具。
为了拿到更多的帽子，为了提升学校的排名，学校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引进那些头顶帽子的大佬，去扶持那些有潜力拿到帽子的人。而那些没有帽子、没有背景的普通科研人，却被忽视、被冷落，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根本就不被重视。甚至，很多学校，为了追求数字指标，还制定了严苛的量化考核制度，要求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发表多少篇论文、拿到多少经费，否则就无法晋升、无法转正，甚至会被辞退。
这种过度量化的考核制度，彻底扭曲了科研的本质，让学术圈变得越来越浮躁。很多教师，为了完成考核指标，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本的研究方向，去追热点、赶潮流，去发表那些没有价值的“垃圾论文”；很多学生，为了顺利毕业，为了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不得不跟着导师，去做那些没有意义的实验，去写那些没有价值的论文。科研，不再是追求真理的过程，而是变成了一种“计件工作”，变成了一种追求名利的工具。
除此之外，小圈子文化的盛行，也让同行评议不断变形，让学术公平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同行评议，本来应该是保护学术公平的重要手段，应该是基于成果的质量和实力，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可现在，同行评议，却变成了人情往来，变成了利益交换。
那些头顶帽子的大佬，占据着评审委员会的重要位置，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为自己的学生、自己的亲信、自己圈子里的人铺路，给他们的项目、论文打高分；而那些不属于自己圈子、没有背景、不懂人情世故的普通科研人，哪怕他们的成果再优秀，也很难得到公正的评价。更可怕的是，一旦拿到了帽子，就相当于拥有了一劳永逸的终身特权，无论以后的科研成果如何，都能一直享受着优质的资源和优厚的待遇，各种寻租空间也随之出现。
我想起了很多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学阀们的帽子从何而来？谁给的？为何给学阀而非老实人？其实，答案很简单。学阀们的帽子，是体制给的，是那些追求政绩的管理者给的，是那些被人情世故裹挟的评审专家给的。而之所以给学阀，不给老实人，核心就是因为，学阀们懂得钻营算计，懂得拉拢人脉，懂得迎合管理者的需求，懂得为管理者创造“政绩”；而老实人们，只懂得踏踏实实做科研，不懂圆滑世故，不懂人情往来，不懂得迎合管理者的需求，无法为管理者创造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
管理者需要的，是能快速提升学校排名、能为学校带来资源的帽子，是能让他们的政绩变得亮眼的数字指标，而不是那些需要长期坚守、短期内看不到成果的基础研究；评审专家们，大多也是圈子里的人，他们彼此关照、彼此扶持，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自然会优先照顾自己圈子里的人，优先照顾那些懂得人情世故、懂得利益交换的人。而那些老实人，没有帽子，没有背景，不懂人情世故，自然也就无法进入这个圈子，无法得到公正的评价，无法拿到那些优质的资源和机会。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孩子，鹿辰。鹿辰从小就很优秀，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考的时候，顺利考上了国内一所顶尖大学，后来又去了美国杜克大学读博，现在，正在杜克大学做博后。前几天，鹿辰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最近有一篇论文，已经通过了《自然》主刊的评审，就等着杂志的最后确认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无比欣慰，也无比骄傲——我的孩子，没有被世俗的浮躁所裹挟，没有去钻营算计，而是踏踏实实地做科研，最终，用自己的实力，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论文发表之后，鹿辰就准备投简历找工作了。我一直倾向于让他回到中国的大学，回到我的身边，毕竟，这里是他的家乡，是他的根。而且，现在国内的高校，发展得也很快，资源也很充足，我相信，以他的实力，一定能在国内的大学里，做出一番成绩。可鹿辰，却倾向于留在美国的大学，继续做科研。
我问他为什么，他告诉我，他不是不爱国，也不是不想回到家乡，而是他对国内高校的科研生态，感到失望和担忧。他说，他在国外的时候，也了解到了国内学术圈的现状，了解到了那些帽子、人脉、站队的乱象，了解到了国内高校的“非升即走”政策。他害怕，自己回到国内之后，也会被这些乱象所裹挟，被迫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被迫去钻营算计，被迫去做那些没有价值的学术垃圾。
鹿辰说，在美国的大学里，科研生态相对纯粹很多。那里的评价体系，更注重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原创性，而不是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因子，不是帽子的多少；那里的学者，更注重踏踏实实做科研，聊的是学术前沿，谈的是研究思路，而不是人脉、站队、利益交换；那里，没有那么多的行政干预，没有那么多的量化指标，学者们有足够的自由和空间，去追求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去坚守自己的科研初心。
“爸，我不是不想回去，我也想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做贡献。”鹿辰的声音里，满是真诚，“可我不想，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最终，却变成一个只会追热点、发论文、搞人脉的工具人。我想踏踏实实地做科研，想追求真理，想做出真正有价值、有原创性的成果。在美国，我能拥有这样的空间和自由，可回到国内，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到。”
鹿辰的话，像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了我的心上。作为一个在国内高校工作了四十年的老教师，我很想反驳他，很想告诉他，国内的学术圈，也有很多踏实做科研的人，也有很多纯粹的学者，国内的科研生态，也在慢慢变好。可我却无法开口，因为鹿辰说的，都是事实。
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鹿辰的担心，到底是不是多余的？美国的大学，真的就像鹿辰说的那样，没有帽子乱象，没有行政干预，能让学者们安心做科研吗？我问过很多在美国高校工作的朋友，也查过很多相关的资料，最终发现，鹿辰说的，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
不可否认，美国的大学，科研生态相对纯粹很多，行政干预较少，评价体系也更注重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原创性，学者们拥有更多的自由和空间，去追求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在那里，帽子虽然也存在，但并没有成为衡量学者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也没有成为管理者追求政绩的工具；人脉虽然也重要，但并没有到决定一切的地步，实力和成果，依然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那些踏实做科研、有实力、有才华的学者，无论有没有背景、有没有人脉，都能被看到、被认可，都能拥有自己的发展空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学术圈，就是完美的，就是没有乱象的。美国的学术圈，也有利益交换，也有圈子文化，也有弄虚作假的现象。只是，相对来说，这些乱象，没有国内那么普遍，没有国内那么严重而已。而且，美国的大学，也有自己的压力，比如，经费竞争也很激烈，学者们也需要发表论文、拿到项目，才能维持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只是，他们的压力，更多的来自于科研本身，而不是那些不合理的量化指标和人情世故。
我想，鹿辰之所以倾向于留在美国，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科研生态相对纯粹，更是因为，他害怕国内的科研生态，会消磨掉他的初心和热情，会让他被迫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而是很多年轻科研人，共同的担心。
其实，不仅仅是鹿辰，很多在国外留学、做科研的年轻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回到国内，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做贡献，还是留在国外，享受更纯粹的科研环境，坚守自己的科研初心？这个选择，没有对错之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考量。但这个选择的背后，反映出的，却是国内学术圈的困境和无奈，反映出的，是我们需要改变的迫切性。
很多人都在问，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如何才能打破帽子乱象，打破圈子文化，让学术圈回归纯粹，让老实人能被善待，让普通青年能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其实，改变这种现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制度的完善，需要管理的优化，需要评价体系的改革，更需要每一个科研人的努力和坚守。
首先，我们需要改革评价体系，打破“唯帽子、唯论文、唯项目”的量化评价标准。评价一个学者的水平高低，不能只看他有多少帽子、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拿到了多少项目，更要看他的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原创性，要看他对这个领域的贡献，要看他的教学水平和育人成果。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多元化、综合性的评价体系，给那些踏实做科研、潜心做基础研究的学者，更多的包容和支持，让他们不用再为了完成量化指标而焦虑，不用再被迫追热点、发垃圾论文。
其次，我们需要减少行政干预，还给学术圈足够的自主权。高校是学术机构，科研是学者的核心工作，应该让学者们自主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自主开展科研工作，而不是被行政命令所裹挟，被管理者的政绩需求所绑架。我们应该明确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边界，让行政权力为学术研究服务，而不是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
再次，我们需要打破圈子文化，规范同行评议，维护学术公平。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同行评议机制，让那些有实力、有才华、踏实做科研的学者，能够参与到评审工作中来，杜绝人情评议、利益评议。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强对评审专家的监督和管理，对那些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评审专家，进行严肃的处罚，让同行评议，真正成为保护学术公平的重要手段。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建立健全退出机制。对于那些头顶帽子，却没有实际科研成果，只会钻营算计、拉拢人脉的学阀，应该取消他们的帽子和特权，让他们退出学术圈；对于那些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的学者，应该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净化学术环境。只有建立健全退出机制，才能打破利益固化的格局，才能让学术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当然，改变这种现状，不仅仅需要制度的完善和管理的优化，更需要每一个科研人的努力和坚守。作为科研人，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初心，坚守科研底线，不被世俗的浮躁所裹挟，不被名利所诱惑，踏踏实实地做科研，认认真真地做学问。我们应该敢于发声，敢于抵制那些不合理的现象，敢于反抗那些学术不端的行为。哪怕我们人微言轻，哪怕我们的努力，一时之间，无法改变什么，但只要我们不麻木、不沉默、不合理化问题本身，只要我们一直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推动学术圈的改变，就一定能为那些普通青椒，为那些年轻的科研人，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坐在电脑前，指尖再次落在键盘上，写下了文章的最后一段：“科研不是个别人的事业，它关系国家的未来，也关系年轻一代科研人能不能再相信‘公平’和‘希望’。当一个优秀青年教师努力五年不如别人一次饭局，当一个博士生的辛勤劳动不如别人一句‘老板辛苦了’，这样的科研生态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原创突破的。学术圈的未来，既不属于那些资源和光环堆出来的大佬，也不属于那些深谙人情世故的‘人精’，而是属于那些哪怕没有光环、没有背景，也还愿意坚持基本道德和科研底线的普通人。制度需要变，管理需要变，评价体系需要变。但这些都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然而，在那一天真正到来之前，我只希望，我们至少还能守住一件事——不麻木、不沉默、不合理化问题本身。继续表达，继续发声，继续坚持做那个‘相信科研本质价值的人’。哪怕慢一点、苦一点，也不要忘记，我们最终要捍卫的，是一个能让普通科研人体面生活、也能安心做学问的未来。”
写完这最后一段，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窗外的风，依然在刮着，但阳光，却透过玻璃，照在了办公桌上，照在了屏幕上，也照在了我的心里，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希望。我点击了“发布”按钮，将这篇文章，发到了今日头条上。
我知道，这篇文章，可能不会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可能不会改变什么。但我还是想写，还是想发声。因为，我是一个在高校工作了四十年的老教师，我深爱着这片校园，深爱着科研事业，也深爱着那些还在坚守的年轻科研人。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学术圈的真相，能让更多的人关注那些普通青年的挣扎和无奈，能让那些还在坚守的年轻人，感受到一丝温暖和力量，能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孤独的。
再有不到两个月，我就要退休了。我可能，再也无法亲眼看到学术圈变得纯粹的那一天，再也无法亲眼看到那些普通青年，能安心做科研、能被善待的那一天。但我相信，我的孩子，鹿辰，还有那些和鹿辰一样，坚守初心、踏实做科研的年轻人们，一定能等到那一天。他们，才是学术圈的未来，才是国家科研事业的希望。
寒假的校园，依然安静，但我的心里，却充满了期待。我知道，我的退休生活，将会很平静，但我也知道，我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对科研事业的热爱，永远都不会停止。我会一直关注着学术圈的变化，一直为那些年轻的科研人加油鼓劲，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初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毕竟，这所大学，这些学生，这项科研事业，是我四十年来，最深的牵挂，也是我一生的坚守。而那些大学里面的人和事，那些欢喜和忧愁，那些坚守和无奈，也将会成为我一生中，最珍贵、最难忘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