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城司法鉴定中心，深夜十一点四十分。
病理室位于大楼地下一层，厚重的防火门将走廊的声光隔绝在外。
室内温度常年维持在十八摄氏度，空气里有福尔马林和消毒水混合的冰冷气味。
无影灯下，严崇明穿着白大褂，戴着橡胶手套，正在操作台前翻阅一份尸检照片。
照片上的尸体已经缝合，但胸腹部仍有不自然的塌陷——脏器缺失的痕迹。
这是三年前那起“医疗事故”的存档照片。
一个从偏远地区来龙城打工的年轻人，因“急性阑尾炎”被送入一家私立医院，当晚死在手术台上。
家属被告知“术中发现多器官衰竭，抢救无效”。
严崇明当时受委托进行尸检。
他记得打开胸腔时的景象：心脏、肝脏、肾脏……所有有价值的器官都被摘取一空，切口整齐专业，止血彻底。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填充物和粗略的缝合。
他当时停顿了几秒。
然后，他按照委托方的要求，在报告上写下：“死者因突发性爆发性全身感染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符合医疗意外特征。未见暴力及非法操作痕迹。”
报告被采纳，医院赔了一笔钱，事情了结。
那个年轻人的父母从乡下赶来，穿着破旧的衣服，在停尸房外哭晕过去。
严崇明从他们身边走过时，闻到了泥土和汗水的味道。
他没有停留。
这只是他经手的众多案例之一。
最初干这类“活”，是在十二年前。
那时他还只是鉴定中心的普通法医，资历浅，想往上爬，需要“表现”和“关系”。
一个在治安系统任职的学长找到他，递过来一份档案。
“崇明，帮个忙。这是个交通事故，但家属闹得厉害，非说是谋杀。你重新看一下尸检记录，出个报告，结论要明确是‘撞击致死’，没有其他伤害。”
严崇明翻开档案。
死者是个中年男人，个体商户，因为货款纠纷和当地一个建筑公司老板结了仇。
三天后，男人被发现在郊外公路边，身边是一辆撞变形的摩托车，颅骨破裂。
原始尸检记录显示，除了撞击伤，后脑还有一处不属于交通事故的钝器打击伤，颅骨骨折形态与摩托车把手或地面碰撞特征不符。
学长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压低：“那边老板说了，报告出来，你儿子明年进重点小学的事，他安排。”
严崇明的儿子当时五岁，妻子为了学区房整天发愁。
他盯着那份记录看了一夜。
第二天，他重新“检查”了保存的检材和照片，在自己的新报告里写道：“死者颅骨损伤符合交通事故中与不规则路面石块的多次碰撞所致，损伤形态具有典型性。未见明确二次打击证据。”
报告交上去。
纠纷平息。
一个月后，儿子小学的入学通知来了，是那所很多人挤破头也进不去的学校。
妻子抱着他高兴得哭了。
那天晚上，严崇明独自在阳台抽烟。
他想起那个死在公路边的男人，想起档案里家属哭肿眼睛的照片。
但当他回头，看见客厅里儿子熟睡的脸，妻子满足的睡颜，那股微弱的愧疚就被压下去了。
他告诉自己：我只是做出了专业的判断。那些损伤，本来就可以有不同解释。我选择了更合理的一种。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门槛越来越低。
从模棱两可的损伤，到明显矛盾的证据，再到后来，面对那些胸腔被掏空的尸体，他也能面不改色地写下“感染衰竭”。
他买下了更大的房子，开上了更好的车，儿子一路读最好的学校，去年出国了。
他成了业内权威，他的报告很少有人敢质疑。
科学是什么？
科学是他笔下的文字，是他选择的解释角度，是他用来换取利益、同时说服自己良心的工具。
严崇明放下照片，端起旁边的保温杯，喝了口浓茶。
值夜班是为了处理积压案件，也是因为最近失眠。
龙城接连死人的消息他当然知道。
但他不慌。
那些死掉的人，要么是嚣张跋扈的权贵，要么是行事不检的打手。
死法离奇？
在严崇明看来，无非是仇家用了高明手段，或者纯粹是概率极低的巧合被集中引爆。
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严崇明做事，从来不留把柄。
所有经他手的“问题报告”，原始记录要么“归档遗失”，要么“检材污染”，要么就有其他专家“附议”。
程序上无可指摘。
就算有人怀疑，谁又能推翻一位资深法医学专家的“科学结论”？
他甚至觉得，那些传闻中的“报应”，是对他这种靠脑子、靠技术吃饭的人的一种侮辱。
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相信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严崇明看了眼墙上的钟，十一点五十五分。
再处理完两个案子，就可以去值班室休息了。
他起身，走向房间另一侧的标本储藏区。
那里排列着高大的不锈钢标本冷藏柜，里面存放着一些需要长期保留的器官组织样本，用于教学或复核。
冷藏柜需要定期检查温度和运行状态。
他走到最里面那台编号B-07的柜子前。
这台柜子专门存放一些特殊案例的检材，包括部分与尹家网络相关的“样本”。
严崇明输入密码，柜门锁“嘀”一声打开。
冷气涌出，形成一片白雾。
他拉开沉重的柜门。
内部是分层的不锈钢抽屉，每个抽屉上都贴着标签。
他的目光落在中间一层。
那里有几个密封的透明容器，里面悬浮着暗红色的组织块。
标签上的日期是三年前，案例编号关联着那个被掏空的年轻打工者。
当时委托方要求“保留部分组织样本以备复核”——
这既是遵循重大案件检材须保留的程序规定，更是将最终湮灭证据的把柄攥到手里。
若真到了无法转圜的地步，就需要由他这位“权威”亲自出具“样本已遭污染”的证明，完成最彻底的灭证。
病理室位于大楼地下一层，厚重的防火门将走廊的声光隔绝在外。
室内温度常年维持在十八摄氏度，空气里有福尔马林和消毒水混合的冰冷气味。
无影灯下，严崇明穿着白大褂，戴着橡胶手套，正在操作台前翻阅一份尸检照片。
照片上的尸体已经缝合，但胸腹部仍有不自然的塌陷——脏器缺失的痕迹。
这是三年前那起“医疗事故”的存档照片。
一个从偏远地区来龙城打工的年轻人，因“急性阑尾炎”被送入一家私立医院，当晚死在手术台上。
家属被告知“术中发现多器官衰竭，抢救无效”。
严崇明当时受委托进行尸检。
他记得打开胸腔时的景象：心脏、肝脏、肾脏……所有有价值的器官都被摘取一空，切口整齐专业，止血彻底。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填充物和粗略的缝合。
他当时停顿了几秒。
然后，他按照委托方的要求，在报告上写下：“死者因突发性爆发性全身感染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符合医疗意外特征。未见暴力及非法操作痕迹。”
报告被采纳，医院赔了一笔钱，事情了结。
那个年轻人的父母从乡下赶来，穿着破旧的衣服，在停尸房外哭晕过去。
严崇明从他们身边走过时，闻到了泥土和汗水的味道。
他没有停留。
这只是他经手的众多案例之一。
最初干这类“活”，是在十二年前。
那时他还只是鉴定中心的普通法医，资历浅，想往上爬，需要“表现”和“关系”。
一个在治安系统任职的学长找到他，递过来一份档案。
“崇明，帮个忙。这是个交通事故，但家属闹得厉害，非说是谋杀。你重新看一下尸检记录，出个报告，结论要明确是‘撞击致死’，没有其他伤害。”
严崇明翻开档案。
死者是个中年男人，个体商户，因为货款纠纷和当地一个建筑公司老板结了仇。
三天后，男人被发现在郊外公路边，身边是一辆撞变形的摩托车，颅骨破裂。
原始尸检记录显示，除了撞击伤，后脑还有一处不属于交通事故的钝器打击伤，颅骨骨折形态与摩托车把手或地面碰撞特征不符。
学长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压低：“那边老板说了，报告出来，你儿子明年进重点小学的事，他安排。”
严崇明的儿子当时五岁，妻子为了学区房整天发愁。
他盯着那份记录看了一夜。
第二天，他重新“检查”了保存的检材和照片，在自己的新报告里写道：“死者颅骨损伤符合交通事故中与不规则路面石块的多次碰撞所致，损伤形态具有典型性。未见明确二次打击证据。”
报告交上去。
纠纷平息。
一个月后，儿子小学的入学通知来了，是那所很多人挤破头也进不去的学校。
妻子抱着他高兴得哭了。
那天晚上，严崇明独自在阳台抽烟。
他想起那个死在公路边的男人，想起档案里家属哭肿眼睛的照片。
但当他回头，看见客厅里儿子熟睡的脸，妻子满足的睡颜，那股微弱的愧疚就被压下去了。
他告诉自己：我只是做出了专业的判断。那些损伤，本来就可以有不同解释。我选择了更合理的一种。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门槛越来越低。
从模棱两可的损伤，到明显矛盾的证据，再到后来，面对那些胸腔被掏空的尸体，他也能面不改色地写下“感染衰竭”。
他买下了更大的房子，开上了更好的车，儿子一路读最好的学校，去年出国了。
他成了业内权威，他的报告很少有人敢质疑。
科学是什么？
科学是他笔下的文字，是他选择的解释角度，是他用来换取利益、同时说服自己良心的工具。
严崇明放下照片，端起旁边的保温杯，喝了口浓茶。
值夜班是为了处理积压案件，也是因为最近失眠。
龙城接连死人的消息他当然知道。
但他不慌。
那些死掉的人，要么是嚣张跋扈的权贵，要么是行事不检的打手。
死法离奇？
在严崇明看来，无非是仇家用了高明手段，或者纯粹是概率极低的巧合被集中引爆。
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严崇明做事，从来不留把柄。
所有经他手的“问题报告”，原始记录要么“归档遗失”，要么“检材污染”，要么就有其他专家“附议”。
程序上无可指摘。
就算有人怀疑，谁又能推翻一位资深法医学专家的“科学结论”？
他甚至觉得，那些传闻中的“报应”，是对他这种靠脑子、靠技术吃饭的人的一种侮辱。
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相信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严崇明看了眼墙上的钟，十一点五十五分。
再处理完两个案子，就可以去值班室休息了。
他起身，走向房间另一侧的标本储藏区。
那里排列着高大的不锈钢标本冷藏柜，里面存放着一些需要长期保留的器官组织样本，用于教学或复核。
冷藏柜需要定期检查温度和运行状态。
他走到最里面那台编号B-07的柜子前。
这台柜子专门存放一些特殊案例的检材，包括部分与尹家网络相关的“样本”。
严崇明输入密码，柜门锁“嘀”一声打开。
冷气涌出，形成一片白雾。
他拉开沉重的柜门。
内部是分层的不锈钢抽屉，每个抽屉上都贴着标签。
他的目光落在中间一层。
那里有几个密封的透明容器，里面悬浮着暗红色的组织块。
标签上的日期是三年前，案例编号关联着那个被掏空的年轻打工者。
当时委托方要求“保留部分组织样本以备复核”——
这既是遵循重大案件检材须保留的程序规定，更是将最终湮灭证据的把柄攥到手里。
若真到了无法转圜的地步，就需要由他这位“权威”亲自出具“样本已遭污染”的证明，完成最彻底的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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