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晚上十点，血液中心大部分区域熄了灯，只有值班室和这间办公室还亮着。
徐万年坐在办公桌后，面前摊开着一份月度血液库存统计表。
他五十四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白大褂熨烫得笔挺，领口露出一截深蓝色的衬衫衣领。
手指在表格的数字上缓慢移动，目光专注，像是在核对什么神圣的经文。
墙壁上挂着几面锦旗。
“热血仁心，救死扶伤”、“无私奉献，大爱无疆”。
落款是各种企业、学校、社区。
徐万年的目光偶尔扫过那些锦旗，嘴角会浮起一丝微笑。
救死扶伤？
大爱无疆？
这些词用在他身上，真是天大的讽刺。
但他喜欢这种讽刺。
就像他喜欢身上这件白大褂带来的权威感，喜欢血液中心这个看似纯洁，实则为他提供了无数便利和油水的地方。
徐万年端起桌上的保温杯，拧开杯盖，吹了吹热气，抿了一口。
杯子里泡的是枸杞和西洋参，颜色深红，像稀释过的血。
他放下杯子，视线重新落回表格。
表格的最后几栏，标注着“特殊储备”字样。
下面的数字很小，单位是“单位”，而不是通常的“毫升”。
这些数字，对应着血液中心地下二层那个独立冷库里的东西。
那些贴着特殊标签的储血袋。
Rh阴性AB型，罕见。
HLA配型高度吻合的稀有血样，更罕见。
还有更特殊的一些……连标签都没有，只有编号。
这些“特殊储备”，从来不会出现在公开的统计报告里，也不会进入医院的常规供血渠道。
它们有专门的去向。
徐万年记得自己第一次接触“那种”需求。
那是十二年前，他刚当上血液中心副主任不久。
一个电话打到他办公室，对方自称是“陈主任的朋友”，想“咨询”一下关于稀有血型定向采集和保存的事宜。
徐万年起初以为只是某个有钱人想为自己或家人建立私人血库，这在富豪圈并不稀奇。
他带着职业性的热情，介绍了相关流程和费用。
对方听完，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徐主任，我们需要的……可能更‘定向’一些。我们有一些‘特殊的研究项目’，需要特定体质志愿者的持续血样供应。志愿者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停留在封闭环境，以确保血样的‘纯净度’和‘稳定性’。”
徐万年握着话筒，手心开始出汗。
他听懂了话里的暗示。
“封闭环境”、“长时间”、“纯净度”。
这不是常规的献血或私人血库。
这听起来像是……圈养血源。
“这……不符合规定。”徐万年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干涩，“志愿者有来去的自由，我们无权……”
“每200毫升，十万。”对方打断他，报出一个数字，“现金。另外，我们会在龙城医疗系统内，为你提供一些……便利。”
十万。
徐万年当时一年的工资加奖金，不到五万。
十万，相当于他两年收入。
而且对方提到了“便利”。
徐万年知道“陈主任”是谁——卫生系统里一个实权派，他能否继续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对方的支持。
他沉默了。
电话那头也不催促，只有轻微的电流声。
办公室窗外的阳光很好，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切割出明暗相间的条纹。
那些锦旗在光线下红得刺眼。
徐万年看着那些锦旗，看着墙上挂着的“救死扶伤”四个大字。
然后他听到自己说：“……我需要一个合法的名目。”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笑：“徐主任是专家，这些细节，你肯定能处理好。我们会提供‘志愿者’的初步筛选信息，你只需要安排‘合规’的采血和记录。后续的储存和转运，我们有专人负责。”
通话结束。
徐万年放下话筒，坐在椅子上，很久没有动。
他看着自己的手。
这双手，曾经在学校里宣誓，要“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
现在，这双手可能要沾上别的东西。
三天后，第一批“志愿者”信息送了过来。
一共三个人。
都是外地来龙城打工的年轻人，二十出头，身体健康，血型稀有。
资料附带了简单的体检报告，显示他们“符合特殊研究项目的体质要求”。
徐万年拿着那些资料，手指有些抖。
这些年轻人知道吗？
他们以为自己是“志愿者”，以为自己的血能“帮助科研”。
他们不知道，自己可能签下的是卖身契。
照片上的年轻人笑容灿烂，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其中一个叫李伟的男孩，资料里备注着“妹妹在读高中，家庭负担较重，急需用钱”。
徐万年的手指在“急需用钱”四个字上划过。
急需用钱。
所以，他们会心甘情愿地签字，心甘情愿地走进那个“封闭环境”，心甘情愿地被抽走一袋又一袋的血。
直到……被抽干？
这个念头让他打了个寒颤。
他猛地摇头，将这个可怕的猜想压下去。
不会的。
对方说了，是“研究项目”，需要“持续供应”。
那应该会保证“志愿者”的基本健康……吧？
徐万年不确定。
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没退路了。
钱，还有陈主任的“便利”，像两根绳索，套住了他的脖子，正在缓缓收紧。
他拿起笔，开始伪造文件。
“特殊血型研究项目志愿者知情同意书”。
“定向献血用于重大疾病科研攻关备案表”。
“志愿者健康监测与营养补贴发放记录”。
他写得很快，笔尖在纸张上沙沙作响。
一份份盖着血液中心公章，签着他名字的“合法文件”，被制造出来。
文件条款写得冠冕堂皇，充满了医学术语和免责声明，将一切可能的风险都推给了“志愿者自愿承担”。
写完最后一份，徐万年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他看着窗外逐渐暗下来的天色。
夕阳的余晖将天空染成暗红色，像干涸的血迹。
救死扶伤。
他在心里默念这四个字，然后笑了。
笑容很冷，带着自嘲，也带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释然。
去他麻的救死扶伤。
徐万年坐在办公桌后，面前摊开着一份月度血液库存统计表。
他五十四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白大褂熨烫得笔挺，领口露出一截深蓝色的衬衫衣领。
手指在表格的数字上缓慢移动，目光专注，像是在核对什么神圣的经文。
墙壁上挂着几面锦旗。
“热血仁心，救死扶伤”、“无私奉献，大爱无疆”。
落款是各种企业、学校、社区。
徐万年的目光偶尔扫过那些锦旗，嘴角会浮起一丝微笑。
救死扶伤？
大爱无疆？
这些词用在他身上，真是天大的讽刺。
但他喜欢这种讽刺。
就像他喜欢身上这件白大褂带来的权威感，喜欢血液中心这个看似纯洁，实则为他提供了无数便利和油水的地方。
徐万年端起桌上的保温杯，拧开杯盖，吹了吹热气，抿了一口。
杯子里泡的是枸杞和西洋参，颜色深红，像稀释过的血。
他放下杯子，视线重新落回表格。
表格的最后几栏，标注着“特殊储备”字样。
下面的数字很小，单位是“单位”，而不是通常的“毫升”。
这些数字，对应着血液中心地下二层那个独立冷库里的东西。
那些贴着特殊标签的储血袋。
Rh阴性AB型，罕见。
HLA配型高度吻合的稀有血样，更罕见。
还有更特殊的一些……连标签都没有，只有编号。
这些“特殊储备”，从来不会出现在公开的统计报告里，也不会进入医院的常规供血渠道。
它们有专门的去向。
徐万年记得自己第一次接触“那种”需求。
那是十二年前，他刚当上血液中心副主任不久。
一个电话打到他办公室，对方自称是“陈主任的朋友”，想“咨询”一下关于稀有血型定向采集和保存的事宜。
徐万年起初以为只是某个有钱人想为自己或家人建立私人血库，这在富豪圈并不稀奇。
他带着职业性的热情，介绍了相关流程和费用。
对方听完，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徐主任，我们需要的……可能更‘定向’一些。我们有一些‘特殊的研究项目’，需要特定体质志愿者的持续血样供应。志愿者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停留在封闭环境，以确保血样的‘纯净度’和‘稳定性’。”
徐万年握着话筒，手心开始出汗。
他听懂了话里的暗示。
“封闭环境”、“长时间”、“纯净度”。
这不是常规的献血或私人血库。
这听起来像是……圈养血源。
“这……不符合规定。”徐万年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干涩，“志愿者有来去的自由，我们无权……”
“每200毫升，十万。”对方打断他，报出一个数字，“现金。另外，我们会在龙城医疗系统内，为你提供一些……便利。”
十万。
徐万年当时一年的工资加奖金，不到五万。
十万，相当于他两年收入。
而且对方提到了“便利”。
徐万年知道“陈主任”是谁——卫生系统里一个实权派，他能否继续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对方的支持。
他沉默了。
电话那头也不催促，只有轻微的电流声。
办公室窗外的阳光很好，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切割出明暗相间的条纹。
那些锦旗在光线下红得刺眼。
徐万年看着那些锦旗，看着墙上挂着的“救死扶伤”四个大字。
然后他听到自己说：“……我需要一个合法的名目。”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笑：“徐主任是专家，这些细节，你肯定能处理好。我们会提供‘志愿者’的初步筛选信息，你只需要安排‘合规’的采血和记录。后续的储存和转运，我们有专人负责。”
通话结束。
徐万年放下话筒，坐在椅子上，很久没有动。
他看着自己的手。
这双手，曾经在学校里宣誓，要“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
现在，这双手可能要沾上别的东西。
三天后，第一批“志愿者”信息送了过来。
一共三个人。
都是外地来龙城打工的年轻人，二十出头，身体健康，血型稀有。
资料附带了简单的体检报告，显示他们“符合特殊研究项目的体质要求”。
徐万年拿着那些资料，手指有些抖。
这些年轻人知道吗？
他们以为自己是“志愿者”，以为自己的血能“帮助科研”。
他们不知道，自己可能签下的是卖身契。
照片上的年轻人笑容灿烂，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其中一个叫李伟的男孩，资料里备注着“妹妹在读高中，家庭负担较重，急需用钱”。
徐万年的手指在“急需用钱”四个字上划过。
急需用钱。
所以，他们会心甘情愿地签字，心甘情愿地走进那个“封闭环境”，心甘情愿地被抽走一袋又一袋的血。
直到……被抽干？
这个念头让他打了个寒颤。
他猛地摇头，将这个可怕的猜想压下去。
不会的。
对方说了，是“研究项目”，需要“持续供应”。
那应该会保证“志愿者”的基本健康……吧？
徐万年不确定。
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没退路了。
钱，还有陈主任的“便利”，像两根绳索，套住了他的脖子，正在缓缓收紧。
他拿起笔，开始伪造文件。
“特殊血型研究项目志愿者知情同意书”。
“定向献血用于重大疾病科研攻关备案表”。
“志愿者健康监测与营养补贴发放记录”。
他写得很快，笔尖在纸张上沙沙作响。
一份份盖着血液中心公章，签着他名字的“合法文件”，被制造出来。
文件条款写得冠冕堂皇，充满了医学术语和免责声明，将一切可能的风险都推给了“志愿者自愿承担”。
写完最后一份，徐万年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他看着窗外逐渐暗下来的天色。
夕阳的余晖将天空染成暗红色，像干涸的血迹。
救死扶伤。
他在心里默念这四个字，然后笑了。
笑容很冷，带着自嘲，也带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释然。
去他麻的救死扶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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