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肝脏还完好。
虽然癌细胞没扩散到肝，但七十三岁的肝脏，质量一般。
钱立仁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老孙，刘翠兰的肝，评估一下。如果还能用，今晚十点送走。”
电话那头传来含混的应答声。
他挂掉电话，靠在椅背上。
窗外是殡仪馆的院子，停着三辆灵车。几个穿黑衣的家属站在告别厅门口，低声交谈。有人哭出声，被旁边的人搀住。
钱立仁看着那些人，脸上没什么表情。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干这行，是八年前。
那时他还是殡仪馆的普通职工，负责遗体接运。
工资三千二，勉强够活。
父亲那年查出尿毒症，需要透析。每周三次，每次三百块。医保报销一半，剩下的一半他自己掏。
一个月四千五的透析费，他工资加上妻子的收入，刚刚够。
但父亲还需要换肾。
肾源要等，费用要四十万。
四十万。
他拿不出来。
那年秋天，一个外地来的中年男人找到他。男人自称姓陈，是做“医疗资源整合”生意的。
“钱师傅，你们馆里每天烧多少人？”
“七八个吧。”
“这些人里，有器官能用的，你知不知道？”
钱立仁愣了一下。
“人都死了，器官……”
“人死了，器官还能用。”陈姓男人压低声音，“心脏、肝脏、肾脏，摘下来冷藏，可以活几个小时。送到需要的人那里，就是一条命。”
“这……这违法吧？”
“违法？”男人笑了，“人死了，遗体怎么处理，谁在乎？家属只要看到骨灰，别的都不重要。你帮我找到合适的遗体，每具给你五万。”
五万。
够父亲透析一年多。
够攒下换肾的一部分钱。
钱立仁沉默了很久。
“怎么操作？”
“简单。”男人说，“遗体推进冷藏柜后，你通知我。我派人来，半小时完事。家属那边，你照常火化，骨灰照常给。他们永远不知道少了什么。”
钱立仁想起父亲躺在病床上的样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他点了头。
第一单是个五十六岁的男性，车祸死亡，家属要求尽快火化。遗体推进冷藏柜后，钱立仁给陈姓男人打了电话。
一小时后，两个人开着面包车从后门进来。
他们在停尸间里待了四十分钟。
出来时，拎着两个保温箱。
钱立仁没敢看。
第二天，他的银行卡里多了五万。
他用这笔钱交了父亲三个月的透析费。
一个月后，第二单。
第三单。
第四单。
他渐渐习惯了。
不再回避，不再心慌。甚至开始研究什么样的遗体器官质量好——年轻的好，没病的更好，突然死亡的比长期卧床的好。
他学会了怎么在登记表上做手脚，怎么让家属尽快签字火化，怎么避开其他职工的视线。
八年间，经他手“处理”的遗体，四十七具。
最多的时候，一个月三单。
收入从五万涨到十万。
他用这些钱给父亲换了肾——不是通过正规渠道，而是从陈姓男人那里买的“加急肾”，花了三十万。
父亲多活了五年。
父亲死的时候，钱立仁哭了。
哭完，他继续干。
那些被摘走器官的遗体，家属在告别时哭，他在旁边看着，偶尔还会递纸巾。
没有人怀疑。
现在，陈姓男人早就消失了，但渠道还在。
郑经伦死了，陆明远死了，王启耀死了。
但钱立仁还活着。
他不在乎那些人怎么死的。
他在乎的是今晚十点，刘翠兰的肝脏能顺利送出去。对方已经付了三万定金，尾款两万，货到付款。
他拿起桌上的保温杯，喝了口茶。
茶凉了。
他皱了皱眉，放下杯子。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进。”
门推开，殡仪馆的老孙走了进来。老孙五十多岁，负责遗体整容，是馆里少数几个知道钱立仁“业务”的人。
“钱馆，刘翠兰那边，评估过了。肝有点脂肪浸润，但还能用。今晚送吗？”
“送。”钱立仁说，“联系好车了？”
“联系好了。老地方，后门，十点。”
“嗯。”
老孙退出去。
门关上。
钱立仁看了看时间，下午四点。
还有六个小时。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告别厅门口那几个家属还在。一个年轻女人蹲在地上哭，旁边有人递纸巾。
钱立仁看了几秒，转身走回办公桌。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个黑色笔记本。
笔记本上记着八年的“业务”记录：日期、姓名、年龄、死亡原因、摘取器官、买方、金额。
最新一行：刘翠兰，女，73岁，肺癌晚期，肝，三万（定金已收）。
他翻到第一页。
第一个名字：周国强，男，56岁，车祸，肝+肾，五万。
那笔钱他给父亲交了透析费。
钱立仁合上笔记本，锁回抽屉。
他站起身，走到办公室角落的文件柜前。柜子里有历年火化登记的存档，厚厚一摞档案盒。如果有人来查，这些档案都是“完整”的。
他抽出一个档案盒，翻开。
里面是今年三月的登记表。
翻到第三页，有一个名字被红笔圈了起来：李秀芬，女，43岁，脑溢血死亡。
李秀芬的遗体，当天晚上就被“处理”了。她的肾脏送给了新加坡的一个客户，对方付了五十万。
钱立仁分到八万。
他看着那张登记表，想起李秀芬的丈夫来领骨灰时的样子。那个男人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抱着骨灰盒站了很久，最后蹲在地上哭出声来。
他不知道盒子里装的不是完整的妻子。
钱立仁合上档案盒，放回柜子。
他走回办公桌，重新坐下。
保温杯里的茶彻底凉了。
他倒掉，重新泡了一杯。
茶叶是别人送的铁观音，一斤两千八。
他喝了一口，苦涩。
窗外天色开始暗下来。
告别厅门口的家属已经散了。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几盏路灯亮起，在地上投出昏黄的光圈。
钱立仁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明天要去见一个新买家，对方是从海城来的，说是有稳定的海外渠道，需求量很大。
虽然癌细胞没扩散到肝，但七十三岁的肝脏，质量一般。
钱立仁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老孙，刘翠兰的肝，评估一下。如果还能用，今晚十点送走。”
电话那头传来含混的应答声。
他挂掉电话，靠在椅背上。
窗外是殡仪馆的院子，停着三辆灵车。几个穿黑衣的家属站在告别厅门口，低声交谈。有人哭出声，被旁边的人搀住。
钱立仁看着那些人，脸上没什么表情。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干这行，是八年前。
那时他还是殡仪馆的普通职工，负责遗体接运。
工资三千二，勉强够活。
父亲那年查出尿毒症，需要透析。每周三次，每次三百块。医保报销一半，剩下的一半他自己掏。
一个月四千五的透析费，他工资加上妻子的收入，刚刚够。
但父亲还需要换肾。
肾源要等，费用要四十万。
四十万。
他拿不出来。
那年秋天，一个外地来的中年男人找到他。男人自称姓陈，是做“医疗资源整合”生意的。
“钱师傅，你们馆里每天烧多少人？”
“七八个吧。”
“这些人里，有器官能用的，你知不知道？”
钱立仁愣了一下。
“人都死了，器官……”
“人死了，器官还能用。”陈姓男人压低声音，“心脏、肝脏、肾脏，摘下来冷藏，可以活几个小时。送到需要的人那里，就是一条命。”
“这……这违法吧？”
“违法？”男人笑了，“人死了，遗体怎么处理，谁在乎？家属只要看到骨灰，别的都不重要。你帮我找到合适的遗体，每具给你五万。”
五万。
够父亲透析一年多。
够攒下换肾的一部分钱。
钱立仁沉默了很久。
“怎么操作？”
“简单。”男人说，“遗体推进冷藏柜后，你通知我。我派人来，半小时完事。家属那边，你照常火化，骨灰照常给。他们永远不知道少了什么。”
钱立仁想起父亲躺在病床上的样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他点了头。
第一单是个五十六岁的男性，车祸死亡，家属要求尽快火化。遗体推进冷藏柜后，钱立仁给陈姓男人打了电话。
一小时后，两个人开着面包车从后门进来。
他们在停尸间里待了四十分钟。
出来时，拎着两个保温箱。
钱立仁没敢看。
第二天，他的银行卡里多了五万。
他用这笔钱交了父亲三个月的透析费。
一个月后，第二单。
第三单。
第四单。
他渐渐习惯了。
不再回避，不再心慌。甚至开始研究什么样的遗体器官质量好——年轻的好，没病的更好，突然死亡的比长期卧床的好。
他学会了怎么在登记表上做手脚，怎么让家属尽快签字火化，怎么避开其他职工的视线。
八年间，经他手“处理”的遗体，四十七具。
最多的时候，一个月三单。
收入从五万涨到十万。
他用这些钱给父亲换了肾——不是通过正规渠道，而是从陈姓男人那里买的“加急肾”，花了三十万。
父亲多活了五年。
父亲死的时候，钱立仁哭了。
哭完，他继续干。
那些被摘走器官的遗体，家属在告别时哭，他在旁边看着，偶尔还会递纸巾。
没有人怀疑。
现在，陈姓男人早就消失了，但渠道还在。
郑经伦死了，陆明远死了，王启耀死了。
但钱立仁还活着。
他不在乎那些人怎么死的。
他在乎的是今晚十点，刘翠兰的肝脏能顺利送出去。对方已经付了三万定金，尾款两万，货到付款。
他拿起桌上的保温杯，喝了口茶。
茶凉了。
他皱了皱眉，放下杯子。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进。”
门推开，殡仪馆的老孙走了进来。老孙五十多岁，负责遗体整容，是馆里少数几个知道钱立仁“业务”的人。
“钱馆，刘翠兰那边，评估过了。肝有点脂肪浸润，但还能用。今晚送吗？”
“送。”钱立仁说，“联系好车了？”
“联系好了。老地方，后门，十点。”
“嗯。”
老孙退出去。
门关上。
钱立仁看了看时间，下午四点。
还有六个小时。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告别厅门口那几个家属还在。一个年轻女人蹲在地上哭，旁边有人递纸巾。
钱立仁看了几秒，转身走回办公桌。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个黑色笔记本。
笔记本上记着八年的“业务”记录：日期、姓名、年龄、死亡原因、摘取器官、买方、金额。
最新一行：刘翠兰，女，73岁，肺癌晚期，肝，三万（定金已收）。
他翻到第一页。
第一个名字：周国强，男，56岁，车祸，肝+肾，五万。
那笔钱他给父亲交了透析费。
钱立仁合上笔记本，锁回抽屉。
他站起身，走到办公室角落的文件柜前。柜子里有历年火化登记的存档，厚厚一摞档案盒。如果有人来查，这些档案都是“完整”的。
他抽出一个档案盒，翻开。
里面是今年三月的登记表。
翻到第三页，有一个名字被红笔圈了起来：李秀芬，女，43岁，脑溢血死亡。
李秀芬的遗体，当天晚上就被“处理”了。她的肾脏送给了新加坡的一个客户，对方付了五十万。
钱立仁分到八万。
他看着那张登记表，想起李秀芬的丈夫来领骨灰时的样子。那个男人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抱着骨灰盒站了很久，最后蹲在地上哭出声来。
他不知道盒子里装的不是完整的妻子。
钱立仁合上档案盒，放回柜子。
他走回办公桌，重新坐下。
保温杯里的茶彻底凉了。
他倒掉，重新泡了一杯。
茶叶是别人送的铁观音，一斤两千八。
他喝了一口，苦涩。
窗外天色开始暗下来。
告别厅门口的家属已经散了。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几盏路灯亮起，在地上投出昏黄的光圈。
钱立仁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明天要去见一个新买家，对方是从海城来的，说是有稳定的海外渠道，需求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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