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国际会展中心的大礼堂内，穹顶的水晶灯折射出柔和的光芒，将长条会议桌旁的身影映照得清晰分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讨会”已进入核心汇报环节，空气中弥漫着严肃而专注的气息。摄像机的红灯均匀闪烁，将现场画面实时传输至全省政法系统内部平台，也送到了无数关注这场会议的屏幕前。
林雪站在发言席上，一身藏蓝色西装套裙熨帖平整，勾勒出干练的线条。她的头发利落地挽成发髻，露出光洁的额头，额前几缕碎发被精心梳理，恰到好处地修饰了眉宇间的英气。她面前没有厚重的发言稿，只有一个薄薄的黑色文件夹，里面整齐地夹着几张打印纸——那是凌源扫黑除恶的核心数据，以及几张被反复摩挲过的照片。
“如果我们今天的讨论，是关于这场扫黑除恶斗争‘该不该’开展、‘值不值’投入，我想先请各位看看她的眼睛……”林雪的声音清亮而沉稳，像一汪深潭，不起波澜却自有力量，在寂静的礼堂里缓缓回荡。
她抬手示意，身后的超大LED屏幕瞬间切换画面。一张特写照片占据了整个屏幕：那是周小斌烈士的母亲，老人鬓角的白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眼角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像是刻满了岁月的苦难。最让人揪心的是她的眼睛——浑浊的眼白上布满红血丝，眼眶深陷，里面噙着未干的泪水，绝望与骄傲在瞳孔中交织，形成一种极具冲击力的复杂情感，刺痛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林雪没有立刻切换下一页，而是让这张照片在屏幕上停留了整整三十秒。三十秒里，礼堂内鸦雀无声，只能听见人们压抑的呼吸声，以及远处隐约传来的、像是潮水般的模糊声响？那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忽视的穿透力，从厚重的窗帘缝隙中钻进来，在寂静的空间里悄悄蔓延。
李建平是第一个察觉异样的。他坐在**台右侧的第二排，身姿笔挺，手指看似随意地搭在笔记本上，实则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听到那隐约的声响，他微微侧头，目光不动声色地扫过礼堂侧面的落地窗——透过厚重的藏青色窗帘缝隙，能看到外面的院子里不知何时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密密麻麻地站在草坪上，没有喧哗，没有骚动，只是安静地伫立着，像一片沉默的森林，在春日的阳光下透着一股坚定的力量。
他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平静，只是搭在笔记本上的手指，敲击的节奏微微加快了半拍。
民心自证
林雪抬手，屏幕上的照片缓缓切换，取而代之的是一组色彩鲜明的数据对比图。蓝色的柱状图代表扫黑前，红色的代表扫黑后，差距一目了然：“凌源三年来，刑事案件发案率从每年386起下降至128起，降幅67%；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从扫黑前的全省垫底——41.2%，跃升至现在的98.7%，位列全省前三；新增企业注册数从每年83家增长至257家，增幅210%，其中小微企业占比达到78%……”
“这不是一组冰冷的数字，是用牺牲和坚持换来的。”林雪的声音依旧平静，却带着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但我们讨论‘代价’时，不能只盯着财政支出的账本，不能只计算人力时间的投入，更要看到这些数字背后的重量——多少家庭因此避免了妻离子散，多少孩子得以在阳光下安心长大，多少企业家敢放下顾虑安心投资，多少普通人能挺直腰杆做人。”
她开始讲述具体的案例，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一个个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片段。她的语气放缓，像是在分享身边的故事：“被赵天霸打断腿的老砖厂主郑国栋，大家在之前的庭审中见过。现在，在政府的创业扶持政策下，他开了家小型残疾人加工厂，专门生产手工编织品。工厂不大，只有五十平米，却雇了六个和他一样的残疾人。上个月，他们的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卖到了省外，第一次盈利时，郑大爷给我发了张照片，照片里的他坐在轮椅上，笑得露出了豁牙。”
屏幕上出现郑国栋和工人们的合影，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朴实的笑容。林雪继续说道：“还有被迫卖身还债的姑娘小娟，她的父母被赵天霸团伙逼得跳楼自杀，留下了巨额债务。扫黑除恶打掉该团伙后，我们帮她申请了司法救助金，联系了职业培训学校。现在，她已经考取了会计师证，在开发区的一家电子企业做财务，月薪五千，租了一间带阳台的房子。她说，现在每天下班能晒到太阳，就觉得很幸福。”
“就连当初那个被雷杰局长策反的线人‘泥鳅’——大家都知道他以前劣迹斑斑，跟着赵天虎干过不少坏事。但我们没有放弃他，扫黑结束后，安置帮教小组帮他找到了正经工作。他现在在社区开了家便利店，生意不错，上个月刚和隔壁花店的姑娘结婚。婚礼那天，他特意邀请了雷局长，说想让雷局长做他的证婚人，告诉他以后会好好做人。”
每一个故事都配有对应的照片或短视频片段：郑国栋工厂里整齐摆放的编织品，小娟办公桌前的会计师证，“泥鳅”便利店门口贴着的大红喜字……甚至还有当事人简短的声音录音，郑国栋沙哑的“谢谢政府”，小娟带着哽咽的“我现在能养活自己了”，“泥鳅”略显羞涩的“我想做个好人”。这不是枯燥的工作报告，更像一部用真实故事串联起来的纪录片，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
李建平坐在座位上，手指依旧在笔记本上轻轻敲击，节奏平稳，表面上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但坐在他斜后方的雷杰，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注意到，这位省政法委副秘书长的后颈微微发红，那是压抑着某种情绪时，毛细血管扩张的生理反应。而且，他敲击笔记本的手指，指甲盖泛白，显然用了不小的力气。
四十分钟的主汇报结束，林雪微微鞠躬，转身走下台。礼堂内先是响起稀疏的掌声，随即如潮水般汹涌起来，持续了近一分钟。这掌声里，有感动，有认可，更有某种无声的支持。几位来自基层的政法干部，甚至激动地站起身鼓掌，眼神中满是敬佩。
主持人是省政法委研究室主任，他笑着示意大家安静：“感谢林书记的精彩汇报，非常生动，非常有感染力。接下来，我们进入自由讨论环节，欢迎各位代表踊跃提问，交流探讨。”
第一个举手的是邻市的一位政法委书记，他穿着深灰色西装，脸上带着诚恳的笑容：“林书记，您好。凌源模式中，公检法纪联动机制的具体操作细则非常值得借鉴，比如线索双向移送的时限要求、联合办案的会商机制，能否再详细分享一下？我们市目前也在探索类似机制，遇到了一些协调难题。”
林雪站起身，条理清晰地回应：“感谢王书记的提问。我们的联动机制核心是‘三统一’：统一线索管理平台、统一办案标准、统一责任清单……”她详细解释了线索移送的24小时响应机制、联合会商的每周固定时间，以及遇到分歧时的提请上级政法委协调流程，每个细节都具体到操作层面，极具实用性。
接着，又有几个地市的代表陆续提问，话题都围绕长效机制的技术细节，比如基层信息员的培训、涉黑线索的甄别标准、与群众的沟通渠道等。林雪一一耐心回应，逻辑清晰，论据充分，现场氛围热烈而富有建设性。
一切似乎都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直到李建平缓缓举起了手。
整个礼堂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摄像机的镜头也立刻转向他，将他的身影清晰地投射在大屏幕上。
交锋与声援
“林书记的汇报很生动，数据也很扎实，让我们对凌源的扫黑除恶工作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李建平缓缓站起身，他身材中等，穿着一身熨帖的黑色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他的语气平和，甚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赞赏，仿佛只是在进行正常的学术探讨，“但我有几个困惑，想借此机会向林书记请教一下，也和在座的各位交流探讨。”
他翻开面前的笔记本，手指在纸页上轻轻划过，却没有低头去看——显然，这些问题早已在他心中反复酝酿，胸有成竹。“第一，关于执法成本的问题。据我了解，凌源三年扫黑除恶专项经费累计支出高达2.7亿元，这还不包括后续长效机制建设的持续投入。对于一个县级财政来说，这样的投入规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会不会因此挤压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毕竟，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顾此失彼。”
林雪微微颔首，正要开口回应，李建平却没有停顿，继续说道：“第二，关于营商环境的影响。林书记在汇报中提到新增企业注册数大幅增长，这确实是积极的信号。但我也听到一些不同的反映——有企业主私下表示，现在凌源的政府部门‘谈黑色变’，对企业的正常经营行为也过度敏感，生怕被贴上‘涉黑’‘涉恶’的标签。比如，一些正常的商业竞争、债务纠纷，也会被过度解读为‘强迫交易’‘敲诈勒索’。这种‘不敢为’的氛围，长期来看，是否真的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会不会让投资者产生顾虑？”
他顿了顿，目光缓缓扫过全场，眼神深邃，带着一种引导舆论的意味：“第三，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关于法治思维的边界。我们都认同，扫黑除恶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行为，但在具体操作中，如何确保不滑向‘运动式治理’的误区？如何平衡打击犯罪的力度与程序正义的要求？我注意到，凌源的涉黑涉恶案件中，有相当比例是通过‘群众举报’启动的。这固然体现了群众参与的重要性，但举报线索的核实程序、证据固定的标准，是否都能严格达到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会不会存在因为舆论压力、群众情绪而降低证据标准的情况？”
三个问题，层层递进，从经济成本到治理效果，再到法治核心，每一个都精准地打在了当前政法工作的敏感点上。提问的语气看似客观中立，实则暗藏锋芒，隐隐指向对凌源扫黑除恶“过度执法”“程序瑕疵”的质疑。礼堂内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林雪身上，等待着她的回应。
林雪的脸上没有丝毫慌乱，她平静地站起身，走到讲台前，手指在触控屏上轻轻一点，调出了一组新的数据图表。“感谢李秘书长的提问，您提出的这些问题很有深度，也确实是我们在推进工作中重点思考的问题。”她的声音依旧平稳，却多了一丝不容置疑的坚定，“关于执法成本，我想先澄清一个数据：您提到的2.7亿元专项经费中，有1.8亿元是涉案资产处置后上缴财政，又重新投入到扫黑除恶和社会治理中的，属于‘取之于黑，用之于民’。真正由县级财政新增的支出，不到9000万元。”
她切换到下一张图表，上面清晰地标注着财政收支明细：“而同期，因为治安环境改善，凌源的招商引资成效显著，仅去年一年，税收增长就达到3.4亿元，这还不包括旅游业复苏、消费市场活跃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民生领域的投入不仅没有被挤压，反而逐年增加——教育投入增长23%，新建了两所小学；医疗投入增长18%，县医院新增了三个特色科室；养老投入增长25%，建成了四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这些数据，都可以在凌源市政府官网的财政公开栏目中查到，接受全社会监督。”
台下传来一阵轻微的议论声，几位代表纷纷点头，显然对这个回应表示认可。李建平的眉头微微皱起，手指在笔记本上停顿了一下。
“至于营商环境的问题，我们做过一次匿名问卷调查。”林雪继续说道，切换出调查结果的图表，“在凌源注册经营的427家企业中，91.3%的企业认为当前的治安环境‘明显改善’，88.6%的企业表示‘未来投资意愿增强’，76.5%的企业认为‘政府服务效率提升’。您提到的个别反映，我们也有记录——过去半年，县纪委监委共收到3起涉企执法投诉，经核查，均不属实。其中两起的投诉人，后续被证实与赵天霸团伙存在利益关联，投诉的目的是为了干扰正常的执法工作。”
她的目光转向李建平，语气诚恳：“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可能存在个别工作人员对政策理解不到位、执行不精准的情况。对此，我们建立了常态化的企业走访机制，每月安排专人上门听取企业诉求，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截至目前，尚未发现一起因执法不当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案例。”
“第三，关于程序正义。”林雪的目光变得愈发锐利，像两把出鞘的利剑，直刺核心，“这是我们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底线。凌源所有涉黑涉恶案件，批捕率100%，起诉率100%，有罪判决率100%。更重要的是，零无罪判决、零证据非法排除、零程序违法上诉。这个数据，已经通过了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专项评查，评查报告明确指出，凌源的涉黑案件办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规范’。”
她停顿了一下，忽然转过身，目光投向礼堂侧面的窗户：“但我觉得，这些问题最有资格回答的，不是冰冷的数据，而是活生生的人。是那些曾经深受黑恶势力迫害的群众，是那些在安全环境中安心经营的企业主，是那些在阳光下正常生活的普通人。他们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答案。”
话音刚落，礼堂西侧的侧门被缓缓推开。在两名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十二个普通百姓鱼贯而入。他们有老有少，穿着朴素甚至有些陈旧的衣服——有的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有的穿着磨破鞋底的旧皮鞋，有的穿着打了补丁的牛仔裤。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丝紧张和局促，双手要么紧紧攥着衣角，要么放在身侧微微发抖，站在宽敞华丽的礼堂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们是自愿来的。”林雪看着这些百姓，眼神中满是敬意，“听说省里在召开这个关于社会治理的研讨会，今天早上，他们自发聚集在了会展中心的院子里。我们征求了会议主办方的同意，邀请他们派代表进来，和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分享一下他们的真实感受。”
一个驼背的老人颤巍巍地走了出来。工作人员想要上前搀扶，他摆了摆手，拒绝了帮助，自己一步一步地朝着发言席走去。他太老了，背几乎弯成了九十度，像一座佝偻的小山，每走一步都显得异常艰难，裤腿因为走路的动作微微晃动，露出脚踝处干瘪的皮肤。但当他慢慢抬起头时，那双深陷在皱纹里的眼睛，却异常清亮，透着一股历经沧桑后的坚定。
“我叫郑福贵，八十二岁，在凌源卖了一辈子豆腐。”老人的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打磨过，却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赵天霸的人，从二十年前就开始收我的保护费。一开始是每天五块，后来涨到十块、二十块，最后涨到一天五十块。我一个卖豆腐的，一天也就挣一百多块，大半都要交给他们。不给，他们就砸我的摊子，掀我的豆腐板，还打我。我儿子气不过，跟他们理论了几句，被他们打断了三根肋骨，躺了大半年才能下床。”
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抬手擦了擦眼角，继续说道：“那些年，我每天都活得提心吊胆，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敢回家，就怕遇到他们。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直到雷局长、林书记他们来了，把赵天霸这帮坏人抓了起来。现在，我能推着我的豆腐车，在凌源的任何一条街上卖豆腐，再也没有人敢收我的保护费，再也没有人敢砸我的摊子。”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东西，小心翼翼地展开——是一张皱巴巴的营业执照，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鲜红的公章依旧清晰。“这是我上个月刚办的，正规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政府知道我年纪大，还给我免了三年的税费。我现在每天能挣两百多块，自己花不完，还能给重孙子买零食。”
老人环视了一圈会场，目光最后落在李建平身上，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朴素的质问：“这位领导，您刚才说的‘成本’，我一个老头子不懂。但我懂一个理：以前我每天挣的钱，三成要交给流氓；现在我挣的钱，全是我自己的。以前我不敢抬头看人，现在我能挺直腰杆做生意。您说这样的扫黑除恶值不值？这样的‘成本’花得该不该？”
老人说完，慢慢转过身，一步一步地走回人群中。整个礼堂鸦雀无声，只能听见他蹒跚的脚步声。几秒钟后，雷鸣般的掌声突然爆发出来，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热烈、都要持久。几位代表甚至红了眼眶，悄悄抹了抹眼角。
接着，一个中年妇女走上前。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袖口磨得发亮，脸上带着风霜的痕迹。“我叫王秀兰，是城东菜市场的摊贩。”她的声音有些发抖，却很清晰，“赵天霸的侄子在菜市场当‘管理员’，每个摊位每月要交一千块‘管理费’，不交就把你的摊子扔出去。我丈夫得了重病，家里全靠我这个摊子糊口，实在交不起。他们就把我的菜都扔在地上，用脚踩烂，还把我推倒在地，踢了我好几脚。”
她抬手撩起裤腿，露出膝盖上一道长长的疤痕：“这就是当时留下的。扫黑除恶后，那个‘管理员’被抓了，菜市场重新选了负责人，再也没有人敢乱收费了。我现在每个月能多挣两千多块，足够给我丈夫买药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大家，没有扫黑除恶，就没有我们这些小摊贩的活路。”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一个拄着拐杖的残疾人、一个曾经的受害者家属……十二位代表，每个人只讲两三分钟，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复杂的逻辑，只有最朴素、最真实的生活片段。他们讲自己如何被黑恶势力欺压，如何在扫黑除恶后重获新生，讲自己现在能安心睡觉、能放心做生意、能挺直腰杆做人的幸福。
当第十二位代表——那个曾经被赵天霸逼着下跪舔鞋的修鞋匠老陈，红着眼眶说“我修了三十年鞋，以前见了赵天霸的人就像见了阎王，得绕道走。现在，我在街边摆摊，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我能挺直腰杆做人了”时，礼堂里的掌声再次爆发，不少人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李建平坐在座位上，始终面无表情，嘴角甚至还维持着一丝淡淡的微笑。但他手里的笔，已经很久没有动过了，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后颈的红色也蔓延得更广了些。
父亲的电话与高层的棋局
中午休会时，林雪回到主办方安排的休息室。休息室不大，布置简洁，一张沙发，一张茶几，窗外是会展中心的花园。连续几个小时的汇报和交锋，让她感到有些疲惫，她靠在沙发上，轻轻揉了揉眉心，眼底的红血丝清晰可见。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着“父亲”两个字。林雪心中一暖，按下了接听键。
“小雪，我在看直播。”老司令员的声音通过电波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沉稳而有力，“讲得好，非常好。数据扎实，故事感人，尤其是最后让老百姓自己站出来说话，这招高明。事实胜于雄辩，人心才是最有力的证据。”
“爸，您也在关注这个会？”林雪的声音带着一丝放松，像个得到夸奖的孩子。
“当然关注。”父亲的语气里满是骄傲，“你的每一步工作，我都在看着。李建平的那三个问题，我也听到了。”
提到李建平，林雪的语气瞬间严肃起来：“爸，他的问题很尖锐，明显是有备而来。我怀疑，他背后有人支持，想要刻意抹黑我们的工作。”
“嗯，我听出来了。”父亲的声音沉了下来，“小雪，你要明白，他问这些问题，不是真的想要一个答案，而是在试图定调子。他想把讨论框在‘成本’‘副作用’‘程序瑕疵’这些技术细节里，让大家忽略你们最核心的成绩——铲除了一个危害凌源百姓二十多年的犯罪集团，还了当地一片朗朗乾坤。这是一种很隐蔽的舆论引导，试图让扫黑除恶从一场正义的斗争，变成一个可以被质疑、可以被争论的‘技术问题’。”
林雪的心里一凛，父亲的话点醒了她。她之前只想着如何用数据和事实回应问题，却没意识到李建平的根本目的是转移焦点。“那该怎么办？接下来他们可能还会有其他动作。”
“你已经做对了最关键的一步。”父亲的声音缓和下来，带着一丝欣慰，“用人心破技术，用真实的生活体验回应抽象的理论质疑。老百姓的声音，比任何华丽的辩护都有力量。不过，光这样还不够。李建平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发难，背后肯定有支持他的势力。我已经打听了一下，他最近半年，至少三次去北京参加某个所谓的‘法治建设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的组织者，是几个在法学界有名的‘法治理想主义者’——当然，这是好听的叫法，实际上，他们背后接受了不少境外资金，长期鼓吹‘司法独立’‘弱化政府权力’，对我们的扫黑除恶、基层治理工作一直持批判态度。”
林雪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您的意思是，李建平可能和这些人有勾结？甚至……和境外势力有关联？”
“不排除这种可能。”父亲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扫黑除恶不仅打掉了黑恶势力，也触动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包括一些隐藏在体制内的‘保护伞’、灰色利益链条的受益者。他们害怕凌源模式被推广，害怕这种‘零容忍’的治理方式会断了他们的财路，所以才会想方设法抹黑、阻挠。李建平，很可能就是他们推到前台的代言人。”
林雪沉默了，一股巨大的压力涌上心头。她知道，这场斗争远没有结束，反而进入了更复杂、更隐蔽的阶段。“爸，我有点累。有时候会想，我们只是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阻力？”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疲惫和委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父亲温和而坚定的声音：“小雪，累了就歇会儿，但歇完了，还得站起来。因为你身后不止有凌源的老百姓，还有那些为扫黑除恶牺牲的干警，有雷杰这样和你并肩作战的同志，还有无数期待正义、渴望安宁的普通人。你们开了一条路，一条守护正义、净化风气的路，就得有人把这条路守住、拓宽，让更多地方的老百姓能走上这条路。”
“我知道了，爸。”林雪深吸一口气，疲惫的眼神重新变得坚定起来，“我不会退缩的。”
“好，这才是我的女儿。”父亲的语气里满是欣慰，“晚上我给你发个电话号码。是我一个老战友，姓徐，现在在中央政法委研究室工作，负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课题。他最近正在收集典型案例，你们凌源的经验很有代表性。你可以联系他，把凌源的情况详细汇报一下，把材料整理一份给他。”
林雪的眼睛一亮：“爸，这……合适吗？会不会太冒进了？”
“别多想，这是正常的工作交流。”父亲打断她，“基层的好经验需要被上级看到，需要被推广。而且，高层也需要好的样本，来回应那些不同的声音。材料要扎实，只讲事实，不讲空话，用数据和案例说话。”
“我明白，谢谢您，爸。”
挂断电话，林雪靠在沙发上，久久没有说话。窗外，院子里的百姓代表们正坐在草坪上吃盒饭，工作人员给他们递水、递纸巾，他们拘谨地笑着，互相谦让。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暖洋洋的，透着一种安宁而幸福的气息。林雪看着这一幕，心中的疲惫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温暖而坚定的力量。
下午的讨论继续进行。李建平没有再直接提问，但在他最后的总结发言中，措辞依旧值得玩味。“凌源的经验确实有启发性，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他站在**台上，语气诚恳，面带微笑，“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经验都不能生搬硬套，需要放在更大的背景下审视。我们要防止一种倾向：为了打击犯罪而过度扩张执法权，为了追求效率而忽视程序正义。社会治理是精细活，不是外科手术，需要平衡各方利益，需要兼顾力度与温度，不能简单化、一刀切。”
他的发言看似全面，实则依旧在强化“凌源模式可能存在过度执法”的印象。雷杰坐在台下，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快速记录着要点，眼神锐利如鹰。就在这时，一条加密信息弹了出来，是国安部门的同志发来的：“陈雅娟已找到，目前在省城某五星级酒店入住。我们的人监控到，昨天下午四点，李建平的秘书曾单独前往酒店与她见面，两人在房间内停留了约一个小时。见面结束后，秘书离开时携带了一个黑色文件袋。”
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条信息来自经侦部门：“实验学校境外资金链最新溯源结果：‘亚太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资金，经过六个空壳公司周转后，最终收款方之一是一家注册在维尔京群岛的公司。该公司的董事名单中，有一个名字——‘赵江海’，经核实，这是已故赵天霸的父亲赵德海生前使用的化名。赵德海在境外有巨额资产，之前一直未被发现。”
两条信息像两道闪电，瞬间劈开了迷雾。雷杰的眼神变得愈发凝重，他快速回复两条信息：“继续监控陈雅娟，密切关注其与外界的联系”“深挖赵德海境外资产的具体流向，排查是否与其他可疑人员有关联”。
他抬起头，看向**台上正在做总结发言的李建平。这位副秘书长面带温和的微笑，语气诚恳，正在畅谈“社会治理的平衡艺术”与“法治建设的智慧”。但雷杰心中已经无比清楚：这不是理念之争，而是利益之争；不是方法之辩，而是立场之辩。
李建平背后那张网，比他们想象中更深、更隐蔽。他们不在乎赵天霸的死活，不在乎赵天虎的落网，真正在乎的是，扫黑除恶这种“零容忍”的模式不能成为样板，不能在全国推广——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经营多年的灰色利益链条、潜规则体系，将被彻底清除。
研讨会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正式结束。李建平主动走下台，朝着林雪的方向走来。“林书记，今天的汇报非常精彩，受教了。”他伸出手，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笑容，“凌源的经验很宝贵，我们会认真研究总结，为全省的基层治理工作提供参考。”
“谢谢李秘书长的指导。”林雪微笑着伸出手，与他轻轻握了一下。两只手短暂交汇，李建平的手微凉，握力很轻，却带着一种无形的压力。两人的眼神在空中交汇了一瞬，彼此都从对方的眼底看到了没有说出口的话——那是警惕，是试探，是无声的较量。
当天晚上，林雪回到自己的宿舍。宿舍是主办方安排的酒店房间，简洁而安静。她拿出手机，找到了父亲发来的电话号码，深吸一口气，拨通了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后被接通，传来一个温和而沉稳的男声：“您好，哪位？”
“徐主任您好，我是凌源县委书记林雪。是我父亲林建军让我给您打电话的。”林雪的语气恭敬而诚恳。
“哦，林书记，我知道你。老林跟我提起过你，凌源的扫黑除恶工作做得很出色。”徐主任的声音带着一丝笑意，“不用客气，叫我老徐就行。你有什么事，尽管说。”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林雪详细汇报了凌源扫黑除恶的工作情况，从案件查办、长效机制建立，到取得的成效、遇到的阻力，再到李建平在研讨会上的发难，都一一作了说明。她没有添加任何主观评价，只是客观陈述事实，偶尔辅以数据和案例佐证。徐主任没有打断她，只是在关键处偶尔问一两个细节问题，比如长效机制的具体操作流程、群众举报的核实标准等。
通话即将结束时，徐主任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说道：“林雪同志，你们在凌源做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扫黑除恶难，建立长效机制更难，在各种阻力下坚持下来，难上加难。但越是了不起的事，越会有人想把它拉回平庸，想把它抹黑、曲解。你们要有心理准备，接下来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的质疑和挑战。”
“我明白，谢谢徐主任的提醒。”林雪的心中一暖，感受到了来自上级的理解和支持。
“不用谢。”徐主任的声音变得坚定起来，“你们的材料整理好后，可以直接发给我。我会把凌源的经验上报，让更多人看到基层治理的真实成效。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好好干，我们支持你。”
挂断电话，林雪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夜景。省城的夜晚灯火璀璨，车流如织，一派繁华景象。她想起了凌源的夜景，想起了广场上跳舞的百姓，想起了烈士墓前的野菊花，想起了雷杰和干警们坚守岗位的身影。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雷杰发来的信息：“已安排专人对陈雅娟进行24小时监控，她目前没有异常动向。李建平明早九点的航班返回省城，机场安检部门反馈，他托运了一件特殊行李——一个防震箱，里面装有不明电子设备，已上报国安部门介入核查。”
林雪回复：“收到，依法处理，注意安全。”
她放下手机，靠在窗边，想起了父亲白天说的话：“你们开了一条路，就得有人把路守住、拓宽。”
路已经开了，黎明的光芒已经照亮了凌源的大地。但守住这条路、拓宽这条路的过程，或许比开路更漫长，更凶险。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敌人，那些利益受损的既得利益者，那些被境外势力操控的代言人，都不会轻易放弃。
窗外，一片乌云缓缓飘过，遮住了半边月亮，夜色变得有些深沉。但林雪的心中，却燃烧着一团坚定的火焰。她知道，这场斗争还远未结束，但她和雷杰，和凌源的百姓，和所有坚守正义的人，都会并肩作战，直到把这条路走到底，直到让黎明的光芒照亮每一个角落。
本集完
下一章内容提示：
第六卷：黎明之光 第115集：新的挑战
研讨会后，凌源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也出现新型社会治安课题：跨境网络诈骗团伙盯上凌源刚富裕起来的百姓，作案手法隐蔽专业；同时，实验学校事件的深入调查牵扯出更庞大的境外渗透网络，涉及多个领域。雷杰带领公安队伍学习转型应对新挑战，但内部出现不同声音——有人认为扫黑已是过去式，该转向“服务发展”。而李建平回到省城后，一份关于“慎防基层治理过度执法化”的内参正在起草。新一轮的斗争，在更广阔的领域悄然展开。
林雪站在发言席上，一身藏蓝色西装套裙熨帖平整，勾勒出干练的线条。她的头发利落地挽成发髻，露出光洁的额头，额前几缕碎发被精心梳理，恰到好处地修饰了眉宇间的英气。她面前没有厚重的发言稿，只有一个薄薄的黑色文件夹，里面整齐地夹着几张打印纸——那是凌源扫黑除恶的核心数据，以及几张被反复摩挲过的照片。
“如果我们今天的讨论，是关于这场扫黑除恶斗争‘该不该’开展、‘值不值’投入，我想先请各位看看她的眼睛……”林雪的声音清亮而沉稳，像一汪深潭，不起波澜却自有力量，在寂静的礼堂里缓缓回荡。
她抬手示意，身后的超大LED屏幕瞬间切换画面。一张特写照片占据了整个屏幕：那是周小斌烈士的母亲，老人鬓角的白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眼角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像是刻满了岁月的苦难。最让人揪心的是她的眼睛——浑浊的眼白上布满红血丝，眼眶深陷，里面噙着未干的泪水，绝望与骄傲在瞳孔中交织，形成一种极具冲击力的复杂情感，刺痛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林雪没有立刻切换下一页，而是让这张照片在屏幕上停留了整整三十秒。三十秒里，礼堂内鸦雀无声，只能听见人们压抑的呼吸声，以及远处隐约传来的、像是潮水般的模糊声响？那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忽视的穿透力，从厚重的窗帘缝隙中钻进来，在寂静的空间里悄悄蔓延。
李建平是第一个察觉异样的。他坐在**台右侧的第二排，身姿笔挺，手指看似随意地搭在笔记本上，实则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听到那隐约的声响，他微微侧头，目光不动声色地扫过礼堂侧面的落地窗——透过厚重的藏青色窗帘缝隙，能看到外面的院子里不知何时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密密麻麻地站在草坪上，没有喧哗，没有骚动，只是安静地伫立着，像一片沉默的森林，在春日的阳光下透着一股坚定的力量。
他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平静，只是搭在笔记本上的手指，敲击的节奏微微加快了半拍。
民心自证
林雪抬手，屏幕上的照片缓缓切换，取而代之的是一组色彩鲜明的数据对比图。蓝色的柱状图代表扫黑前，红色的代表扫黑后，差距一目了然：“凌源三年来，刑事案件发案率从每年386起下降至128起，降幅67%；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从扫黑前的全省垫底——41.2%，跃升至现在的98.7%，位列全省前三；新增企业注册数从每年83家增长至257家，增幅210%，其中小微企业占比达到78%……”
“这不是一组冰冷的数字，是用牺牲和坚持换来的。”林雪的声音依旧平静，却带着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但我们讨论‘代价’时，不能只盯着财政支出的账本，不能只计算人力时间的投入，更要看到这些数字背后的重量——多少家庭因此避免了妻离子散，多少孩子得以在阳光下安心长大，多少企业家敢放下顾虑安心投资，多少普通人能挺直腰杆做人。”
她开始讲述具体的案例，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一个个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片段。她的语气放缓，像是在分享身边的故事：“被赵天霸打断腿的老砖厂主郑国栋，大家在之前的庭审中见过。现在，在政府的创业扶持政策下，他开了家小型残疾人加工厂，专门生产手工编织品。工厂不大，只有五十平米，却雇了六个和他一样的残疾人。上个月，他们的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卖到了省外，第一次盈利时，郑大爷给我发了张照片，照片里的他坐在轮椅上，笑得露出了豁牙。”
屏幕上出现郑国栋和工人们的合影，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朴实的笑容。林雪继续说道：“还有被迫卖身还债的姑娘小娟，她的父母被赵天霸团伙逼得跳楼自杀，留下了巨额债务。扫黑除恶打掉该团伙后，我们帮她申请了司法救助金，联系了职业培训学校。现在，她已经考取了会计师证，在开发区的一家电子企业做财务，月薪五千，租了一间带阳台的房子。她说，现在每天下班能晒到太阳，就觉得很幸福。”
“就连当初那个被雷杰局长策反的线人‘泥鳅’——大家都知道他以前劣迹斑斑，跟着赵天虎干过不少坏事。但我们没有放弃他，扫黑结束后，安置帮教小组帮他找到了正经工作。他现在在社区开了家便利店，生意不错，上个月刚和隔壁花店的姑娘结婚。婚礼那天，他特意邀请了雷局长，说想让雷局长做他的证婚人，告诉他以后会好好做人。”
每一个故事都配有对应的照片或短视频片段：郑国栋工厂里整齐摆放的编织品，小娟办公桌前的会计师证，“泥鳅”便利店门口贴着的大红喜字……甚至还有当事人简短的声音录音，郑国栋沙哑的“谢谢政府”，小娟带着哽咽的“我现在能养活自己了”，“泥鳅”略显羞涩的“我想做个好人”。这不是枯燥的工作报告，更像一部用真实故事串联起来的纪录片，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
李建平坐在座位上，手指依旧在笔记本上轻轻敲击，节奏平稳，表面上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但坐在他斜后方的雷杰，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注意到，这位省政法委副秘书长的后颈微微发红，那是压抑着某种情绪时，毛细血管扩张的生理反应。而且，他敲击笔记本的手指，指甲盖泛白，显然用了不小的力气。
四十分钟的主汇报结束，林雪微微鞠躬，转身走下台。礼堂内先是响起稀疏的掌声，随即如潮水般汹涌起来，持续了近一分钟。这掌声里，有感动，有认可，更有某种无声的支持。几位来自基层的政法干部，甚至激动地站起身鼓掌，眼神中满是敬佩。
主持人是省政法委研究室主任，他笑着示意大家安静：“感谢林书记的精彩汇报，非常生动，非常有感染力。接下来，我们进入自由讨论环节，欢迎各位代表踊跃提问，交流探讨。”
第一个举手的是邻市的一位政法委书记，他穿着深灰色西装，脸上带着诚恳的笑容：“林书记，您好。凌源模式中，公检法纪联动机制的具体操作细则非常值得借鉴，比如线索双向移送的时限要求、联合办案的会商机制，能否再详细分享一下？我们市目前也在探索类似机制，遇到了一些协调难题。”
林雪站起身，条理清晰地回应：“感谢王书记的提问。我们的联动机制核心是‘三统一’：统一线索管理平台、统一办案标准、统一责任清单……”她详细解释了线索移送的24小时响应机制、联合会商的每周固定时间，以及遇到分歧时的提请上级政法委协调流程，每个细节都具体到操作层面，极具实用性。
接着，又有几个地市的代表陆续提问，话题都围绕长效机制的技术细节，比如基层信息员的培训、涉黑线索的甄别标准、与群众的沟通渠道等。林雪一一耐心回应，逻辑清晰，论据充分，现场氛围热烈而富有建设性。
一切似乎都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直到李建平缓缓举起了手。
整个礼堂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摄像机的镜头也立刻转向他，将他的身影清晰地投射在大屏幕上。
交锋与声援
“林书记的汇报很生动，数据也很扎实，让我们对凌源的扫黑除恶工作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李建平缓缓站起身，他身材中等，穿着一身熨帖的黑色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他的语气平和，甚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赞赏，仿佛只是在进行正常的学术探讨，“但我有几个困惑，想借此机会向林书记请教一下，也和在座的各位交流探讨。”
他翻开面前的笔记本，手指在纸页上轻轻划过，却没有低头去看——显然，这些问题早已在他心中反复酝酿，胸有成竹。“第一，关于执法成本的问题。据我了解，凌源三年扫黑除恶专项经费累计支出高达2.7亿元，这还不包括后续长效机制建设的持续投入。对于一个县级财政来说，这样的投入规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会不会因此挤压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毕竟，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顾此失彼。”
林雪微微颔首，正要开口回应，李建平却没有停顿，继续说道：“第二，关于营商环境的影响。林书记在汇报中提到新增企业注册数大幅增长，这确实是积极的信号。但我也听到一些不同的反映——有企业主私下表示，现在凌源的政府部门‘谈黑色变’，对企业的正常经营行为也过度敏感，生怕被贴上‘涉黑’‘涉恶’的标签。比如，一些正常的商业竞争、债务纠纷，也会被过度解读为‘强迫交易’‘敲诈勒索’。这种‘不敢为’的氛围，长期来看，是否真的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会不会让投资者产生顾虑？”
他顿了顿，目光缓缓扫过全场，眼神深邃，带着一种引导舆论的意味：“第三，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关于法治思维的边界。我们都认同，扫黑除恶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行为，但在具体操作中，如何确保不滑向‘运动式治理’的误区？如何平衡打击犯罪的力度与程序正义的要求？我注意到，凌源的涉黑涉恶案件中，有相当比例是通过‘群众举报’启动的。这固然体现了群众参与的重要性，但举报线索的核实程序、证据固定的标准，是否都能严格达到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会不会存在因为舆论压力、群众情绪而降低证据标准的情况？”
三个问题，层层递进，从经济成本到治理效果，再到法治核心，每一个都精准地打在了当前政法工作的敏感点上。提问的语气看似客观中立，实则暗藏锋芒，隐隐指向对凌源扫黑除恶“过度执法”“程序瑕疵”的质疑。礼堂内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林雪身上，等待着她的回应。
林雪的脸上没有丝毫慌乱，她平静地站起身，走到讲台前，手指在触控屏上轻轻一点，调出了一组新的数据图表。“感谢李秘书长的提问，您提出的这些问题很有深度，也确实是我们在推进工作中重点思考的问题。”她的声音依旧平稳，却多了一丝不容置疑的坚定，“关于执法成本，我想先澄清一个数据：您提到的2.7亿元专项经费中，有1.8亿元是涉案资产处置后上缴财政，又重新投入到扫黑除恶和社会治理中的，属于‘取之于黑，用之于民’。真正由县级财政新增的支出，不到9000万元。”
她切换到下一张图表，上面清晰地标注着财政收支明细：“而同期，因为治安环境改善，凌源的招商引资成效显著，仅去年一年，税收增长就达到3.4亿元，这还不包括旅游业复苏、消费市场活跃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民生领域的投入不仅没有被挤压，反而逐年增加——教育投入增长23%，新建了两所小学；医疗投入增长18%，县医院新增了三个特色科室；养老投入增长25%，建成了四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这些数据，都可以在凌源市政府官网的财政公开栏目中查到，接受全社会监督。”
台下传来一阵轻微的议论声，几位代表纷纷点头，显然对这个回应表示认可。李建平的眉头微微皱起，手指在笔记本上停顿了一下。
“至于营商环境的问题，我们做过一次匿名问卷调查。”林雪继续说道，切换出调查结果的图表，“在凌源注册经营的427家企业中，91.3%的企业认为当前的治安环境‘明显改善’，88.6%的企业表示‘未来投资意愿增强’，76.5%的企业认为‘政府服务效率提升’。您提到的个别反映，我们也有记录——过去半年，县纪委监委共收到3起涉企执法投诉，经核查，均不属实。其中两起的投诉人，后续被证实与赵天霸团伙存在利益关联，投诉的目的是为了干扰正常的执法工作。”
她的目光转向李建平，语气诚恳：“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可能存在个别工作人员对政策理解不到位、执行不精准的情况。对此，我们建立了常态化的企业走访机制，每月安排专人上门听取企业诉求，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截至目前，尚未发现一起因执法不当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案例。”
“第三，关于程序正义。”林雪的目光变得愈发锐利，像两把出鞘的利剑，直刺核心，“这是我们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底线。凌源所有涉黑涉恶案件，批捕率100%，起诉率100%，有罪判决率100%。更重要的是，零无罪判决、零证据非法排除、零程序违法上诉。这个数据，已经通过了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专项评查，评查报告明确指出，凌源的涉黑案件办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规范’。”
她停顿了一下，忽然转过身，目光投向礼堂侧面的窗户：“但我觉得，这些问题最有资格回答的，不是冰冷的数据，而是活生生的人。是那些曾经深受黑恶势力迫害的群众，是那些在安全环境中安心经营的企业主，是那些在阳光下正常生活的普通人。他们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答案。”
话音刚落，礼堂西侧的侧门被缓缓推开。在两名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十二个普通百姓鱼贯而入。他们有老有少，穿着朴素甚至有些陈旧的衣服——有的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有的穿着磨破鞋底的旧皮鞋，有的穿着打了补丁的牛仔裤。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丝紧张和局促，双手要么紧紧攥着衣角，要么放在身侧微微发抖，站在宽敞华丽的礼堂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们是自愿来的。”林雪看着这些百姓，眼神中满是敬意，“听说省里在召开这个关于社会治理的研讨会，今天早上，他们自发聚集在了会展中心的院子里。我们征求了会议主办方的同意，邀请他们派代表进来，和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分享一下他们的真实感受。”
一个驼背的老人颤巍巍地走了出来。工作人员想要上前搀扶，他摆了摆手，拒绝了帮助，自己一步一步地朝着发言席走去。他太老了，背几乎弯成了九十度，像一座佝偻的小山，每走一步都显得异常艰难，裤腿因为走路的动作微微晃动，露出脚踝处干瘪的皮肤。但当他慢慢抬起头时，那双深陷在皱纹里的眼睛，却异常清亮，透着一股历经沧桑后的坚定。
“我叫郑福贵，八十二岁，在凌源卖了一辈子豆腐。”老人的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打磨过，却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赵天霸的人，从二十年前就开始收我的保护费。一开始是每天五块，后来涨到十块、二十块，最后涨到一天五十块。我一个卖豆腐的，一天也就挣一百多块，大半都要交给他们。不给，他们就砸我的摊子，掀我的豆腐板，还打我。我儿子气不过，跟他们理论了几句，被他们打断了三根肋骨，躺了大半年才能下床。”
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抬手擦了擦眼角，继续说道：“那些年，我每天都活得提心吊胆，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敢回家，就怕遇到他们。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直到雷局长、林书记他们来了，把赵天霸这帮坏人抓了起来。现在，我能推着我的豆腐车，在凌源的任何一条街上卖豆腐，再也没有人敢收我的保护费，再也没有人敢砸我的摊子。”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东西，小心翼翼地展开——是一张皱巴巴的营业执照，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鲜红的公章依旧清晰。“这是我上个月刚办的，正规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政府知道我年纪大，还给我免了三年的税费。我现在每天能挣两百多块，自己花不完，还能给重孙子买零食。”
老人环视了一圈会场，目光最后落在李建平身上，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朴素的质问：“这位领导，您刚才说的‘成本’，我一个老头子不懂。但我懂一个理：以前我每天挣的钱，三成要交给流氓；现在我挣的钱，全是我自己的。以前我不敢抬头看人，现在我能挺直腰杆做生意。您说这样的扫黑除恶值不值？这样的‘成本’花得该不该？”
老人说完，慢慢转过身，一步一步地走回人群中。整个礼堂鸦雀无声，只能听见他蹒跚的脚步声。几秒钟后，雷鸣般的掌声突然爆发出来，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热烈、都要持久。几位代表甚至红了眼眶，悄悄抹了抹眼角。
接着，一个中年妇女走上前。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袖口磨得发亮，脸上带着风霜的痕迹。“我叫王秀兰，是城东菜市场的摊贩。”她的声音有些发抖，却很清晰，“赵天霸的侄子在菜市场当‘管理员’，每个摊位每月要交一千块‘管理费’，不交就把你的摊子扔出去。我丈夫得了重病，家里全靠我这个摊子糊口，实在交不起。他们就把我的菜都扔在地上，用脚踩烂，还把我推倒在地，踢了我好几脚。”
她抬手撩起裤腿，露出膝盖上一道长长的疤痕：“这就是当时留下的。扫黑除恶后，那个‘管理员’被抓了，菜市场重新选了负责人，再也没有人敢乱收费了。我现在每个月能多挣两千多块，足够给我丈夫买药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大家，没有扫黑除恶，就没有我们这些小摊贩的活路。”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一个拄着拐杖的残疾人、一个曾经的受害者家属……十二位代表，每个人只讲两三分钟，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复杂的逻辑，只有最朴素、最真实的生活片段。他们讲自己如何被黑恶势力欺压，如何在扫黑除恶后重获新生，讲自己现在能安心睡觉、能放心做生意、能挺直腰杆做人的幸福。
当第十二位代表——那个曾经被赵天霸逼着下跪舔鞋的修鞋匠老陈，红着眼眶说“我修了三十年鞋，以前见了赵天霸的人就像见了阎王，得绕道走。现在，我在街边摆摊，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我能挺直腰杆做人了”时，礼堂里的掌声再次爆发，不少人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李建平坐在座位上，始终面无表情，嘴角甚至还维持着一丝淡淡的微笑。但他手里的笔，已经很久没有动过了，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后颈的红色也蔓延得更广了些。
父亲的电话与高层的棋局
中午休会时，林雪回到主办方安排的休息室。休息室不大，布置简洁，一张沙发，一张茶几，窗外是会展中心的花园。连续几个小时的汇报和交锋，让她感到有些疲惫，她靠在沙发上，轻轻揉了揉眉心，眼底的红血丝清晰可见。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着“父亲”两个字。林雪心中一暖，按下了接听键。
“小雪，我在看直播。”老司令员的声音通过电波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沉稳而有力，“讲得好，非常好。数据扎实，故事感人，尤其是最后让老百姓自己站出来说话，这招高明。事实胜于雄辩，人心才是最有力的证据。”
“爸，您也在关注这个会？”林雪的声音带着一丝放松，像个得到夸奖的孩子。
“当然关注。”父亲的语气里满是骄傲，“你的每一步工作，我都在看着。李建平的那三个问题，我也听到了。”
提到李建平，林雪的语气瞬间严肃起来：“爸，他的问题很尖锐，明显是有备而来。我怀疑，他背后有人支持，想要刻意抹黑我们的工作。”
“嗯，我听出来了。”父亲的声音沉了下来，“小雪，你要明白，他问这些问题，不是真的想要一个答案，而是在试图定调子。他想把讨论框在‘成本’‘副作用’‘程序瑕疵’这些技术细节里，让大家忽略你们最核心的成绩——铲除了一个危害凌源百姓二十多年的犯罪集团，还了当地一片朗朗乾坤。这是一种很隐蔽的舆论引导，试图让扫黑除恶从一场正义的斗争，变成一个可以被质疑、可以被争论的‘技术问题’。”
林雪的心里一凛，父亲的话点醒了她。她之前只想着如何用数据和事实回应问题，却没意识到李建平的根本目的是转移焦点。“那该怎么办？接下来他们可能还会有其他动作。”
“你已经做对了最关键的一步。”父亲的声音缓和下来，带着一丝欣慰，“用人心破技术，用真实的生活体验回应抽象的理论质疑。老百姓的声音，比任何华丽的辩护都有力量。不过，光这样还不够。李建平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发难，背后肯定有支持他的势力。我已经打听了一下，他最近半年，至少三次去北京参加某个所谓的‘法治建设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的组织者，是几个在法学界有名的‘法治理想主义者’——当然，这是好听的叫法，实际上，他们背后接受了不少境外资金，长期鼓吹‘司法独立’‘弱化政府权力’，对我们的扫黑除恶、基层治理工作一直持批判态度。”
林雪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您的意思是，李建平可能和这些人有勾结？甚至……和境外势力有关联？”
“不排除这种可能。”父亲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扫黑除恶不仅打掉了黑恶势力，也触动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包括一些隐藏在体制内的‘保护伞’、灰色利益链条的受益者。他们害怕凌源模式被推广，害怕这种‘零容忍’的治理方式会断了他们的财路，所以才会想方设法抹黑、阻挠。李建平，很可能就是他们推到前台的代言人。”
林雪沉默了，一股巨大的压力涌上心头。她知道，这场斗争远没有结束，反而进入了更复杂、更隐蔽的阶段。“爸，我有点累。有时候会想，我们只是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阻力？”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疲惫和委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父亲温和而坚定的声音：“小雪，累了就歇会儿，但歇完了，还得站起来。因为你身后不止有凌源的老百姓，还有那些为扫黑除恶牺牲的干警，有雷杰这样和你并肩作战的同志，还有无数期待正义、渴望安宁的普通人。你们开了一条路，一条守护正义、净化风气的路，就得有人把这条路守住、拓宽，让更多地方的老百姓能走上这条路。”
“我知道了，爸。”林雪深吸一口气，疲惫的眼神重新变得坚定起来，“我不会退缩的。”
“好，这才是我的女儿。”父亲的语气里满是欣慰，“晚上我给你发个电话号码。是我一个老战友，姓徐，现在在中央政法委研究室工作，负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课题。他最近正在收集典型案例，你们凌源的经验很有代表性。你可以联系他，把凌源的情况详细汇报一下，把材料整理一份给他。”
林雪的眼睛一亮：“爸，这……合适吗？会不会太冒进了？”
“别多想，这是正常的工作交流。”父亲打断她，“基层的好经验需要被上级看到，需要被推广。而且，高层也需要好的样本，来回应那些不同的声音。材料要扎实，只讲事实，不讲空话，用数据和案例说话。”
“我明白，谢谢您，爸。”
挂断电话，林雪靠在沙发上，久久没有说话。窗外，院子里的百姓代表们正坐在草坪上吃盒饭，工作人员给他们递水、递纸巾，他们拘谨地笑着，互相谦让。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暖洋洋的，透着一种安宁而幸福的气息。林雪看着这一幕，心中的疲惫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温暖而坚定的力量。
下午的讨论继续进行。李建平没有再直接提问，但在他最后的总结发言中，措辞依旧值得玩味。“凌源的经验确实有启发性，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他站在**台上，语气诚恳，面带微笑，“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经验都不能生搬硬套，需要放在更大的背景下审视。我们要防止一种倾向：为了打击犯罪而过度扩张执法权，为了追求效率而忽视程序正义。社会治理是精细活，不是外科手术，需要平衡各方利益，需要兼顾力度与温度，不能简单化、一刀切。”
他的发言看似全面，实则依旧在强化“凌源模式可能存在过度执法”的印象。雷杰坐在台下，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快速记录着要点，眼神锐利如鹰。就在这时，一条加密信息弹了出来，是国安部门的同志发来的：“陈雅娟已找到，目前在省城某五星级酒店入住。我们的人监控到，昨天下午四点，李建平的秘书曾单独前往酒店与她见面，两人在房间内停留了约一个小时。见面结束后，秘书离开时携带了一个黑色文件袋。”
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条信息来自经侦部门：“实验学校境外资金链最新溯源结果：‘亚太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资金，经过六个空壳公司周转后，最终收款方之一是一家注册在维尔京群岛的公司。该公司的董事名单中，有一个名字——‘赵江海’，经核实，这是已故赵天霸的父亲赵德海生前使用的化名。赵德海在境外有巨额资产，之前一直未被发现。”
两条信息像两道闪电，瞬间劈开了迷雾。雷杰的眼神变得愈发凝重，他快速回复两条信息：“继续监控陈雅娟，密切关注其与外界的联系”“深挖赵德海境外资产的具体流向，排查是否与其他可疑人员有关联”。
他抬起头，看向**台上正在做总结发言的李建平。这位副秘书长面带温和的微笑，语气诚恳，正在畅谈“社会治理的平衡艺术”与“法治建设的智慧”。但雷杰心中已经无比清楚：这不是理念之争，而是利益之争；不是方法之辩，而是立场之辩。
李建平背后那张网，比他们想象中更深、更隐蔽。他们不在乎赵天霸的死活，不在乎赵天虎的落网，真正在乎的是，扫黑除恶这种“零容忍”的模式不能成为样板，不能在全国推广——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经营多年的灰色利益链条、潜规则体系，将被彻底清除。
研讨会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正式结束。李建平主动走下台，朝着林雪的方向走来。“林书记，今天的汇报非常精彩，受教了。”他伸出手，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笑容，“凌源的经验很宝贵，我们会认真研究总结，为全省的基层治理工作提供参考。”
“谢谢李秘书长的指导。”林雪微笑着伸出手，与他轻轻握了一下。两只手短暂交汇，李建平的手微凉，握力很轻，却带着一种无形的压力。两人的眼神在空中交汇了一瞬，彼此都从对方的眼底看到了没有说出口的话——那是警惕，是试探，是无声的较量。
当天晚上，林雪回到自己的宿舍。宿舍是主办方安排的酒店房间，简洁而安静。她拿出手机，找到了父亲发来的电话号码，深吸一口气，拨通了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后被接通，传来一个温和而沉稳的男声：“您好，哪位？”
“徐主任您好，我是凌源县委书记林雪。是我父亲林建军让我给您打电话的。”林雪的语气恭敬而诚恳。
“哦，林书记，我知道你。老林跟我提起过你，凌源的扫黑除恶工作做得很出色。”徐主任的声音带着一丝笑意，“不用客气，叫我老徐就行。你有什么事，尽管说。”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林雪详细汇报了凌源扫黑除恶的工作情况，从案件查办、长效机制建立，到取得的成效、遇到的阻力，再到李建平在研讨会上的发难，都一一作了说明。她没有添加任何主观评价，只是客观陈述事实，偶尔辅以数据和案例佐证。徐主任没有打断她，只是在关键处偶尔问一两个细节问题，比如长效机制的具体操作流程、群众举报的核实标准等。
通话即将结束时，徐主任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说道：“林雪同志，你们在凌源做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扫黑除恶难，建立长效机制更难，在各种阻力下坚持下来，难上加难。但越是了不起的事，越会有人想把它拉回平庸，想把它抹黑、曲解。你们要有心理准备，接下来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的质疑和挑战。”
“我明白，谢谢徐主任的提醒。”林雪的心中一暖，感受到了来自上级的理解和支持。
“不用谢。”徐主任的声音变得坚定起来，“你们的材料整理好后，可以直接发给我。我会把凌源的经验上报，让更多人看到基层治理的真实成效。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好好干，我们支持你。”
挂断电话，林雪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夜景。省城的夜晚灯火璀璨，车流如织，一派繁华景象。她想起了凌源的夜景，想起了广场上跳舞的百姓，想起了烈士墓前的野菊花，想起了雷杰和干警们坚守岗位的身影。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雷杰发来的信息：“已安排专人对陈雅娟进行24小时监控，她目前没有异常动向。李建平明早九点的航班返回省城，机场安检部门反馈，他托运了一件特殊行李——一个防震箱，里面装有不明电子设备，已上报国安部门介入核查。”
林雪回复：“收到，依法处理，注意安全。”
她放下手机，靠在窗边，想起了父亲白天说的话：“你们开了一条路，就得有人把路守住、拓宽。”
路已经开了，黎明的光芒已经照亮了凌源的大地。但守住这条路、拓宽这条路的过程，或许比开路更漫长，更凶险。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敌人，那些利益受损的既得利益者，那些被境外势力操控的代言人，都不会轻易放弃。
窗外，一片乌云缓缓飘过，遮住了半边月亮，夜色变得有些深沉。但林雪的心中，却燃烧着一团坚定的火焰。她知道，这场斗争还远未结束，但她和雷杰，和凌源的百姓，和所有坚守正义的人，都会并肩作战，直到把这条路走到底，直到让黎明的光芒照亮每一个角落。
本集完
下一章内容提示：
第六卷：黎明之光 第115集：新的挑战
研讨会后，凌源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也出现新型社会治安课题：跨境网络诈骗团伙盯上凌源刚富裕起来的百姓，作案手法隐蔽专业；同时，实验学校事件的深入调查牵扯出更庞大的境外渗透网络，涉及多个领域。雷杰带领公安队伍学习转型应对新挑战，但内部出现不同声音——有人认为扫黑已是过去式，该转向“服务发展”。而李建平回到省城后，一份关于“慎防基层治理过度执法化”的内参正在起草。新一轮的斗争，在更广阔的领域悄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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