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刻,人事任命的法律程序尚未开始,但在汉东省委的最高决策层,陈朝阳的权威已经得到了最直观的确认。

  手臂缓缓落下,会议室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细微声响和新任常委略显激动的呼吸声。

  陈朝阳没有让这种沉默持续太久,他转向坐在记录席位的省委秘书长:

  “秘书长同志,”

  “陈书记。”秘书长立刻起身,手中握着笔,神情专注。

  “刚才常委会的决议,立刻由书记处形成正式的人事任免议案草案。”陈朝阳语速不快,确保每个字都准确传达,“草案完成后,按程序,以省委名义,正式行文批复。”

  “是,陈书记。我们马上整理会议记录,起草文件。”秘书长迅速记录,同时复述确认要点,“形成省委正式批复文件。”

  “嗯。”陈朝阳微微颔首,随即下达下一步指令,“批复文件形成后,不必耽搁,第一时间分别报送华东局和北平组织部备案,并呈报最终批示。”

  “明白。”秘书长再次郑重回应,“文件完成后,立即核呈,分别报送华东局与北平组织部,等待最终批示。”

  流程清晰,权责明确。

  他目光重新扫过在场的常委们总结道:“在新的任命正式下达前,各位同志,尤其是涉及岗位调整的同志,务必坚守岗位,确保工作平稳过渡,无缝衔接。”

  会议到此,核心议程已毕。

  权力的巩固,不仅在于理念的统一和人事的安排,更在于将这安排通过既定的规则和渠道,转化为不可动摇的组织决定。

  陈朝阳以其冷静高效的作风,在几分钟内,便完成了从“政治决断”到“行政执行”的关键一步。

  严肃的人事任命后,议题迅速切入《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

  主管经济的孙亚军省长,清了清嗓子,面前摊开几份文件和笔记本,他的语调平稳但带着显而易见的凝重:

  “同志们,根据北平文件精神和我省接到的通知,我向常委会汇报一下关于实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的背景和我省的初步理解。”

  “首先,背景方面,形势严峻,也迫切。”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与会者,

  “建国以来,尤其是‘一五’计划开始后,我省同全国一样,城镇人口增长迅速。

  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支援工业建设,加上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粮食消费需求呈现刚性增长,而且增速很快。”

  他翻动一份数据摘要:“据初步统计,仅去年一年,我省非农业人口就净增了约百分之八。

  但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虽然恢复发展,可基础依然薄弱,增长幅度有限,且受自然条件制约很大。

  粮食产量的增长,远远跟不上城镇需求的膨胀。”

  “这就造成了供需之间的尖锐矛盾。”孙亚军语气加重,

  “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苗头。部分私商见机囤积,试图操纵粮价;

  一些居民担心缺粮,也开始多购多存。

  如果不加干预,任其发展,很可能引发市场混乱、价格波动,甚至影响基本供应和社会稳定。

  基于此,北平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对市镇人口实行粮食定量供应,这是稳定大局、保障基本民生、确保工业化战略顺利实施的重大且必要的举措。”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继续道:

  “其次,关于定量标准,北平文件划定了基本原则和框架。

  总的原则是,‘统筹兼顾,保证重点,照顾必需,区别对待’ 。具体到供应标准上,大致分为几类,我省需在此框架内细化执行。”

  他拿起另一份文件,逐条说明:

  “第一,按年龄和性质划分居民口粮。一般将市镇居民划分为:

  特殊重体力劳动者:如矿山井下、高温冶炼、大型基建一线工人,每月定量最高,预计在45至55市斤原粮不等,具体看工种强度。

  重体力劳动者:如一般搬运、机械制造、纺织挡车等,定量大约在35至45市斤。

  轻体力劳动者:如店员、一般手工业者等,定量在30至35市斤。

  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公私营企业职员,店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定量在28至32市斤左右。

  大中学生:考虑到正在长身体,定量一般参照轻体力或略高,在30至35市斤。

  一般居民和十周岁以上儿童:定量在25至28市斤。

  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周岁的儿童:定量相应递减。

  三周岁以上不满六周岁的儿童:再次递减。

  不满三周岁的婴幼儿:定量最低。”

  “第二,上述定量指的是贸易粮,包括于成品粮,如大米、面粉等,但实际操作中会根据各地粮食品种结构,按一定折率换算为原粮,如稻谷、小麦进行征购和调配。

  同时,文件中强调,对高温、高空、井下、水底等特殊作业人员,以及高级知识分子、高级民主人士,可予以适当补助或特殊照顾。”

  “第三,所有定量供应,一律凭票证购买。

  粮票将分为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我省)粮票。

  居民按核定数量领取粮票,凭票到指定国营粮店或合作社购粮。

  粮票严禁买卖。流动人口需持相关证明换取或使用全国粮票。”

  “最后,文件也明确了,农村缺粮户、经济作物区农民等非市镇人口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等,通过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另行安排,不在此定量供应办法直接覆盖范围,但两者必须衔接好。”

  孙亚军汇报完毕,合上文件,总结道:“总的来说,办法的核心就是 ‘计划’ 和 ‘凭证’ 。

  把粮食的分配从相对自由的市场交换,纳入国家统一计划管理的轨道。

  这是我国经济管理领域的一项深刻变革。汇报完了,请同志们讨论。”

  他的汇报内容详尽具体,说明了政策的紧迫性,也勾勒出了未来粮食供应管理的框架,

  让在座的常委们对即将推行的新制度有了直观而具体的认识,同时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工作量和社会管理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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