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
东宫，偏殿。
晨光透过窗棂，在殿内铺洒下一片片规整的光斑，细微的尘埃在光柱中无声浮沉。
殿内依旧寂静，香炉中一缕青烟笔直上升，直至一定高度才缓缓散开。
李承乾端坐于案后，一身素色常服，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
他的脸色仍带着大病初愈后的苍白，但背脊挺得笔直。
案上并未如往常般堆积着文书，只有一盏清茶，热气袅袅。
殿门被轻轻推开，李逸尘缓步走入。
他依旧是那身青色伴读官服，步履平稳，神态恭谨。
他行至殿中，依礼躬身，动作与往日并无二致。
“臣李逸尘，参见殿下。”
李承乾微微颔首，目光落在李逸尘身上，
李逸尘走到自己平日所在的席位上，端正跪坐下去。
殿内陷入一种奇特的静谧。
李逸尘迎着太子投来的视线。
那目光不再像以往那样，或是充满躁动不耐的火气，或是被阴郁笼罩的算计，亦或是短暂兴奋后的虚浮。
它变得沉静，带着一种审视，以及更深层的东西——
一种洗去铅华后的澄澈，以及在这澄澈之下悄然滋生的、对未知领域的探寻欲。
李逸尘心中了然。
他之前的冒险一搏，那番近乎“诛心”的引导与信念重塑，看来是奏效了。
太子脑海中那些基于恐惧和逆反的、可能导致速败的极端危险想法，至少暂时被压制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深沉，也更为稳固的求知与求变的状态。
这，正是他需要的局面。
时间一点点流逝。
良久，李承乾终于开口。
他的声音不高，还带着一丝病后的沙哑，却异常平稳，没有任何铺垫，也没有任何情绪化的表达。
只有简短的四个字。
“先生教我。”
称呼变了。
从以往的直呼其名“逸尘”，或者带有上位者姿态的“卿”，变成了“先生”。
李逸尘脸上并未露出任何讶异或受宠若惊的神色。
“殿下请问。”
李逸尘开口，声音同样平稳。
他没有问“教什么”，因为李承乾那句“先生教我”是开放性的，意味着将学习的主动权交到了他的手上。
李承乾看着李逸尘，目光沉静。
他略一沉吟，似乎是在整理思绪。
“学生近日卧榻，反复思量先生此前所言。为何为君？何为治国？思绪纷杂，难以理清。”
“然觉其根本，或在于民。先生曾言及民间疾苦，佃户鬻子，边民困顿……”
“这些，皆与民相关。然则，朝廷施政，亦常言安民、抚民。这民之一字，看似简单，内里乾坤，究竟如何？”
“望先生解惑，从根本处为学生剖析。”
李逸尘微微颔首。
太子能主动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指向“根本处”，说明他之前的引导已经开始发酵。
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足以引向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分析。
“殿下能思及此，可见进益。”
李逸尘先肯定了一句，随即切入正题。
“欲明‘民’之乾坤，需先明其构成，其分野。自古有‘四业分民’之说，殿下可知其详？”
“四业分民？”李承乾思索片刻，回答道，“《管子》中所言，‘士农工商’四民。此乃国之石民，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
“正是此说。”李逸尘点头。
“齐国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其治国之策，这‘四业分民’乃重要一环。然则，殿下可知，管仲当年行此策，他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子？”
李承乾身体微微前倾，露出愿闻其详的神情。
“请先生细说。”
“我们先说它最早的意思。”
李逸尘开始系统性地阐述。
“管仲所处，乃春秋乱世，列国争霸。他的核心目标，在于富国强兵，成就霸业。所以他的一切政策，都围绕这个目标展开。”
“四业分民，首要目的，并不是后世简单理解的身份划分或身份固定，而是为了——更有效率地管理国家，更好地收取赋税。”
“有效管理？收取赋税？”李承乾重复了一遍，这两个词他并非完全陌生。
但如此直接地与“四业分民”联系起来，让他感到一种新的视角。
“不错。”李逸尘解释道。
“让士人的儿子一直做士人，使其集中居住，便于教导忠义、礼法、权谋，培养治理国家与统领军队之人才，保证官僚与军官队伍的稳定来源与专业素养。”
“让农民的儿子一直务农，使其聚居乡野，专事耕稼，便于管理土地、征收粮赋，确保国家最基础的粮食与财政收入。”
“让工匠的儿子一直做工匠，集中于官营作坊，专司器械、营造，保证军备与宫室器用的质量和供应。”
“让商人的儿子一直经商，便于管理市场、平抑物价，并通过关税市税方面增加国库收入。”
李逸尘稍作停顿，让李承乾消化一下。
“此策之妙，在于将国民按其对于‘富国强兵’这一核心目标的直接贡献度，进行了功能性的划分与固化。”
“让各行各业世代相传，减少流动，降低了管理难度，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也确保了国家能够稳定、高效地从各行各业获取所需资源，尤其是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那里，获取粮食和人力。”
“故而，《管子》有云：‘定四民之居’，使‘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从而达到‘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的效果。”
“本质上，这是一种服务于国家争霸目标的社会资源动员与管控体系。”
李承乾听得入神，手指无意识地在案几上轻轻划动。
他读过《管子》，也知晓“四业分民”，但从未有人如此直白地剖析其背后的统治逻辑。
这与他以往所学的“教化百姓”、“各安其业”的仁义说教，大相径庭，却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脉络。
“所以，”李承乾若有所思道。
“管仲此举，并非单纯为了百姓安居乐业，更是为了……便于君王统治，便于国家聚敛资源，以行霸业？”
“殿下抓住了关键。”
李逸尘肯定道。
“在其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是一种极其务实且高效的国家策略。它承认了社会分工的客观存在，并将其制度化、世袭化，以服务于国家的最高目标。”
“然则，”李承乾话锋一转，提出了疑问。
“如先生所言，此策有其时代之利。但若长此以往，士族恒为士族，寒门永难出头；农户世代困于田亩，纵有才智亦无由施展；工匠、商贾亦固于其业。”
“这与先生曾言的‘寒门英才凭才学立于朝堂’，似乎……相悖。”
李逸尘眼中闪过一丝赞许。
太子不仅能理解他讲述的原始意义，还能立刻联想到其长期执行的弊端，并能与他之前灌输的理念进行对比，这说明他是在真正地思考。
“殿下所言，正是此策在后世演变中暴露出的核心问题，也是它‘最初的意思’慢慢消失，‘变形’开始出现的地方。”
李逸尘接续道：“我们便来说这‘变形’之过程与根源。”
“随着天下一统，王朝承平，富国强兵的紧迫性下降，维持统治的稳定性成为首要任务。四业分民的初衷——高效动员与资源汲取——逐渐被其附带效果，即社会阶层固化所取代，并且被后续的统治者和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强化。”
“其中，最关键之变形，发生于‘士’与‘农’这两业，以及‘工’、‘商’之地位变迁。”
李承乾精神一振，知道即将触及更核心的部分。
“请先生细说。”
“首先，士这一业。”
李逸尘剖析道：“其本义，乃是为国家培养治理与军事人才之群体。然在后续演变中，尤其是自汉代察举、魏晋九品中正以来，士逐渐与土地、宗族、文化特权紧密结合，形成了所谓的士族、门阀。”
“他们垄断了知识、仕途以及地方影响力。”
“此时，士不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职业，而是演变成了一个稳定的、世袭的、享有特权的统治阶层。”
“他们通过联姻、荐举、把持舆论等方式，不断巩固自身地位，排斥寒庶子弟上升。”
“于是，士与其他三业，尤其是农之间，出现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便是第一次重大的阶层分野与固化。”
李承乾眉头微蹙，他联想到本朝现状。
虽然科举制已初步建立，旨在打破门阀垄断。
但关陇集团、山东士族的影响力依旧根深蒂固，朝中重臣多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缓缓点头。
“确是如此。即便父皇开科取士，然世家子弟入仕，仍比寒门容易百倍。其积累之人脉、家学，非寻常百姓可比。”
“殿下明鉴。”
李逸尘继续道：“其次，我们看农。农在四业中，人口最众，乃国家赋税徭役之根本。”
“管仲之时，令农之子恒为农，是为了保证粮食生产。然在后世，这一政策与土地兼并、租庸调制等结合，使得‘农’这一群体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分化。”
“分化？”李承乾追问。
“是的。”李逸尘的声音冷静而清晰。
“少数农通过种种手段，积累田产，雇佣或奴役他人耕种，自身脱离劳动，成为地主、豪强。”
“而绝大多数农，则逐渐失去土地，或沦为佃户，依附于地主，或成为仅有少量土地、难以维系温饱的自耕农。”
“甚或完全破产，流离失所，成为流民、部曲、奴仆。”
“此时，农不再是一个统一的身份群体，其内部已然分裂。”
“一部分上升为土地的占有者与剥削者，而大部分则沦为了土地的耕种者与被剥削者，佃农、贫农。”
李承乾感到一阵寒意。
他回想起李逸尘之前描述的“典儿卖女”的惨状，原来其根源在于此吗？
“先生是说，同为‘农’籍，其境遇却有天壤之别？多数人辛劳终年，所得大部分却要交给不事耕作之地主？”
“正是此理。”李逸尘肯定道。
“朝廷按户籍征收的租庸调，往往最终大部分负担都转嫁到了这些无地或少地的普通农户身上。”
“地主豪强则常利用其势力，规避赋税，或将税负转嫁。”
“此乃‘四业分民’古制在后世土地私有与自由买卖环境下，必然导致的内部阶层裂变。”
他顿了顿，看向神色凝重的李承乾，抛出了一个更为尖锐的概念。
“故而，若我们超越‘士农工商’这表面四业的划分，而从其在实际生产与权力关系中所处之地位来看，当今大唐之民，实则可分为以下几个根本性的阶级……”
“阶级？”
李承乾对这个陌生的词汇感到困惑。
“暂且可理解为基于其掌握资源，如权力、土地、财富等多寡，以及在国计民生中所处之根本地位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利益群体。”
李逸尘用这个时代能理解的语言解释道。
“其一，为皇室与贵族勋臣集团。他们位于权力与财富的顶端，享有最高特权，其利益与皇权绑定，是统治的核心。”
“其二，为官僚士绅集团。此集团包括朝中百官、地方官吏，以及虽未出仕但拥有功名、土地和影响力的士人、地主。”
“他们掌握着权力、话语权以及大量的土地财富，是统治的根基与执行者。”
“其中，又因其出身、地域、派系而有不同利益诉求。”
“其三，为工商业者群体。包括大商贾、大手工业主，以及众多小商贩、工匠。”
“他们通过贸易、手工业积累财富，但其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利往往受限，与官僚士绅集团既有合作，又有矛盾。其内部亦因财富多寡而有巨大差异。”
“其四，也是数量最为庞大的，即庶民农户阶层。”
“此阶层包括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以及完全没有土地、租种他人土地的佃农。”
“他们是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之一，但其生活最为困苦，政治地位最为低下，抗风险能力极弱。”
“其五，为贱民与奴婢阶层。包括官私奴婢、部曲、乐户等，其身份近乎财产，毫无权利可言。”
李逸尘说完这五个层次的划分，殿内陷入了更深的寂静。
李承乾的呼吸略显急促，这个全新的分析框架，完全颠覆了他以往对“民”的认知。
东宫，偏殿。
晨光透过窗棂，在殿内铺洒下一片片规整的光斑，细微的尘埃在光柱中无声浮沉。
殿内依旧寂静，香炉中一缕青烟笔直上升，直至一定高度才缓缓散开。
李承乾端坐于案后，一身素色常服，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
他的脸色仍带着大病初愈后的苍白，但背脊挺得笔直。
案上并未如往常般堆积着文书，只有一盏清茶，热气袅袅。
殿门被轻轻推开，李逸尘缓步走入。
他依旧是那身青色伴读官服，步履平稳，神态恭谨。
他行至殿中，依礼躬身，动作与往日并无二致。
“臣李逸尘，参见殿下。”
李承乾微微颔首，目光落在李逸尘身上，
李逸尘走到自己平日所在的席位上，端正跪坐下去。
殿内陷入一种奇特的静谧。
李逸尘迎着太子投来的视线。
那目光不再像以往那样，或是充满躁动不耐的火气，或是被阴郁笼罩的算计，亦或是短暂兴奋后的虚浮。
它变得沉静，带着一种审视，以及更深层的东西——
一种洗去铅华后的澄澈，以及在这澄澈之下悄然滋生的、对未知领域的探寻欲。
李逸尘心中了然。
他之前的冒险一搏，那番近乎“诛心”的引导与信念重塑，看来是奏效了。
太子脑海中那些基于恐惧和逆反的、可能导致速败的极端危险想法，至少暂时被压制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深沉，也更为稳固的求知与求变的状态。
这，正是他需要的局面。
时间一点点流逝。
良久，李承乾终于开口。
他的声音不高，还带着一丝病后的沙哑，却异常平稳，没有任何铺垫，也没有任何情绪化的表达。
只有简短的四个字。
“先生教我。”
称呼变了。
从以往的直呼其名“逸尘”，或者带有上位者姿态的“卿”，变成了“先生”。
李逸尘脸上并未露出任何讶异或受宠若惊的神色。
“殿下请问。”
李逸尘开口，声音同样平稳。
他没有问“教什么”，因为李承乾那句“先生教我”是开放性的，意味着将学习的主动权交到了他的手上。
李承乾看着李逸尘，目光沉静。
他略一沉吟，似乎是在整理思绪。
“学生近日卧榻，反复思量先生此前所言。为何为君？何为治国？思绪纷杂，难以理清。”
“然觉其根本，或在于民。先生曾言及民间疾苦，佃户鬻子，边民困顿……”
“这些，皆与民相关。然则，朝廷施政，亦常言安民、抚民。这民之一字，看似简单，内里乾坤，究竟如何？”
“望先生解惑，从根本处为学生剖析。”
李逸尘微微颔首。
太子能主动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指向“根本处”，说明他之前的引导已经开始发酵。
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足以引向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分析。
“殿下能思及此，可见进益。”
李逸尘先肯定了一句，随即切入正题。
“欲明‘民’之乾坤，需先明其构成，其分野。自古有‘四业分民’之说，殿下可知其详？”
“四业分民？”李承乾思索片刻，回答道，“《管子》中所言，‘士农工商’四民。此乃国之石民，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
“正是此说。”李逸尘点头。
“齐国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其治国之策，这‘四业分民’乃重要一环。然则，殿下可知，管仲当年行此策，他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子？”
李承乾身体微微前倾，露出愿闻其详的神情。
“请先生细说。”
“我们先说它最早的意思。”
李逸尘开始系统性地阐述。
“管仲所处，乃春秋乱世，列国争霸。他的核心目标，在于富国强兵，成就霸业。所以他的一切政策，都围绕这个目标展开。”
“四业分民，首要目的，并不是后世简单理解的身份划分或身份固定，而是为了——更有效率地管理国家，更好地收取赋税。”
“有效管理？收取赋税？”李承乾重复了一遍，这两个词他并非完全陌生。
但如此直接地与“四业分民”联系起来，让他感到一种新的视角。
“不错。”李逸尘解释道。
“让士人的儿子一直做士人，使其集中居住，便于教导忠义、礼法、权谋，培养治理国家与统领军队之人才，保证官僚与军官队伍的稳定来源与专业素养。”
“让农民的儿子一直务农，使其聚居乡野，专事耕稼，便于管理土地、征收粮赋，确保国家最基础的粮食与财政收入。”
“让工匠的儿子一直做工匠，集中于官营作坊，专司器械、营造，保证军备与宫室器用的质量和供应。”
“让商人的儿子一直经商，便于管理市场、平抑物价，并通过关税市税方面增加国库收入。”
李逸尘稍作停顿，让李承乾消化一下。
“此策之妙，在于将国民按其对于‘富国强兵’这一核心目标的直接贡献度，进行了功能性的划分与固化。”
“让各行各业世代相传，减少流动，降低了管理难度，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也确保了国家能够稳定、高效地从各行各业获取所需资源，尤其是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那里，获取粮食和人力。”
“故而，《管子》有云：‘定四民之居’，使‘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从而达到‘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的效果。”
“本质上，这是一种服务于国家争霸目标的社会资源动员与管控体系。”
李承乾听得入神，手指无意识地在案几上轻轻划动。
他读过《管子》，也知晓“四业分民”，但从未有人如此直白地剖析其背后的统治逻辑。
这与他以往所学的“教化百姓”、“各安其业”的仁义说教，大相径庭，却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脉络。
“所以，”李承乾若有所思道。
“管仲此举，并非单纯为了百姓安居乐业，更是为了……便于君王统治，便于国家聚敛资源，以行霸业？”
“殿下抓住了关键。”
李逸尘肯定道。
“在其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是一种极其务实且高效的国家策略。它承认了社会分工的客观存在，并将其制度化、世袭化，以服务于国家的最高目标。”
“然则，”李承乾话锋一转，提出了疑问。
“如先生所言，此策有其时代之利。但若长此以往，士族恒为士族，寒门永难出头；农户世代困于田亩，纵有才智亦无由施展；工匠、商贾亦固于其业。”
“这与先生曾言的‘寒门英才凭才学立于朝堂’，似乎……相悖。”
李逸尘眼中闪过一丝赞许。
太子不仅能理解他讲述的原始意义，还能立刻联想到其长期执行的弊端，并能与他之前灌输的理念进行对比，这说明他是在真正地思考。
“殿下所言，正是此策在后世演变中暴露出的核心问题，也是它‘最初的意思’慢慢消失，‘变形’开始出现的地方。”
李逸尘接续道：“我们便来说这‘变形’之过程与根源。”
“随着天下一统，王朝承平，富国强兵的紧迫性下降，维持统治的稳定性成为首要任务。四业分民的初衷——高效动员与资源汲取——逐渐被其附带效果，即社会阶层固化所取代，并且被后续的统治者和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强化。”
“其中，最关键之变形，发生于‘士’与‘农’这两业，以及‘工’、‘商’之地位变迁。”
李承乾精神一振，知道即将触及更核心的部分。
“请先生细说。”
“首先，士这一业。”
李逸尘剖析道：“其本义，乃是为国家培养治理与军事人才之群体。然在后续演变中，尤其是自汉代察举、魏晋九品中正以来，士逐渐与土地、宗族、文化特权紧密结合，形成了所谓的士族、门阀。”
“他们垄断了知识、仕途以及地方影响力。”
“此时，士不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职业，而是演变成了一个稳定的、世袭的、享有特权的统治阶层。”
“他们通过联姻、荐举、把持舆论等方式，不断巩固自身地位，排斥寒庶子弟上升。”
“于是，士与其他三业，尤其是农之间，出现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便是第一次重大的阶层分野与固化。”
李承乾眉头微蹙，他联想到本朝现状。
虽然科举制已初步建立，旨在打破门阀垄断。
但关陇集团、山东士族的影响力依旧根深蒂固，朝中重臣多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缓缓点头。
“确是如此。即便父皇开科取士，然世家子弟入仕，仍比寒门容易百倍。其积累之人脉、家学，非寻常百姓可比。”
“殿下明鉴。”
李逸尘继续道：“其次，我们看农。农在四业中，人口最众，乃国家赋税徭役之根本。”
“管仲之时，令农之子恒为农，是为了保证粮食生产。然在后世，这一政策与土地兼并、租庸调制等结合，使得‘农’这一群体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分化。”
“分化？”李承乾追问。
“是的。”李逸尘的声音冷静而清晰。
“少数农通过种种手段，积累田产，雇佣或奴役他人耕种，自身脱离劳动，成为地主、豪强。”
“而绝大多数农，则逐渐失去土地，或沦为佃户，依附于地主，或成为仅有少量土地、难以维系温饱的自耕农。”
“甚或完全破产，流离失所，成为流民、部曲、奴仆。”
“此时，农不再是一个统一的身份群体，其内部已然分裂。”
“一部分上升为土地的占有者与剥削者，而大部分则沦为了土地的耕种者与被剥削者，佃农、贫农。”
李承乾感到一阵寒意。
他回想起李逸尘之前描述的“典儿卖女”的惨状，原来其根源在于此吗？
“先生是说，同为‘农’籍，其境遇却有天壤之别？多数人辛劳终年，所得大部分却要交给不事耕作之地主？”
“正是此理。”李逸尘肯定道。
“朝廷按户籍征收的租庸调，往往最终大部分负担都转嫁到了这些无地或少地的普通农户身上。”
“地主豪强则常利用其势力，规避赋税，或将税负转嫁。”
“此乃‘四业分民’古制在后世土地私有与自由买卖环境下，必然导致的内部阶层裂变。”
他顿了顿，看向神色凝重的李承乾，抛出了一个更为尖锐的概念。
“故而，若我们超越‘士农工商’这表面四业的划分，而从其在实际生产与权力关系中所处之地位来看，当今大唐之民，实则可分为以下几个根本性的阶级……”
“阶级？”
李承乾对这个陌生的词汇感到困惑。
“暂且可理解为基于其掌握资源，如权力、土地、财富等多寡，以及在国计民生中所处之根本地位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利益群体。”
李逸尘用这个时代能理解的语言解释道。
“其一，为皇室与贵族勋臣集团。他们位于权力与财富的顶端，享有最高特权，其利益与皇权绑定，是统治的核心。”
“其二，为官僚士绅集团。此集团包括朝中百官、地方官吏，以及虽未出仕但拥有功名、土地和影响力的士人、地主。”
“他们掌握着权力、话语权以及大量的土地财富，是统治的根基与执行者。”
“其中，又因其出身、地域、派系而有不同利益诉求。”
“其三，为工商业者群体。包括大商贾、大手工业主，以及众多小商贩、工匠。”
“他们通过贸易、手工业积累财富，但其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利往往受限，与官僚士绅集团既有合作，又有矛盾。其内部亦因财富多寡而有巨大差异。”
“其四，也是数量最为庞大的，即庶民农户阶层。”
“此阶层包括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以及完全没有土地、租种他人土地的佃农。”
“他们是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之一，但其生活最为困苦，政治地位最为低下，抗风险能力极弱。”
“其五，为贱民与奴婢阶层。包括官私奴婢、部曲、乐户等，其身份近乎财产，毫无权利可言。”
李逸尘说完这五个层次的划分，殿内陷入了更深的寂静。
李承乾的呼吸略显急促，这个全新的分析框架，完全颠覆了他以往对“民”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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