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腊月初九。
江南的冬天不似北方那般干脆利落。北方的冷是刀，砍下来就是一刀一道的口子，疼得明明白白；江南的冷是水，无声无息地渗进骨缝里，等你察觉到的时候，整个人都已经冻透了。
莫老憨站在码头上，把身上的破棉袄又裹紧了一些。棉袄是五年前老伴给絮的，棉花已经结成了一团一团的硬块，东一块西一块地鼓着，像他腿上那些曲张的静脉。风从江面上刮过来，湿冷湿冷的，顺着领口往里钻，他缩了缩脖子，把下巴埋进领子里。
今天的鱼不好卖。
往常这个时候，码头上早就热闹起来了——鱼贩子们提着篮子、推着板车，在渔船和岸之间来回穿梭，讨价还价的声音能传出去二里地。但今天码头上冷冷清清的，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蹲在自己的鱼摊前面，双手拢在袖子里，谁也不说话。
莫老憨知道为什么。
三天前，“黄老虎”的人来过了。四个彪形大汉，穿着黑棉袄，腰里别着棍子，站在码头上吆喝了一通——从今往后，码头上所有的鱼货，都得先过黄老爷的手。每斤抽两文，不管大小，不管好坏，先抽了再卖。不交的，别想在码头上做生意。
两文钱。一斤鱼才卖几个钱？刨去油盐酱醋，刨去船租网租，刨去一家老小的嚼谷，本来就剩不下几个子儿。现在黄老虎张嘴就要抽两文，这不是要命吗？
码头上的人不服。但没人敢说出来。上一个不服的是张老六，被那四个大汉按在地上打了一顿，断了两根肋骨，现在还躺在家里起不来床。张老六的老婆抱着孩子来码头上哭了一场，哭着哭着就不哭了——哭有什么用？黄老虎背后有人，县衙里的师爷是他姐夫，巡警局的局长是他拜把子的兄弟。你一个打鱼的，拿什么跟人家斗？
莫老憨蹲下来，看了一眼自己面前的那两筐鱼。草鱼、鲫鱼、几条鳊鱼，还有一条三斤重的鲈鱼——那是他天没亮就起来，在江心撒了三网才捞上来的。鲈鱼的眼睛还亮着，腮还在一张一合地动，鳞片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光。
这条鲈鱼要是搁在往常，少说也能卖个三四十文。现在？交完黄老虎的抽头，落到手里能有二十文就不错了。
“阿爹！”
一个脆生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莫老憨转过头，看见阿贝提着一只瓦罐，小跑着过来。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底碎花棉袄，袖口短了一截，露出一截细瘦的手腕，手腕上套着一只旧银镯子——那是她养母当年的嫁妆，前年传给她的。头上包着一块旧头巾，头巾下面是一张被江风吹得红扑扑的小脸，鼻尖冻得通红，但眼睛亮得很，像江面上跳动的碎光。
“你怎么来了？”莫老憨站起来，接过瓦罐，揭开盖子一看——是红薯粥，稠稠的，里面还卧了两个荷包蛋。“你娘让你送的？”
“嗯。”阿贝蹲下来，把手贴在脸颊上暖了暖，“娘说天冷，让你喝口热的。鸡蛋是咱家芦花鸡下的，娘说给你补补身子。”
莫老憨看了一眼瓦罐里的两个荷包蛋，皱了皱眉。“你吃了没？”
“吃了吃了。”阿贝连连点头，但眼睛忍不住往瓦罐里瞟了一眼。
莫老憨没有揭穿她。他拿起瓦罐，把里面的粥倒了一半到自己的搪瓷缸子里，又把瓦罐盖好，塞回阿贝手里。“我喝这些够了，剩下的你拿回去，和你娘分着吃。”
“阿爹——”
“听话。”
阿贝抱着瓦罐，嘴巴微微撅起来，但没有再说什么。她知道阿爹的脾气——看着闷声不响的，犟起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就像上次黄老虎的人来收抽头，码头上的人都交了，只有阿爹站在那里不动，说了一句“我打了一辈子鱼，从来没听说过在码头上站着还要交钱的”。那四个大汉围上来的时候，阿爹抄起船桨挡了两下，被打掉了两颗牙，但还是没有交。
后来是隔壁的赵叔帮着说了几句好话，又私下塞了二十文钱给那几个人，才算把这事糊弄过去。阿贝问阿爹为什么不交，阿爹说了一句话，她记了很久——
“你交了，他就觉得你好欺负。今天收两文，明天就敢收五文，后天连你的船都要收走。有些东西，不能开头。”
阿贝不太懂这些大人的道理，但她知道阿爹是个硬气的人。这年头，硬气的人往往吃亏，但阿贝觉得，阿爹的硬气是对的。
“阿贝，回去跟你娘说，今天的鱼不好卖，晚些时候再回去。”莫老憨把搪瓷缸子捧在手心里，喝了一口粥，热气在他面前散开，又很快被江风吹散了。
“阿爹，我帮你看着，你去歇一会儿。”阿贝在旁边的石墩上坐下来，把瓦罐放在脚边，两只手撑着下巴，眼睛盯着面前的鱼筐。
莫老憨看了她一眼，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在旁边的木桩上坐下来，把棉袄裹紧，闭上眼睛。
阿贝今年十一岁了。十一岁的小姑娘，在城里应该穿着花棉袄、扎着蝴蝶结、坐在学堂里读书识字。但阿贝不行。她是渔民家的孩子，从会走路那天起就要学划船、学撒网、学认鱼汛。她五岁就能独自摇着小舢板在近岸的水面上漂着，七岁学会用梭子补网，九岁的时候已经能跟着他一起出江打鱼了。
阿贝的手不像城里姑娘那样白嫩细软。她的手指短粗，指甲剪得秃秃的，指腹上有一层薄薄的茧，虎口处有一道被渔线割伤的旧疤。但她有一样本事——她会绣花。
这本事是跟她养母学的。阿贝的养母姓柳，叫柳香荷，是江南水乡出了名的绣娘。不是那种在绣庄里挂牌子的绣娘，是那种藏在巷子深处、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但手艺比谁都好的绣娘。柳香荷年轻的时候在苏州的绣庄里做过几年学徒，后来嫁给了莫老憨，就跟着他到了这个码头上。她的手艺没处使，就在家里绣些枕头套、门帘子、小孩的肚兜，拿到镇上去卖，换些针头线脑的钱。
阿贝六岁那年，柳香荷开始教她绣花。一开始只是让她帮着穿针、理线、绷绣架，后来慢慢教她走针、配色、画花样。柳香荷发现阿贝有一双天生的巧手——她拿绣花针的姿势，比拿筷子还自然；她看花样的眼力，比看鱼汛还准。别人要学三年的基本功，阿贝一年就学会了。柳香荷把自己的压箱底的本事——双面绣，都教给了她。
阿贝绣出来的东西，和别人的不一样。她绣的荷花，花瓣上的水珠像是真的会滚；她绣的金鱼，尾巴像是真的在摆；她绣的蝴蝶，翅膀上的绒毛一根一根的，看得人想伸手去摸。镇上绣坊的老板看过阿贝的绣品，说这丫头要是生在好人家，送到苏州或者沪上去学几年，将来准能成大器。
但阿贝生在渔民家。别说去苏州、去沪上，就是去镇上读个学堂，都是做梦。
莫老憨觉得亏欠这孩子。不是亲生的，但比亲生的还亲。十年前那个冬天的早晨，他在码头上发现那只竹篮的时候，阿贝只有巴掌大，裹在一块旧棉布里面，嘴唇发紫，哭声细得像蚊子叫。竹篮里除了这个孩子，就只有半块玉佩——白玉的，雕着云纹，成色极好，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东西。
他把孩子抱回家，柳香荷看了一眼就哭了。“这是谁家的造孽，把好好的孩子扔在码头上？”
他们给孩子取名叫“阿贝”。“贝”是宝贝的贝，也是“备”的谐音——老天爷给他们预备的。那块玉佩他们收着，用一块红布包好，压在箱子的最底下。柳香荷说，等阿贝长大了，也许能用这块玉佩找到她的亲爹亲妈。莫老憨嘴上没说什么，心里想的是——找什么找？阿贝就是他们的孩子。
但阿贝越长越大，越长越不像这码头上的人。她的皮肤虽然被江风吹得红红的，但底子是白的，是那种怎么晒都晒不黑的白。她的眉眼生得好看，眉毛弯弯的，眼睛亮亮的，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往上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灵气。码头上的人都说，这丫头不像是打鱼人家的孩子，倒像是画上走下来的。
莫老憨听了这话，心里又高兴又发慌。
“阿爹，有人来了。”阿贝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莫老憨睁开眼，看见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中年男人从码头的方向走过来。那人戴着一顶黑色呢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但走路的样子不像是来买鱼的——他不看鱼摊，只看人，目光在码头上扫了一圈，最后落在阿贝身上。
莫老憨站起来，下意识地挡在阿贝前面。
那人在他的鱼摊前停下来，低头看了一眼筐里的鱼。“老哥，鲈鱼怎么卖？”
“三十文一斤。”莫老憨说。
“贵了。”那人蹲下来，伸手拨了拨鲈鱼的尾巴，鲈鱼啪地甩了一下，溅了他一手水。他也没恼，甩了甩手，笑了一下，“活蹦乱跳的，倒是个好东西。”
“便宜点，二十文，我全要了。”
莫老憨愣了一下。二十文一斤？这鲈鱼少说三斤，六十文钱，刨去黄老虎的抽头，还能落个四十文。这个价钱，搁在平时想都不敢想。
“行。”他说。
那人从袖子里掏出一把铜钱，数了六十文，放在筐沿上。然后他提起那条鲈鱼，用草绳穿了腮，拎在手里。但他没有走，而是站在那里，看着阿贝。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阿贝看了莫老憨一眼。莫老憨微微摇了摇头。
“我叫阿贝。”阿贝还是说了。她从小就这个脾气，别人问她话，她不愿意撒谎。
“阿贝，”那人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嘴角弯了一下，“好名字。你今年多大了？”
“十一。”
“十一……”那人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目光在阿贝脸上停留了几秒，然后又移开了。“老哥，你这姑娘长得好看。像她娘？”
莫老憨没有回答。他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船桨。
那人笑了一下，没有再追问。“走了。”
他拎着鱼，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阿贝一眼。那一眼很快，快得像江面上的一道涟漪，但阿贝感觉到了——那目光里有某种她说不清楚的东西，不是恶意，但也不是善意，像是一把尺子，在她身上量了量，然后记下了什么。
“阿爹，那人是谁？”阿贝问。
“不认识。”莫老憨把铜钱收进袖子里，脸色不太好看，“走吧，收摊了。”
“鱼还没卖完呢——”
“不卖了。”莫老憨弯下腰，把两筐鱼往板车上搬，“回家。”
阿贝不知道阿爹为什么突然变了脸色。但她没有多问。她帮阿爹把鱼筐搬上板车，把瓦罐抱在怀里，跟在板车后面往回走。
走到码头拐角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已经不见了，码头上只剩几个缩着肩膀的鱼贩子，和几只在空中盘旋的江鸥。
回到家里，柳香荷正在灶台前忙活。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把脸上的皱纹照得一深一浅的。她今年才三十五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常年在水边生活的人，被风吹、被日晒、被湿气泡，老得比谁都快。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柳香荷看见他们，拍了拍手上的面粉，迎上来。
“鱼不好卖。”莫老憨把板车停在门口，把鱼筐搬进屋里。
柳香荷看了他一眼，没再问。她了解自己的男人——他不愿意说的事情，问也问不出来。
“阿贝，来，帮娘揉面。”柳香荷把阿贝叫到灶台前，递给她一团揉了一半的面团。“今天做馒头，你赵叔家的孩子满月，明天送几个过去。”
阿贝接过面团，在案板上揉起来。她的力气不大，但手法很巧，揉面的姿势和绣花有点像——都是用指尖感受材料的质地，找到最合适的力道，不急不慢地推、压、折、揉。
柳香荷站在旁边看着她，忽然说了一句：“阿贝，你的手比娘的好。”
“娘你又哄我。”
“没哄你。”柳香荷把手伸出来，和她的手并排放在一起。柳香荷的手指粗大，骨节突出，指尖上有几道被针扎过的旧疤，皮肤粗糙得像砂纸。阿贝的手虽然也短粗，但指节匀称，皮肤底下有一种细嫩的光泽，像是还没完全绽放的花骨朵。
“你这双手，不应该只会揉面、补网、洗衣服。”柳香荷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怕被谁听见似的，“你应该去学绣花，正正经经地学。将来有朝一日，去苏州，去沪上，去那些有大绣庄的地方，当个绣娘。”
“沪上？”阿贝的眼睛亮了一下，“娘，沪上是什么样的？”
柳香荷沉默了一会儿。“娘也没去过。听人说，那地方很大，房子很高，街上跑着铁壳子的车，不用马拉自己会跑。晚上的时候，满街都是灯，亮得跟白天一样。”
“那得多少蜡烛啊？”阿贝瞪大了眼睛。
柳香荷笑了一下，没有回答。
莫老憨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抽着旱烟。他听着屋里娘俩的对话，没有说话，只是把烟抽得很重，一口接一口，烟雾在门口散开，被风吹得七零八落。
那块玉佩，他昨天晚上又看了一次。红布包着，压在箱子底下，和几件旧衣服放在一起。玉佩是半块的，断口处很齐整，像是被人刻意掰开的。玉佩的正面雕着云纹，反面刻着一个字——他只认得半边，像是“贝”，又像是“贞”。
十年前他在码头上捡到阿贝的时候，竹篮里就只有这块玉佩和一张红纸。红纸上写着一行字，他找镇上私塾的先生看过，说是“莫家双胎，此其一也，恳请善心人收养”。莫老憨不识字，但他记住了“莫家”两个字。他姓莫，这孩子也姓莫，也许这就是缘分。
但今天码头上那个人的眼神，让他心里不踏实。那人看阿贝的眼神，不像是在看一个陌生的孩子，像是在辨认什么。
莫老憨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来。
“香荷，”他说，“咱家箱子里那块玉佩，明天拿到镇上去，当了吧。”
柳香荷从灶台后面探出头来，脸上的表情又惊又不解。“当了？那是阿贝的东西，将来——”
“没有什么将来。”莫老憨的声音有些硬，“留着那个东西，万一被人看见了，惹麻烦。”
柳香荷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她没有问为什么。她信任自己的男人，就像信任每天的日升月落一样，不需要理由。
“阿爹，”阿贝从灶台后面跑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那块玉佩是我的吗？”
莫老憨没有说话。
“我听到你们说的话了。”阿贝的声音低了一些，“那块玉佩是我的，对不对？是把我放在竹篮里的那个人留下的，对不对？”
莫老憨蹲下来，平视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太亮了，亮得他心里发酸。
“阿贝，”他说，“你是我的闺女。别的都不重要。”
阿贝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阿爹。”她说，“我去揉面了。”
她转身走回灶台后面，继续揉那块面团。她的动作和之前一样，不急不慢，推、压、折、揉。但莫老憨注意到，她的眼眶红了。
那天晚上，阿贝没有睡着。
她躺在灶台旁边的稻草铺上，听着外面的风声，听着阿爹的鼾声，听着娘偶尔翻身的窸窣声。屋子很小，一家三口挤在一起，呼吸着同一个屋里的空气，闻着灶台上残留的面粉味和鱼腥味。
她想起那块玉佩。
她没有亲眼见过，但她知道它的样子——阿爹和娘以为她不知道，但她七岁那年就找到了。那天她翻箱子找冬天的棉袄，在箱子底下摸到了那个红布包。她打开来看，看到半块白玉，白得像冬天的雪，上面雕着云纹，摸起来滑溜溜的，像是摸到了水面上凝住的月光。
她把玉佩放回去，把红布重新包好，压在箱子底下。她没有问阿爹和娘，因为她知道——如果那是她的东西，阿爹和娘总有一天会告诉她的。
今天阿爹说要当了它。
阿贝翻了个身，把脸埋进稻草里。稻草有一股干爽的甜味，是秋天的时候娘在田埂上割回来晒干的。她闭上眼睛，看见一个模糊的画面——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树，树下面站着一个女人，穿着绸缎的衣服，头发梳得光光的，朝她伸出手来。
那个女人的脸是模糊的，但阿贝觉得，她在笑。
这是梦吗？还是她自己想象的？
她不知道。
灶膛里的火已经灭了，只剩一点暗红色的余烬，在黑暗中一明一灭的，像一只闭不上的眼睛。
第二天一早，莫老憨去了镇上。
阿贝站在门口，看着阿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他穿上了那件最好的棉袄——虽然是补丁摞补丁，但洗得很干净。他走得很快，像是怕自己会反悔似的。
柳香荷在屋里纳鞋底，针线在麻布上穿来穿去，发出嗤嗤的声响。阿贝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的那棵枣树。枣树的叶子早就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在灰色的天空下像一只只张开的手指。
“娘，”阿贝忽然开口，“我是不是捡来的？”
柳香荷手里的针停了一下。
“谁跟你说的？”她的声音有些紧。
“没人跟我说。我就是觉得——”阿贝低下头，用手指在地上画着圈，“我跟别人不一样。码头上那些孩子，他们跟他们的爹娘长得像。我跟你们不像。”
柳香荷沉默了很久。针线在手里攥着，没有动。
“阿贝，”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平时慢了很多，“你听娘说。你是不是我生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我养的。你小时候半夜哭闹，是我抱着你在屋里走来走去，走到天亮的。你出疹子发烧，是我用毛巾给你擦了一夜的身体，擦到手都抬不起来的。你第一次叫娘，叫的是我。你第一次走路，是扑到我怀里来的。”
她的声音在发抖，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这些，是真的。别的，都不重要。”
阿贝没有回头。她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的枣树，眼泪无声无息地流下来，流过脸颊，滴在膝盖上，在棉裤上洇出一小块深色的印子。
她没有哭出声。她是渔民家的孩子，渔民家的孩子不兴哭。哭有什么用？哭不能让鱼多几条，不能让天晴起来，不能让日子好过一点。
“娘，”她说，声音闷闷的，“我知道了。”
柳香荷放下鞋底，走过来，在她旁边坐下。她伸出手，把阿贝揽进怀里。阿贝闻到她身上的味道——面粉、柴火、还有一点点桂花油的香气。那是她从小闻到大的味道，是她最熟悉的味道，是“家”的味道。
“阿贝，”柳香荷说，下巴抵在她的头顶上，“你记住，不管将来怎样，你永远是娘的女儿。就算有一天，你真的找到了你的亲爹亲娘，你也是娘的女儿。这个，变不了。”
阿贝把脸埋在娘的怀里，点了点头。
傍晚的时候，莫老憨回来了。
他的脸色不太好，手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当了吗？”柳香荷问。
莫老憨在板凳上坐下来，摇了摇头。
“怎么了？”
莫老憨沉默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那个红布包，放在桌上。
“当铺的人说，这块玉是好东西，但他不敢收。”他说，“他说这种成色的白玉，全江南也没有几块。上面雕的云纹是宫里的样式，不是普通人家能用的。他问我这东西是哪里来的，我说祖上传的，他不信。他说这种玉，来路不正的话，收了是要吃官司的。”
柳香荷的脸色变了。“那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拿回来呗。”莫老憨把红布包重新塞进怀里，“先放着吧。等过阵子，找个远一点的当铺试试。”
阿贝站在旁边，看着阿爹把玉佩重新收好。她的目光追随着那个红布包，从桌上到怀里，一直到它消失在棉袄的内袋里。
那天晚上，她又做了那个梦。很大的院子，很大的树，穿绸缎的女人朝她伸出手来。但这一次，女人的脸不再模糊了——
她看清了那张脸。
那张脸，和她的一模一样。
阿贝从梦中惊醒，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黑暗中，她听到阿爹的鼾声，听到娘翻身的声音，听到远处江面上传来的汽笛声。
她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摸到了一脸的泪。
窗外，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半张脸，冷冷地照着这个小小的屋子，照着门口那两筐没卖完的鱼，照着灶台上那半瓦罐凉透的红薯粥。
照着她枕头边，那块不知道什么时候从阿爹怀里滑出来的、被红布包着的、半块白玉的玉佩。
月光落在玉佩上，玉面反射出柔和的光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月光，落在另一个世界的窗户上。
阿贝把玉佩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
她不知道这块玉佩从哪儿来，不知道那个和她长着同一张脸的女人是谁，不知道沪上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莫家双胎”是什么意思。
但她知道一件事——
总有一天，她要去弄清楚。
玉佩在掌心里焐了很久，直到玉面染上了她的体温，温温的，像是什么东西在回应她。
阿贝把玉佩翻过来，借着月光看背面那个字。她认字不多，在码头边的私塾窗外旁听过半年，只认得“上、下、大、小、水、火”这些简单的。这个字笔画多，像一团缠在一起的渔线，她看了很久也没认出来。
但她记住了它的样子。
第二天天没亮，莫老憨就出门了。他要把昨天没卖完的鱼挑到更远的镇子上去碰碰运气。出门前他把红布包重新压在箱子底下，又在箱子上加了一把锁。
“阿贝，”他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别动那个箱子。”
“知道了，阿爹。”
莫老憨走了。柳香荷去河边洗衣裳，屋子里只剩下阿贝一个人。她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绣花针，在一块旧布上走针。她绣的是一丛兰花，是娘教她的新花样。兰花的叶子修长修长的，要在布面上画出流畅的弧线，不能断，不能抖，一针错了整片叶子就废了。
阿贝的手很稳，但今天她的心不稳。
她放下针，走到箱子前面。锁是一把老式的铜锁，钥匙阿爹随身带着。她蹲下来，把手放在箱盖上，摸到了木纹的纹路。箱子是樟木的，是娘出嫁时的陪嫁，边角磨圆了，漆也掉了大半，但打开箱盖的时候，那股樟木的香味还是很浓。
她打不开。但她知道，钥匙就在阿爹枕头底下。
她没有去拿。她把手收回来，重新坐回门槛上，拿起绣花针。
兰花绣到第三片叶子的时候，隔壁的赵婶过来串门，手里端着一碗红糖水。
“阿贝，你娘呢？”
“河边洗衣裳去了。”
“那等她回来，这碗红糖水给她。你赵叔今天捞了一条大黄鱼，卖了好价钱，让你赵婶给你们送碗糖水甜甜嘴。”赵婶把碗放在桌上，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落在阿贝手里的绣绷上。
“哟，这兰花绣得真俊。”赵婶凑过来看，“阿贝，你这手艺越来越好了。你娘说你能绣双面了？”
“会一点，还不太熟练。”
“一点？你娘说你绣的那条金鱼，两面看都是活的。”赵婶啧啧两声，“阿贝，你将来要是去了沪上，当了绣娘，可别忘了咱们码头上的人。”
阿贝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沪上。又是沪上。
她低头看着手里的兰花。兰花绣完了，叶子弯弯的，像是被风吹着，花苞小小的，藏在叶子后面，还没开。她看着这朵还没开的花苞，忽然想起梦里那个女人的脸。
那张和她一模一样的脸。
那个女人在沪上吗？
阿贝不知道。她只知道，沪上在很远的地方，要坐船，坐很久很久。她只知道，那块玉佩上那个她不认识的字，也许就是钥匙——不是打开箱子的钥匙，是打开另一个世界的钥匙。
她放下绣绷，走到门口，看着远处的江面。江水灰蒙蒙的，和天连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一艘小船在江心慢慢移动，船帆鼓着风，往东边去。
东边。沪上在东边。
阿贝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块玉佩。
她没有从箱子里拿。是昨天晚上，她把玉佩放回去的时候，偷偷留下了一块。不是那块大的，是红布包里裹着的一小块碎玉——玉佩的边缘缺了一角，那一角掉在红布包的折缝里，只有指甲盖大小，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她把那块碎玉攥在手心里，攥得掌心都硌出了印子。
总有一天，她要拿着这块碎玉，去沪上。
找到那个和她长着同一张脸的女人。
问清楚，当年为什么把她丢在码头上。
江风吹过来，冷飕飕的，吹得她眼睛发酸。她揉了揉眼睛，转身走回屋里，把碎玉重新藏进口袋最深处，拿起绣绷，继续绣那朵还没开的兰花。
针线在布面上穿行，一针，又一针。兰花的叶子完成了，花苞也完成了，还差最后一片花瓣。
她下针的时候，手顿了一下。
那片花瓣的形状，和她手心里那块碎玉的形状，一模一样。
江南的冬天不似北方那般干脆利落。北方的冷是刀，砍下来就是一刀一道的口子，疼得明明白白；江南的冷是水，无声无息地渗进骨缝里，等你察觉到的时候，整个人都已经冻透了。
莫老憨站在码头上，把身上的破棉袄又裹紧了一些。棉袄是五年前老伴给絮的，棉花已经结成了一团一团的硬块，东一块西一块地鼓着，像他腿上那些曲张的静脉。风从江面上刮过来，湿冷湿冷的，顺着领口往里钻，他缩了缩脖子，把下巴埋进领子里。
今天的鱼不好卖。
往常这个时候，码头上早就热闹起来了——鱼贩子们提着篮子、推着板车，在渔船和岸之间来回穿梭，讨价还价的声音能传出去二里地。但今天码头上冷冷清清的，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蹲在自己的鱼摊前面，双手拢在袖子里，谁也不说话。
莫老憨知道为什么。
三天前，“黄老虎”的人来过了。四个彪形大汉，穿着黑棉袄，腰里别着棍子，站在码头上吆喝了一通——从今往后，码头上所有的鱼货，都得先过黄老爷的手。每斤抽两文，不管大小，不管好坏，先抽了再卖。不交的，别想在码头上做生意。
两文钱。一斤鱼才卖几个钱？刨去油盐酱醋，刨去船租网租，刨去一家老小的嚼谷，本来就剩不下几个子儿。现在黄老虎张嘴就要抽两文，这不是要命吗？
码头上的人不服。但没人敢说出来。上一个不服的是张老六，被那四个大汉按在地上打了一顿，断了两根肋骨，现在还躺在家里起不来床。张老六的老婆抱着孩子来码头上哭了一场，哭着哭着就不哭了——哭有什么用？黄老虎背后有人，县衙里的师爷是他姐夫，巡警局的局长是他拜把子的兄弟。你一个打鱼的，拿什么跟人家斗？
莫老憨蹲下来，看了一眼自己面前的那两筐鱼。草鱼、鲫鱼、几条鳊鱼，还有一条三斤重的鲈鱼——那是他天没亮就起来，在江心撒了三网才捞上来的。鲈鱼的眼睛还亮着，腮还在一张一合地动，鳞片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光。
这条鲈鱼要是搁在往常，少说也能卖个三四十文。现在？交完黄老虎的抽头，落到手里能有二十文就不错了。
“阿爹！”
一个脆生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莫老憨转过头，看见阿贝提着一只瓦罐，小跑着过来。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底碎花棉袄，袖口短了一截，露出一截细瘦的手腕，手腕上套着一只旧银镯子——那是她养母当年的嫁妆，前年传给她的。头上包着一块旧头巾，头巾下面是一张被江风吹得红扑扑的小脸，鼻尖冻得通红，但眼睛亮得很，像江面上跳动的碎光。
“你怎么来了？”莫老憨站起来，接过瓦罐，揭开盖子一看——是红薯粥，稠稠的，里面还卧了两个荷包蛋。“你娘让你送的？”
“嗯。”阿贝蹲下来，把手贴在脸颊上暖了暖，“娘说天冷，让你喝口热的。鸡蛋是咱家芦花鸡下的，娘说给你补补身子。”
莫老憨看了一眼瓦罐里的两个荷包蛋，皱了皱眉。“你吃了没？”
“吃了吃了。”阿贝连连点头，但眼睛忍不住往瓦罐里瞟了一眼。
莫老憨没有揭穿她。他拿起瓦罐，把里面的粥倒了一半到自己的搪瓷缸子里，又把瓦罐盖好，塞回阿贝手里。“我喝这些够了，剩下的你拿回去，和你娘分着吃。”
“阿爹——”
“听话。”
阿贝抱着瓦罐，嘴巴微微撅起来，但没有再说什么。她知道阿爹的脾气——看着闷声不响的，犟起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就像上次黄老虎的人来收抽头，码头上的人都交了，只有阿爹站在那里不动，说了一句“我打了一辈子鱼，从来没听说过在码头上站着还要交钱的”。那四个大汉围上来的时候，阿爹抄起船桨挡了两下，被打掉了两颗牙，但还是没有交。
后来是隔壁的赵叔帮着说了几句好话，又私下塞了二十文钱给那几个人，才算把这事糊弄过去。阿贝问阿爹为什么不交，阿爹说了一句话，她记了很久——
“你交了，他就觉得你好欺负。今天收两文，明天就敢收五文，后天连你的船都要收走。有些东西，不能开头。”
阿贝不太懂这些大人的道理，但她知道阿爹是个硬气的人。这年头，硬气的人往往吃亏，但阿贝觉得，阿爹的硬气是对的。
“阿贝，回去跟你娘说，今天的鱼不好卖，晚些时候再回去。”莫老憨把搪瓷缸子捧在手心里，喝了一口粥，热气在他面前散开，又很快被江风吹散了。
“阿爹，我帮你看着，你去歇一会儿。”阿贝在旁边的石墩上坐下来，把瓦罐放在脚边，两只手撑着下巴，眼睛盯着面前的鱼筐。
莫老憨看了她一眼，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在旁边的木桩上坐下来，把棉袄裹紧，闭上眼睛。
阿贝今年十一岁了。十一岁的小姑娘，在城里应该穿着花棉袄、扎着蝴蝶结、坐在学堂里读书识字。但阿贝不行。她是渔民家的孩子，从会走路那天起就要学划船、学撒网、学认鱼汛。她五岁就能独自摇着小舢板在近岸的水面上漂着，七岁学会用梭子补网，九岁的时候已经能跟着他一起出江打鱼了。
阿贝的手不像城里姑娘那样白嫩细软。她的手指短粗，指甲剪得秃秃的，指腹上有一层薄薄的茧，虎口处有一道被渔线割伤的旧疤。但她有一样本事——她会绣花。
这本事是跟她养母学的。阿贝的养母姓柳，叫柳香荷，是江南水乡出了名的绣娘。不是那种在绣庄里挂牌子的绣娘，是那种藏在巷子深处、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但手艺比谁都好的绣娘。柳香荷年轻的时候在苏州的绣庄里做过几年学徒，后来嫁给了莫老憨，就跟着他到了这个码头上。她的手艺没处使，就在家里绣些枕头套、门帘子、小孩的肚兜，拿到镇上去卖，换些针头线脑的钱。
阿贝六岁那年，柳香荷开始教她绣花。一开始只是让她帮着穿针、理线、绷绣架，后来慢慢教她走针、配色、画花样。柳香荷发现阿贝有一双天生的巧手——她拿绣花针的姿势，比拿筷子还自然；她看花样的眼力，比看鱼汛还准。别人要学三年的基本功，阿贝一年就学会了。柳香荷把自己的压箱底的本事——双面绣，都教给了她。
阿贝绣出来的东西，和别人的不一样。她绣的荷花，花瓣上的水珠像是真的会滚；她绣的金鱼，尾巴像是真的在摆；她绣的蝴蝶，翅膀上的绒毛一根一根的，看得人想伸手去摸。镇上绣坊的老板看过阿贝的绣品，说这丫头要是生在好人家，送到苏州或者沪上去学几年，将来准能成大器。
但阿贝生在渔民家。别说去苏州、去沪上，就是去镇上读个学堂，都是做梦。
莫老憨觉得亏欠这孩子。不是亲生的，但比亲生的还亲。十年前那个冬天的早晨，他在码头上发现那只竹篮的时候，阿贝只有巴掌大，裹在一块旧棉布里面，嘴唇发紫，哭声细得像蚊子叫。竹篮里除了这个孩子，就只有半块玉佩——白玉的，雕着云纹，成色极好，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东西。
他把孩子抱回家，柳香荷看了一眼就哭了。“这是谁家的造孽，把好好的孩子扔在码头上？”
他们给孩子取名叫“阿贝”。“贝”是宝贝的贝，也是“备”的谐音——老天爷给他们预备的。那块玉佩他们收着，用一块红布包好，压在箱子的最底下。柳香荷说，等阿贝长大了，也许能用这块玉佩找到她的亲爹亲妈。莫老憨嘴上没说什么，心里想的是——找什么找？阿贝就是他们的孩子。
但阿贝越长越大，越长越不像这码头上的人。她的皮肤虽然被江风吹得红红的，但底子是白的，是那种怎么晒都晒不黑的白。她的眉眼生得好看，眉毛弯弯的，眼睛亮亮的，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往上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灵气。码头上的人都说，这丫头不像是打鱼人家的孩子，倒像是画上走下来的。
莫老憨听了这话，心里又高兴又发慌。
“阿爹，有人来了。”阿贝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莫老憨睁开眼，看见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中年男人从码头的方向走过来。那人戴着一顶黑色呢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但走路的样子不像是来买鱼的——他不看鱼摊，只看人，目光在码头上扫了一圈，最后落在阿贝身上。
莫老憨站起来，下意识地挡在阿贝前面。
那人在他的鱼摊前停下来，低头看了一眼筐里的鱼。“老哥，鲈鱼怎么卖？”
“三十文一斤。”莫老憨说。
“贵了。”那人蹲下来，伸手拨了拨鲈鱼的尾巴，鲈鱼啪地甩了一下，溅了他一手水。他也没恼，甩了甩手，笑了一下，“活蹦乱跳的，倒是个好东西。”
“便宜点，二十文，我全要了。”
莫老憨愣了一下。二十文一斤？这鲈鱼少说三斤，六十文钱，刨去黄老虎的抽头，还能落个四十文。这个价钱，搁在平时想都不敢想。
“行。”他说。
那人从袖子里掏出一把铜钱，数了六十文，放在筐沿上。然后他提起那条鲈鱼，用草绳穿了腮，拎在手里。但他没有走，而是站在那里，看着阿贝。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阿贝看了莫老憨一眼。莫老憨微微摇了摇头。
“我叫阿贝。”阿贝还是说了。她从小就这个脾气，别人问她话，她不愿意撒谎。
“阿贝，”那人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嘴角弯了一下，“好名字。你今年多大了？”
“十一。”
“十一……”那人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目光在阿贝脸上停留了几秒，然后又移开了。“老哥，你这姑娘长得好看。像她娘？”
莫老憨没有回答。他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船桨。
那人笑了一下，没有再追问。“走了。”
他拎着鱼，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阿贝一眼。那一眼很快，快得像江面上的一道涟漪，但阿贝感觉到了——那目光里有某种她说不清楚的东西，不是恶意，但也不是善意，像是一把尺子，在她身上量了量，然后记下了什么。
“阿爹，那人是谁？”阿贝问。
“不认识。”莫老憨把铜钱收进袖子里，脸色不太好看，“走吧，收摊了。”
“鱼还没卖完呢——”
“不卖了。”莫老憨弯下腰，把两筐鱼往板车上搬，“回家。”
阿贝不知道阿爹为什么突然变了脸色。但她没有多问。她帮阿爹把鱼筐搬上板车，把瓦罐抱在怀里，跟在板车后面往回走。
走到码头拐角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已经不见了，码头上只剩几个缩着肩膀的鱼贩子，和几只在空中盘旋的江鸥。
回到家里，柳香荷正在灶台前忙活。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把脸上的皱纹照得一深一浅的。她今年才三十五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常年在水边生活的人，被风吹、被日晒、被湿气泡，老得比谁都快。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柳香荷看见他们，拍了拍手上的面粉，迎上来。
“鱼不好卖。”莫老憨把板车停在门口，把鱼筐搬进屋里。
柳香荷看了他一眼，没再问。她了解自己的男人——他不愿意说的事情，问也问不出来。
“阿贝，来，帮娘揉面。”柳香荷把阿贝叫到灶台前，递给她一团揉了一半的面团。“今天做馒头，你赵叔家的孩子满月，明天送几个过去。”
阿贝接过面团，在案板上揉起来。她的力气不大，但手法很巧，揉面的姿势和绣花有点像——都是用指尖感受材料的质地，找到最合适的力道，不急不慢地推、压、折、揉。
柳香荷站在旁边看着她，忽然说了一句：“阿贝，你的手比娘的好。”
“娘你又哄我。”
“没哄你。”柳香荷把手伸出来，和她的手并排放在一起。柳香荷的手指粗大，骨节突出，指尖上有几道被针扎过的旧疤，皮肤粗糙得像砂纸。阿贝的手虽然也短粗，但指节匀称，皮肤底下有一种细嫩的光泽，像是还没完全绽放的花骨朵。
“你这双手，不应该只会揉面、补网、洗衣服。”柳香荷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怕被谁听见似的，“你应该去学绣花，正正经经地学。将来有朝一日，去苏州，去沪上，去那些有大绣庄的地方，当个绣娘。”
“沪上？”阿贝的眼睛亮了一下，“娘，沪上是什么样的？”
柳香荷沉默了一会儿。“娘也没去过。听人说，那地方很大，房子很高，街上跑着铁壳子的车，不用马拉自己会跑。晚上的时候，满街都是灯，亮得跟白天一样。”
“那得多少蜡烛啊？”阿贝瞪大了眼睛。
柳香荷笑了一下，没有回答。
莫老憨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抽着旱烟。他听着屋里娘俩的对话，没有说话，只是把烟抽得很重，一口接一口，烟雾在门口散开，被风吹得七零八落。
那块玉佩，他昨天晚上又看了一次。红布包着，压在箱子底下，和几件旧衣服放在一起。玉佩是半块的，断口处很齐整，像是被人刻意掰开的。玉佩的正面雕着云纹，反面刻着一个字——他只认得半边，像是“贝”，又像是“贞”。
十年前他在码头上捡到阿贝的时候，竹篮里就只有这块玉佩和一张红纸。红纸上写着一行字，他找镇上私塾的先生看过，说是“莫家双胎，此其一也，恳请善心人收养”。莫老憨不识字，但他记住了“莫家”两个字。他姓莫，这孩子也姓莫，也许这就是缘分。
但今天码头上那个人的眼神，让他心里不踏实。那人看阿贝的眼神，不像是在看一个陌生的孩子，像是在辨认什么。
莫老憨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来。
“香荷，”他说，“咱家箱子里那块玉佩，明天拿到镇上去，当了吧。”
柳香荷从灶台后面探出头来，脸上的表情又惊又不解。“当了？那是阿贝的东西，将来——”
“没有什么将来。”莫老憨的声音有些硬，“留着那个东西，万一被人看见了，惹麻烦。”
柳香荷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她没有问为什么。她信任自己的男人，就像信任每天的日升月落一样，不需要理由。
“阿爹，”阿贝从灶台后面跑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那块玉佩是我的吗？”
莫老憨没有说话。
“我听到你们说的话了。”阿贝的声音低了一些，“那块玉佩是我的，对不对？是把我放在竹篮里的那个人留下的，对不对？”
莫老憨蹲下来，平视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太亮了，亮得他心里发酸。
“阿贝，”他说，“你是我的闺女。别的都不重要。”
阿贝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阿爹。”她说，“我去揉面了。”
她转身走回灶台后面，继续揉那块面团。她的动作和之前一样，不急不慢，推、压、折、揉。但莫老憨注意到，她的眼眶红了。
那天晚上，阿贝没有睡着。
她躺在灶台旁边的稻草铺上，听着外面的风声，听着阿爹的鼾声，听着娘偶尔翻身的窸窣声。屋子很小，一家三口挤在一起，呼吸着同一个屋里的空气，闻着灶台上残留的面粉味和鱼腥味。
她想起那块玉佩。
她没有亲眼见过，但她知道它的样子——阿爹和娘以为她不知道，但她七岁那年就找到了。那天她翻箱子找冬天的棉袄，在箱子底下摸到了那个红布包。她打开来看，看到半块白玉，白得像冬天的雪，上面雕着云纹，摸起来滑溜溜的，像是摸到了水面上凝住的月光。
她把玉佩放回去，把红布重新包好，压在箱子底下。她没有问阿爹和娘，因为她知道——如果那是她的东西，阿爹和娘总有一天会告诉她的。
今天阿爹说要当了它。
阿贝翻了个身，把脸埋进稻草里。稻草有一股干爽的甜味，是秋天的时候娘在田埂上割回来晒干的。她闭上眼睛，看见一个模糊的画面——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树，树下面站着一个女人，穿着绸缎的衣服，头发梳得光光的，朝她伸出手来。
那个女人的脸是模糊的，但阿贝觉得，她在笑。
这是梦吗？还是她自己想象的？
她不知道。
灶膛里的火已经灭了，只剩一点暗红色的余烬，在黑暗中一明一灭的，像一只闭不上的眼睛。
第二天一早，莫老憨去了镇上。
阿贝站在门口，看着阿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他穿上了那件最好的棉袄——虽然是补丁摞补丁，但洗得很干净。他走得很快，像是怕自己会反悔似的。
柳香荷在屋里纳鞋底，针线在麻布上穿来穿去，发出嗤嗤的声响。阿贝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的那棵枣树。枣树的叶子早就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在灰色的天空下像一只只张开的手指。
“娘，”阿贝忽然开口，“我是不是捡来的？”
柳香荷手里的针停了一下。
“谁跟你说的？”她的声音有些紧。
“没人跟我说。我就是觉得——”阿贝低下头，用手指在地上画着圈，“我跟别人不一样。码头上那些孩子，他们跟他们的爹娘长得像。我跟你们不像。”
柳香荷沉默了很久。针线在手里攥着，没有动。
“阿贝，”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平时慢了很多，“你听娘说。你是不是我生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我养的。你小时候半夜哭闹，是我抱着你在屋里走来走去，走到天亮的。你出疹子发烧，是我用毛巾给你擦了一夜的身体，擦到手都抬不起来的。你第一次叫娘，叫的是我。你第一次走路，是扑到我怀里来的。”
她的声音在发抖，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这些，是真的。别的，都不重要。”
阿贝没有回头。她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的枣树，眼泪无声无息地流下来，流过脸颊，滴在膝盖上，在棉裤上洇出一小块深色的印子。
她没有哭出声。她是渔民家的孩子，渔民家的孩子不兴哭。哭有什么用？哭不能让鱼多几条，不能让天晴起来，不能让日子好过一点。
“娘，”她说，声音闷闷的，“我知道了。”
柳香荷放下鞋底，走过来，在她旁边坐下。她伸出手，把阿贝揽进怀里。阿贝闻到她身上的味道——面粉、柴火、还有一点点桂花油的香气。那是她从小闻到大的味道，是她最熟悉的味道，是“家”的味道。
“阿贝，”柳香荷说，下巴抵在她的头顶上，“你记住，不管将来怎样，你永远是娘的女儿。就算有一天，你真的找到了你的亲爹亲娘，你也是娘的女儿。这个，变不了。”
阿贝把脸埋在娘的怀里，点了点头。
傍晚的时候，莫老憨回来了。
他的脸色不太好，手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当了吗？”柳香荷问。
莫老憨在板凳上坐下来，摇了摇头。
“怎么了？”
莫老憨沉默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那个红布包，放在桌上。
“当铺的人说，这块玉是好东西，但他不敢收。”他说，“他说这种成色的白玉，全江南也没有几块。上面雕的云纹是宫里的样式，不是普通人家能用的。他问我这东西是哪里来的，我说祖上传的，他不信。他说这种玉，来路不正的话，收了是要吃官司的。”
柳香荷的脸色变了。“那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拿回来呗。”莫老憨把红布包重新塞进怀里，“先放着吧。等过阵子，找个远一点的当铺试试。”
阿贝站在旁边，看着阿爹把玉佩重新收好。她的目光追随着那个红布包，从桌上到怀里，一直到它消失在棉袄的内袋里。
那天晚上，她又做了那个梦。很大的院子，很大的树，穿绸缎的女人朝她伸出手来。但这一次，女人的脸不再模糊了——
她看清了那张脸。
那张脸，和她的一模一样。
阿贝从梦中惊醒，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黑暗中，她听到阿爹的鼾声，听到娘翻身的声音，听到远处江面上传来的汽笛声。
她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摸到了一脸的泪。
窗外，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半张脸，冷冷地照着这个小小的屋子，照着门口那两筐没卖完的鱼，照着灶台上那半瓦罐凉透的红薯粥。
照着她枕头边，那块不知道什么时候从阿爹怀里滑出来的、被红布包着的、半块白玉的玉佩。
月光落在玉佩上，玉面反射出柔和的光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月光，落在另一个世界的窗户上。
阿贝把玉佩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
她不知道这块玉佩从哪儿来，不知道那个和她长着同一张脸的女人是谁，不知道沪上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莫家双胎”是什么意思。
但她知道一件事——
总有一天，她要去弄清楚。
玉佩在掌心里焐了很久，直到玉面染上了她的体温，温温的，像是什么东西在回应她。
阿贝把玉佩翻过来，借着月光看背面那个字。她认字不多，在码头边的私塾窗外旁听过半年，只认得“上、下、大、小、水、火”这些简单的。这个字笔画多，像一团缠在一起的渔线，她看了很久也没认出来。
但她记住了它的样子。
第二天天没亮，莫老憨就出门了。他要把昨天没卖完的鱼挑到更远的镇子上去碰碰运气。出门前他把红布包重新压在箱子底下，又在箱子上加了一把锁。
“阿贝，”他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别动那个箱子。”
“知道了，阿爹。”
莫老憨走了。柳香荷去河边洗衣裳，屋子里只剩下阿贝一个人。她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绣花针，在一块旧布上走针。她绣的是一丛兰花，是娘教她的新花样。兰花的叶子修长修长的，要在布面上画出流畅的弧线，不能断，不能抖，一针错了整片叶子就废了。
阿贝的手很稳，但今天她的心不稳。
她放下针，走到箱子前面。锁是一把老式的铜锁，钥匙阿爹随身带着。她蹲下来，把手放在箱盖上，摸到了木纹的纹路。箱子是樟木的，是娘出嫁时的陪嫁，边角磨圆了，漆也掉了大半，但打开箱盖的时候，那股樟木的香味还是很浓。
她打不开。但她知道，钥匙就在阿爹枕头底下。
她没有去拿。她把手收回来，重新坐回门槛上，拿起绣花针。
兰花绣到第三片叶子的时候，隔壁的赵婶过来串门，手里端着一碗红糖水。
“阿贝，你娘呢？”
“河边洗衣裳去了。”
“那等她回来，这碗红糖水给她。你赵叔今天捞了一条大黄鱼，卖了好价钱，让你赵婶给你们送碗糖水甜甜嘴。”赵婶把碗放在桌上，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落在阿贝手里的绣绷上。
“哟，这兰花绣得真俊。”赵婶凑过来看，“阿贝，你这手艺越来越好了。你娘说你能绣双面了？”
“会一点，还不太熟练。”
“一点？你娘说你绣的那条金鱼，两面看都是活的。”赵婶啧啧两声，“阿贝，你将来要是去了沪上，当了绣娘，可别忘了咱们码头上的人。”
阿贝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沪上。又是沪上。
她低头看着手里的兰花。兰花绣完了，叶子弯弯的，像是被风吹着，花苞小小的，藏在叶子后面，还没开。她看着这朵还没开的花苞，忽然想起梦里那个女人的脸。
那张和她一模一样的脸。
那个女人在沪上吗？
阿贝不知道。她只知道，沪上在很远的地方，要坐船，坐很久很久。她只知道，那块玉佩上那个她不认识的字，也许就是钥匙——不是打开箱子的钥匙，是打开另一个世界的钥匙。
她放下绣绷，走到门口，看着远处的江面。江水灰蒙蒙的，和天连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一艘小船在江心慢慢移动，船帆鼓着风，往东边去。
东边。沪上在东边。
阿贝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块玉佩。
她没有从箱子里拿。是昨天晚上，她把玉佩放回去的时候，偷偷留下了一块。不是那块大的，是红布包里裹着的一小块碎玉——玉佩的边缘缺了一角，那一角掉在红布包的折缝里，只有指甲盖大小，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她把那块碎玉攥在手心里，攥得掌心都硌出了印子。
总有一天，她要拿着这块碎玉，去沪上。
找到那个和她长着同一张脸的女人。
问清楚，当年为什么把她丢在码头上。
江风吹过来，冷飕飕的，吹得她眼睛发酸。她揉了揉眼睛，转身走回屋里，把碎玉重新藏进口袋最深处，拿起绣绷，继续绣那朵还没开的兰花。
针线在布面上穿行，一针，又一针。兰花的叶子完成了，花苞也完成了，还差最后一片花瓣。
她下针的时候，手顿了一下。
那片花瓣的形状，和她手心里那块碎玉的形状，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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