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虎的人来得比想象中快。

  阿贝刚把药罐子从炉上端下来,院门就被人一脚踹开了。

  不是踢,是踹。

  木门栓从中间断成两截,带着木屑飞出去,砸在墙根下的咸菜缸上,缸裂了,腌菜的水淌了一地。

  阿贝手里的药碗没动。

  她蹲在灶台边,抬眼看了看门口。

  进来三个人。

  打头的是个矮胖子,脖子上挂着根金链子,小拇指粗,黄澄澄的,像是怕人不知道他有钱。后面跟着两个高个子,一个脸上有疤,一个胳膊上刺着青,都是镇上常见的那种打手模样。

  矮胖子在院子里站定,左右看了看,嘴角往下撇。

  “就这?”

  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股腻歪劲儿,像猪油糊在嗓子眼里。

  阿贝认识他。

  黄老虎手底下的一个头目,姓孙,镇上人都叫他孙胖子。专门管码头上那些收保护费的活儿,谁家船靠岸,先给他交钱,不交就别想卸货。

  孙胖子也看见阿贝了。

  他眯着眼打量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变了变,从轻视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哟,”他笑了,露出半颗镶金的门牙,“老憨家这丫头长开了啊。”

  阿贝没吭声。

  她把药碗放在灶台上,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我爹不在。”

  “不在好啊,”孙胖子往前走了一步,“我就是来找你的。”

  阿贝看着他。

  “你爹上次打伤了我三个人,这笔账得算。黄爷说了,要么赔五百块大洋,要么——”他顿了顿,故意拖长声音,“把你押过去,抵债。”

  后面那个疤脸笑了。

  笑得很难听,像生锈的铁门在开合。

  阿贝盯着孙胖子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没钱。”

  “没钱?”孙胖子环顾了一下院子,眼神在破屋、破缸、破渔网上扫了一圈,“也是,你们这穷样,五百块确实拿不出来。”

  他忽然凑近了一步。

  阿贝闻到一股酒味,混着劣质烟草的臭气,还有他身上那件油腻腻的绸衫发出的酸馊味。

  “不过嘛,”孙胖子压低声音,“黄爷说了,要是你愿意去他那儿做活,这笔债就一笔勾销。包吃包住,每个月还给你爹两块大洋养伤,怎么样?”

  阿贝往后退了半步。

  她知道自己面前这个人不是来商量的。

  但她还是问了句:“做什么活?”

  孙胖子笑得更开了,那颗金牙在阳光下闪了一下:“绣活啊,你不是会刺绣吗?黄爷新开了个绣庄,正缺人手。你跟了黄爷,吃香的喝辣的,比在这破地方强多了。”

  阿贝听懂了。

  不是绣活。

  是把她卖了。

  镇上早有风声,黄老虎开的那家“锦绣坊”,名义上是绣庄,实际上就是养了一群姑娘,给来往的商人陪酒陪笑。听说有几个不从的,被打得下不了床,最后不知道被送到哪儿去了。

  “我不去。”阿贝说。

  孙胖子的笑容僵了一下。

  “不去?”他重复了一遍,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不去?”

  “不去。”

  阿贝的声音不大,但很稳。

  院子里安静了一瞬。

  然后孙胖子笑了,这次是真笑了,笑得脸上的肉都在抖。

  “小丫头片子,”他摇头,“你以为你说了算?”

  话音刚落,身后那个疤脸就动了。

  他一步跨到阿贝面前,伸手就去抓她的胳膊。

  阿贝没躲。

  不是躲不开,是身后就是灶台,灶台上有药碗,药碗旁边是刚烧开的水壶。

  疤脸的手刚碰到她袖口,阿贝就弯腰了。

  她动作很快,快得疤脸还没反应过来,一壶滚烫的开水已经泼了出去。

  不是泼脸。

  是泼手。

  开水浇在疤脸的手背上,皮肤瞬间就白了,然后变红,起泡。疤脸惨叫一声,缩回手,整个人往后退了两步,撞在院墙上。

  “妈的——”

  他低头看自己的手,手背上的皮已经翻起来了,露出里面嫩红的肉。

  孙胖子的脸沉下来了。

  “给脸不要脸。”他咬着牙说了这四个字,然后冲旁边那个刺青的汉子使了个眼色。

  刺青汉子没动。

  他从腰间抽出一根短棍,乌木的,一头包着铁皮。

  阿贝看着那根短棍,心跳开始加速。

  她知道自己的斤两。

  跟着养父练过几年拳脚,对付一两个普通人还行,但对面三个人,两个带了家伙,她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再能打也打不过。

  但她不会跑。

  身后是屋,屋里是养父。

  养父躺在床上,腿上还夹着木板,连地都下不了。

  她要是跑了,这三个人冲进去,养父怎么办?

  刺青汉子已经走过来了。

  他比疤脸高半个头,肩膀宽,一看就是常年干力气活的。短棍在他手里转了一圈,带着风声。

  阿贝攥紧了拳头。

  她手边没别的了,水壶里的开水已经泼完了,灶台上只剩一个空壶。

  刺青汉子抬手,一棍砸下来。

  阿贝侧身躲开了。

  棍子砸在灶台边缘,砸下一块碎砖,灰尘扬起来。

  第二棍紧接着来了,横着扫过来,目标是她的腰。

  阿贝往后跳了一步,棍子擦着她衣服过去,没打实,但布料被带起的风刮得贴在了身上。

  刺青汉子啧了一声,像是嫌她麻烦。

  第三棍没打。

  因为他身后的孙胖子忽然喊了一声:“慢着。”

  刺青汉子停了手,回头看。

  孙胖子站在院门口,脸上又挂上了那种腻歪的笑。

  “小丫头,有两下子。”他说,“但你别忘了,你爹还在屋里躺着呢。”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往屋的方向飘了一下。

  阿贝的心猛地一沉。

  “你今天不跟我走,明天我就不来了。”孙胖子慢悠悠地说,“明天我让我手下的兄弟们来,一个一个来。今天来一个,明天来两个,后天来四个。你爹这伤,经得起几回折腾?”

  阿贝的指甲掐进了掌心。

  疼。

  但比不上心里的火。

  她知道孙胖子说的是真的。黄老虎在镇上横行十几年,没人治得了他。前年卖豆腐的老陈不肯交保护费,第二天摊子就被砸了,老陈去报官,官差来了转一圈,说“查无实据”,走了。

  第三天,老陈的腿就断了。

  说是摔的。

  但镇上谁都知道,不是摔的。

  “你到底想怎样?”阿贝问。

  孙胖子笑了。

  “我一开始就说了,跟我走,去黄爷那儿做活。你放心,亏待不了你。”

  阿贝沉默了。

  院子里很安静,能听见屋里养父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像是要把肺咳出来。

  她看着孙胖子那张油腻的脸,看着刺青汉子手里的短棍,看着疤脸蹲在墙角捂着手背直哼哼。

  她知道自己没得选。

  但她还是想拖一拖。

  “给我三天。”阿贝说。

  孙胖子摇头。

  “一天。”

  “两天。”

  “一天半。”孙胖子竖起一根手指,“明天天黑之前,你自己来码头边的锦绣坊找我。不来,我后天带人过来,到时候就不只是请你去坐坐了。”

  他说完转身就走。

  刺青汉子把短棍插回腰间,跟在后面。疤脸也站起来,捂着手,恶狠狠地瞪了阿贝一眼,嘴里不知道骂了句什么。

  三个人出了院子,脚步声越来越远。

  阿贝站在原地,站了很久。

  然后她弯腰,把翻倒的咸菜缸扶起来,把地上的碎碗碴子扫干净,把药碗重新放回灶台上。

  药已经凉了。

  她端着碗进了屋。

  养父莫老憨靠在床头,脸色蜡黄,额头上全是汗。他刚才听见了外面的动静,想爬起来,但腿上的伤让他动不了,只能撑着身子往窗外看。

  “阿贝,”他声音发颤,“他们说什么了?”

  阿贝把药碗递过去。

  “没事,爹,喝药。”

  莫老憨没接碗。他抓住阿贝的手,抓得很紧,粗糙的掌心全是老茧。

  “你跟我说实话,他们是不是要带你走?”

  阿贝看着养父的眼睛。

  那双眼睛浑浊,布满血丝,眼角有没擦干净的泪痕。

  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养父带她去码头打渔,风浪大,船晃得厉害,她吓得哭,养父就说:“阿贝不怕,有爹在呢。”

  现在养父躺在床上,连地都下不了。

  “爹,”阿贝笑了笑,“真没事。他们就是来催债的,我跟他们说了,过两天就还。”

  莫老憨不信。

  但他没再问。

  他松开阿贝的手,端起药碗,一口气喝完,苦得直皱眉。

  “阿贝,”他放下碗,看着屋顶,“你要是出了什么事,爹也不活了。”

  阿贝鼻子一酸。

  但她没哭。

  她转过身,假装去收拾碗,把眼泪憋了回去。

  “爹,你瞎说什么呢。我去镇上找找活干,先把债还上再说。”

  莫老憨没说话。

  屋里很暗,窗纸破了,漏进来一点光,照在床上,照在养父那张瘦削的脸上。

  阿贝看了他一眼,转身出了屋。

  她走到院子里,站在那口破了的咸菜缸前。

  缸里的水流干了,剩下一层咸菜躺在泥地上,沾了灰,不能要了。

  她蹲下来,一片一片捡起来,放在旁边的木盆里。

  手在抖。

  不是因为怕。

  是因为气。

  她气自己没用,气自己没本事,气自己连养父都保护不了。

  她捡完咸菜,站起来,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

  然后她回了屋,从床底下的木箱子里翻出一块布包着的东西。

  打开。

  是半块玉佩。

  玉质温润,上面刻着一条鱼的纹样,鱼的眼睛是两点深色的沁色,像活的一样。

  这是她从小带在身上的东西。

  养父说,当年在码头捡到她的时候,这玉佩就揣在她怀里。

  阿贝把玉佩攥在手里,攥得很紧。

  玉的边缘硌着掌心,疼,但她没松手。

  她想起码头上的船,想起那些来来往往的货轮,想起汽笛声,想起那些穿着体面衣裳的商人。

  沪上。

  那个只在别人嘴里听说过的地方。

  听说那里遍地是机会,听说那里一个绣娘的工钱顶得上镇上三个月的开销,听说那里只要你有本事,就能活下去,还能活得好。

  阿贝把玉佩重新包好,塞进怀里。

  她走到灶台边,掀开锅盖。

  锅里有半锅稀粥,清得能照见人影。

  她盛了一碗,就着咸菜喝了两口,寡淡无味。

  但她喝得很慢,一口一口,像是在数日子。

  喝完粥,她洗了碗,把灶台擦干净,又把院子扫了一遍。

  然后她坐在门槛上,看着天。

  天快黑了。

  西边的云被烧成了暗红色,像是谁在天上泼了一盆血。

  远处的码头上传来号子声,船工们在收工,声音粗犷,带着水汽。

  空气里有河水的腥味,混着炊烟,混着别人家炒菜的油香。

  阿贝忽然很想吃养母做的鱼。

  养母去年走的,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黄昏。

  那时候她哭得死去活来,养父抱着她说:“阿贝不哭,娘去享福了。”

  现在她想哭,但哭不出来。

  不是不伤心。

  是哭没有用。

  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进了屋。

  养父已经睡了,呼吸声很重,偶尔咳两声,在夜里听得格外清楚。

  阿贝没点灯。

  她摸黑坐到床边,把被子给养父掖了掖,然后靠在床沿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很乱。

  黄老虎、孙胖子、五百块大洋、锦绣坊、码头、船、沪上、玉佩。

  这些东西在她脑子里转,转得她头疼。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迷迷糊糊睡着了。

  梦里她站在一条大船上,船很大,比她见过的所有船都大,船上有穿旗袍的女人,有穿西装的先生,有音乐,有笑声。

  她低头看自己,穿着补丁衣服,站在人群中间,像个怪物。

  然后她醒了。

  天还没亮。

  养父还在睡。

  她起来,摸黑把家里仅剩的几个铜板揣进口袋,又把那块玉佩贴身放好。

  她走到灶台边,给养父煮了一锅粥,放在灶上温着。

  然后她找了张纸,想写几个字,但翻了半天没找到笔。

  她想了想,用手指蘸着灶灰,在灶台边的墙上划了几个字:

  “爹,我去镇上找活,过几天就回来。”

  字歪歪扭扭的,但能看清。

  她看了一眼,转身出了门。

  天还没亮透,码头上的雾气很重,十步外就看不清人脸。

  阿贝走在石板路上,脚步声被雾气吞掉了。

  她走得不快,但很稳。

  经过码头的时候,她停下来看了一眼。

  那些船停在水面上,桅杆的影子在雾里晃动,像是鬼影。

  汽笛响了,一艘小货轮从雾里钻出来,船头劈开水面,浪花打在岸边的石阶上。

  阿贝看着那艘船,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身,朝镇上的方向走去。

  她没去锦绣坊。

  她去了码头边的一家货运站。

  那里贴着招工的告示,说是有货船招帮手,跑沪上线,包吃住,一趟给两块大洋。

  阿贝到的时候,货运站刚开门。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坐在柜台后面,正在打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

  “招人?”阿贝问。

  男人抬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打算盘。

  “招男的。”

  “女的也能干。”

  “船上不要女的,晦气。”

  阿贝没走。

  她站在柜台前,一动不动。

  男人又抬头看了她一眼,这次看得久了点。

  “你多大了?”

  “十八。”阿贝多报了两岁。

  男人上下打量她,目光在她胳膊上停了停。

  阿贝把袖子撸上去,露出小臂。

  不算粗,但结实,常年划船练出来的线条,肌肉不夸张,但能看出有劲。

  “能扛多少斤?”男人问。

  “五十斤的货,一口气扛十趟。”

  男人笑了。

  “吹牛不上税。”

  “试试不就知道了。”

  男人想了想,从柜台后面出来,走到院子里,指着一堆麻袋。

  “扛一袋走两步我看看。”

  阿贝走过去,弯腰,抓住麻袋口,一使劲,扛上了肩。

  麻袋不轻,五六十斤是有的,压在肩上,能感觉到里面的东西硬邦邦的,大概是干货。

  她在院子里走了两圈,步子稳,呼吸匀。

  男人看着,不说话了。

  “一趟两块大洋?”阿贝放下麻袋,问。

  “一趟两块,”男人点头,“但先说好,船上条件差,睡货舱,吃船上大锅饭。到了沪上,卸完货就装货回来,中间没时间闲逛。”

  “行。”

  “什么时候能走?”

  “现在。”

  男人又笑了,这次笑得不那么敷衍了。

  “你倒是急。船下午三点开,你中午过来,我带你去见船长。”

  阿贝点头,转身要走。

  “哎,”男人叫住她,“你叫什么名字?”

  阿贝站住了。

  她想了想,说:“阿贝。”

  “就阿贝?”

  “就阿贝。”

  男人没再问。

  阿贝出了货运站,站在码头上。

  雾散了一些,能看见对岸的柳树了,枝条垂在水面上,被风吹得晃。

  她摸了摸怀里的玉佩,硬的,凉的,贴着心口。

  她忽然想起一句话,是养母活着的时候常说的:

  “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

  阿贝笑了。

  不是苦笑,是真的笑了。

  她转身往回走,回去给养父再煮一碗粥,把灶台边的字擦掉,重新写一张清楚的,告诉养父她去哪儿了,让隔壁的王婶帮忙照看几天。

  走到半路,她经过黄老虎的锦绣坊。

  两层小楼,门口挂着红灯笼,门板刷着新漆,从外面看,确实气派。

  门开着,里面传来琵琶声,有人在唱小曲,声音软绵绵的,像糖稀。

  阿贝看了一眼,没停,走了过去。

  她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石板路上有昨晚下雨留下的水洼,她踩过去,水花溅起来,打湿了鞋面。

  鞋是补过的,左脚那只补了三回,鞋底磨得只剩一层布。

  但她走得稳。

  心里有了主意,脚下就有了根。

  中午,阿贝又到了货运站。

  这次她带了包袱,里面有两件换洗衣服,半块干饼,还有那半块玉佩。

  中年男人领她到码头边,指着一艘货船说:“就这个,沪上号。”

  船不大,甲板上堆着货,用油布盖着。几个船工正在抽烟,看见阿贝,都愣了一下。

  “女的?”一个黑脸汉子皱眉。

  “能干活就行,”中年男人说,“船长呢?”

  “在驾驶舱。”

  中年男人带着阿贝上了船,敲了敲驾驶舱的门。

  门开了,出来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皮肤晒得黝黑,脸上有风霜的纹路,眼睛不大,但亮。

  “这就是新来的?”船长看了阿贝一眼。

  “对,阿贝。”

  船长没多问,指了指货舱:“把包袱放下去,三点开船,别误了。”

  就这么简单。

  没有客套,没有寒暄,甚至没有多看她一眼。

  阿贝把包袱放进货舱,出来站在甲板上。

  船工们还在看她,目光里有好奇,有不解,也有几分轻视。

  阿贝不在乎。

  她找了个角落坐下来,看着岸上的码头。

  石板路,柳树,破房子,远处烟囱冒出的黑烟,近处水面漂着的垃圾。

  这是她住了十六年的地方。

  她忽然觉得陌生。

  不是地方变了,是她要走了。

  汽笛响了。

  船动了。

  阿贝站起来,走到船舷边,看着岸上的人越来越小,房子越来越矮,码头的轮廓越来越模糊。

  风从水面吹过来,带着腥味,带着柴油味,带着不知道哪座城市传来的焦躁的味道。

  她摸了摸怀里的玉佩。

  玉佩还凉着。

  但她的心是热的。

  船驶出了河道,进了大江。

  水面一下子宽了,宽得看不到边。

  阿贝看着前方。

  前方是雾,是水,是天,是什么都没有的茫茫一片。

  但她知道,雾的那头,有座城。

  沪上。

  她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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