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北京迎来了二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
腊月的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
胡同里的自来水龙头都冻住了，得用开水浇才能化开。
但香山基地的实验室里，气氛比外面的天气还热。
“多少？”赵四盯着手里的报告，声音有些抖。
“55%。”林雪重复了一遍，眼眶泛红，“‘长城二号’的批量良品率，达到了55%。”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爆发出一阵欢呼。
陈星第一个跳起来，差点撞到天花板的灯。
张卫东把眼镜摘下来，使劲揉眼睛。
杨振华推了推眼镜，嘴角终于露出笑容。
陈启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长长地吐了口气。
赵四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盯着那份报告，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数据，看着最后那个红色的数字——55%。
从5%到15%，从15%到35%，从35%到55%。
这条路，走了四年。
“赵总工，”林雪的声音有些哽咽，“咱们……真的成了。”
赵四抬起头，看着这些跟随他多年的战友。
陈启明的头发白了一半，林雪的眼角有了皱纹，张卫东的眼镜片厚了一圈，杨振华的背有些驼了，陈星也不再是那个从陕北来的毛头小子。
四年，一千四百多个日夜。
多少次失败，多少次重来，多少次濒临绝望。
但他们撑过来了。
“通知上海生产线，”赵四的声音很平静，但仔细听，能听出微微的颤抖。
“从本月开始，‘长城二号’正式进入批量生产。月产量目标——五千片。”
“是！”
三天后，第一批批量生产的“长城二号”芯片运抵北京。
赵四亲自去火车站接货。
站台上，寒风呼啸，但他的手心是热的。
货运车厢的门打开，里面是整整齐齐的木箱。
每只木箱上印着红色的字：长城二号微处理器，中国制造。
搬运工人小心翼翼地把木箱卸下来，装进卡车。
赵四站在一旁，看着那些箱子，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
十二年前，他第一次见到进口的集成电路，那时候想：什么时候中国也能有自己的芯片？
现在，它们就在眼前。
“赵总工，”陈星跑过来，“部里来电话，说下午有外宾来访，让您回去接待。”
“外宾？”
“说是香港来的商人，做电子贸易的，想看看咱们的芯片。”
赵四挑了挑眉。
香港商人？这个时候来？
下午两点，香山基地的会客室里，赵四见到了来访者。
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金丝眼镜，一看就是常年做生意的。
他身边跟着一个年轻人，提着一个大皮箱。
“赵工，久仰久仰。”
中年人伸出手，说的是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敝姓黄，单名一个伟字，在香港做电子元件贸易。”
赵四和他握手：“黄先生客气了。请坐。”
黄伟坐下，开门见山：“赵工，我是个生意人，不喜欢绕弯子。
我听说你们最近量产了一款8位微处理器，性能接近Intel的8080，但功耗更低，价格应该也更便宜。
我想看看样品。”
赵四看了看陈星。
陈星点点头，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盒子，放在桌上。
盒子里整齐地排列着二十颗芯片，黑色的封装，金色的引脚，在灯光下泛着金属光泽。
每一颗芯片上都印着字：GW8001——长城二号的产品代号。
黄伟拿起一颗，凑近看。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放大镜，仔细观察芯片的表面。
然后，他又从年轻人手里接过皮箱，打开，里面是一台便携式的测试仪。
“不介意吧？”他问。
“请便。”赵四说。
黄伟把芯片插进测试仪，按下开关。
测试仪上的指示灯闪烁了几下，然后显示出一行数据：功能正常，主频1.02MHZ，功耗0.92W。
黄伟的眼睛亮了一下。
他又测试了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连续测试了十颗，全部功能正常，参数波动在5%以内。
“赵工，”黄伟放下测试仪，脸上的表情变了，“这批芯片，你们有多少现货？”
“五千片。”赵四说，“第一批量产，刚下线。”
“五千片，我全要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陈星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赵四却很冷静：“黄先生，这些芯片是国内优先供应的。
军工、科研、教育，都有需求。
不能全卖给你。”
“我知道。”黄伟点头，“所以我还有个提议——咱们签个长期合同，你们生产多少，我包销多少。价格好商量。”
赵四看着他：“黄先生，你应该知道，‘巴统’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
芯片这类产品，是禁止出口的。”
黄伟笑了：“赵工，我做生意二十年，最擅长的就是‘绕’。
东西从香港走，贴上香港制造的标签，转口到东南亚、中东、南美，谁查得出来？”
他压低声音：“而且，我不是要抢你们的技术。
我是要让你们的芯片，在国际市场上亮相。
让那些老外知道，中国人也能造芯片。
这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
赵四沉默了。
这个商人说得对。
技术再好，如果锁在仓库里，就是一堆废铁。
只有流通起来，被使用，被检验，被改进，才能不断进步。
“价格呢？”他问。
黄伟打开笔记本：“Intel的8080，国际市场上批量采购价，每颗约5美元。
你们的芯片，性能接近，功耗更低，但品牌知名度为零。
我出价——每颗3美元。”
“太低了。”陈星忍不住插嘴，“我们的成本都不止这个数。”
黄伟看了他一眼，笑了笑：“小兄弟，做生意不是算成本，是算市场。
你们是新品牌，要打开市场，就得有价格优势。
3美元，比Intel便宜40%，客户才愿意试。”
他转向赵四：“而且，你们要的不是赚钱，是练兵，对吧？
芯片卖出去，用户用了，反馈回来，你们才知道哪里需要改进。
这个价值，比那几美元重要得多。”
赵四看着他，忽然笑了：“黄先生，你是个明白人。”
“生意人嘛，最重要的就是明白。”
黄伟也笑了，“那咱们成交？”
“第一批，先给你一千片。”
赵四说，“试试水。如果市场反应好，后续可以扩大。”
“一千片？太少了。”
“不少了。”赵四摇头，“我们的产能有限，国内需求也大。
而且，这是第一次，咱们都得谨慎。”
黄伟想了想：“行，一千片就一千片。什么时候交货？”
“一周后。”
“价格？”
“3美元一片，现汇结算。”
黄伟伸出手：“成交。”
两人握手。
陈星在一旁看着，觉得这一切像做梦一样。
中国人自己造的芯片，要出口了？
送走黄伟，陈星跟着赵四回到办公室。
“赵总工，您真的相信那个商人？”他忍不住问。
赵四坐下，给自己倒了杯茶：“相信什么？”
“相信他能把芯片卖出去？”
“能不能卖出去，是他的事。”赵四喝了一口茶，“但这件事本身，值得做。”
他看着陈星：“小陈，你知道咱们的芯片，和国际先进水平，最大的差距在哪里吗？”
陈星想了想：“工艺？设计？材料？”
“都不是。”赵四摇头，“是使用。
芯片这东西，不是造出来就完了。
要用，要在各种环境里用，要听用户的反馈，要不断改进。
不用，就永远是实验室里的样品，不是真正的产品。”
他顿了顿：“咱们搞了这么多年，造出来的芯片，绝大多数都用在国内的军工、科研项目上。
这些地方要求高，但用户少，反馈慢。
要真正进步，必须进入市场，进入民用领域。”
“可万一技术泄露了……”
“核心技术在我们手里。”
赵四说，“卖的是成品，不是图纸。
而且，等他们仿制出来，咱们已经升级换代了。
这就是摩尔定律——永远在跑，永远领先一步。”
陈星若有所思。
这个思路，和传统的“保密第一”完全不同，但好像……更有道理。
一周后，一千片“长城二号”芯片，通过特殊渠道运往香港。
陈星亲自押运。
他坐在货运车厢里，守着那几只木箱，一夜没合眼。
车窗外，北方的田野一片枯黄，偶尔有村庄的灯火闪过。
他想起了四年前，从陕北来北京时，也是这样的夜晚，这样的火车。
那时候，他怀里揣着半本破书，心里揣着一个梦想。
现在，梦想变成了一颗颗芯片，正运往远方。
三个月后，黄伟再次来到北京。
这次他带来的不是测试仪，而是一沓订单。
“赵工，好消息！”他一进门就嚷嚷，“你们那一千片芯片，不到两个月就卖光了！
客户反应很好，特别是功耗低这一点，用在便携设备上特别合适。
这是新订单——三千片，价格提高到3.5美元一片！”
赵四接过订单，翻看着。
有香港本地的，有新加坡的，有马来西亚的，甚至还有一家印度的公司。
“印度？”他有些意外。
“对，印度那家公司是做计算器的。”黄伟说，“他们原来用Intel的8080，但太贵，利润薄。
你们的芯片便宜，功耗低，他们算过，改用你们的芯片，每台计算器成本能降两美元。
一年几十万台的量，你想想。”
陈星在旁边算了一下，倒吸一口凉气：“几十万台？那得多少芯片？”
“所以我说，市场大得很。”黄伟得意地笑，“只要你们产能跟得上。”
赵四沉吟了一会儿：“黄先生，这三千片，可以给你。但有个条件。”
“您说。”
“以后的订单，必须有一部分用外汇结算，直接打到国家的外汇账户上。”
黄伟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赵工，您这是为国家创汇啊。
行，没问题。国家需要外汇，我懂。”
他伸出手：“那就这么说定了。三千片，3.5美元，一半现汇，一半港币。”
两人握手。
陈星在一旁看着，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三年前，他们还在为“长城二号”的功耗问题发愁。
一年前，他们还在争论要不要搞商业化。
现在，芯片已经卖到国外，为国家赚外汇了。
这条路，真的走通了。
1980年5月，第一批出口芯片的货款到账。
30万美元，一分不少，汇进了中国银行的外汇账户。
赵四拿到通知单时，手有些抖。
30万美元，在1980年，是一笔巨款。
可以买两台进口的光刻机，可以建一条新的生产线，可以培养几十个留学生。
但更重要的，不是钱。
是证明。
证明中国人造的芯片，在国际市场上也有竞争力。
证明这条路，是对的。
他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张通知单，看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香山的树已经绿了。
春天的风吹进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他想起了李老，想起了楚老，想起了那些已经离开的人。
如果他们还在，看到这一幕，会说什么？
大概会说：“好，走对了。”
赵四的眼眶有些湿。
他转身，拿起电话：“喂，食堂吗？今晚加个菜，我请客。
对，所有人都叫上。
为什么？
今天是个好日子。”
晚上，基地食堂里热闹非凡。
几十个人挤在一起，饭桌上摆满了菜——红烧肉、糖醋鱼、炒鸡蛋、炖豆腐，还有几瓶啤酒，是赵四自己掏钱买的。
“来，大家举杯。”赵四站起来，“第一杯，敬李老、楚老，敬所有为这条路付出过的人。”
所有人都站起来，举起杯子。
“第二杯，敬你们。”赵四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敬陈启明，四年如一日，头发白了一半。敬林雪，为了光刻胶配方，差点把自己烧了。敬张卫东，眼睛都快瞎了还在写代码。敬杨振华，永远在算，永远在推。敬陈星，从陕北来，成了咱们最年轻的骨干。”
他顿了顿：“敬所有人。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
“敬赵总工！”陈启明喊了一声。
“敬赵总工！”所有人都跟着喊。
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音。
那天晚上，很多人都喝醉了。
陈启明抱着林雪哭，说对不起老婆孩子，这些年没顾上家。
张卫东趴在桌上睡着了，嘴里还在嘟囔着代码。
杨振华一个人坐在角落，推着眼镜，难得地笑了。
陈星扶着醉醺醺的同事，把他们一个个送回宿舍。
赵四没醉。他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色。
月亮很圆，很亮。香山的轮廓在月光下清晰可见。
他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1967年第一次见到李老，想起1971年“天河工程”的第一个数据节点，想起1975年“长城一号”的第一次流片，想起1978年“长城二号”的设计定型，想起今天——1980年5月，第一批芯片出口，30万美元到账。
十五年了。
从一个想法，到一颗芯片；从一颗芯片，到一千片出口。
这条路，走了十五年。
但值得。
因为路的尽头，不是30万美元，不是出口订单，不是任何具体的东西。
路的尽头，是一个国家的自主，一个民族的自信。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轻轻地说：“李老，楚老，你们看到了吗？咱们做到了。”
夜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在回应。
赵四转过身，看着食堂里那些东倒西歪的战友们。
他们还在笑，还在闹，还在为这个小小的胜利狂欢。
还早。
前面还有很长的路。
但有了这群人，有了这份心，什么路都能走通。
他笑了笑，走过去，把一件外套披在睡着的张卫东身上。
窗外，月光洒满大地。
1980年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了。
但属于中国芯片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腊月的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
胡同里的自来水龙头都冻住了，得用开水浇才能化开。
但香山基地的实验室里，气氛比外面的天气还热。
“多少？”赵四盯着手里的报告，声音有些抖。
“55%。”林雪重复了一遍，眼眶泛红，“‘长城二号’的批量良品率，达到了55%。”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爆发出一阵欢呼。
陈星第一个跳起来，差点撞到天花板的灯。
张卫东把眼镜摘下来，使劲揉眼睛。
杨振华推了推眼镜，嘴角终于露出笑容。
陈启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长长地吐了口气。
赵四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盯着那份报告，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数据，看着最后那个红色的数字——55%。
从5%到15%，从15%到35%，从35%到55%。
这条路，走了四年。
“赵总工，”林雪的声音有些哽咽，“咱们……真的成了。”
赵四抬起头，看着这些跟随他多年的战友。
陈启明的头发白了一半，林雪的眼角有了皱纹，张卫东的眼镜片厚了一圈，杨振华的背有些驼了，陈星也不再是那个从陕北来的毛头小子。
四年，一千四百多个日夜。
多少次失败，多少次重来，多少次濒临绝望。
但他们撑过来了。
“通知上海生产线，”赵四的声音很平静，但仔细听，能听出微微的颤抖。
“从本月开始，‘长城二号’正式进入批量生产。月产量目标——五千片。”
“是！”
三天后，第一批批量生产的“长城二号”芯片运抵北京。
赵四亲自去火车站接货。
站台上，寒风呼啸，但他的手心是热的。
货运车厢的门打开，里面是整整齐齐的木箱。
每只木箱上印着红色的字：长城二号微处理器，中国制造。
搬运工人小心翼翼地把木箱卸下来，装进卡车。
赵四站在一旁，看着那些箱子，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
十二年前，他第一次见到进口的集成电路，那时候想：什么时候中国也能有自己的芯片？
现在，它们就在眼前。
“赵总工，”陈星跑过来，“部里来电话，说下午有外宾来访，让您回去接待。”
“外宾？”
“说是香港来的商人，做电子贸易的，想看看咱们的芯片。”
赵四挑了挑眉。
香港商人？这个时候来？
下午两点，香山基地的会客室里，赵四见到了来访者。
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金丝眼镜，一看就是常年做生意的。
他身边跟着一个年轻人，提着一个大皮箱。
“赵工，久仰久仰。”
中年人伸出手，说的是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敝姓黄，单名一个伟字，在香港做电子元件贸易。”
赵四和他握手：“黄先生客气了。请坐。”
黄伟坐下，开门见山：“赵工，我是个生意人，不喜欢绕弯子。
我听说你们最近量产了一款8位微处理器，性能接近Intel的8080，但功耗更低，价格应该也更便宜。
我想看看样品。”
赵四看了看陈星。
陈星点点头，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盒子，放在桌上。
盒子里整齐地排列着二十颗芯片，黑色的封装，金色的引脚，在灯光下泛着金属光泽。
每一颗芯片上都印着字：GW8001——长城二号的产品代号。
黄伟拿起一颗，凑近看。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放大镜，仔细观察芯片的表面。
然后，他又从年轻人手里接过皮箱，打开，里面是一台便携式的测试仪。
“不介意吧？”他问。
“请便。”赵四说。
黄伟把芯片插进测试仪，按下开关。
测试仪上的指示灯闪烁了几下，然后显示出一行数据：功能正常，主频1.02MHZ，功耗0.92W。
黄伟的眼睛亮了一下。
他又测试了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连续测试了十颗，全部功能正常，参数波动在5%以内。
“赵工，”黄伟放下测试仪，脸上的表情变了，“这批芯片，你们有多少现货？”
“五千片。”赵四说，“第一批量产，刚下线。”
“五千片，我全要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陈星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赵四却很冷静：“黄先生，这些芯片是国内优先供应的。
军工、科研、教育，都有需求。
不能全卖给你。”
“我知道。”黄伟点头，“所以我还有个提议——咱们签个长期合同，你们生产多少，我包销多少。价格好商量。”
赵四看着他：“黄先生，你应该知道，‘巴统’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
芯片这类产品，是禁止出口的。”
黄伟笑了：“赵工，我做生意二十年，最擅长的就是‘绕’。
东西从香港走，贴上香港制造的标签，转口到东南亚、中东、南美，谁查得出来？”
他压低声音：“而且，我不是要抢你们的技术。
我是要让你们的芯片，在国际市场上亮相。
让那些老外知道，中国人也能造芯片。
这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
赵四沉默了。
这个商人说得对。
技术再好，如果锁在仓库里，就是一堆废铁。
只有流通起来，被使用，被检验，被改进，才能不断进步。
“价格呢？”他问。
黄伟打开笔记本：“Intel的8080，国际市场上批量采购价，每颗约5美元。
你们的芯片，性能接近，功耗更低，但品牌知名度为零。
我出价——每颗3美元。”
“太低了。”陈星忍不住插嘴，“我们的成本都不止这个数。”
黄伟看了他一眼，笑了笑：“小兄弟，做生意不是算成本，是算市场。
你们是新品牌，要打开市场，就得有价格优势。
3美元，比Intel便宜40%，客户才愿意试。”
他转向赵四：“而且，你们要的不是赚钱，是练兵，对吧？
芯片卖出去，用户用了，反馈回来，你们才知道哪里需要改进。
这个价值，比那几美元重要得多。”
赵四看着他，忽然笑了：“黄先生，你是个明白人。”
“生意人嘛，最重要的就是明白。”
黄伟也笑了，“那咱们成交？”
“第一批，先给你一千片。”
赵四说，“试试水。如果市场反应好，后续可以扩大。”
“一千片？太少了。”
“不少了。”赵四摇头，“我们的产能有限，国内需求也大。
而且，这是第一次，咱们都得谨慎。”
黄伟想了想：“行，一千片就一千片。什么时候交货？”
“一周后。”
“价格？”
“3美元一片，现汇结算。”
黄伟伸出手：“成交。”
两人握手。
陈星在一旁看着，觉得这一切像做梦一样。
中国人自己造的芯片，要出口了？
送走黄伟，陈星跟着赵四回到办公室。
“赵总工，您真的相信那个商人？”他忍不住问。
赵四坐下，给自己倒了杯茶：“相信什么？”
“相信他能把芯片卖出去？”
“能不能卖出去，是他的事。”赵四喝了一口茶，“但这件事本身，值得做。”
他看着陈星：“小陈，你知道咱们的芯片，和国际先进水平，最大的差距在哪里吗？”
陈星想了想：“工艺？设计？材料？”
“都不是。”赵四摇头，“是使用。
芯片这东西，不是造出来就完了。
要用，要在各种环境里用，要听用户的反馈，要不断改进。
不用，就永远是实验室里的样品，不是真正的产品。”
他顿了顿：“咱们搞了这么多年，造出来的芯片，绝大多数都用在国内的军工、科研项目上。
这些地方要求高，但用户少，反馈慢。
要真正进步，必须进入市场，进入民用领域。”
“可万一技术泄露了……”
“核心技术在我们手里。”
赵四说，“卖的是成品，不是图纸。
而且，等他们仿制出来，咱们已经升级换代了。
这就是摩尔定律——永远在跑，永远领先一步。”
陈星若有所思。
这个思路，和传统的“保密第一”完全不同，但好像……更有道理。
一周后，一千片“长城二号”芯片，通过特殊渠道运往香港。
陈星亲自押运。
他坐在货运车厢里，守着那几只木箱，一夜没合眼。
车窗外，北方的田野一片枯黄，偶尔有村庄的灯火闪过。
他想起了四年前，从陕北来北京时，也是这样的夜晚，这样的火车。
那时候，他怀里揣着半本破书，心里揣着一个梦想。
现在，梦想变成了一颗颗芯片，正运往远方。
三个月后，黄伟再次来到北京。
这次他带来的不是测试仪，而是一沓订单。
“赵工，好消息！”他一进门就嚷嚷，“你们那一千片芯片，不到两个月就卖光了！
客户反应很好，特别是功耗低这一点，用在便携设备上特别合适。
这是新订单——三千片，价格提高到3.5美元一片！”
赵四接过订单，翻看着。
有香港本地的，有新加坡的，有马来西亚的，甚至还有一家印度的公司。
“印度？”他有些意外。
“对，印度那家公司是做计算器的。”黄伟说，“他们原来用Intel的8080，但太贵，利润薄。
你们的芯片便宜，功耗低，他们算过，改用你们的芯片，每台计算器成本能降两美元。
一年几十万台的量，你想想。”
陈星在旁边算了一下，倒吸一口凉气：“几十万台？那得多少芯片？”
“所以我说，市场大得很。”黄伟得意地笑，“只要你们产能跟得上。”
赵四沉吟了一会儿：“黄先生，这三千片，可以给你。但有个条件。”
“您说。”
“以后的订单，必须有一部分用外汇结算，直接打到国家的外汇账户上。”
黄伟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赵工，您这是为国家创汇啊。
行，没问题。国家需要外汇，我懂。”
他伸出手：“那就这么说定了。三千片，3.5美元，一半现汇，一半港币。”
两人握手。
陈星在一旁看着，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三年前，他们还在为“长城二号”的功耗问题发愁。
一年前，他们还在争论要不要搞商业化。
现在，芯片已经卖到国外，为国家赚外汇了。
这条路，真的走通了。
1980年5月，第一批出口芯片的货款到账。
30万美元，一分不少，汇进了中国银行的外汇账户。
赵四拿到通知单时，手有些抖。
30万美元，在1980年，是一笔巨款。
可以买两台进口的光刻机，可以建一条新的生产线，可以培养几十个留学生。
但更重要的，不是钱。
是证明。
证明中国人造的芯片，在国际市场上也有竞争力。
证明这条路，是对的。
他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张通知单，看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香山的树已经绿了。
春天的风吹进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他想起了李老，想起了楚老，想起了那些已经离开的人。
如果他们还在，看到这一幕，会说什么？
大概会说：“好，走对了。”
赵四的眼眶有些湿。
他转身，拿起电话：“喂，食堂吗？今晚加个菜，我请客。
对，所有人都叫上。
为什么？
今天是个好日子。”
晚上，基地食堂里热闹非凡。
几十个人挤在一起，饭桌上摆满了菜——红烧肉、糖醋鱼、炒鸡蛋、炖豆腐，还有几瓶啤酒，是赵四自己掏钱买的。
“来，大家举杯。”赵四站起来，“第一杯，敬李老、楚老，敬所有为这条路付出过的人。”
所有人都站起来，举起杯子。
“第二杯，敬你们。”赵四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敬陈启明，四年如一日，头发白了一半。敬林雪，为了光刻胶配方，差点把自己烧了。敬张卫东，眼睛都快瞎了还在写代码。敬杨振华，永远在算，永远在推。敬陈星，从陕北来，成了咱们最年轻的骨干。”
他顿了顿：“敬所有人。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
“敬赵总工！”陈启明喊了一声。
“敬赵总工！”所有人都跟着喊。
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音。
那天晚上，很多人都喝醉了。
陈启明抱着林雪哭，说对不起老婆孩子，这些年没顾上家。
张卫东趴在桌上睡着了，嘴里还在嘟囔着代码。
杨振华一个人坐在角落，推着眼镜，难得地笑了。
陈星扶着醉醺醺的同事，把他们一个个送回宿舍。
赵四没醉。他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色。
月亮很圆，很亮。香山的轮廓在月光下清晰可见。
他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1967年第一次见到李老，想起1971年“天河工程”的第一个数据节点，想起1975年“长城一号”的第一次流片，想起1978年“长城二号”的设计定型，想起今天——1980年5月，第一批芯片出口，30万美元到账。
十五年了。
从一个想法，到一颗芯片；从一颗芯片，到一千片出口。
这条路，走了十五年。
但值得。
因为路的尽头，不是30万美元，不是出口订单，不是任何具体的东西。
路的尽头，是一个国家的自主，一个民族的自信。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轻轻地说：“李老，楚老，你们看到了吗？咱们做到了。”
夜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在回应。
赵四转过身，看着食堂里那些东倒西歪的战友们。
他们还在笑，还在闹，还在为这个小小的胜利狂欢。
还早。
前面还有很长的路。
但有了这群人，有了这份心，什么路都能走通。
他笑了笑，走过去，把一件外套披在睡着的张卫东身上。
窗外，月光洒满大地。
1980年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了。
但属于中国芯片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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