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的荆州，在经历了“***”初期狂飙突进的喧嚣后，空气中开始沉淀下更为复杂的气息。高炉的烟火依旧在城乡结合部零星闪烁，但关于“指标”、“产量”的狂热呐喊之下，一种基于现实困难的务实调整，正在基层悄然发生。谢继远所在的农林水利科，工作重心也逐渐从配合“大炼钢铁”的象征性支援，回归到保障农业生产命脉的本职上来。
他被正式任命为水利组副组长，肩上的担子重了，视野也随之拓宽。不再仅仅是跟着老技术员跑腿、记录数据，而是要独立负责小型水利项目的勘察、设计和施工监督。他的办公桌上，开始堆起《水力学原理》、《土方工程计算》这类专业书籍，夜晚的煤油灯下，除了母亲的《宣言》和父亲的佩剑，又多了一把磨损严重的计算尺和几支削得尖尖的铅笔。
第一个独立负责的项目，是修复位于江陵县与监利县交界处、一处名为“跃进闸”的废弃排涝涵闸。这闸口建于民国初年，早已淤塞破损，导致周边数千亩良田雨季内涝严重，百姓苦不堪言。名字虽响亮，实则名不副实。
谢继远带着一名刚毕业的中专生小张，骑着配发的、除了铃铛不响哪里都响的自行车，驮着经纬仪、水平仪和沉重的花杆，开始了实地勘测。
时值初夏，荆楚大地闷热潮湿，水田里蚊蚋成群。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泥泞的田埂上，架设仪器，读取数据。小张年轻，没吃过这种苦，没两天就晒脱了皮，嘴上起了燎泡，私下里抱怨：“谢组长，这活儿也太磨人了，天天跟泥巴打交道，啥时候是个头？”
谢继远没有直接批评，只是擦了把汗，指着不远处在齐膝深的水里艰难补种秧苗的农民，说：“你看他们。闸修不好，他们今年的收成就泡汤了。咱们手上这把尺子量得准一分，他们田里的水就能退一寸。”
他继承了父亲谢文渊的沉稳与身先士卒。最复杂的测量点，他亲自去；最泥泞难行的路段，他走在前头。晚上回到借宿的生产队仓库，不顾浑身酸痛，就着煤油灯，摊开图纸，复核数据，用计算尺反复演算涵闸的过水流量和闸体结构应力。他发现原设计图纸过于简陋，存在明显缺陷，若按原样修复，恐怕用不了几年又会出问题。
“得改设计。”他抬起头，对正在用热水泡脚的小张说。
“改设计？”小张瞪大了眼，“这……这可是上面以前定的方案，咱们能动吗？万一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地里的庄稼等不起，老百姓等不起。”谢继远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我们不能只看眼前把水排出去就行，得为长远负责。”
他连夜起草了修改方案，加强了闸基，调整了泄水角度，并详细阐述了修改理由和计算依据。第二天，他带着方案和厚厚的勘测数据，返回地区汇报。科室里有些老资格的同事觉得他“冒进”、“年轻人爱表现”，但他据理力争，用详尽的数据和实地情况说服了分管领导。领导看着他熬得通红的眼睛和那份条理清晰的报告，最终拍了板：“就按继远同志修改的方案办！出了问题，我负责！”
施工阶段，他几乎扎在了工地上。与石匠一起挑选石料，与民工一起抬运水泥，监督每一道工序的质量。他发现施工队为了省料，想在某些非关键部位偷工减料，他毫不留情地制止，为此甚至与包工头发生了激烈争执。
“这是保命工程！不是面子工程！差一铲子水泥，汛期可能就顶不住！”他指着设计图，寸步不让。那股源自父辈的、对原则问题绝不妥协的执拗，此刻在他身上显现无遗。
最终，“跃进闸”在他的坚持下，以高于原设计的标准得以修复。当年夏季，荆州地区普降暴雨，周边区域多处内涝，唯独这数千亩良田，因涵闸泄水顺畅，安然无恙。秋收时，当地的公社书记特意带着几个老农，提着一篮子新米找到农林水利科，非要感谢“那个黑黑瘦瘦、较真得要命的谢组长”。
那一刻，谢继远看着老农脸上朴实的笑容和金黄饱满的谷粒，心中涌起的成就感，远比任何表扬都来得实在。他真切地体会到，父亲当年为何要执着于“为人民服务”——这份事业，连接着最真实的土地与最质朴的民心。
也是在这一年，通过赵德明伯伯的辗转来信，他得知妹妹谢晓霜在湘潭成绩优异，已升入高中，并因“烈士子女”身份和自身努力，获得了助学金，生活基本安定。这让他悬着的心放下大半，更能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一九六零年，全国性的经济困难开始显现端倪。荆州地区虽为鱼米之乡，也感受到了物资供应的紧张。机关食堂的伙食变得简单，定量供应。谢继远却更加勤勉地奔波于各个水利工地。他深知，越是在困难时期，保障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就越发重要。他参与规划了数个小水库的除险加固，组织疏浚了多条淤塞的灌溉渠道。
他的踏实肯干和专业能力，逐渐赢得了上上下下的普遍认可。那把磨损的计算尺，不仅丈量着江河堤坝的尺寸，也丈量着他从一个依赖组织照顾的烈士遗孤，向一个能够独当一面、承担责任的年轻干部的成长轨迹。
偶尔，在疲惫的深夜，他依旧会拿出母亲的台湾地图，指尖拂过那个“槟榔树叶”的标记。统一大业，像远方的一座灯塔，光芒虽远，却始终指引着方向。但他明白，当下他脚下的这片荆楚大地，他正在参与建设的这些沟渠塘坝，同样是那条通往灯塔的、必须夯实的道路。
测量尺在他手中，量天，量地，也在丈量着一个新时代建设者，承前启后的责任与担当。
他被正式任命为水利组副组长，肩上的担子重了，视野也随之拓宽。不再仅仅是跟着老技术员跑腿、记录数据，而是要独立负责小型水利项目的勘察、设计和施工监督。他的办公桌上，开始堆起《水力学原理》、《土方工程计算》这类专业书籍，夜晚的煤油灯下，除了母亲的《宣言》和父亲的佩剑，又多了一把磨损严重的计算尺和几支削得尖尖的铅笔。
第一个独立负责的项目，是修复位于江陵县与监利县交界处、一处名为“跃进闸”的废弃排涝涵闸。这闸口建于民国初年，早已淤塞破损，导致周边数千亩良田雨季内涝严重，百姓苦不堪言。名字虽响亮，实则名不副实。
谢继远带着一名刚毕业的中专生小张，骑着配发的、除了铃铛不响哪里都响的自行车，驮着经纬仪、水平仪和沉重的花杆，开始了实地勘测。
时值初夏，荆楚大地闷热潮湿，水田里蚊蚋成群。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泥泞的田埂上，架设仪器，读取数据。小张年轻，没吃过这种苦，没两天就晒脱了皮，嘴上起了燎泡，私下里抱怨：“谢组长，这活儿也太磨人了，天天跟泥巴打交道，啥时候是个头？”
谢继远没有直接批评，只是擦了把汗，指着不远处在齐膝深的水里艰难补种秧苗的农民，说：“你看他们。闸修不好，他们今年的收成就泡汤了。咱们手上这把尺子量得准一分，他们田里的水就能退一寸。”
他继承了父亲谢文渊的沉稳与身先士卒。最复杂的测量点，他亲自去；最泥泞难行的路段，他走在前头。晚上回到借宿的生产队仓库，不顾浑身酸痛，就着煤油灯，摊开图纸，复核数据，用计算尺反复演算涵闸的过水流量和闸体结构应力。他发现原设计图纸过于简陋，存在明显缺陷，若按原样修复，恐怕用不了几年又会出问题。
“得改设计。”他抬起头，对正在用热水泡脚的小张说。
“改设计？”小张瞪大了眼，“这……这可是上面以前定的方案，咱们能动吗？万一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地里的庄稼等不起，老百姓等不起。”谢继远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我们不能只看眼前把水排出去就行，得为长远负责。”
他连夜起草了修改方案，加强了闸基，调整了泄水角度，并详细阐述了修改理由和计算依据。第二天，他带着方案和厚厚的勘测数据，返回地区汇报。科室里有些老资格的同事觉得他“冒进”、“年轻人爱表现”，但他据理力争，用详尽的数据和实地情况说服了分管领导。领导看着他熬得通红的眼睛和那份条理清晰的报告，最终拍了板：“就按继远同志修改的方案办！出了问题，我负责！”
施工阶段，他几乎扎在了工地上。与石匠一起挑选石料，与民工一起抬运水泥，监督每一道工序的质量。他发现施工队为了省料，想在某些非关键部位偷工减料，他毫不留情地制止，为此甚至与包工头发生了激烈争执。
“这是保命工程！不是面子工程！差一铲子水泥，汛期可能就顶不住！”他指着设计图，寸步不让。那股源自父辈的、对原则问题绝不妥协的执拗，此刻在他身上显现无遗。
最终，“跃进闸”在他的坚持下，以高于原设计的标准得以修复。当年夏季，荆州地区普降暴雨，周边区域多处内涝，唯独这数千亩良田，因涵闸泄水顺畅，安然无恙。秋收时，当地的公社书记特意带着几个老农，提着一篮子新米找到农林水利科，非要感谢“那个黑黑瘦瘦、较真得要命的谢组长”。
那一刻，谢继远看着老农脸上朴实的笑容和金黄饱满的谷粒，心中涌起的成就感，远比任何表扬都来得实在。他真切地体会到，父亲当年为何要执着于“为人民服务”——这份事业，连接着最真实的土地与最质朴的民心。
也是在这一年，通过赵德明伯伯的辗转来信，他得知妹妹谢晓霜在湘潭成绩优异，已升入高中，并因“烈士子女”身份和自身努力，获得了助学金，生活基本安定。这让他悬着的心放下大半，更能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一九六零年，全国性的经济困难开始显现端倪。荆州地区虽为鱼米之乡，也感受到了物资供应的紧张。机关食堂的伙食变得简单，定量供应。谢继远却更加勤勉地奔波于各个水利工地。他深知，越是在困难时期，保障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就越发重要。他参与规划了数个小水库的除险加固，组织疏浚了多条淤塞的灌溉渠道。
他的踏实肯干和专业能力，逐渐赢得了上上下下的普遍认可。那把磨损的计算尺，不仅丈量着江河堤坝的尺寸，也丈量着他从一个依赖组织照顾的烈士遗孤，向一个能够独当一面、承担责任的年轻干部的成长轨迹。
偶尔，在疲惫的深夜，他依旧会拿出母亲的台湾地图，指尖拂过那个“槟榔树叶”的标记。统一大业，像远方的一座灯塔，光芒虽远，却始终指引着方向。但他明白，当下他脚下的这片荆楚大地，他正在参与建设的这些沟渠塘坝，同样是那条通往灯塔的、必须夯实的道路。
测量尺在他手中，量天，量地，也在丈量着一个新时代建设者，承前启后的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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