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深圳像个巨大的蒸笼。南鹏机场填海工地上，热浪从裸露的泥土地面升腾起来，把远处的吊车和脚手架扭曲成晃动的幻影。但谢望城办公室里的温度更低——不是空调，是刚从香港传真过来的检测报告带来的寒意。
报告来自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材料实验室，用英文和德文双语写成，附带的照片上，是“701”厂用五轴机床加工出的第一批航空发动机叶片原型。图片拍得很清晰，在电子显微镜下，叶片表面的加工纹路像大地的等高线，均匀，致密，完美。
但报告结论栏里，用红笔圈出了一行字：“局部区域检测到微量残余应力，等级B-2，建议优化热处理工艺。”
“B-2级，”香港顾问李先生指着那行字，眉头紧锁，“在国际航空标准里，这是临界值。能用，但寿命会受影响。如果是A级供应商，这种产品根本不会出厂。”
谢望城盯着那些显微镜照片。照片右下角有手写的标注：“取样位置：叶盆中部，距前缘35mm”。那是叶片受力最复杂的区域，也是加工难度最大的区域。
“问题出在哪里？”他问。
“可能是多轴联动时的刀具轨迹规划。”李先生翻到报告的技术分析部分，“五轴加工曲面时，刀具姿态角不断变化，切削力的方向和大小也在变。如果程序没有充分考虑材料的各向异性，就会在表面和亚表面留下不均匀的残余应力。”
他顿了顿，看向谢望城：“谢工，您父亲那边……有没有详细的加工过程数据？特别是精加工阶段的切削参数、刀具磨损情况、冷却条件？”
谢望城拿起电话，拨通了武陵山的长途。接电话的是技术科长老周，声音隔着电话线有些失真，但能听出兴奋：“谢工！瑞士的报告您收到了吧？总体评价很不错，就是那个残余应力……”
“周工，我需要精加工阶段的完整数据。”谢望城打断他，“从第五十号叶片开始，每片叶片的每一道精加工工序，所有的切削参数、机床状态、检测记录，全部整理出来，用最快的速度寄到深圳。”
“这……数据量很大，光打印出来就有几百页。”
“不要打印，用计算机数据文件。你们厂里那台IBM，应该有软盘驱动器吧？存到软盘上，航空特快寄过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谢工，实话说，有些数据……没完全电子化。王师傅他们调整参数，很多时候靠手感，现场记录在本子上。那些本子……”
谢望城明白了。在武陵山，最核心的“经验”还停留在老师傅们的笔记本上，停留在他们的肌肉记忆里，没有完全转化成计算机能处理的数据。这也是为什么瑞士实验室能检测出问题，但厂里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问题的根源。
“那就把所有笔记本一起寄来。”他当机立断，“周工，这件事关系到后续的德国订单。如果残余应力问题不解决，克劳斯公司可能会取消后续合作。”
挂掉电话，谢望城转向李先生：“香港有没有做切削仿真分析的公司？或者高校的相关实验室？”
“香港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有个团队，专门研究精密加工动力学。”李先生想了想，“他们的设备是从德国引进的，能做切削过程的有限元仿真。但费用不低，而且……他们通常接外资企业的单。”
“钱不是问题。”谢望城说，“你帮我联系，越快越好。另外——”他拿起那份瑞士报告，“这份报告，帮我翻译成中文，技术术语要准确。我要寄回武陵山。”
三天后，一个沉甸甸的包裹从武陵山寄到深圳。里面有三样东西：五本用橡皮筋捆着的笔记本，纸页已经泛黄，边角卷曲；十张5.25英寸软盘，标签上写着“叶片加工数据”；还有一封谢继远的亲笔信。
信很短：“望城：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王师傅说，如果洋人的机器测出问题，那问题一定在咱们还没弄明白的地方。你大胆查，厂里全力配合。”
谢望城先看笔记本。那是王有才和赵建国的工作日志，从五轴机床安装调试第一天开始记录。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夹杂着很多只有他们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和简写：“A轴+2度，振”“换刀后声闷，退0.1”“冷却液温高，表面发蓝”……
但最珍贵的是那些手绘的草图——刀具在不同位置的角度示意图，切削力方向的箭头标注，甚至还有刀具磨损后切削刃形状的变化简图。这些图，是老师傅们对复杂加工过程的直观理解，是任何传感器都采集不到的“认知数据”。
软盘里的数据更系统，但明显有断层：机床自动记录的数据很完整，包括坐标、转速、进给、电流、温度等等，每秒钟采样一次；但人工干预的记录——比如王有才凭手感调整参数的时刻，赵建国发现异常停机的判断——这些关键信息，要么记录不全，要么根本没录入。
“这就是问题所在。”香港理工大学的张教授看完数据后说，“机床的自动化部分很完美，参数都在理论最优范围内。但那些人工干预……你们看这里。”
他在电脑上打开一个数据文件，指着时间戳为“1985-04-17 03:22:15”的一行：“主轴电流突然从12安培升到15安培，持续了3.2秒，然后操作工手动降低了进给速度。机床日志里只记录了电流变化和操作动作，但没有记录操作工为什么这么做——是听到了异常声音？是感觉到振动？还是看到了什么？”
“王师傅的笔记本里有写。”谢望城翻到对应日期的记录页，上面有一行小字：“寅时三刻，刀声尖，似刮玻璃。疑刀钝，减进给，查刀。”
张教授眼睛亮了：“就是这个！‘刀声尖，似刮玻璃’——这是对切削振动的直观描述。如果当时有声音传感器，采集到这段音频，我们就能分析出振动频率和模式，然后反向优化刀具轨迹程序。”
他站起身，在白板上画示意图：“五轴加工叶片，最理想的状态是切削力矢量始终垂直于加工表面，并且大小恒定。但实际中，由于曲面曲率变化，刀具姿态角不断调整，切削力的大小和方向都在变。变化太剧烈，就会激起振动，在材料表面留下残余应力。”
“那该怎么优化？”谢望城问。
“两条路。”张教授竖起两根手指，“第一，优化刀具轨迹规划，让切削力的变化尽可能平缓。这需要更先进的CAM软件和更强大的计算能力。第二——”他指向那些笔记本，“把这些老师傅的经验，转化成控制算法的约束条件。比如‘刀声尖’对应的振动模式是什么频率？‘减进给’应该减多少？这些经验值，如果能量化，就能变成程序里的‘如果-那么’规则。”
思路清晰了。但实施起来，需要三样东西：更先进的CAM软件，更强大的计算机，以及把老师傅经验量化的方法。
CAM软件，香港理工大学有正版的CATIA V3，比“701”厂用的测试版先进两个版本。张教授同意让谢望城带团队来使用，条件是研究成果双方共享。
计算机是个大问题。叶片加工过程的有限元仿真，对计算资源要求极高。香港理工大学的VAX小型机勉强够用，但机时很紧张，排到两个月后。
“深圳大学正在建计算中心，从美国进口了一台IBM 4381。”李先生提供了一条线索，“机器刚到位，还在调试。如果能说动深大合作……”
谢望城当即去找梁副市长。听完情况，梁副市长二话不说，拿起电话拨通了深圳大学校长办公室：“老陈，我梁志刚。有个事关国家航空工业的项目，需要借用你们的新计算机……对，很急。什么？还在调试？那就边调试边用！我派我们最好的工程师过去帮忙调试，保证不耽误你们正常进度！”
有了市领导协调，第二天，谢望城就带着香港理工的张教授团队，进驻深圳大学计算中心。那台IBM 4381占据了半个房间，嗡嗡的散热声像一群困在铁箱里的蜜蜂。机器确实还在调试，操作系统不稳定，经常死机。
深大负责计算机维护的是个年轻教师，叫吴浩，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学计算机科学的。看到谢望城带来的叶片三维模型和加工数据，他眼睛都直了：“这是……航空发动机叶片？你们在深圳做这个？”
“在武陵山做的。”谢望城解释，“我们是帮他们做工艺优化。”
“武陵山……”吴浩想了想，“是不是湖北那个‘701’厂？我有个师兄在那里插过队，说那地方山沟里藏了个军工厂，神秘得很。”
“现在不神秘了，军转民，做精密加工。”
吴浩来了兴趣。他主动加入团队，负责解决计算机的软硬件问题。那些让深大老师头疼的系统bug，在他手里很快就解决了——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就参与过UNIX操作系统的早期开发。
有了稳定的计算环境，仿真工作全面展开。张教授的团队把叶片的三维模型导入CATIA，重新规划刀具轨迹。这次的目标不是最短加工时间，而是最平稳的切削力变化。
“就像开车走盘山公路。”张教授比喻，“老程序是追求最短路径，急转弯多，乘客晕车。新程序要追求最平稳，弯道放缓，加减速柔和。”
仿真跑了三天。新轨迹的加工时间比老程序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但切削力的波动幅度降低了百分之四十。
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把王有才的经验量化。
谢望城把王有才笔记本里所有关于“手感”的描述都摘录出来，有三十多条：“刀声尖”“声闷”“振手”“铁屑颜色发紫”“工件发热”……每一条，都对应着一次人工干预。
他和吴浩一起，开发了一个简单的“专家系统”原型——用当时最流行的人工智能语言Prolog编写。系统的核心是一系列规则：
如果 主轴电流突然上升超过20% 且 持续超过2秒
那么 建议降低进给速度10%
如果 振动传感器检测到800-1200Hz频段能量突增
那么 建议检查刀具磨损
如果 操作工记录“刀声尖，似刮玻璃”
那么 对应振动模式为1000±150Hz横向振动
……
这些规则，一部分来自机床传感器数据与人工记录的对照分析，一部分来自张教授的切削力学理论，还有一部分，纯粹是经验归纳——比如“铁屑颜色发紫对应工件温度过高”，这是王有才四十年车工经验的总结，暂时没有理论依据，但实践证明有效。
系统开发完，用历史数据测试。输入过去三个月加工过程中出现的十二次异常情况，系统正确诊断出了十一次，并给出了和当时老师傅们实际采取的措施相似的建议。
“成了。”吴浩盯着屏幕上的诊断结果，有些激动，“这就是人工智能在工业上的应用啊！虽然还很初级，但是方向对了。”
带着优化后的刀具轨迹程序和刚刚诞生的“专家系统”原型，谢望城再次拨通武陵山的电话。这次接电话的是小陈——他从德国学习回来了。
“小陈，你回来得正好。”谢望城把深圳这边的工作详细说了一遍，“新的刀具轨迹程序，我已经寄出了。另外，我和香港、深圳的专家一起，开发了一个辅助诊断系统，能把王师傅他们的经验转化成计算机能用的规则。但这个系统还需要完善——需要更多的数据，更多的经验。”
电话那头，小陈的声音带着德国留学后的沉稳：“谢工，我明白。我在德国看到，他们最先进的工厂已经在做‘数字孪生’——就是给每台机床、每个工艺过程建立虚拟模型，实时仿真优化。咱们现在做的，是这个方向的第一步。”
“对，第一步。”谢望城说，“但这第一步，必须走稳。新程序到厂里后，先做小批量试制。加工过程中，所有数据——包括王师傅的每一个手感判断——都要完整记录。特别是那些系统没能预测到的异常情况，要重点分析。”
“明白。谢工，还有个事。”小陈顿了顿，“克劳斯公司派人来了，看了咱们的叶片原型，总体满意，但对残余应力的问题很重视。他们说，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后续的订单可以扩大三倍，而且愿意帮咱们申请德国航空工业的供应商认证。”
三倍订单。德国航空供应商认证。这两个词，让谢望城握紧了话筒。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成功，“701”厂将从一家深山里的三线军工厂，变成国际航空供应链的一环。这是质的飞跃。
“告诉他们，给我们一个月时间。”谢望城说，“一个月后，我们交付改进后的样品。”
挂掉电话，他走出深大计算中心。深圳的夜晚闷热依旧，但天空中多了几颗星星。远处，南鹏机场工地的灯光连成一片，像落在地上的银河。
他想起父亲信里的那句话：“如果洋人的机器测出问题，那问题一定在咱们还没弄明白的地方。”
现在，他们开始弄明白了。用深圳的计算机，用香港的软件，用武陵山的经验，用这个正在打开的国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资源，去弄明白那些最细微、最隐秘、决定成败的技术细节。
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也不是一个厂的战斗。这是一张网——从武陵山到深圳到香港到瑞士——一张用技术、数据、经验、还有不甘落后的心，编织起来的网。
网已经撒开。现在，要开始收了。
谢望城深吸一口湿热的海风，转身走回机房。那里，计算机还在运转，屏幕上，叶片的仿真模型正在缓慢旋转，刀具轨迹像光织成的丝绸，缠绕在复杂的曲面上。
一夜还长。而明天，新的数据会从武陵山传来，新的仿真会开始运行，新的问题会出现，新的解决方案会被找到。
这就是技术回流——不是简单的设备引进，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完整循环。在这个循环里，深山里的经验和特区里的资源，像两条河流，汇合，交融，奔向更广阔的海洋。
而他们，是摆渡人。
报告来自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材料实验室，用英文和德文双语写成，附带的照片上，是“701”厂用五轴机床加工出的第一批航空发动机叶片原型。图片拍得很清晰，在电子显微镜下，叶片表面的加工纹路像大地的等高线，均匀，致密，完美。
但报告结论栏里，用红笔圈出了一行字：“局部区域检测到微量残余应力，等级B-2，建议优化热处理工艺。”
“B-2级，”香港顾问李先生指着那行字，眉头紧锁，“在国际航空标准里，这是临界值。能用，但寿命会受影响。如果是A级供应商，这种产品根本不会出厂。”
谢望城盯着那些显微镜照片。照片右下角有手写的标注：“取样位置：叶盆中部，距前缘35mm”。那是叶片受力最复杂的区域，也是加工难度最大的区域。
“问题出在哪里？”他问。
“可能是多轴联动时的刀具轨迹规划。”李先生翻到报告的技术分析部分，“五轴加工曲面时，刀具姿态角不断变化，切削力的方向和大小也在变。如果程序没有充分考虑材料的各向异性，就会在表面和亚表面留下不均匀的残余应力。”
他顿了顿，看向谢望城：“谢工，您父亲那边……有没有详细的加工过程数据？特别是精加工阶段的切削参数、刀具磨损情况、冷却条件？”
谢望城拿起电话，拨通了武陵山的长途。接电话的是技术科长老周，声音隔着电话线有些失真，但能听出兴奋：“谢工！瑞士的报告您收到了吧？总体评价很不错，就是那个残余应力……”
“周工，我需要精加工阶段的完整数据。”谢望城打断他，“从第五十号叶片开始，每片叶片的每一道精加工工序，所有的切削参数、机床状态、检测记录，全部整理出来，用最快的速度寄到深圳。”
“这……数据量很大，光打印出来就有几百页。”
“不要打印，用计算机数据文件。你们厂里那台IBM，应该有软盘驱动器吧？存到软盘上，航空特快寄过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谢工，实话说，有些数据……没完全电子化。王师傅他们调整参数，很多时候靠手感，现场记录在本子上。那些本子……”
谢望城明白了。在武陵山，最核心的“经验”还停留在老师傅们的笔记本上，停留在他们的肌肉记忆里，没有完全转化成计算机能处理的数据。这也是为什么瑞士实验室能检测出问题，但厂里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问题的根源。
“那就把所有笔记本一起寄来。”他当机立断，“周工，这件事关系到后续的德国订单。如果残余应力问题不解决，克劳斯公司可能会取消后续合作。”
挂掉电话，谢望城转向李先生：“香港有没有做切削仿真分析的公司？或者高校的相关实验室？”
“香港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有个团队，专门研究精密加工动力学。”李先生想了想，“他们的设备是从德国引进的，能做切削过程的有限元仿真。但费用不低，而且……他们通常接外资企业的单。”
“钱不是问题。”谢望城说，“你帮我联系，越快越好。另外——”他拿起那份瑞士报告，“这份报告，帮我翻译成中文，技术术语要准确。我要寄回武陵山。”
三天后，一个沉甸甸的包裹从武陵山寄到深圳。里面有三样东西：五本用橡皮筋捆着的笔记本，纸页已经泛黄，边角卷曲；十张5.25英寸软盘，标签上写着“叶片加工数据”；还有一封谢继远的亲笔信。
信很短：“望城：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王师傅说，如果洋人的机器测出问题，那问题一定在咱们还没弄明白的地方。你大胆查，厂里全力配合。”
谢望城先看笔记本。那是王有才和赵建国的工作日志，从五轴机床安装调试第一天开始记录。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夹杂着很多只有他们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和简写：“A轴+2度，振”“换刀后声闷，退0.1”“冷却液温高，表面发蓝”……
但最珍贵的是那些手绘的草图——刀具在不同位置的角度示意图，切削力方向的箭头标注，甚至还有刀具磨损后切削刃形状的变化简图。这些图，是老师傅们对复杂加工过程的直观理解，是任何传感器都采集不到的“认知数据”。
软盘里的数据更系统，但明显有断层：机床自动记录的数据很完整，包括坐标、转速、进给、电流、温度等等，每秒钟采样一次；但人工干预的记录——比如王有才凭手感调整参数的时刻，赵建国发现异常停机的判断——这些关键信息，要么记录不全，要么根本没录入。
“这就是问题所在。”香港理工大学的张教授看完数据后说，“机床的自动化部分很完美，参数都在理论最优范围内。但那些人工干预……你们看这里。”
他在电脑上打开一个数据文件，指着时间戳为“1985-04-17 03:22:15”的一行：“主轴电流突然从12安培升到15安培，持续了3.2秒，然后操作工手动降低了进给速度。机床日志里只记录了电流变化和操作动作，但没有记录操作工为什么这么做——是听到了异常声音？是感觉到振动？还是看到了什么？”
“王师傅的笔记本里有写。”谢望城翻到对应日期的记录页，上面有一行小字：“寅时三刻，刀声尖，似刮玻璃。疑刀钝，减进给，查刀。”
张教授眼睛亮了：“就是这个！‘刀声尖，似刮玻璃’——这是对切削振动的直观描述。如果当时有声音传感器，采集到这段音频，我们就能分析出振动频率和模式，然后反向优化刀具轨迹程序。”
他站起身，在白板上画示意图：“五轴加工叶片，最理想的状态是切削力矢量始终垂直于加工表面，并且大小恒定。但实际中，由于曲面曲率变化，刀具姿态角不断调整，切削力的大小和方向都在变。变化太剧烈，就会激起振动，在材料表面留下残余应力。”
“那该怎么优化？”谢望城问。
“两条路。”张教授竖起两根手指，“第一，优化刀具轨迹规划，让切削力的变化尽可能平缓。这需要更先进的CAM软件和更强大的计算能力。第二——”他指向那些笔记本，“把这些老师傅的经验，转化成控制算法的约束条件。比如‘刀声尖’对应的振动模式是什么频率？‘减进给’应该减多少？这些经验值，如果能量化，就能变成程序里的‘如果-那么’规则。”
思路清晰了。但实施起来，需要三样东西：更先进的CAM软件，更强大的计算机，以及把老师傅经验量化的方法。
CAM软件，香港理工大学有正版的CATIA V3，比“701”厂用的测试版先进两个版本。张教授同意让谢望城带团队来使用，条件是研究成果双方共享。
计算机是个大问题。叶片加工过程的有限元仿真，对计算资源要求极高。香港理工大学的VAX小型机勉强够用，但机时很紧张，排到两个月后。
“深圳大学正在建计算中心，从美国进口了一台IBM 4381。”李先生提供了一条线索，“机器刚到位，还在调试。如果能说动深大合作……”
谢望城当即去找梁副市长。听完情况，梁副市长二话不说，拿起电话拨通了深圳大学校长办公室：“老陈，我梁志刚。有个事关国家航空工业的项目，需要借用你们的新计算机……对，很急。什么？还在调试？那就边调试边用！我派我们最好的工程师过去帮忙调试，保证不耽误你们正常进度！”
有了市领导协调，第二天，谢望城就带着香港理工的张教授团队，进驻深圳大学计算中心。那台IBM 4381占据了半个房间，嗡嗡的散热声像一群困在铁箱里的蜜蜂。机器确实还在调试，操作系统不稳定，经常死机。
深大负责计算机维护的是个年轻教师，叫吴浩，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学计算机科学的。看到谢望城带来的叶片三维模型和加工数据，他眼睛都直了：“这是……航空发动机叶片？你们在深圳做这个？”
“在武陵山做的。”谢望城解释，“我们是帮他们做工艺优化。”
“武陵山……”吴浩想了想，“是不是湖北那个‘701’厂？我有个师兄在那里插过队，说那地方山沟里藏了个军工厂，神秘得很。”
“现在不神秘了，军转民，做精密加工。”
吴浩来了兴趣。他主动加入团队，负责解决计算机的软硬件问题。那些让深大老师头疼的系统bug，在他手里很快就解决了——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就参与过UNIX操作系统的早期开发。
有了稳定的计算环境，仿真工作全面展开。张教授的团队把叶片的三维模型导入CATIA，重新规划刀具轨迹。这次的目标不是最短加工时间，而是最平稳的切削力变化。
“就像开车走盘山公路。”张教授比喻，“老程序是追求最短路径，急转弯多，乘客晕车。新程序要追求最平稳，弯道放缓，加减速柔和。”
仿真跑了三天。新轨迹的加工时间比老程序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但切削力的波动幅度降低了百分之四十。
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把王有才的经验量化。
谢望城把王有才笔记本里所有关于“手感”的描述都摘录出来，有三十多条：“刀声尖”“声闷”“振手”“铁屑颜色发紫”“工件发热”……每一条，都对应着一次人工干预。
他和吴浩一起，开发了一个简单的“专家系统”原型——用当时最流行的人工智能语言Prolog编写。系统的核心是一系列规则：
如果 主轴电流突然上升超过20% 且 持续超过2秒
那么 建议降低进给速度10%
如果 振动传感器检测到800-1200Hz频段能量突增
那么 建议检查刀具磨损
如果 操作工记录“刀声尖，似刮玻璃”
那么 对应振动模式为1000±150Hz横向振动
……
这些规则，一部分来自机床传感器数据与人工记录的对照分析，一部分来自张教授的切削力学理论，还有一部分，纯粹是经验归纳——比如“铁屑颜色发紫对应工件温度过高”，这是王有才四十年车工经验的总结，暂时没有理论依据，但实践证明有效。
系统开发完，用历史数据测试。输入过去三个月加工过程中出现的十二次异常情况，系统正确诊断出了十一次，并给出了和当时老师傅们实际采取的措施相似的建议。
“成了。”吴浩盯着屏幕上的诊断结果，有些激动，“这就是人工智能在工业上的应用啊！虽然还很初级，但是方向对了。”
带着优化后的刀具轨迹程序和刚刚诞生的“专家系统”原型，谢望城再次拨通武陵山的电话。这次接电话的是小陈——他从德国学习回来了。
“小陈，你回来得正好。”谢望城把深圳这边的工作详细说了一遍，“新的刀具轨迹程序，我已经寄出了。另外，我和香港、深圳的专家一起，开发了一个辅助诊断系统，能把王师傅他们的经验转化成计算机能用的规则。但这个系统还需要完善——需要更多的数据，更多的经验。”
电话那头，小陈的声音带着德国留学后的沉稳：“谢工，我明白。我在德国看到，他们最先进的工厂已经在做‘数字孪生’——就是给每台机床、每个工艺过程建立虚拟模型，实时仿真优化。咱们现在做的，是这个方向的第一步。”
“对，第一步。”谢望城说，“但这第一步，必须走稳。新程序到厂里后，先做小批量试制。加工过程中，所有数据——包括王师傅的每一个手感判断——都要完整记录。特别是那些系统没能预测到的异常情况，要重点分析。”
“明白。谢工，还有个事。”小陈顿了顿，“克劳斯公司派人来了，看了咱们的叶片原型，总体满意，但对残余应力的问题很重视。他们说，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后续的订单可以扩大三倍，而且愿意帮咱们申请德国航空工业的供应商认证。”
三倍订单。德国航空供应商认证。这两个词，让谢望城握紧了话筒。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成功，“701”厂将从一家深山里的三线军工厂，变成国际航空供应链的一环。这是质的飞跃。
“告诉他们，给我们一个月时间。”谢望城说，“一个月后，我们交付改进后的样品。”
挂掉电话，他走出深大计算中心。深圳的夜晚闷热依旧，但天空中多了几颗星星。远处，南鹏机场工地的灯光连成一片，像落在地上的银河。
他想起父亲信里的那句话：“如果洋人的机器测出问题，那问题一定在咱们还没弄明白的地方。”
现在，他们开始弄明白了。用深圳的计算机，用香港的软件，用武陵山的经验，用这个正在打开的国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资源，去弄明白那些最细微、最隐秘、决定成败的技术细节。
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也不是一个厂的战斗。这是一张网——从武陵山到深圳到香港到瑞士——一张用技术、数据、经验、还有不甘落后的心，编织起来的网。
网已经撒开。现在，要开始收了。
谢望城深吸一口湿热的海风，转身走回机房。那里，计算机还在运转，屏幕上，叶片的仿真模型正在缓慢旋转，刀具轨迹像光织成的丝绸，缠绕在复杂的曲面上。
一夜还长。而明天，新的数据会从武陵山传来，新的仿真会开始运行，新的问题会出现，新的解决方案会被找到。
这就是技术回流——不是简单的设备引进，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完整循环。在这个循环里，深山里的经验和特区里的资源，像两条河流，汇合，交融，奔向更广阔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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