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武陵山，白日里暑气蒸腾，但山坳深处的机械厂里，热度却并非全来自天气。三车间一角，临时划出的“数控系统应用研究小组”工作区内，气氛热烈得近乎焦灼。
工作台上摊开着几份油印的、字迹有些模糊的资料，标题是《经济型数控系统开发技术简报》。旁边是一台从废料堆里“抢救”回来的老式仪表车床，已经被拆解得七零八落，裸露的丝杠、导轨和几个锈迹斑斑的步进电机裸露在外。几个年轻技术员正围着一台借来的、型号陈旧的个人电脑，屏幕上闪烁着绿色的命令行代码，试图让它与那些步进电机建立起最基本的通信。
谢继远关于“未来能否参与数控系统开发”的念头，并未停留在空想。他借着去省里参加工业技术交流会的机会，主动接触了省内一所重点大学正在从事相关课题研究的教授团队，表达了合作意愿，并带回了这些初步的技术资料和一些“可能有用”的旧部件。他没有大张旗鼓地立项，只是悄悄组织了几个对电子和计算机有兴趣、又在“腾飞”和特种订单中表现突出的年轻技术骨干，利用业余时间，成立了这个非正式的“兴趣小组”，美其名曰“了解前沿，拓展视野”。
阻力比预想的大。厂里一些老资格的车间主任和科长，对此颇不以为然：
“谢总工，咱们把现有的数控机床用好、维护好就不错了，还想自己搞系统？那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有那功夫，不如多想想怎么把库存降下来，把订单稳住。”
“这些大学生，本职工作干好了吗？别整天琢磨这些虚头巴脑的。”
甚至小组内部，也有人动摇。面对晦涩难懂的底层驱动代码、陌生的硬件接口协议、以及一次次的通信失败和电机乱转，最初的热情很快被挫折感取代。
“谢总工，这太难了。咱们一点基础都没有，从头学起，得学到猴年马月去？还不如多学学怎么用现成的CAM软件编程。”一个年轻技术员揉着发红的眼睛抱怨。
谢继远没有批评，而是拿起一块从旧机床上拆下的电路板，指着上面一个烧焦的电阻：“看到这个了吗？上次‘腾飞’生产线那台进口滚齿机出故障，就是这个小东西坏了。就因为它，我们等了整整一周，等国外的配件空运过来，生产线停摆，损失多少？如果我们自己能懂一点原理，哪怕只是能准确判断问题，联系国内能维修或替代的厂家，是不是就能减少损失？”
他放下电路板，目光扫过众人：“我知道难，知道看起来不务正业。但大家想想，咱们厂现在靠‘特种定制’和‘快速响应’吃饭，靠的是什么？是对工艺的深刻理解，是对客户需求的灵活满足。数控系统是什么？是机器的‘大脑’。如果我们永远只懂怎么用这个‘大脑’干活，却完全不懂它怎么‘想’的，那我们永远是被动的。哪天客户提出一个特殊加工需求，现成的系统不支持，怎么办？等国外厂商更新？可能等不到，也可能代价太高。”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深沉：“我父亲那代人，面对的是没有路，要自己拿命去蹚。我们现在，面前有路，但路上跑的都是别人的车。我们要学会的不只是开车，还得学着看懂地图，甚至学着怎么修车、改装车，让车更适应咱们要走的山路。这‘兴趣小组’，就是咱们学看地图、学修车的第一步。不指望立刻造出车来，但至少，不能当一辈子只会踩油门的司机。”
他给小组定了更现实的目标：不求开发系统，先从“消化理解”和“故障预判”做起。拆解研究现有数控机床的机械与电气接口逻辑，学习最基本的运动控制原理和PLC知识，争取能对一些常见故障进行初步分析和应急处理。同时，密切跟踪大学课题组的研究进展，看有没有机会参与一些外围的、与应用结合紧密的测试或优化工作。
目标降低了，心态反而踏实了。年轻人重新埋下头，从最基础的数电模电、微机原理课本啃起，对照着那台破旧车床的残骸和有限的资料，一点点摸索。失败依然家常便饭，但偶尔一次能让步进电机按照简单指令规规矩矩转上几圈，都能引来一阵低低的欢呼。
这簇火苗还很微弱，在庞大的、以生产和市场压力为主的工厂现实中，几乎微不足道。但谢继远知道，有些东西，就像父亲笔记本里记载的那些在台北街头传递的、看似微不足道的信息碎片，当时看不出大用，却可能在未来某个关键时刻，连接成改变局势的脉络。技术的自主，绝非一日之功，它需要无数这样看似“无用”的探索和积累，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默默点燃并传递那点星火。
深圳的夏天，雷雨总是来得猝不及防。一声闷雷滚过，豆大的雨点便噼里啪啦地砸在“先进微电子材料中试基地”实验楼的玻璃幕墙上。楼内一间小型会议室里，气氛却比窗外的雷雨更加压抑。
谢望城面前摊着一份刚刚完成的《“春潮”项目后续基础研究方案及资源需求评估报告》。报告详细论证了在初步实现特定细分市场突破后，必须立刻回头，针对光刻胶材料中几个根本性的科学问题——如曝光过程中活性粒子扩散与反应的精确模型、高分子链在纳米尺度界面的组装行为调控、新型光敏剂的设计与合成——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基础研究，否则现有的技术优势将很快耗尽，无法支撑向更先进工艺节点的迈进。
然而，几乎与这份报告同时送达的，还有基地管理层关于“下半年重点工作部署”的会议纪要。纪要明确要求，各项目组必须进一步聚焦“能迅速产生经济效益”的产业化任务，加大力度拓展市场份额，严格控制“非直接产出”的研发投入。基地即将启动新一轮的绩效考核，核心指标是“合同额”、“到款额”和“新产品市场导入速度”。
矛盾尖锐而直接。谢望城团队的“利基市场”突破，证明了“差异化”和“快速响应”策略的有效性，但也让他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作底，所谓的“技术优势”如同沙上城堡，一个浪头就可能崩塌。可现实的生存压力和市场规则，却逼着他们必须不断去追逐短期的商业成功，很难有喘息和沉淀的时间。
他将报告和会议纪要推给团队的几位核心骨干传阅。会议室里一片沉默，只有雨点敲打玻璃的声响。
负责材料合成的王博士先开了口，语气带着不甘：“谢老师，道理我们都懂。可现在的风向……如果我们坚持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恐怕连现有的项目资源都会受影响。到时候，市场份额保不住，基础研究又没条件做，两头落空。”
负责工艺集成的李工程师更务实：“能不能折中一下？把基础研究的目标，包装成解决某个具体客户难题的‘预研项目’？或者，我们申请加入国家级的重点研发计划？那样或许能争取到一些独立于基地考核体系的资源。”
从科学院跟来的小林则有些激动：“可这是饮鸩止渴！用解决具体问题的幌子去做基础研究，方向会扭曲，深度也有限。国家的项目哪那么容易申请？周期又长。等我们申请下来，技术窗口可能早就错过了！”
谢望城静静地听着每个人的意见。他知道，大家说的都有道理。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悖论：产业化需要基础研究的源头活水，但产业化的残酷竞争又往往不容许你从容地“坐冷板凳”搞研究。祖父和父亲面对的是物质条件的匮乏和外部环境的险恶，而他现在面对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匮乏”——时间的匮乏、专注的匮乏、允许长期失败的宽容度的匮乏。
“大家说的，都是现实。”谢望城终于开口，声音平稳，却带着一种深思后的决断，“我们确实不能****去空谈理想。但也不能被现实完全牵着鼻子走，忘了我们最终要攀登的高峰在哪里。”
他拿起那份基础研究方案：“这份报告，我们不仅要提交，还要尽力去争取，哪怕只能争取到一点资源、一点时间。同时，李工的建议很好，我们要更聪明地工作。把一些基础研究的关键问题，拆解成与我们当前产业化项目强相关、能快速验证的‘小课题’，融入到为客户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去。比如，研究新型光敏剂，可以从优化现有产品对某种特定光源的响应效率这个具体目标切入。这样，既服务了短期目标，也为长期积累数据和方法。”
他看向小林：“国家项目的申请，要立刻启动，不管多难。那是另一条可能的补给线。另外，”他顿了顿，“我们可以尝试与母校或中科院的相关实验室建立更紧密的联合研究机制。我们提供这个产业界的真实问题和部分数据、样品，他们提供更深度的理论分析和实验平台。优势互补，风险共担。”
这个想法让大家眼前一亮。这或许是一条能部分绕过内部资源约束的新路径。
“还有一点，”谢望城的语气严肃起来，“我们必须建立团队内部的知识管理和传承机制。无论外部压力多大，我们自己在内部，要保证对核心技术原理的持续学习和探讨。每周至少留出半天，不做项目，只做技术交流和前沿文献研讨。每个人，尤其是年轻同事，都要有自己的、与当前项目可能不完全重合的‘技术好奇点’和跟踪方向。我们要自己给自己留住那点‘火种’。”
会议在渐歇的雨声中结束。方案有了，路径依然模糊，压力丝毫未减。但至少，他们没有在现实的挤压下完全放弃对远方的眺望。谢望城知道，这就是他们这一代科技产业人的“淬炼”——不仅要承受市场和技术本身的高温高压，还要在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中，小心翼翼地守护和传递那点关乎未来的“理论之火”与“探索之心”。这火种或许微弱，却是在全球化技术深海中，辨认自身航向、积蓄破浪力量的唯一依凭。薪不尽，火方传。
工作台上摊开着几份油印的、字迹有些模糊的资料，标题是《经济型数控系统开发技术简报》。旁边是一台从废料堆里“抢救”回来的老式仪表车床，已经被拆解得七零八落，裸露的丝杠、导轨和几个锈迹斑斑的步进电机裸露在外。几个年轻技术员正围着一台借来的、型号陈旧的个人电脑，屏幕上闪烁着绿色的命令行代码，试图让它与那些步进电机建立起最基本的通信。
谢继远关于“未来能否参与数控系统开发”的念头，并未停留在空想。他借着去省里参加工业技术交流会的机会，主动接触了省内一所重点大学正在从事相关课题研究的教授团队，表达了合作意愿，并带回了这些初步的技术资料和一些“可能有用”的旧部件。他没有大张旗鼓地立项，只是悄悄组织了几个对电子和计算机有兴趣、又在“腾飞”和特种订单中表现突出的年轻技术骨干，利用业余时间，成立了这个非正式的“兴趣小组”，美其名曰“了解前沿，拓展视野”。
阻力比预想的大。厂里一些老资格的车间主任和科长，对此颇不以为然：
“谢总工，咱们把现有的数控机床用好、维护好就不错了，还想自己搞系统？那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有那功夫，不如多想想怎么把库存降下来，把订单稳住。”
“这些大学生，本职工作干好了吗？别整天琢磨这些虚头巴脑的。”
甚至小组内部，也有人动摇。面对晦涩难懂的底层驱动代码、陌生的硬件接口协议、以及一次次的通信失败和电机乱转，最初的热情很快被挫折感取代。
“谢总工，这太难了。咱们一点基础都没有，从头学起，得学到猴年马月去？还不如多学学怎么用现成的CAM软件编程。”一个年轻技术员揉着发红的眼睛抱怨。
谢继远没有批评，而是拿起一块从旧机床上拆下的电路板，指着上面一个烧焦的电阻：“看到这个了吗？上次‘腾飞’生产线那台进口滚齿机出故障，就是这个小东西坏了。就因为它，我们等了整整一周，等国外的配件空运过来，生产线停摆，损失多少？如果我们自己能懂一点原理，哪怕只是能准确判断问题，联系国内能维修或替代的厂家，是不是就能减少损失？”
他放下电路板，目光扫过众人：“我知道难，知道看起来不务正业。但大家想想，咱们厂现在靠‘特种定制’和‘快速响应’吃饭，靠的是什么？是对工艺的深刻理解，是对客户需求的灵活满足。数控系统是什么？是机器的‘大脑’。如果我们永远只懂怎么用这个‘大脑’干活，却完全不懂它怎么‘想’的，那我们永远是被动的。哪天客户提出一个特殊加工需求，现成的系统不支持，怎么办？等国外厂商更新？可能等不到，也可能代价太高。”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深沉：“我父亲那代人，面对的是没有路，要自己拿命去蹚。我们现在，面前有路，但路上跑的都是别人的车。我们要学会的不只是开车，还得学着看懂地图，甚至学着怎么修车、改装车，让车更适应咱们要走的山路。这‘兴趣小组’，就是咱们学看地图、学修车的第一步。不指望立刻造出车来，但至少，不能当一辈子只会踩油门的司机。”
他给小组定了更现实的目标：不求开发系统，先从“消化理解”和“故障预判”做起。拆解研究现有数控机床的机械与电气接口逻辑，学习最基本的运动控制原理和PLC知识，争取能对一些常见故障进行初步分析和应急处理。同时，密切跟踪大学课题组的研究进展，看有没有机会参与一些外围的、与应用结合紧密的测试或优化工作。
目标降低了，心态反而踏实了。年轻人重新埋下头，从最基础的数电模电、微机原理课本啃起，对照着那台破旧车床的残骸和有限的资料，一点点摸索。失败依然家常便饭，但偶尔一次能让步进电机按照简单指令规规矩矩转上几圈，都能引来一阵低低的欢呼。
这簇火苗还很微弱，在庞大的、以生产和市场压力为主的工厂现实中，几乎微不足道。但谢继远知道，有些东西，就像父亲笔记本里记载的那些在台北街头传递的、看似微不足道的信息碎片，当时看不出大用，却可能在未来某个关键时刻，连接成改变局势的脉络。技术的自主，绝非一日之功，它需要无数这样看似“无用”的探索和积累，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默默点燃并传递那点星火。
深圳的夏天，雷雨总是来得猝不及防。一声闷雷滚过，豆大的雨点便噼里啪啦地砸在“先进微电子材料中试基地”实验楼的玻璃幕墙上。楼内一间小型会议室里，气氛却比窗外的雷雨更加压抑。
谢望城面前摊着一份刚刚完成的《“春潮”项目后续基础研究方案及资源需求评估报告》。报告详细论证了在初步实现特定细分市场突破后，必须立刻回头，针对光刻胶材料中几个根本性的科学问题——如曝光过程中活性粒子扩散与反应的精确模型、高分子链在纳米尺度界面的组装行为调控、新型光敏剂的设计与合成——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基础研究，否则现有的技术优势将很快耗尽，无法支撑向更先进工艺节点的迈进。
然而，几乎与这份报告同时送达的，还有基地管理层关于“下半年重点工作部署”的会议纪要。纪要明确要求，各项目组必须进一步聚焦“能迅速产生经济效益”的产业化任务，加大力度拓展市场份额，严格控制“非直接产出”的研发投入。基地即将启动新一轮的绩效考核，核心指标是“合同额”、“到款额”和“新产品市场导入速度”。
矛盾尖锐而直接。谢望城团队的“利基市场”突破，证明了“差异化”和“快速响应”策略的有效性，但也让他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作底，所谓的“技术优势”如同沙上城堡，一个浪头就可能崩塌。可现实的生存压力和市场规则，却逼着他们必须不断去追逐短期的商业成功，很难有喘息和沉淀的时间。
他将报告和会议纪要推给团队的几位核心骨干传阅。会议室里一片沉默，只有雨点敲打玻璃的声响。
负责材料合成的王博士先开了口，语气带着不甘：“谢老师，道理我们都懂。可现在的风向……如果我们坚持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恐怕连现有的项目资源都会受影响。到时候，市场份额保不住，基础研究又没条件做，两头落空。”
负责工艺集成的李工程师更务实：“能不能折中一下？把基础研究的目标，包装成解决某个具体客户难题的‘预研项目’？或者，我们申请加入国家级的重点研发计划？那样或许能争取到一些独立于基地考核体系的资源。”
从科学院跟来的小林则有些激动：“可这是饮鸩止渴！用解决具体问题的幌子去做基础研究，方向会扭曲，深度也有限。国家的项目哪那么容易申请？周期又长。等我们申请下来，技术窗口可能早就错过了！”
谢望城静静地听着每个人的意见。他知道，大家说的都有道理。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悖论：产业化需要基础研究的源头活水，但产业化的残酷竞争又往往不容许你从容地“坐冷板凳”搞研究。祖父和父亲面对的是物质条件的匮乏和外部环境的险恶，而他现在面对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匮乏”——时间的匮乏、专注的匮乏、允许长期失败的宽容度的匮乏。
“大家说的，都是现实。”谢望城终于开口，声音平稳，却带着一种深思后的决断，“我们确实不能****去空谈理想。但也不能被现实完全牵着鼻子走，忘了我们最终要攀登的高峰在哪里。”
他拿起那份基础研究方案：“这份报告，我们不仅要提交，还要尽力去争取，哪怕只能争取到一点资源、一点时间。同时，李工的建议很好，我们要更聪明地工作。把一些基础研究的关键问题，拆解成与我们当前产业化项目强相关、能快速验证的‘小课题’，融入到为客户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去。比如，研究新型光敏剂，可以从优化现有产品对某种特定光源的响应效率这个具体目标切入。这样，既服务了短期目标，也为长期积累数据和方法。”
他看向小林：“国家项目的申请，要立刻启动，不管多难。那是另一条可能的补给线。另外，”他顿了顿，“我们可以尝试与母校或中科院的相关实验室建立更紧密的联合研究机制。我们提供这个产业界的真实问题和部分数据、样品，他们提供更深度的理论分析和实验平台。优势互补，风险共担。”
这个想法让大家眼前一亮。这或许是一条能部分绕过内部资源约束的新路径。
“还有一点，”谢望城的语气严肃起来，“我们必须建立团队内部的知识管理和传承机制。无论外部压力多大，我们自己在内部，要保证对核心技术原理的持续学习和探讨。每周至少留出半天，不做项目，只做技术交流和前沿文献研讨。每个人，尤其是年轻同事，都要有自己的、与当前项目可能不完全重合的‘技术好奇点’和跟踪方向。我们要自己给自己留住那点‘火种’。”
会议在渐歇的雨声中结束。方案有了，路径依然模糊，压力丝毫未减。但至少，他们没有在现实的挤压下完全放弃对远方的眺望。谢望城知道，这就是他们这一代科技产业人的“淬炼”——不仅要承受市场和技术本身的高温高压，还要在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中，小心翼翼地守护和传递那点关乎未来的“理论之火”与“探索之心”。这火种或许微弱，却是在全球化技术深海中，辨认自身航向、积蓄破浪力量的唯一依凭。薪不尽，火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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