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整栋楼就剩我一个人。走廊的灯是声控的，我走过去，啪一下亮了，走过去，啪一下又灭了。那种感觉挺怪的，像是有什么东西跟在你身后，你一回头，它就躲进黑暗里。
我把门关上，没开大灯，就开了桌上一盏台灯。那盏灯还是我从老单位带来的，灯罩上有个裂纹，是搬家的时候磕的。我本来想扔了，后来想想算了，用习惯了，换个新的反而不顺手。
人就是这样，什么东西用久了，就有感情。哪怕它破了、旧了、不好使了，你就是舍不得扔。
有些人也是。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信封，放在桌上。台灯的光照在上面，白色的信封泛着微微的黄。我没急着打开，点了根烟，靠在椅背上，盯着它看。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像一团被人揉皱了的纸。
花絮倩这个人，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第一眼看上去，她就是那种典型的生意人——精明、圆滑、说话滴水不漏。但我总觉得她身上有层壳，不是那种故意装出来的壳，是那种……被人逼着穿上去的壳。你看着她在笑，但你不知道她底下在哭。
我在体制内混了这么多年，这种人我见过。不是坏人，但也不是好人。是那种在夹缝里活着的人，两边都不靠，两边都得罪不起。她得笑，得软，得让人觉得她没威胁，这样才能活下去。
但这种人，往往最危险。
不是她危险，是她知道的东西危险。
那张照片就是证明。
我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里，重新把照片抽出来。这次我看得更仔细了——不光是看那栋楼，看的是照片的角度。
拍照的人站在什么位置？
我仔细看了看画面的构图。楼的主体在画面正中间，偏左一点，右边留了大概三分之一的空白。这说明拍照的人不是随便按的快门，是特意选过角度的。他要拍的不光是那栋楼，还有楼旁边的东西——右边空白处，隐约能看见一个塔吊的基座，还有一堆码得整整齐齐的钢筋。
我拿出手机，翻了翻安置房项目的资料。二期工程的施工单位是“恒达建设”，法人代表叫钱有粮。这个名字我见过，在审计报告里，他出现了好几次。每次出现都跟一笔说不清楚的资金有关。
钱有粮。
有钱就有粮？
还是有钱就良心不良？
我摇了摇头，把照片翻到背面。那行字还是那样——“这栋楼的混凝土标号，比设计图纸少了两个号。”
笔迹我得认一认。看着像女人的字，笔画偏细，但力道不弱。有些地方的墨迹重了，说明写字的时候手在抖。尤其是那个“号”字的最后一笔，拖出去老长，像是写完了还不想放手。
这封信，是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写的。
害怕？愤怒？还是两者都有？
我把照片放回信封里，锁进抽屉。然后拿起桌上的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早就凉了，凉得我牙根发酸。
操。
我放下杯子，揉了揉太阳穴。这两天头疼得厉害，也不知道是没睡好，还是血压又上来了。上次体检，医生说你这低压有点高啊，要注意休息，别老熬夜。
我说，好。
然后该熬夜还是熬夜。
不是不想睡，是睡不着。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就是那些数字——八千万的预算，五千万的缺口，少了两个标号的混凝土。这些数字像虫子一样，在脑子里爬来爬去，爬得你心慌。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办公室在六楼，看出去能看到半个沪杭新城。远处是安置房项目工地，黑漆漆的一片，几台塔吊像巨人一样杵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工地旁边是还没拆完的老居民楼，零星亮着几盏灯，像是困得睁不开的眼睛。
那些亮着灯的人家，大概还不知道自己等的新房子，连混凝土标号都不够。
想到这里，我胸口又闷了一下。
不是矫情。
是你真的面对过那些人，你就知道什么叫“责任”。
上个月我去安置房项目现场调研，有个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买书记啊，我在这破房子里住了二十年了，下雨漏雨，刮风漏风。我就盼着新房子盖好，让我孙子有个好点的环境读书。”
她的手很糙，指甲缝里还带着泥。但她笑得很开心，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朵晒干了的菊花。
我说：“大妈，您放心，我们一定把房子盖好。”
她拍了拍我的手背，说：“我信你。”
就这三个字——“我信你”。
你知道这三个字有多重吗？
重到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它们就压在你胸口上，让你喘不过气。
我转过身，回到桌前坐下。打开电脑，登录了内部系统，查了一下解迎宾的相关资料。
解迎宾，男，52岁，沪杭新城房地产商会会长，迎宾集团董事长。旗下有十几个子公司，涉足房地产、酒店、物流、建材等多个领域。
表面上看，就是个成功的商人。
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的发家史，是从十年前开始的。十年前，沪杭新城还只是个概念，一片荒地，啥都没有。他就在那时候进来了，拿地、开发、建设，一步一步做到了今天。
问题是，他哪来那么多钱？
一个白手起家的人，能在十年之内做成这么大的盘子，要么是真有本事，要么是……背后有人。
我正想着，手机又震了。
拿起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今天第二个陌生号码了。
我接了。
“买书记？”这回是个男人的声音，低沉的，带着点沙哑，像是抽烟抽多了。
“是我。你哪位？”
“我姓常，常军仁。”
我一愣。
常军仁，市委组织部长。
他怎么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个点，都十一点多了。
“常部长，你好。”
“买书记，这么晚打扰你，不好意思。”他的声音很客气，但客气里带着点公事公办的味道，“有个事想跟你通个气。”
“您说。”
“关于安置房项目的事。我这边收到一些……关于干部作风的反映。具体的不方便在电话里说，明天上午你有空吗？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脑子转得飞快。
干部作风的反映？这个节骨眼上？
“行，明天上午几点？”
“九点吧。”
“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发了会儿呆。
常军仁这个人，我接触不多。他到沪杭新城比我早两年，之前在外省的一个地级市当组织部长，口碑还行，据说比较正派。但“据说”这两个字，在体制内是最不靠谱的。我见过太多“据说”很正派的人，最后都不怎么正派。
但不管怎么说，他主动找上门来，总比躲着不见强。
我看了看表，十一点四十了。
该回去了。
我关了电脑，收拾了一下桌面。那个信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带走，锁在抽屉里了。这种东西，带在身上不安全。
出了办公室，走廊的灯又啪一下亮了。我往电梯口走，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哒，哒，哒，像有人跟着我。
我回头看了一眼。
没人。
只有白墙上的影子，歪歪扭扭的，像个站不稳的人。
我笑了一下，按了电梯。
电梯从一楼上来，门开了，里面空荡荡的。我走进去，按了一楼，电梯门慢慢关上。
就在门快要合上的时候，一只手突然伸了进来，卡住了门。
我心跳猛地加速了一下。
门重新打开，进来一个人。
是个中年男人，穿着夹克，戴着眼镜，手里拎着个公文包。他看着眼熟，但我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买书记？”他先开口了，冲我笑了笑。
“你好。”
“我是韦伯仁，市委办的。之前在常委会上见过您。”
我一听这个名字，心里头就咯噔了一下。
韦伯仁。市委一秘。解宝华的身边人。
“韦秘书，你好。”我伸出手，跟他握了一下。他的手很凉，掌心有点湿。
“这么晚还在加班？”他问。
“你不也是。”
他笑了笑，没接话。
电梯到了一楼，我们一起走出来。门厅里很安静，值班的老头趴在桌上打瞌睡，呼噜声一长一短的，像拉风箱。
“买书记，”韦伯仁突然压低了声音，“有个事想跟您说。”
“什么事？”
他看了看四周，确认没人，才开口：“安置房那个事，您悠着点查。”
我看着他。
他也看着我。眼镜片后面的眼睛有点闪烁，不敢跟我对视。
“什么意思？”我问。
“没什么意思。”他搓了搓手，“就是……提醒您一下。有些事，查深了，不好收场。”
“谁让你来跟我说的？”
“没人让我说。是我自己……”他顿了顿，“我自己觉得应该跟您说一声。”
我看着他的表情，心里头大概有了点数。
这个人，不是来威胁我的。他是来……投石问路的。
他在试探我。
如果我听了他的话，缩了，那说明我这个人好拿捏。如果我不听，那他就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韦秘书，”我说，“谢谢你的提醒。但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越是不让我查的事，我越想查清楚。”
他的脸色变了一下。
很微妙的变化，不是那种惊慌失措的变，是那种“果然如此”的变。
“那您……小心点。”他说完，快步走了出去，消失在夜色里。
我站在门厅里，看着他离开的方向，站了好一会儿。
值班的老头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继续睡了。
我推开门，外面的风小了一些，但还是很凉。我缩了缩脖子，往停车场走。
车是一辆老帕萨特，开了七八年了，发动机声音大得像拖拉机。我发动车的时候，收音机自动打开了，里面在放一首老歌，邓丽君的，唱的是什么“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我关了收音机。
不是因为不好听，是因为听了心里头发酸。
我开车出了大院，沿着江边那条路往回走。这条路我走了快三个月了，闭着眼都能开。但今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不对劲。
我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
就是一种感觉。
你开车的时候，后面有车跟着你，你是能感觉到的。不是看到，是感觉到。那种被人的目光盯着的感觉，像有一根针扎在你后脑勺上。
我看了看后视镜。
后面确实有辆车，大灯开着，晃得我看不清是什么车。我跟它保持了大概三四个车身的距离，不快不慢地开着。
我变了个道。
它也变了个道。
我又变了个道。
它也又变了个道。
操。
我心跳开始加速了。不是怕，是那种……肾上腺素往上涌的感觉。你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但你不知道是什么事，那种感觉最磨人。
我把车往路边靠了靠，假装要停车。那辆车也慢下来了，但没有停，从我旁边慢慢地开过去。
是一辆黑色的商务车，车窗贴了膜，看不见里面。
它开过去之后，没有加速，就那么慢慢地往前开。我等了大概一分钟，才重新上路。
后视镜里，那辆车的尾灯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拐角处。
我长出了一口气。
手心全是汗。
到家的时候，已经十二点半了。我租的房子是个老小区的两居室，六楼，没电梯。每天爬楼爬得我腿软，但便宜，离单位也近。
我爬上去的时候，隔壁的王大妈正好开门扔垃圾。她看见我，愣了一下，说：“买书记，你怎么才回来？”
“加班。”
“唉，你们这些当官的，也不容易。”她摇了摇头，把垃圾袋扔在门口，“吃饭了没有？”
“吃过了。”
“骗人。”她看了我一眼，“你脸上写着呢。”
我摸了摸脸，苦笑了一下。
“你等着。”她转身进屋，过了一会儿端出来一碗面，上面卧了个荷包蛋，还飘着几片青菜叶子，“吃了吧，别扛着。”
我接过碗的时候，手有点抖。
不是饿的，是……
怎么说呢。
就是那种感觉——你一个人在黑咕隆咚的路上走了很久，突然有人给你点了一盏灯。哪怕那盏灯很小，哪怕它照不了多远，但你就是觉得，路上没那么黑了。
“谢谢王大妈。”
“谢什么谢。”她摆了摆手，“快吃吧，吃完碗放门口，我明天早上收。”
我端着碗进了屋，坐在沙发上，呼噜呼噜地把面吃了。面有点坨了，但汤还是热的，咸淡正好。荷包蛋是我喜欢的那种，溏心的，一咬开，蛋黄流出来，满嘴都是香味。
吃着吃着，我眼眶突然有点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太累了。
也可能不是。
吃完面，我把碗放在门口，洗了个澡，躺在床上。天花板上有道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道闪电。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全是今天的事。
花絮倩。
韦伯仁。
常军仁。
还有那辆黑色的商务车。
这些人，这些事，像一团乱麻，缠在一起，理不出个头绪。但我知道一件事——这团乱麻的线头，就在解迎宾手里。
我只要抓住他，就能把整团乱麻扯开。
问题是，怎么抓？
他有背景，有人脉，有钱。我有什么？我有几张照片，一份审计报告，还有一个……不知道能信不能信的花絮倩。
想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花絮倩说的那句话——“您像一个人。后来他死了。”
那个人是谁？
是他的前任？还是……别的什么人？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
不想了。
明天还要去见常军仁。
但我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脑子里像有个留声机，反复放着同一段旋律——“我信你”，“我信你”，“我信你”。
那是那个老太太说的。
我信你。
就这三个字，比什么威胁都有用。
我猛地坐起来，拿起床头的手机，给老张发了条微信：
“帮我查一个人。钱有粮，恒达建设的法人。越细越好。”
发完，我把手机扔在枕头边上，重新躺下。
这次，我终于睡着了。
梦里，我站在一栋楼前面，那栋楼很高，高得看不到顶。我仰着头看，看着看着，那栋楼突然开始裂了。裂缝从地基往上蔓延，像树根一样，越分越细，越爬越快。整栋楼都在晃，混凝土块往下掉，砸在地上，扬起一片灰。
我想跑，但脚像被钉在地上一样，动不了。
灰雾里，有人朝我走过来。
我看不清那个人的脸，只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信封，白色的，跟我锁在抽屉里的一模一样。
他把信封递给我。
我伸手去接。
然后我就醒了。
浑身是汗，后背湿透了。
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凌晨四点十三分。
窗外还是黑的。
我躺在床上，听着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很重，像是有人在敲门。
不是有人在敲门。
是有人在敲我的命门。
整栋楼就剩我一个人。走廊的灯是声控的，我走过去，啪一下亮了，走过去，啪一下又灭了。那种感觉挺怪的，像是有什么东西跟在你身后，你一回头，它就躲进黑暗里。
我把门关上，没开大灯，就开了桌上一盏台灯。那盏灯还是我从老单位带来的，灯罩上有个裂纹，是搬家的时候磕的。我本来想扔了，后来想想算了，用习惯了，换个新的反而不顺手。
人就是这样，什么东西用久了，就有感情。哪怕它破了、旧了、不好使了，你就是舍不得扔。
有些人也是。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信封，放在桌上。台灯的光照在上面，白色的信封泛着微微的黄。我没急着打开，点了根烟，靠在椅背上，盯着它看。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像一团被人揉皱了的纸。
花絮倩这个人，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第一眼看上去，她就是那种典型的生意人——精明、圆滑、说话滴水不漏。但我总觉得她身上有层壳，不是那种故意装出来的壳，是那种……被人逼着穿上去的壳。你看着她在笑，但你不知道她底下在哭。
我在体制内混了这么多年，这种人我见过。不是坏人，但也不是好人。是那种在夹缝里活着的人，两边都不靠，两边都得罪不起。她得笑，得软，得让人觉得她没威胁，这样才能活下去。
但这种人，往往最危险。
不是她危险，是她知道的东西危险。
那张照片就是证明。
我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里，重新把照片抽出来。这次我看得更仔细了——不光是看那栋楼，看的是照片的角度。
拍照的人站在什么位置？
我仔细看了看画面的构图。楼的主体在画面正中间，偏左一点，右边留了大概三分之一的空白。这说明拍照的人不是随便按的快门，是特意选过角度的。他要拍的不光是那栋楼，还有楼旁边的东西——右边空白处，隐约能看见一个塔吊的基座，还有一堆码得整整齐齐的钢筋。
我拿出手机，翻了翻安置房项目的资料。二期工程的施工单位是“恒达建设”，法人代表叫钱有粮。这个名字我见过，在审计报告里，他出现了好几次。每次出现都跟一笔说不清楚的资金有关。
钱有粮。
有钱就有粮？
还是有钱就良心不良？
我摇了摇头，把照片翻到背面。那行字还是那样——“这栋楼的混凝土标号，比设计图纸少了两个号。”
笔迹我得认一认。看着像女人的字，笔画偏细，但力道不弱。有些地方的墨迹重了，说明写字的时候手在抖。尤其是那个“号”字的最后一笔，拖出去老长，像是写完了还不想放手。
这封信，是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写的。
害怕？愤怒？还是两者都有？
我把照片放回信封里，锁进抽屉。然后拿起桌上的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早就凉了，凉得我牙根发酸。
操。
我放下杯子，揉了揉太阳穴。这两天头疼得厉害，也不知道是没睡好，还是血压又上来了。上次体检，医生说你这低压有点高啊，要注意休息，别老熬夜。
我说，好。
然后该熬夜还是熬夜。
不是不想睡，是睡不着。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就是那些数字——八千万的预算，五千万的缺口，少了两个标号的混凝土。这些数字像虫子一样，在脑子里爬来爬去，爬得你心慌。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办公室在六楼，看出去能看到半个沪杭新城。远处是安置房项目工地，黑漆漆的一片，几台塔吊像巨人一样杵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工地旁边是还没拆完的老居民楼，零星亮着几盏灯，像是困得睁不开的眼睛。
那些亮着灯的人家，大概还不知道自己等的新房子，连混凝土标号都不够。
想到这里，我胸口又闷了一下。
不是矫情。
是你真的面对过那些人，你就知道什么叫“责任”。
上个月我去安置房项目现场调研，有个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买书记啊，我在这破房子里住了二十年了，下雨漏雨，刮风漏风。我就盼着新房子盖好，让我孙子有个好点的环境读书。”
她的手很糙，指甲缝里还带着泥。但她笑得很开心，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朵晒干了的菊花。
我说：“大妈，您放心，我们一定把房子盖好。”
她拍了拍我的手背，说：“我信你。”
就这三个字——“我信你”。
你知道这三个字有多重吗？
重到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它们就压在你胸口上，让你喘不过气。
我转过身，回到桌前坐下。打开电脑，登录了内部系统，查了一下解迎宾的相关资料。
解迎宾，男，52岁，沪杭新城房地产商会会长，迎宾集团董事长。旗下有十几个子公司，涉足房地产、酒店、物流、建材等多个领域。
表面上看，就是个成功的商人。
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的发家史，是从十年前开始的。十年前，沪杭新城还只是个概念，一片荒地，啥都没有。他就在那时候进来了，拿地、开发、建设，一步一步做到了今天。
问题是，他哪来那么多钱？
一个白手起家的人，能在十年之内做成这么大的盘子，要么是真有本事，要么是……背后有人。
我正想着，手机又震了。
拿起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今天第二个陌生号码了。
我接了。
“买书记？”这回是个男人的声音，低沉的，带着点沙哑，像是抽烟抽多了。
“是我。你哪位？”
“我姓常，常军仁。”
我一愣。
常军仁，市委组织部长。
他怎么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个点，都十一点多了。
“常部长，你好。”
“买书记，这么晚打扰你，不好意思。”他的声音很客气，但客气里带着点公事公办的味道，“有个事想跟你通个气。”
“您说。”
“关于安置房项目的事。我这边收到一些……关于干部作风的反映。具体的不方便在电话里说，明天上午你有空吗？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脑子转得飞快。
干部作风的反映？这个节骨眼上？
“行，明天上午几点？”
“九点吧。”
“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发了会儿呆。
常军仁这个人，我接触不多。他到沪杭新城比我早两年，之前在外省的一个地级市当组织部长，口碑还行，据说比较正派。但“据说”这两个字，在体制内是最不靠谱的。我见过太多“据说”很正派的人，最后都不怎么正派。
但不管怎么说，他主动找上门来，总比躲着不见强。
我看了看表，十一点四十了。
该回去了。
我关了电脑，收拾了一下桌面。那个信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带走，锁在抽屉里了。这种东西，带在身上不安全。
出了办公室，走廊的灯又啪一下亮了。我往电梯口走，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哒，哒，哒，像有人跟着我。
我回头看了一眼。
没人。
只有白墙上的影子，歪歪扭扭的，像个站不稳的人。
我笑了一下，按了电梯。
电梯从一楼上来，门开了，里面空荡荡的。我走进去，按了一楼，电梯门慢慢关上。
就在门快要合上的时候，一只手突然伸了进来，卡住了门。
我心跳猛地加速了一下。
门重新打开，进来一个人。
是个中年男人，穿着夹克，戴着眼镜，手里拎着个公文包。他看着眼熟，但我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买书记？”他先开口了，冲我笑了笑。
“你好。”
“我是韦伯仁，市委办的。之前在常委会上见过您。”
我一听这个名字，心里头就咯噔了一下。
韦伯仁。市委一秘。解宝华的身边人。
“韦秘书，你好。”我伸出手，跟他握了一下。他的手很凉，掌心有点湿。
“这么晚还在加班？”他问。
“你不也是。”
他笑了笑，没接话。
电梯到了一楼，我们一起走出来。门厅里很安静，值班的老头趴在桌上打瞌睡，呼噜声一长一短的，像拉风箱。
“买书记，”韦伯仁突然压低了声音，“有个事想跟您说。”
“什么事？”
他看了看四周，确认没人，才开口：“安置房那个事，您悠着点查。”
我看着他。
他也看着我。眼镜片后面的眼睛有点闪烁，不敢跟我对视。
“什么意思？”我问。
“没什么意思。”他搓了搓手，“就是……提醒您一下。有些事，查深了，不好收场。”
“谁让你来跟我说的？”
“没人让我说。是我自己……”他顿了顿，“我自己觉得应该跟您说一声。”
我看着他的表情，心里头大概有了点数。
这个人，不是来威胁我的。他是来……投石问路的。
他在试探我。
如果我听了他的话，缩了，那说明我这个人好拿捏。如果我不听，那他就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韦秘书，”我说，“谢谢你的提醒。但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越是不让我查的事，我越想查清楚。”
他的脸色变了一下。
很微妙的变化，不是那种惊慌失措的变，是那种“果然如此”的变。
“那您……小心点。”他说完，快步走了出去，消失在夜色里。
我站在门厅里，看着他离开的方向，站了好一会儿。
值班的老头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继续睡了。
我推开门，外面的风小了一些，但还是很凉。我缩了缩脖子，往停车场走。
车是一辆老帕萨特，开了七八年了，发动机声音大得像拖拉机。我发动车的时候，收音机自动打开了，里面在放一首老歌，邓丽君的，唱的是什么“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我关了收音机。
不是因为不好听，是因为听了心里头发酸。
我开车出了大院，沿着江边那条路往回走。这条路我走了快三个月了，闭着眼都能开。但今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不对劲。
我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
就是一种感觉。
你开车的时候，后面有车跟着你，你是能感觉到的。不是看到，是感觉到。那种被人的目光盯着的感觉，像有一根针扎在你后脑勺上。
我看了看后视镜。
后面确实有辆车，大灯开着，晃得我看不清是什么车。我跟它保持了大概三四个车身的距离，不快不慢地开着。
我变了个道。
它也变了个道。
我又变了个道。
它也又变了个道。
操。
我心跳开始加速了。不是怕，是那种……肾上腺素往上涌的感觉。你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但你不知道是什么事，那种感觉最磨人。
我把车往路边靠了靠，假装要停车。那辆车也慢下来了，但没有停，从我旁边慢慢地开过去。
是一辆黑色的商务车，车窗贴了膜，看不见里面。
它开过去之后，没有加速，就那么慢慢地往前开。我等了大概一分钟，才重新上路。
后视镜里，那辆车的尾灯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拐角处。
我长出了一口气。
手心全是汗。
到家的时候，已经十二点半了。我租的房子是个老小区的两居室，六楼，没电梯。每天爬楼爬得我腿软，但便宜，离单位也近。
我爬上去的时候，隔壁的王大妈正好开门扔垃圾。她看见我，愣了一下，说：“买书记，你怎么才回来？”
“加班。”
“唉，你们这些当官的，也不容易。”她摇了摇头，把垃圾袋扔在门口，“吃饭了没有？”
“吃过了。”
“骗人。”她看了我一眼，“你脸上写着呢。”
我摸了摸脸，苦笑了一下。
“你等着。”她转身进屋，过了一会儿端出来一碗面，上面卧了个荷包蛋，还飘着几片青菜叶子，“吃了吧，别扛着。”
我接过碗的时候，手有点抖。
不是饿的，是……
怎么说呢。
就是那种感觉——你一个人在黑咕隆咚的路上走了很久，突然有人给你点了一盏灯。哪怕那盏灯很小，哪怕它照不了多远，但你就是觉得，路上没那么黑了。
“谢谢王大妈。”
“谢什么谢。”她摆了摆手，“快吃吧，吃完碗放门口，我明天早上收。”
我端着碗进了屋，坐在沙发上，呼噜呼噜地把面吃了。面有点坨了，但汤还是热的，咸淡正好。荷包蛋是我喜欢的那种，溏心的，一咬开，蛋黄流出来，满嘴都是香味。
吃着吃着，我眼眶突然有点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太累了。
也可能不是。
吃完面，我把碗放在门口，洗了个澡，躺在床上。天花板上有道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道闪电。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全是今天的事。
花絮倩。
韦伯仁。
常军仁。
还有那辆黑色的商务车。
这些人，这些事，像一团乱麻，缠在一起，理不出个头绪。但我知道一件事——这团乱麻的线头，就在解迎宾手里。
我只要抓住他，就能把整团乱麻扯开。
问题是，怎么抓？
他有背景，有人脉，有钱。我有什么？我有几张照片，一份审计报告，还有一个……不知道能信不能信的花絮倩。
想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花絮倩说的那句话——“您像一个人。后来他死了。”
那个人是谁？
是他的前任？还是……别的什么人？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
不想了。
明天还要去见常军仁。
但我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脑子里像有个留声机，反复放着同一段旋律——“我信你”，“我信你”，“我信你”。
那是那个老太太说的。
我信你。
就这三个字，比什么威胁都有用。
我猛地坐起来，拿起床头的手机，给老张发了条微信：
“帮我查一个人。钱有粮，恒达建设的法人。越细越好。”
发完，我把手机扔在枕头边上，重新躺下。
这次，我终于睡着了。
梦里，我站在一栋楼前面，那栋楼很高，高得看不到顶。我仰着头看，看着看着，那栋楼突然开始裂了。裂缝从地基往上蔓延，像树根一样，越分越细，越爬越快。整栋楼都在晃，混凝土块往下掉，砸在地上，扬起一片灰。
我想跑，但脚像被钉在地上一样，动不了。
灰雾里，有人朝我走过来。
我看不清那个人的脸，只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信封，白色的，跟我锁在抽屉里的一模一样。
他把信封递给我。
我伸手去接。
然后我就醒了。
浑身是汗，后背湿透了。
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凌晨四点十三分。
窗外还是黑的。
我躺在床上，听着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很重，像是有人在敲门。
不是有人在敲门。
是有人在敲我的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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