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围通知下来的第二天，六个人在讨论室碰头。
白板上又多了一行字：决赛地点——斯德哥尔摩，瑞典。
叶晨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说：“斯德哥尔摩在哪儿？”
“瑞典。”陈阳说。
“我知道在瑞典。瑞典在哪儿？”
“欧洲。”
叶晨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转过头看着拾穗儿：“穗儿姐，咱们真的要出国？”
“入围通知上写的。决赛在斯德哥尔摩大学。”
叶晨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嘴里念叨着“斯德哥尔摩”。念了好几遍，像是在练习这个陌生的名字。
杨桐桐第一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她把电脑打开，调出一份空白文档，开始列清单。决赛陈述稿、PPT、问答题库、评委背景资料、签证材料、机票、住宿。
一项一项，写得很快。
“陈述稿我来写，三天之内拿出初稿。”她说。
“PPT我来做。”苏晓说，“我要把柳杨村的照片重新选一组。上次的偏暖，这次调成自然光。”
“问答我来准备。”
陈静翻开笔记本，“我列了三十个可能被问到的问题。评委可能会问技术细节，也可能会问可持续性，还可能会问政策支持。”
叶晨趴在桌上，声音闷闷的：“我负责订票订房。签证怎么办？”
“张教授说学校国际交流处会帮忙。”陈阳说。
六个人分工明确。跟初赛时一样，但气氛不一样了。
初赛的时候是摸着石头过河，谁都没有把握。现在不一样了。
入围通知在手，路在脚下，只管往前走。
散会的时候，陈阳叫住拾穗儿。
“你英语没问题吧？”
“陈述稿背熟就行。问答不好说，万一评委问到一个我没准备的问题。”
“那就把所有可能的问题都准备一遍。”
“陈静列了三十个。够吗？”
“不够。你自己再想二十个。五十个，够了。”
拾穗儿点了点头，转身要走。陈阳又叫住她。
“还有一件事。斯德哥尔摩在瑞典。瑞典人说英语，但他们的英语有口音。”
“你怎么知道？”
“我查了。昨天晚上查的。”
拾穗儿愣了一下。她没想到他已经开始查了。
入围通知下来才一天，他就把决赛地点的基本情况摸了一遍。
“你还查了什么？”
“六月的斯德哥尔摩平均气温十五到二十度，比这边凉。要带外套。时差六个小时。从北京飞到斯德哥尔摩要九个小时。落地之后坐火车到市中心，四十分钟。”
拾穗儿看着他，没说话。
“怎么了？”陈阳问。
“没什么。就是觉得，你想得比我远。”
陈阳低下头，耳朵尖红红的。他把文件夹夹好，转身走了。
接下来的一周，六个人进入了备战状态。
杨桐桐写稿子写得很苦。
不是写不出来，是写了不满意，删掉重写，又写出来，还是不满意。
她把同一段话改了七遍，改到后来看着屏幕发愣。
“卡在哪儿了？”拾穗儿问。
“开头。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怎么了？”
“太平了。没有冲击力。评委听第一句话如果不想往下听，后面写得再好也没用。”
拾穗儿想起初赛补充材料的那一段。杨桐桐说“不用改”，说“这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现在她卡住了，因为心里没东西。
她没去过柳杨村，没见过王大山，没见过刘癞子，没见过小娟。
她写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但不是活的。
“你去一趟柳杨村吧。”拾穗儿说。
杨桐桐抬起头。
“周末。你跟苏晓一起去。你写稿子，她拍照。你去看看那些人，回来再写。”
杨桐桐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
“好。”
周末，杨桐桐和苏晓去了柳杨村。
回来的时候，杨桐桐的眼眶是红的。
苏晓的相机里多了几十张照片，有一张是老陈蹲在村委会门口抽烟，有一张是小娟趴在桌上写作业，有一张是王大山在院子里修屋顶。
杨桐桐把稿子重新写了一遍。开头第一句话改成了：“柳杨村没有柳树。”
她把稿子念给大家听。念到王大山的时候，她的声音低了下去。
念到刘癞子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念到小娟的时候，她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
念完了，讨论室里很安静。
“不用改了。”陈阳说。
“一个字都不用改。”拾穗儿说。
苏晓的PPT也做得很快。
她把柳杨村的照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从冬天开始，光秃秃的核桃树，王大山穿着旧棉袄蹲在门槛上。
春天，树枝发芽，刘癞子在偏房里挑核桃，光线很暗。
夏天，灶房里的铁锅，沙子，核桃，陈阳和拾穗儿的背影。
秋天，丰收的核桃，王大山手里的钱，刘癞子媳妇的笑容。
最后一张是日出，石龙山后面升起的太阳，金色的光洒在梯田上。
“这张做结尾。”苏晓说。
陈静准备了五十个问答。
她把问题分成五类：技术类、经济类、社会类、生态类、政策类。
每类十个问题，每个问题下面都写了答案。
她把答案背了三遍，又让拾穗儿背了三遍。
“万一评委问了一个不在清单上的问题呢？”叶晨问。
“那就现场答。”
拾穗儿说，“在柳杨村的时候，每天都有不在清单上的问题。”
六月中旬，签证下来了。
叶晨把六本护照码在桌上，一本一本翻开，确认签证页。
确认完了，他把护照收好，长出了一口气。
“票也订了。京城飞斯德哥尔摩，六个人，同一排座位。”
“你什么时候订的？”陈阳问。
“入围通知下来的第二天。”叶晨说，“我怕涨价。”
陈阳笑了。
拾穗儿也笑了。
出发前一天，六个人在讨论室碰了最后一次头。
陈阳把决赛流程又讲了一遍。
报到时间、抽签时间、答辩时间、颁奖时间。
每项都讲了，每项都确认了。
杨桐桐把陈述稿打印了六份，一人一份。
苏晓把PPT拷进U盘，又拷了一份光盘，又拷了一份在陈阳的笔记本电脑里。
陈静把五十个问答打印了一份，折好，塞进拾穗儿的书包。
叶晨把机票、护照、住宿确认单装进一个文件袋，文件袋上贴了一张标签，写着“决赛材料”。
“还有什么漏的吗？”陈阳问。
大家想了想，都说没有。
陈阳看着拾穗儿。
“你还有什么漏的吗？”
拾穗儿想了想，说：“有。”
“什么？”
“给老陈打个电话。”
拾穗儿去电话亭拨了老陈的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老陈的声音从话筒那头传过来，带着烟味。
“闺女，咋了？”
“陈支书，我们明天去瑞典参加决赛。”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瑞典在哪儿？”
“在欧洲。很远。”
“坐火车去？”
“坐飞机。”
老陈又沉默了一会儿。
“闺女，你到了那边，替我给评委带句话。”
“什么话？”
“就说柳杨村的人，谢谢他们。”
拾穗儿的鼻子酸了一下。
“好。我带。”
“还有，注意安全。别冻着。那边的天冷不冷？”
“不冷。夏天。”
“夏天也冷。外国人的夏天，跟咱们不一样。多带件衣服。”
拾穗儿笑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好。多带一件。”
挂了电话，她从电话亭出来。陈阳站在银杏树下，手里拿着两瓶水。
“打完了？”
“打完了。”
“老陈说什么？”
“说让我们注意安全，别冻着。”
陈阳笑了，把水递给她。
“走吧。明天还要赶飞机。”
两个人并肩往宿舍走。
银杏树的叶子已经很密了，绿得发亮。风一吹，哗哗响。
“穗儿。”
“嗯？”
“紧张吗？”
“有点。”
“不用紧张。咱们做的事是真的。真的东西，不怕问。”
这句话他说过很多次了。但每次听，拾穗儿都觉得安心。
回到宿舍，拾穗儿坐在桌前。
笔记本翻到最新一页，上面写着：明天出发。
京城—斯德哥尔摩。
她在下面加了一行字：老陈说别冻着。
看了好几遍，没划掉。
合上本子，关了灯。
明天出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站在国际比赛的台上。
她不害怕。因为不是一个人。
白板上又多了一行字：决赛地点——斯德哥尔摩，瑞典。
叶晨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说：“斯德哥尔摩在哪儿？”
“瑞典。”陈阳说。
“我知道在瑞典。瑞典在哪儿？”
“欧洲。”
叶晨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转过头看着拾穗儿：“穗儿姐，咱们真的要出国？”
“入围通知上写的。决赛在斯德哥尔摩大学。”
叶晨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嘴里念叨着“斯德哥尔摩”。念了好几遍，像是在练习这个陌生的名字。
杨桐桐第一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她把电脑打开，调出一份空白文档，开始列清单。决赛陈述稿、PPT、问答题库、评委背景资料、签证材料、机票、住宿。
一项一项，写得很快。
“陈述稿我来写，三天之内拿出初稿。”她说。
“PPT我来做。”苏晓说，“我要把柳杨村的照片重新选一组。上次的偏暖，这次调成自然光。”
“问答我来准备。”
陈静翻开笔记本，“我列了三十个可能被问到的问题。评委可能会问技术细节，也可能会问可持续性，还可能会问政策支持。”
叶晨趴在桌上，声音闷闷的：“我负责订票订房。签证怎么办？”
“张教授说学校国际交流处会帮忙。”陈阳说。
六个人分工明确。跟初赛时一样，但气氛不一样了。
初赛的时候是摸着石头过河，谁都没有把握。现在不一样了。
入围通知在手，路在脚下，只管往前走。
散会的时候，陈阳叫住拾穗儿。
“你英语没问题吧？”
“陈述稿背熟就行。问答不好说，万一评委问到一个我没准备的问题。”
“那就把所有可能的问题都准备一遍。”
“陈静列了三十个。够吗？”
“不够。你自己再想二十个。五十个，够了。”
拾穗儿点了点头，转身要走。陈阳又叫住她。
“还有一件事。斯德哥尔摩在瑞典。瑞典人说英语，但他们的英语有口音。”
“你怎么知道？”
“我查了。昨天晚上查的。”
拾穗儿愣了一下。她没想到他已经开始查了。
入围通知下来才一天，他就把决赛地点的基本情况摸了一遍。
“你还查了什么？”
“六月的斯德哥尔摩平均气温十五到二十度，比这边凉。要带外套。时差六个小时。从北京飞到斯德哥尔摩要九个小时。落地之后坐火车到市中心，四十分钟。”
拾穗儿看着他，没说话。
“怎么了？”陈阳问。
“没什么。就是觉得，你想得比我远。”
陈阳低下头，耳朵尖红红的。他把文件夹夹好，转身走了。
接下来的一周，六个人进入了备战状态。
杨桐桐写稿子写得很苦。
不是写不出来，是写了不满意，删掉重写，又写出来，还是不满意。
她把同一段话改了七遍，改到后来看着屏幕发愣。
“卡在哪儿了？”拾穗儿问。
“开头。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怎么了？”
“太平了。没有冲击力。评委听第一句话如果不想往下听，后面写得再好也没用。”
拾穗儿想起初赛补充材料的那一段。杨桐桐说“不用改”，说“这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现在她卡住了，因为心里没东西。
她没去过柳杨村，没见过王大山，没见过刘癞子，没见过小娟。
她写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但不是活的。
“你去一趟柳杨村吧。”拾穗儿说。
杨桐桐抬起头。
“周末。你跟苏晓一起去。你写稿子，她拍照。你去看看那些人，回来再写。”
杨桐桐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
“好。”
周末，杨桐桐和苏晓去了柳杨村。
回来的时候，杨桐桐的眼眶是红的。
苏晓的相机里多了几十张照片，有一张是老陈蹲在村委会门口抽烟，有一张是小娟趴在桌上写作业，有一张是王大山在院子里修屋顶。
杨桐桐把稿子重新写了一遍。开头第一句话改成了：“柳杨村没有柳树。”
她把稿子念给大家听。念到王大山的时候，她的声音低了下去。
念到刘癞子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念到小娟的时候，她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
念完了，讨论室里很安静。
“不用改了。”陈阳说。
“一个字都不用改。”拾穗儿说。
苏晓的PPT也做得很快。
她把柳杨村的照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从冬天开始，光秃秃的核桃树，王大山穿着旧棉袄蹲在门槛上。
春天，树枝发芽，刘癞子在偏房里挑核桃，光线很暗。
夏天，灶房里的铁锅，沙子，核桃，陈阳和拾穗儿的背影。
秋天，丰收的核桃，王大山手里的钱，刘癞子媳妇的笑容。
最后一张是日出，石龙山后面升起的太阳，金色的光洒在梯田上。
“这张做结尾。”苏晓说。
陈静准备了五十个问答。
她把问题分成五类：技术类、经济类、社会类、生态类、政策类。
每类十个问题，每个问题下面都写了答案。
她把答案背了三遍，又让拾穗儿背了三遍。
“万一评委问了一个不在清单上的问题呢？”叶晨问。
“那就现场答。”
拾穗儿说，“在柳杨村的时候，每天都有不在清单上的问题。”
六月中旬，签证下来了。
叶晨把六本护照码在桌上，一本一本翻开，确认签证页。
确认完了，他把护照收好，长出了一口气。
“票也订了。京城飞斯德哥尔摩，六个人，同一排座位。”
“你什么时候订的？”陈阳问。
“入围通知下来的第二天。”叶晨说，“我怕涨价。”
陈阳笑了。
拾穗儿也笑了。
出发前一天，六个人在讨论室碰了最后一次头。
陈阳把决赛流程又讲了一遍。
报到时间、抽签时间、答辩时间、颁奖时间。
每项都讲了，每项都确认了。
杨桐桐把陈述稿打印了六份，一人一份。
苏晓把PPT拷进U盘，又拷了一份光盘，又拷了一份在陈阳的笔记本电脑里。
陈静把五十个问答打印了一份，折好，塞进拾穗儿的书包。
叶晨把机票、护照、住宿确认单装进一个文件袋，文件袋上贴了一张标签，写着“决赛材料”。
“还有什么漏的吗？”陈阳问。
大家想了想，都说没有。
陈阳看着拾穗儿。
“你还有什么漏的吗？”
拾穗儿想了想，说：“有。”
“什么？”
“给老陈打个电话。”
拾穗儿去电话亭拨了老陈的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老陈的声音从话筒那头传过来，带着烟味。
“闺女，咋了？”
“陈支书，我们明天去瑞典参加决赛。”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瑞典在哪儿？”
“在欧洲。很远。”
“坐火车去？”
“坐飞机。”
老陈又沉默了一会儿。
“闺女，你到了那边，替我给评委带句话。”
“什么话？”
“就说柳杨村的人，谢谢他们。”
拾穗儿的鼻子酸了一下。
“好。我带。”
“还有，注意安全。别冻着。那边的天冷不冷？”
“不冷。夏天。”
“夏天也冷。外国人的夏天，跟咱们不一样。多带件衣服。”
拾穗儿笑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好。多带一件。”
挂了电话，她从电话亭出来。陈阳站在银杏树下，手里拿着两瓶水。
“打完了？”
“打完了。”
“老陈说什么？”
“说让我们注意安全，别冻着。”
陈阳笑了，把水递给她。
“走吧。明天还要赶飞机。”
两个人并肩往宿舍走。
银杏树的叶子已经很密了，绿得发亮。风一吹，哗哗响。
“穗儿。”
“嗯？”
“紧张吗？”
“有点。”
“不用紧张。咱们做的事是真的。真的东西，不怕问。”
这句话他说过很多次了。但每次听，拾穗儿都觉得安心。
回到宿舍，拾穗儿坐在桌前。
笔记本翻到最新一页，上面写着：明天出发。
京城—斯德哥尔摩。
她在下面加了一行字：老陈说别冻着。
看了好几遍，没划掉。
合上本子，关了灯。
明天出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站在国际比赛的台上。
她不害怕。因为不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