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紫英离开的第四十天，沪城落了第二场雪。
这场雪比平安夜那场大得多。清早推开窗，整个城市像被塞进一只倒扣的雪瓮里，楼群、街道、行道树都被闷成同一种绵软的白色。
陆时衍在那间临时改造成的档案室里待了整整三天。
说是档案室，其实只是他律所旧址废弃的小会议室。七年前林建勋把整层楼翻新成北欧极简风，唯独这间十六平米的屋子被遗忘在动线末端，墙皮剥落，灯管坏了一根，剩下一根也闪烁得像濒死的萤火虫。
他把那枚硬盘里的资料导出来后，就再没离开过这间屋子。
打印机吐出的A4纸在长条桌上堆成七座小山。他看完一叠，叠到右边，看完另一叠，叠到左边。右手边的窗台积了三天薄灰，左手边的咖啡杯空了十七个小时。
他找到了。
薛紫英留下的不只是那枚硬盘。
硬盘里的文件夹名叫“证据”，但他打开后才发现，那不是她为法庭准备的证物清单。
那是一个女人七年来不敢说出口的日记。
2017年4月17日。
林建勋把我叫进办公室。
他说紫英，你是个聪明孩子，聪明人应该做聪明选择。
他给我看了一沓照片。
是我爸在疗养院的病床。
我妈在早市买菜。
我妈不知道那天有人跟了她一上午。
2017年5月3日。
今天签了合伙人协议。
林建勋说这只是开始。
他说你要习惯——保护需要保护的人，有时要先做不得不做的事。
他说的“不得不做的事”，是给苏砚公司的测试账号开后门。
我做了。
2017年5月17日。
我把沈淮推荐给了苏砚。
他是林建勋的人，但他不知道自己是。
林建勋安排他去苏砚公司“卧底”的时候，给他编织的理由是“追踪前司泄露的商业机密”。
他信了。
他不知道那份“商业机密”根本不存在。
林建勋只是需要一枚棋子埋在苏砚身边。
而我只是这枚棋子的介绍人。
2018年3月9日。
沈淮今天给我发消息，说苏砚给他独立负责的模块权限了。
他说紫英姐，谢谢你当初介绍我来这里，苏总人很好，团队氛围也好，我觉得自己能在这里做出成绩。
我没回。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这个师弟，他的“好运气”是我用他的前途做的交易。
2018年11月2日。
时衍接的那个专利侵权案，原告方证据链里有林建勋的手笔。
不是他直接出面。
是他在法学院时的学生，那个学生现在在原告方的律所做合伙人。
他教他们怎么在时间戳上做手脚。
他教了三十年了。
从他当上教授的那天起，就在教这件事。
2019年6月17日。
我找到了林建勋的第一份原始账目。
1989年。
他还在法学院教书那年。
账目记录的是他帮一家乡镇企业打赢专利侵权官司后，对方“感谢”他的现金。
十五万。
那时候他月薪一百七。
我把账目复刻了一份，藏在工会活动室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里。
我写了日期。
没写是谁放的。
2019年7月23日。
林建勋把我叫进办公室，问我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他说紫英，你这两年瘦了很多，是不是工作压力大？
我摇头。
他笑了笑，说那就好。
他说你知道的，我一直把你当女儿看。
——他从来没有女儿。
他把我当提线木偶。
2020年1月15日。
时衍那个案子开庭了。
我在旁听席最后一排。
他质证的时候，苏砚突然提交了那份动态数据加密技术的临时说明。
全场都在看苏砚。
只有我看见时衍的手指顿了一下。
他知道那是我的手法。
他什么都没说。
2020年1月17日。
我约时衍在翠苑路的咖啡店见面。
七年了。
我以为自己有勇气把一切告诉他。
可是当我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大衣还是七年前我买的那条、领口那枚平安符不见了——
我说不出口。
他说：“薛律师，你约我有什么事？”
薛律师。
不是紫英。
我喝完了那杯咖啡。
然后我说：“没事了。”
2020年12月31日。
跨年夜。
我一个人在工会活动室待到凌晨三点。
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里，已经有了七份账目、十三段录音、四十一封邮件截图。
我把它们归进同一个文件夹。
命名：证据。
然后我删了它。
我还没准备好。
我还没攒够勇气。
2021年4月17日。
今天是我入职苏砚公司四周年。
没有庆祝。
没有人记得。
苏砚开会时甚至没有看我。
她不知道我是林建勋的人。
她不知道沈淮是我介绍的。
她不知道自己公司那两次数据泄露，起因是我四年前亲手埋下的后门。
她对我最大的防备，只是每周一上午十点让董婉贞来“旁听”我的工作汇报。
她防我。
但她不知道应该更防我。
2021年8月2日。
我爸走了。
我赶回老家的那天，他已经不会说话了。
护工说他临终前一直在念我的名字。
紫英。
紫英。
紫英。
我握着他的手。
冰的。
我想说爸对不起，这四年我回来看你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我想说爸对不起，你住的这家疗养院是林建勋安排的，我一直没攒够钱给你换更好的。
我想说爸对不起，我没能成为你希望的那种人。
他听不见了。
2021年8月9日。
我在殡仪馆守了七天。
时衍来吊唁。
他不知道我爸是谁，他只是从某个旧同事那里听说了消息。
他站在灵堂门口，没有进来。
他把一束白菊放在门边的椅子上。
然后他走了。
那束白菊。
和七年前我父母墓前的那束一模一样。
2022年1月1日。
新年第一天。
我把那份删掉的“证据”文件夹从回收站恢复了。
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年。
2022年12月31日。
没有。
还是没有勇气。
2023年3月15日。
苏砚父亲当年的老部下找到了。
她在会议室里接待他，门关着，我站在茶水间门口。
隔着一道门，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
但我看见苏砚出来时，眼眶是红的。
她把脸侧向窗户，站了三十秒。
然后她回办公室。
继续开会。
继续批文件。
继续做那个永远不会哭的苏砚。
——原来她也是硬撑。
2023年5月17日。
沈淮动手了。
他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意味着什么，林建勋给他的任务是“拿到核心算法的完整架构”。
他以为这是合法的商业情报收集。
他不知道他下载的那些代码，会让苏砚公司的新品发布会紧急叫停。
他不知道他的测试账号后门，是我四年前亲手留下的。
我留了四年。
四年里我无数次想修复它。
但我没有。
因为林建勋说：沈淮是我的人，他不是，但他是我的刀。
刀断了，没人会追查到刀匠。
2023年5月17日凌晨2:13。
苏砚登录服务器，删了那条日志。
她不知道我看见她了。
我那天晚上也在公司。
我坐在监控室，从十七个摄像头画面里，看着她走进机房。
她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还醒着的人。
她不知道自己删掉的那条记录，四年前也是我亲手留下的。
——我留证据。
她删证据。
我们保护着彼此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
整整四年。
2023年7月9日。
时衍来找我。
不是约的，是他直接来公司门口等我。
他说：薛紫英，林建勋手里的那份“导师签名”文件，是不是你给他的？
我说是。
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
我说：因为你要查他了。
他看了我一眼。
那是七年来他第一次认真看我。
不是看嫌疑人，不是看对手，不是看背叛者。
是看一个他曾经想要共度余生的人。
他说：那你自己呢？
我没回答。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023年11月9日。
七年了。
那家咖啡店还在翠苑路。
那块蛋糕也还有。
我在靠窗第三个卡座坐了一下午。
从下午两点到晚上七点。
我一个人喝了两杯咖啡。
没点蛋糕。
结账的时候收银的小姑娘问我：姐，你等人吗？
我说：不等了。
2023年11月9日深夜。
我把硬盘封进工会活动室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
还是那个位置。
1989年林建勋的第一份原始账目在那里躺了三十四年。
2023年5月17日苏砚删掉的那条日志截屏也在那里躺了半年。
我把七年来没敢交出去的一切都放进去了。
然后我给时衍发了一条短信。
我没有写落款。
“翠苑路18号工业园7号车间，废弃更衣柜，夹层。”
他收到了。
2023年11月12日。
今天是最后一天。
机票在口袋里。
布鲁塞尔。
一个从来没有林建勋、没有沈淮、没有四年前那道后门、没有七年说不出口的对不起的城市。
我想我妈了。
上次见她是2019年春节。
她问我：紫英，你什么时候带男朋友回来？
我说快了。
五年了。
我没有兑现。
这一次。
我把机票收进大衣内袋。
安检口排着长队。
我回头看了一眼出发层门外。
时衍站在那里。
七年前我离开他。
七年后他没有追我。
但他来了。
他在门外站了三分钟。
我也在门里站了三分钟。
我们隔着那道自动玻璃门。
谁都没有先动。
然后我转身。
走向登机口。
没有回头。
时衍。
那天的咖啡我喝了。
很苦。
和七年前你第一次带我来时，味道一样。
只是那天你帮我加了糖。
今天没有。
陆时衍把最后一页纸放回桌面。
窗外天已经黑了。
第二场雪还在下，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那盏闪烁的灯管不知道什么时候彻底灭了，只剩另一盏孤零零地亮着，把他的影子斜斜打在贴满便利贴的墙上。
他把薛紫英七年的日记理成一摞。
整整齐齐。
边缘对齐。
然后他从那堆A4纸最底下抽出一张——那是她离开前最后一夜写下的，没有存进硬盘，只是夹在那枚旧U盘的说明书封套里。
他看了三遍。
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他把那张纸折起来。
放进大衣内袋。
七年前她给他买这条大衣时缝进内衬的那个暗袋——他以为只是装饰。
今天他才知道那不是。
那是她留给他最后的位置。
陆时衍站起身。
灯管还在闪。
他把会议室的灯全关了。
锁门。
下楼。
门卫老张正在值班室打盹，电视机里放着戏曲频道，咿咿呀呀。
陆时衍敲了敲窗。
老张惊醒。
“陆律师？这么晚还在？”
陆时衍没有回答。
他把一串钥匙放在窗台上。
七号车间。
工会活动室。
那间废弃更衣柜。
老张看着他。
“不等了？”
陆时衍说：“不来了。”
他转身。
走进大雪。
第二天早上九点，董婉贞推开苏砚办公室的门。
苏砚正在看一份技术文档。
董婉贞把一份传真放到她桌上。
苏砚低头。
传真只有一页。
是布鲁塞尔当地律所发来的。
抬头是英文。
内容只有一行中文：
“薛紫英女士委托本所转交：翠苑路18号工业园7号车间，工会活动室，废弃更衣柜夹层。钥匙已移交陆时衍律师。后续事宜请联系陆律师。”
苏砚看着那行字。
很久。
她没有抬头。
“陆时衍在哪？”
董婉贞说：“在城西墓园。”
苏砚站起来。
大衣在椅背上挂着。
她没穿。
推门出去。
雪停了。
城西墓园。
陆时衍站在第七排。
薛父薛母的墓碑前。
那束白菊已经谢了，干枯的花瓣被雪压进泥土里。
他把那枚硬盘从内袋取出来。
不是作为遗物。
不是作为纪念。
是作为他替她保管的、她不敢取回的那部分自己。
他把硬盘搁在墓碑基座上。
让它靠着那束枯萎的花。
“薛紫英。”他开口。
风停了。
雪停了。
整片墓园静得像那年她第一次站在法庭上，说完“没有了”之后。
法官敲下法槌。
全场肃静。
她一个人站在那里。
背脊挺直。
像今天他面前的这块碑。
“你爸收到了。”他说。
他顿了顿。
“那束白菊。”
“还有你七年前没敢放下的道歉。”
他把手插进大衣内袋。
摸到那张折成方块的纸。
没有拿出来。
他只是隔着布料按着它。
像按着一个人七年来不敢寄出的所有信件。
“你妈还在老家。”
他说。
“她不知道你在布鲁塞尔。”
“她只说你今年过年会回来。”
他沉默了很久。
“她给你织了一条红围巾。”
“放在你卧室的床头。”
他没有再说下去。
风重新起了。
从墓园西边的松林穿过来，把墓碑前的残雪卷起细小的漩涡。
那枚硬盘还搁在基座上。
荧光标签在暮色里亮着。
20241109。
七年后。
她离开的那天。
他把手从内袋抽出来。
转身。
沿着来时的石阶往下走。
这一次他回头了。
隔着三十级台阶。
隔着七年三千公里。
隔着那句他从未说出口、今夜终于不必说的——
“你还会回来吗？”
没有人回答。
只有那枚硬盘还在亮着。
像七年前咖啡店窗外，裂开云层的那道阳光。
（第0222章 完）
这场雪比平安夜那场大得多。清早推开窗，整个城市像被塞进一只倒扣的雪瓮里，楼群、街道、行道树都被闷成同一种绵软的白色。
陆时衍在那间临时改造成的档案室里待了整整三天。
说是档案室，其实只是他律所旧址废弃的小会议室。七年前林建勋把整层楼翻新成北欧极简风，唯独这间十六平米的屋子被遗忘在动线末端，墙皮剥落，灯管坏了一根，剩下一根也闪烁得像濒死的萤火虫。
他把那枚硬盘里的资料导出来后，就再没离开过这间屋子。
打印机吐出的A4纸在长条桌上堆成七座小山。他看完一叠，叠到右边，看完另一叠，叠到左边。右手边的窗台积了三天薄灰，左手边的咖啡杯空了十七个小时。
他找到了。
薛紫英留下的不只是那枚硬盘。
硬盘里的文件夹名叫“证据”，但他打开后才发现，那不是她为法庭准备的证物清单。
那是一个女人七年来不敢说出口的日记。
2017年4月17日。
林建勋把我叫进办公室。
他说紫英，你是个聪明孩子，聪明人应该做聪明选择。
他给我看了一沓照片。
是我爸在疗养院的病床。
我妈在早市买菜。
我妈不知道那天有人跟了她一上午。
2017年5月3日。
今天签了合伙人协议。
林建勋说这只是开始。
他说你要习惯——保护需要保护的人，有时要先做不得不做的事。
他说的“不得不做的事”，是给苏砚公司的测试账号开后门。
我做了。
2017年5月17日。
我把沈淮推荐给了苏砚。
他是林建勋的人，但他不知道自己是。
林建勋安排他去苏砚公司“卧底”的时候，给他编织的理由是“追踪前司泄露的商业机密”。
他信了。
他不知道那份“商业机密”根本不存在。
林建勋只是需要一枚棋子埋在苏砚身边。
而我只是这枚棋子的介绍人。
2018年3月9日。
沈淮今天给我发消息，说苏砚给他独立负责的模块权限了。
他说紫英姐，谢谢你当初介绍我来这里，苏总人很好，团队氛围也好，我觉得自己能在这里做出成绩。
我没回。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这个师弟，他的“好运气”是我用他的前途做的交易。
2018年11月2日。
时衍接的那个专利侵权案，原告方证据链里有林建勋的手笔。
不是他直接出面。
是他在法学院时的学生，那个学生现在在原告方的律所做合伙人。
他教他们怎么在时间戳上做手脚。
他教了三十年了。
从他当上教授的那天起，就在教这件事。
2019年6月17日。
我找到了林建勋的第一份原始账目。
1989年。
他还在法学院教书那年。
账目记录的是他帮一家乡镇企业打赢专利侵权官司后，对方“感谢”他的现金。
十五万。
那时候他月薪一百七。
我把账目复刻了一份，藏在工会活动室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里。
我写了日期。
没写是谁放的。
2019年7月23日。
林建勋把我叫进办公室，问我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他说紫英，你这两年瘦了很多，是不是工作压力大？
我摇头。
他笑了笑，说那就好。
他说你知道的，我一直把你当女儿看。
——他从来没有女儿。
他把我当提线木偶。
2020年1月15日。
时衍那个案子开庭了。
我在旁听席最后一排。
他质证的时候，苏砚突然提交了那份动态数据加密技术的临时说明。
全场都在看苏砚。
只有我看见时衍的手指顿了一下。
他知道那是我的手法。
他什么都没说。
2020年1月17日。
我约时衍在翠苑路的咖啡店见面。
七年了。
我以为自己有勇气把一切告诉他。
可是当我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大衣还是七年前我买的那条、领口那枚平安符不见了——
我说不出口。
他说：“薛律师，你约我有什么事？”
薛律师。
不是紫英。
我喝完了那杯咖啡。
然后我说：“没事了。”
2020年12月31日。
跨年夜。
我一个人在工会活动室待到凌晨三点。
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里，已经有了七份账目、十三段录音、四十一封邮件截图。
我把它们归进同一个文件夹。
命名：证据。
然后我删了它。
我还没准备好。
我还没攒够勇气。
2021年4月17日。
今天是我入职苏砚公司四周年。
没有庆祝。
没有人记得。
苏砚开会时甚至没有看我。
她不知道我是林建勋的人。
她不知道沈淮是我介绍的。
她不知道自己公司那两次数据泄露，起因是我四年前亲手埋下的后门。
她对我最大的防备，只是每周一上午十点让董婉贞来“旁听”我的工作汇报。
她防我。
但她不知道应该更防我。
2021年8月2日。
我爸走了。
我赶回老家的那天，他已经不会说话了。
护工说他临终前一直在念我的名字。
紫英。
紫英。
紫英。
我握着他的手。
冰的。
我想说爸对不起，这四年我回来看你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我想说爸对不起，你住的这家疗养院是林建勋安排的，我一直没攒够钱给你换更好的。
我想说爸对不起，我没能成为你希望的那种人。
他听不见了。
2021年8月9日。
我在殡仪馆守了七天。
时衍来吊唁。
他不知道我爸是谁，他只是从某个旧同事那里听说了消息。
他站在灵堂门口，没有进来。
他把一束白菊放在门边的椅子上。
然后他走了。
那束白菊。
和七年前我父母墓前的那束一模一样。
2022年1月1日。
新年第一天。
我把那份删掉的“证据”文件夹从回收站恢复了。
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年。
2022年12月31日。
没有。
还是没有勇气。
2023年3月15日。
苏砚父亲当年的老部下找到了。
她在会议室里接待他，门关着，我站在茶水间门口。
隔着一道门，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
但我看见苏砚出来时，眼眶是红的。
她把脸侧向窗户，站了三十秒。
然后她回办公室。
继续开会。
继续批文件。
继续做那个永远不会哭的苏砚。
——原来她也是硬撑。
2023年5月17日。
沈淮动手了。
他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意味着什么，林建勋给他的任务是“拿到核心算法的完整架构”。
他以为这是合法的商业情报收集。
他不知道他下载的那些代码，会让苏砚公司的新品发布会紧急叫停。
他不知道他的测试账号后门，是我四年前亲手留下的。
我留了四年。
四年里我无数次想修复它。
但我没有。
因为林建勋说：沈淮是我的人，他不是，但他是我的刀。
刀断了，没人会追查到刀匠。
2023年5月17日凌晨2:13。
苏砚登录服务器，删了那条日志。
她不知道我看见她了。
我那天晚上也在公司。
我坐在监控室，从十七个摄像头画面里，看着她走进机房。
她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还醒着的人。
她不知道自己删掉的那条记录，四年前也是我亲手留下的。
——我留证据。
她删证据。
我们保护着彼此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
整整四年。
2023年7月9日。
时衍来找我。
不是约的，是他直接来公司门口等我。
他说：薛紫英，林建勋手里的那份“导师签名”文件，是不是你给他的？
我说是。
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
我说：因为你要查他了。
他看了我一眼。
那是七年来他第一次认真看我。
不是看嫌疑人，不是看对手，不是看背叛者。
是看一个他曾经想要共度余生的人。
他说：那你自己呢？
我没回答。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023年11月9日。
七年了。
那家咖啡店还在翠苑路。
那块蛋糕也还有。
我在靠窗第三个卡座坐了一下午。
从下午两点到晚上七点。
我一个人喝了两杯咖啡。
没点蛋糕。
结账的时候收银的小姑娘问我：姐，你等人吗？
我说：不等了。
2023年11月9日深夜。
我把硬盘封进工会活动室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
还是那个位置。
1989年林建勋的第一份原始账目在那里躺了三十四年。
2023年5月17日苏砚删掉的那条日志截屏也在那里躺了半年。
我把七年来没敢交出去的一切都放进去了。
然后我给时衍发了一条短信。
我没有写落款。
“翠苑路18号工业园7号车间，废弃更衣柜，夹层。”
他收到了。
2023年11月12日。
今天是最后一天。
机票在口袋里。
布鲁塞尔。
一个从来没有林建勋、没有沈淮、没有四年前那道后门、没有七年说不出口的对不起的城市。
我想我妈了。
上次见她是2019年春节。
她问我：紫英，你什么时候带男朋友回来？
我说快了。
五年了。
我没有兑现。
这一次。
我把机票收进大衣内袋。
安检口排着长队。
我回头看了一眼出发层门外。
时衍站在那里。
七年前我离开他。
七年后他没有追我。
但他来了。
他在门外站了三分钟。
我也在门里站了三分钟。
我们隔着那道自动玻璃门。
谁都没有先动。
然后我转身。
走向登机口。
没有回头。
时衍。
那天的咖啡我喝了。
很苦。
和七年前你第一次带我来时，味道一样。
只是那天你帮我加了糖。
今天没有。
陆时衍把最后一页纸放回桌面。
窗外天已经黑了。
第二场雪还在下，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那盏闪烁的灯管不知道什么时候彻底灭了，只剩另一盏孤零零地亮着，把他的影子斜斜打在贴满便利贴的墙上。
他把薛紫英七年的日记理成一摞。
整整齐齐。
边缘对齐。
然后他从那堆A4纸最底下抽出一张——那是她离开前最后一夜写下的，没有存进硬盘，只是夹在那枚旧U盘的说明书封套里。
他看了三遍。
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他把那张纸折起来。
放进大衣内袋。
七年前她给他买这条大衣时缝进内衬的那个暗袋——他以为只是装饰。
今天他才知道那不是。
那是她留给他最后的位置。
陆时衍站起身。
灯管还在闪。
他把会议室的灯全关了。
锁门。
下楼。
门卫老张正在值班室打盹，电视机里放着戏曲频道，咿咿呀呀。
陆时衍敲了敲窗。
老张惊醒。
“陆律师？这么晚还在？”
陆时衍没有回答。
他把一串钥匙放在窗台上。
七号车间。
工会活动室。
那间废弃更衣柜。
老张看着他。
“不等了？”
陆时衍说：“不来了。”
他转身。
走进大雪。
第二天早上九点，董婉贞推开苏砚办公室的门。
苏砚正在看一份技术文档。
董婉贞把一份传真放到她桌上。
苏砚低头。
传真只有一页。
是布鲁塞尔当地律所发来的。
抬头是英文。
内容只有一行中文：
“薛紫英女士委托本所转交：翠苑路18号工业园7号车间，工会活动室，废弃更衣柜夹层。钥匙已移交陆时衍律师。后续事宜请联系陆律师。”
苏砚看着那行字。
很久。
她没有抬头。
“陆时衍在哪？”
董婉贞说：“在城西墓园。”
苏砚站起来。
大衣在椅背上挂着。
她没穿。
推门出去。
雪停了。
城西墓园。
陆时衍站在第七排。
薛父薛母的墓碑前。
那束白菊已经谢了，干枯的花瓣被雪压进泥土里。
他把那枚硬盘从内袋取出来。
不是作为遗物。
不是作为纪念。
是作为他替她保管的、她不敢取回的那部分自己。
他把硬盘搁在墓碑基座上。
让它靠着那束枯萎的花。
“薛紫英。”他开口。
风停了。
雪停了。
整片墓园静得像那年她第一次站在法庭上，说完“没有了”之后。
法官敲下法槌。
全场肃静。
她一个人站在那里。
背脊挺直。
像今天他面前的这块碑。
“你爸收到了。”他说。
他顿了顿。
“那束白菊。”
“还有你七年前没敢放下的道歉。”
他把手插进大衣内袋。
摸到那张折成方块的纸。
没有拿出来。
他只是隔着布料按着它。
像按着一个人七年来不敢寄出的所有信件。
“你妈还在老家。”
他说。
“她不知道你在布鲁塞尔。”
“她只说你今年过年会回来。”
他沉默了很久。
“她给你织了一条红围巾。”
“放在你卧室的床头。”
他没有再说下去。
风重新起了。
从墓园西边的松林穿过来，把墓碑前的残雪卷起细小的漩涡。
那枚硬盘还搁在基座上。
荧光标签在暮色里亮着。
20241109。
七年后。
她离开的那天。
他把手从内袋抽出来。
转身。
沿着来时的石阶往下走。
这一次他回头了。
隔着三十级台阶。
隔着七年三千公里。
隔着那句他从未说出口、今夜终于不必说的——
“你还会回来吗？”
没有人回答。
只有那枚硬盘还在亮着。
像七年前咖啡店窗外，裂开云层的那道阳光。
（第0222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