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是被手机的震动吵醒的。
她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自己在沙发上睡着了，头枕着陆时衍的肩膀，身上盖着他那件灰色的大衣。陆时衍也睡着了，头靠着沙发靠背，呼吸很轻很均匀，一只手还握着她的手，一整夜都没有松开过。
手机又震了一下。苏砚用右手艰难地把手机从茶几上够过来，屏幕上是公司技术总监老周发来的消息：“苏总，新专利的第三轮测试数据出来了，您今天要不要来公司看一下？”
苏砚看了一眼时间——早上六点四十七分。她回了一个“好”字，把手机放下，慢慢地从陆时衍肩上抬起头。脖子有点酸，左手臂上的伤口也隐隐作痛，她活动了一下肩膀，发出细微的咔咔声。
陆时衍醒了。他睁开眼，瞳孔在晨光中慢慢聚焦，看见苏砚正在揉脖子，伸手帮她在后颈上按了两下。他的手指很凉，力道不大不小，刚好能缓解那种僵硬的酸痛感。
“几点了？”他问，声音有点哑。
“不到七点。”
陆时衍坐直了身体，把盖在苏砚身上的大衣拿起来，抖了一下，搭在沙发扶手上。他站起来走到厨房，打开冰箱看了一眼，里面只有几个鸡蛋、半把青菜和一盒牛奶。他拿出牛奶闻了闻，还没坏，倒了两杯放进微波炉里热着，然后开始煎鸡蛋。
苏砚靠在厨房门口看着他。晨光从窗户里照进来，把厨房照得亮堂堂的。陆时衍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领口敞着两颗扣子，站在灶台前翻鸡蛋的样子，不像是那个在法庭上叱咤风云的金牌律师，更像是一个普通的男人在给自己在乎的人做早餐。
“你昨晚没回去，今天上午有安排吗？”苏砚问。
陆时衍把鸡蛋翻了个面，火调小了一点：“上午九点要去一趟律所，有个客户约了见面。”
“那你还在这里做早餐？八点就得走了吧。”
“来得及。”陆时衍说，“煎个鸡蛋又不要多久。”
苏砚没有再说什么。她走进卫生间，用一只手洗了脸，刷了牙，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的脸色。昨晚睡得还行，但眼袋还是有一点点重，左手臂上的绷带被蹭得有点松了，她试着重新缠了一下，缠得乱七八糟的。陆时衍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卫生间门口，手里端着热好的牛奶，看见她在跟绷带较劲，把牛奶放在洗手台上，伸手帮她重新缠。
他缠得很仔细，一圈一圈地绕，力道均匀，不松不紧，像是在包扎一件珍贵的瓷器。苏砚看着他低头的侧脸，晨光照在他的眉骨和鼻梁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你以前经常帮人包扎？”苏砚问。
“没有。”陆时衍说，“你是第一个。”
苏砚笑了一下：“那我是不是该感到荣幸？”
“你应该感到幸运。”陆时衍把绷带的末端塞好，拍了拍她的手臂，“我缠得不太好，但比你自己缠的强。”
苏砚低头看了看，确实比她自己缠的强多了。她端起牛奶喝了一口，温度刚好，不烫嘴也不凉。
两个人坐在餐桌前吃早餐。鸡蛋煎得有点老，边缘焦了一圈，但苏砚吃得很安静，没有挑剔。陆时衍自己也知道煎过头了，吃了一口皱了皱眉，但没说什么。他这个人，做什么事都想做到最好，煎鸡蛋也不例外。但今天早上他分心了，满脑子都是昨晚苏砚说的那句话——“我怕输掉你”。
“苏砚。”他放下筷子。
苏砚抬起头。
“今天下午你有空吗？”
苏砚想了想：“下午两点约了投资方的人谈下一轮融资，大概四点钟能结束。怎么了？”
“四点钟我去接你，带你去个地方。”
“什么地方？”
陆时衍没有回答。他把碗筷收进厨房，洗了手，拿起沙发上的西装外套，在门口换鞋。苏砚靠在餐桌旁看着他，手里还端着半杯牛奶。
“你不说去什么地方，我怎么知道要穿什么衣服？”苏砚说。
“随便穿。”陆时衍拉开门，“又不是去相亲。”
门关上了。
苏砚对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两秒，把牛奶喝完，去房间换衣服。她在衣柜前站了一会儿，挑了一件藏蓝色的针织衫和一条深灰色的阔腿裤，对着镜子看了看，又把针织衫换成了一件白色的。她觉得白色太素了，又换回藏蓝色。来来回回换了三次，最后穿的还是第一套。
女人就是这么奇怪。一个男人跟你说“随便穿”，你就真的不知道该穿什么了。因为你知道他不是真的随便，他只是觉得你穿什么都好看。但恰恰是因为他这么觉得，你才更不想让他失望。
苏砚到公司的时候是八点半。老周已经在实验室里了，面前摊着一大堆打印出来的数据表，眼镜架在鼻梁上，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三天没睡觉的样子。
“苏总。”老周抬起头，眼睛下面两团乌青，“第三轮测试数据比预期的好，动态加密那部分的响应速度提升了百分之三十七，误报率降到了百分之零点三以下。如果第四轮测试也能保持这个水平，新专利的技术方案就完全成熟了。”
苏砚接过数据表，一页一页地翻。她看得很仔细，每一个数字都要确认三遍以上。不是因为她不信任老周，而是因为她太清楚这份数据的重要性了——这是她和导师那帮人在法庭上博弈的最后一张底牌，出错了，满盘皆输。
“老周，第四轮测试需要多久？”
“最快五天。”老周说，“但如果要保证数据的稳定性，最好给我一周。”
苏砚想了想：“我给你一周。但是这一周之内，所有参与测试的人都要签新的保密协议，手机统一上交，任何人不得单独离开实验室。不是我不信任大家，是这次输不起。”
老周点了点头。他明白苏砚的意思。上一轮技术总监的叛变，已经让公司元气大伤，如果再出一次内鬼事件，别说新专利了，整个公司都可能保不住。
苏砚从实验室出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她刚坐下，手机就响了——投资方的李总打来的，确认下午两点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苏砚跟他聊了几句，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
她脑子里在想的事情太多了。新专利的测试、下午的融资谈判、导师那边的后续诉讼、陆时衍说的“带你去个地方”……这些事情像是一团乱麻，缠在一起，理不出头绪。她不是一个喜欢把事情堆在一起想的人，她习惯一件一件地处理，像切菜一样，切完一根萝卜再切下一根，不着急，不慌乱。
但今天她有点慌。
不是因为工作，是因为陆时衍。
昨晚她在沙发上说的那些话，是她这辈子对一个人说过的最诚实的话。她不后悔说了那些话，但她有点害怕——害怕自己暴露了太多脆弱，害怕陆时衍会因此觉得她不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害怕这段关系会从“并肩作战”变成“互相拖累”。
她拿起手机，翻到陆时衍的对话框，打了一行字：“下午去哪里？”想了想，又删掉了。又打了一行字：“你上午忙吗？”又删掉了。她来来回回打了四五行字，最后什么都没发，把手机扣在桌上。
算了。他说了下午四点钟来接她，那就等下午四点钟。
下午两点，苏砚准时出现在投资方李总的办公室。李总五十多岁，圆脸，笑眯眯的，看起来像个弥勒佛，但苏砚知道这个人不好对付——他在投资圈混了二十多年，什么样的创业者没见过，什么样的故事没听过。他能笑眯眯地听完你的路演，然后笑眯眯地告诉你“我们再考虑考虑”，然后永远不再联系你。
谈判进行了两个小时。李总对公司的新技术和市场前景没有太多质疑，他质疑的是苏砚本人。
“苏总，我直说了。”李总把钢笔放在桌上，“你的技术很牛，团队也很强，市场空间也够大。但你们公司和导师那边打官司的事，已经上了好几次新闻了。作为一个投资人，我最怕的不是项目失败，是项目被官司拖死。你怎么保证，你们公司的法律风险不会影响到投资人的利益？”
苏砚看着李总的眼睛，沉默了两秒。
“李总，我没办法保证。”她说，“法律诉讼本身就有不确定性，任何一个律师都不会给你百分之百的胜诉承诺。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苏砚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底。这场官司我不会输，不是因为我有必胜的把握，而是因为我输不起。一个人输不起的时候，往往会赢。”
李总看了她几秒，忽然笑了：“苏总，你这个人有意思。上一个跟我说‘输不起’的创业者，后来真的没输。行，我跟合伙人商量一下，下周给你答复。”
苏砚站起来，跟李总握了手，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四点钟，陆时衍的车准时停在了写字楼门口。
苏砚拉开车门坐进去，发现副驾驶座上放着一束花——不是什么名贵的花，就是路边花店里常见的那种小雏菊，白色和黄色相间，用牛皮纸包着，简简单单的。
“送你的。”陆时衍说。
苏砚把花拿起来，放在鼻子前面闻了闻，没什么香味，但看着很舒服。她把花小心地放在后座上，系好安全带。
“现在可以告诉我去哪了吧？”
“到了你就知道了。”
陆时衍开车穿过市中心，上了高架，往城外开。苏砚看着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大厦变成住宅小区，从住宅小区变成农田和空地，最后车拐进了一条两边种满梧桐树的老路。梧桐树的叶子已经黄了，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挡风玻璃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车停在一个老旧的居民区里。陆时衍下了车，苏砚跟着下来，四顾看了看——这里的房子都是那种九十年代建的多层住宅，红砖墙，铁窗框，外墙的水刷石已经脱落了大半。小区的空地上有几棵老槐树，树下摆着几张石桌石凳，几个老头老太太坐在那里晒太阳、打牌，看见有车开进来，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打牌。
“这是哪？”苏砚问。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陆时衍说。
苏砚愣了一下。她认识陆时衍这么久，从来没听他提起过小时候的事。在她的印象里，陆时衍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他好像生来就是那个站在法庭上侃侃而谈的金牌律师，没有童年，没有青春，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不值一提的陈年旧事。
陆时衍带着她走进一栋楼，爬了四层楼梯，在一扇斑驳的防盗门前停下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不是那种崭新的、刚从五金店配回来的钥匙，而是一把磨得发亮的、看起来用了很多年的旧钥匙。
“你一直留着？”苏砚问。
“一直留着。”陆时衍把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两下，门开了。
屋子里很暗，有一股久无人住的霉味。陆时衍拉开窗帘，阳光涌进来，照出了屋里的模样——不大，两室一厅，家具很旧但很干净，像是有人定期来打扫过。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里是一个中年男人、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男孩穿着一件蓝色的校服，站得笔直，脸上的表情有点严肃，像是在努力装成一个大人。
苏砚走近那张照片，看着那个男孩的脸。五官和现在的陆时衍有七分像，但眼神不一样。现在的陆时衍的眼神是沉稳的、可控的、一切尽在掌握的。而照片里那个男孩的眼神，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叛逆，不是忧郁，更像是一种……忍耐。像一个明明很疼但咬着牙不肯哭出来的孩子，眼睛里全是“我不能输”的倔强。
“那是你？”
“嗯。”陆时衍站在她身后，“十岁那年拍的。拍完这张照片三个月后，我妈就没了。”
苏砚转过身看着他。
陆时衍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苏砚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痛苦，而是一种很深的、像根一样扎在心里的空旷。那种空旷不是因为失去了什么，而是因为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
“我妈走的那天，我爸在医院走廊上坐了一整夜。”陆时衍的声音很平静，“他没有哭，没有喊，就那么坐着，眼睛看着对面的白墙，像一尊雕塑。第二天早上，他站起来，去办完了所有的手续，然后带我回家。路上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时衍，从今天起，就咱们爷俩了。’”
他顿了顿，走到阳台上，推开窗户。风灌进来，带着楼下梧桐树叶子的沙沙声。
“从那以后，我爸变得很沉默。他每天早出晚归，拼命工作赚钱供我读书。他不跟我谈心，不问我开不开心，不在家长会上出现。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每个月按时把生活费打到我卡上，雷打不动。我考上大学的那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一句话——‘好好学，别给陆家丢人。’然后挂了。”
陆时衍转过身，靠着阳台的栏杆，看着苏砚。阳光从他身后照过来，把他的脸藏在阴影里，但苏砚能看到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光，不是泪光，是一种更亮的东西。
“我后来才明白，他不是不想跟我说话，是他不会。”陆时衍说，“他自己从小就是孤儿，没有人教过他怎么做父亲。他唯一会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痛苦都吞进肚子里，然后把自己变成一台赚钱的机器。他觉得只要我不缺钱，我就不会受苦。他不知道，我最需要的不是钱。”
苏砚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伸手握住了他的手。
“所以你学了法律？”她问。
陆时衍点了点头：“我想弄明白一件事——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随意地伤害别人，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我小时候觉得，法律就是用来惩罚坏人的。后来我才知道，法律没那么简单。法律不是用来惩罚坏人的，法律是用来划定边界的。边界之内，你可以做任何事；边界之外，你不可以。而律师的职责，就是帮人守住那条边界，或者——帮人悄悄地挪动那条边界。”
他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嘴角弯了一下，是一个自嘲的笑。
“我以前觉得我是在帮人守住边界。后来导师出事之后，我才发现，我其实一直在帮人挪动边界。只不过以前挪的是‘好人’的边界，帮他们把边界往外推一点，让他们有更多的空间。导师挪的是‘坏人’的边界，帮他们把边界往里缩一点，让他们可以更肆无忌惮地伤害别人。”
苏砚握紧了他的手。
“你不是他。”她说，“你永远不会成为他。”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会煎焦鸡蛋。”苏砚说，“他不会。他那种人，连煎鸡蛋都要完美，都要可控。但你不在乎。你煎焦了，你知道自己煎焦了，你皱了皱眉，但你不会因为这个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这就是你和他的区别——你允许自己不完美。”
陆时衍看着她，沉默了很久。
楼下的梧桐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无数细碎的低语。远处有人在弹钢琴，弹的是一首很老的曲子，断断续续的，像是在回忆什么。
“苏砚。”
“嗯。”
“我想让你来这里，是想告诉你一件事。”陆时衍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怕惊动什么，“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带任何人来过这里。薛紫英没有来过，我律所的合伙人没有来过，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来过。你是第一个。”
苏砚的眼眶忽然有点热。她使劲眨了眨眼，把那点没出息的东西压了回去。
“为什么是现在？”她问。
“因为昨晚你说你怕输掉我。”陆时衍说，“我想让你知道，你输不掉。不是因为我很完美，而是因为我很不完美。我有太多的伤、太多的疤、太多的不愿意跟人说的东西。这些东西堆在我心里，像一座垃圾山，我自己都懒得去翻。但你来了之后，我觉得……也许可以翻一翻。也许翻出来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至少，不用我一个人扛着了。”
苏砚没有说话。她伸出手，抱住了他。
她抱得很紧，紧到左手臂上的伤口隐隐作痛，但她没有松手。陆时衍的手慢慢抬起来，放在她的背上，轻轻地拍了两下，像在哄一个小孩。
阳光从阳台外面涌进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客厅的水泥地面上，一个长一个短，像两条平行的线，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交汇在了一起。
她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自己在沙发上睡着了，头枕着陆时衍的肩膀，身上盖着他那件灰色的大衣。陆时衍也睡着了，头靠着沙发靠背，呼吸很轻很均匀，一只手还握着她的手，一整夜都没有松开过。
手机又震了一下。苏砚用右手艰难地把手机从茶几上够过来，屏幕上是公司技术总监老周发来的消息：“苏总，新专利的第三轮测试数据出来了，您今天要不要来公司看一下？”
苏砚看了一眼时间——早上六点四十七分。她回了一个“好”字，把手机放下，慢慢地从陆时衍肩上抬起头。脖子有点酸，左手臂上的伤口也隐隐作痛，她活动了一下肩膀，发出细微的咔咔声。
陆时衍醒了。他睁开眼，瞳孔在晨光中慢慢聚焦，看见苏砚正在揉脖子，伸手帮她在后颈上按了两下。他的手指很凉，力道不大不小，刚好能缓解那种僵硬的酸痛感。
“几点了？”他问，声音有点哑。
“不到七点。”
陆时衍坐直了身体，把盖在苏砚身上的大衣拿起来，抖了一下，搭在沙发扶手上。他站起来走到厨房，打开冰箱看了一眼，里面只有几个鸡蛋、半把青菜和一盒牛奶。他拿出牛奶闻了闻，还没坏，倒了两杯放进微波炉里热着，然后开始煎鸡蛋。
苏砚靠在厨房门口看着他。晨光从窗户里照进来，把厨房照得亮堂堂的。陆时衍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领口敞着两颗扣子，站在灶台前翻鸡蛋的样子，不像是那个在法庭上叱咤风云的金牌律师，更像是一个普通的男人在给自己在乎的人做早餐。
“你昨晚没回去，今天上午有安排吗？”苏砚问。
陆时衍把鸡蛋翻了个面，火调小了一点：“上午九点要去一趟律所，有个客户约了见面。”
“那你还在这里做早餐？八点就得走了吧。”
“来得及。”陆时衍说，“煎个鸡蛋又不要多久。”
苏砚没有再说什么。她走进卫生间，用一只手洗了脸，刷了牙，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的脸色。昨晚睡得还行，但眼袋还是有一点点重，左手臂上的绷带被蹭得有点松了，她试着重新缠了一下，缠得乱七八糟的。陆时衍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卫生间门口，手里端着热好的牛奶，看见她在跟绷带较劲，把牛奶放在洗手台上，伸手帮她重新缠。
他缠得很仔细，一圈一圈地绕，力道均匀，不松不紧，像是在包扎一件珍贵的瓷器。苏砚看着他低头的侧脸，晨光照在他的眉骨和鼻梁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你以前经常帮人包扎？”苏砚问。
“没有。”陆时衍说，“你是第一个。”
苏砚笑了一下：“那我是不是该感到荣幸？”
“你应该感到幸运。”陆时衍把绷带的末端塞好，拍了拍她的手臂，“我缠得不太好，但比你自己缠的强。”
苏砚低头看了看，确实比她自己缠的强多了。她端起牛奶喝了一口，温度刚好，不烫嘴也不凉。
两个人坐在餐桌前吃早餐。鸡蛋煎得有点老，边缘焦了一圈，但苏砚吃得很安静，没有挑剔。陆时衍自己也知道煎过头了，吃了一口皱了皱眉，但没说什么。他这个人，做什么事都想做到最好，煎鸡蛋也不例外。但今天早上他分心了，满脑子都是昨晚苏砚说的那句话——“我怕输掉你”。
“苏砚。”他放下筷子。
苏砚抬起头。
“今天下午你有空吗？”
苏砚想了想：“下午两点约了投资方的人谈下一轮融资，大概四点钟能结束。怎么了？”
“四点钟我去接你，带你去个地方。”
“什么地方？”
陆时衍没有回答。他把碗筷收进厨房，洗了手，拿起沙发上的西装外套，在门口换鞋。苏砚靠在餐桌旁看着他，手里还端着半杯牛奶。
“你不说去什么地方，我怎么知道要穿什么衣服？”苏砚说。
“随便穿。”陆时衍拉开门，“又不是去相亲。”
门关上了。
苏砚对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两秒，把牛奶喝完，去房间换衣服。她在衣柜前站了一会儿，挑了一件藏蓝色的针织衫和一条深灰色的阔腿裤，对着镜子看了看，又把针织衫换成了一件白色的。她觉得白色太素了，又换回藏蓝色。来来回回换了三次，最后穿的还是第一套。
女人就是这么奇怪。一个男人跟你说“随便穿”，你就真的不知道该穿什么了。因为你知道他不是真的随便，他只是觉得你穿什么都好看。但恰恰是因为他这么觉得，你才更不想让他失望。
苏砚到公司的时候是八点半。老周已经在实验室里了，面前摊着一大堆打印出来的数据表，眼镜架在鼻梁上，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三天没睡觉的样子。
“苏总。”老周抬起头，眼睛下面两团乌青，“第三轮测试数据比预期的好，动态加密那部分的响应速度提升了百分之三十七，误报率降到了百分之零点三以下。如果第四轮测试也能保持这个水平，新专利的技术方案就完全成熟了。”
苏砚接过数据表，一页一页地翻。她看得很仔细，每一个数字都要确认三遍以上。不是因为她不信任老周，而是因为她太清楚这份数据的重要性了——这是她和导师那帮人在法庭上博弈的最后一张底牌，出错了，满盘皆输。
“老周，第四轮测试需要多久？”
“最快五天。”老周说，“但如果要保证数据的稳定性，最好给我一周。”
苏砚想了想：“我给你一周。但是这一周之内，所有参与测试的人都要签新的保密协议，手机统一上交，任何人不得单独离开实验室。不是我不信任大家，是这次输不起。”
老周点了点头。他明白苏砚的意思。上一轮技术总监的叛变，已经让公司元气大伤，如果再出一次内鬼事件，别说新专利了，整个公司都可能保不住。
苏砚从实验室出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她刚坐下，手机就响了——投资方的李总打来的，确认下午两点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苏砚跟他聊了几句，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
她脑子里在想的事情太多了。新专利的测试、下午的融资谈判、导师那边的后续诉讼、陆时衍说的“带你去个地方”……这些事情像是一团乱麻，缠在一起，理不出头绪。她不是一个喜欢把事情堆在一起想的人，她习惯一件一件地处理，像切菜一样，切完一根萝卜再切下一根，不着急，不慌乱。
但今天她有点慌。
不是因为工作，是因为陆时衍。
昨晚她在沙发上说的那些话，是她这辈子对一个人说过的最诚实的话。她不后悔说了那些话，但她有点害怕——害怕自己暴露了太多脆弱，害怕陆时衍会因此觉得她不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害怕这段关系会从“并肩作战”变成“互相拖累”。
她拿起手机，翻到陆时衍的对话框，打了一行字：“下午去哪里？”想了想，又删掉了。又打了一行字：“你上午忙吗？”又删掉了。她来来回回打了四五行字，最后什么都没发，把手机扣在桌上。
算了。他说了下午四点钟来接她，那就等下午四点钟。
下午两点，苏砚准时出现在投资方李总的办公室。李总五十多岁，圆脸，笑眯眯的，看起来像个弥勒佛，但苏砚知道这个人不好对付——他在投资圈混了二十多年，什么样的创业者没见过，什么样的故事没听过。他能笑眯眯地听完你的路演，然后笑眯眯地告诉你“我们再考虑考虑”，然后永远不再联系你。
谈判进行了两个小时。李总对公司的新技术和市场前景没有太多质疑，他质疑的是苏砚本人。
“苏总，我直说了。”李总把钢笔放在桌上，“你的技术很牛，团队也很强，市场空间也够大。但你们公司和导师那边打官司的事，已经上了好几次新闻了。作为一个投资人，我最怕的不是项目失败，是项目被官司拖死。你怎么保证，你们公司的法律风险不会影响到投资人的利益？”
苏砚看着李总的眼睛，沉默了两秒。
“李总，我没办法保证。”她说，“法律诉讼本身就有不确定性，任何一个律师都不会给你百分之百的胜诉承诺。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苏砚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底。这场官司我不会输，不是因为我有必胜的把握，而是因为我输不起。一个人输不起的时候，往往会赢。”
李总看了她几秒，忽然笑了：“苏总，你这个人有意思。上一个跟我说‘输不起’的创业者，后来真的没输。行，我跟合伙人商量一下，下周给你答复。”
苏砚站起来，跟李总握了手，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四点钟，陆时衍的车准时停在了写字楼门口。
苏砚拉开车门坐进去，发现副驾驶座上放着一束花——不是什么名贵的花，就是路边花店里常见的那种小雏菊，白色和黄色相间，用牛皮纸包着，简简单单的。
“送你的。”陆时衍说。
苏砚把花拿起来，放在鼻子前面闻了闻，没什么香味，但看着很舒服。她把花小心地放在后座上，系好安全带。
“现在可以告诉我去哪了吧？”
“到了你就知道了。”
陆时衍开车穿过市中心，上了高架，往城外开。苏砚看着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大厦变成住宅小区，从住宅小区变成农田和空地，最后车拐进了一条两边种满梧桐树的老路。梧桐树的叶子已经黄了，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挡风玻璃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车停在一个老旧的居民区里。陆时衍下了车，苏砚跟着下来，四顾看了看——这里的房子都是那种九十年代建的多层住宅，红砖墙，铁窗框，外墙的水刷石已经脱落了大半。小区的空地上有几棵老槐树，树下摆着几张石桌石凳，几个老头老太太坐在那里晒太阳、打牌，看见有车开进来，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打牌。
“这是哪？”苏砚问。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陆时衍说。
苏砚愣了一下。她认识陆时衍这么久，从来没听他提起过小时候的事。在她的印象里，陆时衍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他好像生来就是那个站在法庭上侃侃而谈的金牌律师，没有童年，没有青春，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不值一提的陈年旧事。
陆时衍带着她走进一栋楼，爬了四层楼梯，在一扇斑驳的防盗门前停下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不是那种崭新的、刚从五金店配回来的钥匙，而是一把磨得发亮的、看起来用了很多年的旧钥匙。
“你一直留着？”苏砚问。
“一直留着。”陆时衍把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两下，门开了。
屋子里很暗，有一股久无人住的霉味。陆时衍拉开窗帘，阳光涌进来，照出了屋里的模样——不大，两室一厅，家具很旧但很干净，像是有人定期来打扫过。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里是一个中年男人、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男孩穿着一件蓝色的校服，站得笔直，脸上的表情有点严肃，像是在努力装成一个大人。
苏砚走近那张照片，看着那个男孩的脸。五官和现在的陆时衍有七分像，但眼神不一样。现在的陆时衍的眼神是沉稳的、可控的、一切尽在掌握的。而照片里那个男孩的眼神，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叛逆，不是忧郁，更像是一种……忍耐。像一个明明很疼但咬着牙不肯哭出来的孩子，眼睛里全是“我不能输”的倔强。
“那是你？”
“嗯。”陆时衍站在她身后，“十岁那年拍的。拍完这张照片三个月后，我妈就没了。”
苏砚转过身看着他。
陆时衍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苏砚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痛苦，而是一种很深的、像根一样扎在心里的空旷。那种空旷不是因为失去了什么，而是因为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
“我妈走的那天，我爸在医院走廊上坐了一整夜。”陆时衍的声音很平静，“他没有哭，没有喊，就那么坐着，眼睛看着对面的白墙，像一尊雕塑。第二天早上，他站起来，去办完了所有的手续，然后带我回家。路上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时衍，从今天起，就咱们爷俩了。’”
他顿了顿，走到阳台上，推开窗户。风灌进来，带着楼下梧桐树叶子的沙沙声。
“从那以后，我爸变得很沉默。他每天早出晚归，拼命工作赚钱供我读书。他不跟我谈心，不问我开不开心，不在家长会上出现。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每个月按时把生活费打到我卡上，雷打不动。我考上大学的那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一句话——‘好好学，别给陆家丢人。’然后挂了。”
陆时衍转过身，靠着阳台的栏杆，看着苏砚。阳光从他身后照过来，把他的脸藏在阴影里，但苏砚能看到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光，不是泪光，是一种更亮的东西。
“我后来才明白，他不是不想跟我说话，是他不会。”陆时衍说，“他自己从小就是孤儿，没有人教过他怎么做父亲。他唯一会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痛苦都吞进肚子里，然后把自己变成一台赚钱的机器。他觉得只要我不缺钱，我就不会受苦。他不知道，我最需要的不是钱。”
苏砚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伸手握住了他的手。
“所以你学了法律？”她问。
陆时衍点了点头：“我想弄明白一件事——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随意地伤害别人，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我小时候觉得，法律就是用来惩罚坏人的。后来我才知道，法律没那么简单。法律不是用来惩罚坏人的，法律是用来划定边界的。边界之内，你可以做任何事；边界之外，你不可以。而律师的职责，就是帮人守住那条边界，或者——帮人悄悄地挪动那条边界。”
他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嘴角弯了一下，是一个自嘲的笑。
“我以前觉得我是在帮人守住边界。后来导师出事之后，我才发现，我其实一直在帮人挪动边界。只不过以前挪的是‘好人’的边界，帮他们把边界往外推一点，让他们有更多的空间。导师挪的是‘坏人’的边界，帮他们把边界往里缩一点，让他们可以更肆无忌惮地伤害别人。”
苏砚握紧了他的手。
“你不是他。”她说，“你永远不会成为他。”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会煎焦鸡蛋。”苏砚说，“他不会。他那种人，连煎鸡蛋都要完美，都要可控。但你不在乎。你煎焦了，你知道自己煎焦了，你皱了皱眉，但你不会因为这个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这就是你和他的区别——你允许自己不完美。”
陆时衍看着她，沉默了很久。
楼下的梧桐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无数细碎的低语。远处有人在弹钢琴，弹的是一首很老的曲子，断断续续的，像是在回忆什么。
“苏砚。”
“嗯。”
“我想让你来这里，是想告诉你一件事。”陆时衍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怕惊动什么，“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带任何人来过这里。薛紫英没有来过，我律所的合伙人没有来过，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来过。你是第一个。”
苏砚的眼眶忽然有点热。她使劲眨了眨眼，把那点没出息的东西压了回去。
“为什么是现在？”她问。
“因为昨晚你说你怕输掉我。”陆时衍说，“我想让你知道，你输不掉。不是因为我很完美，而是因为我很不完美。我有太多的伤、太多的疤、太多的不愿意跟人说的东西。这些东西堆在我心里，像一座垃圾山，我自己都懒得去翻。但你来了之后，我觉得……也许可以翻一翻。也许翻出来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至少，不用我一个人扛着了。”
苏砚没有说话。她伸出手，抱住了他。
她抱得很紧，紧到左手臂上的伤口隐隐作痛，但她没有松手。陆时衍的手慢慢抬起来，放在她的背上，轻轻地拍了两下，像在哄一个小孩。
阳光从阳台外面涌进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客厅的水泥地面上，一个长一个短，像两条平行的线，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交汇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