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基金”的三大核心项目方案经过数轮打磨，终于从纸面上的蓝图，转化为厚厚一沓可操作的手册、协议范本和预算表格。然而，张艳红深知，再完美的方案，若不能精准地找到那些真正需要、且适合被帮助的“张艳红”们，都只是空中楼阁。试点地区的选定，不能仅仅依赖宏观数据和专家推荐，更需要一次更为深入、覆盖面更广的实地探访与评估。这一次，目标不仅是云岭县，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偏远的西南山区、西北高原，那些被现代文明之光最微弱触及的角落。
这一次的行程，不再是三人小团队，而是组成了一支精干的先遣考察队。除了张艳红、苏晴和安保小陈，队伍中还加入了赵明（他熟悉多个贫困地区情况），以及两位新招募的项目官员——一位是社会学背景、擅长田野调查的年轻女孩小林，另一位是有多年支教经验、擅长与孩子沟通的男老师小周。此外，韩丽梅还通过私人关系，联系了一位常年在藏区做医疗援助的退休医生老唐，他在当地颇有声望，可以作为进入某些特殊区域的“引路人”和“信誉担保”。
他们的行程跨越数省，历时近一个月。交通工具从飞机、高铁，换成长途大巴、越野车，再到摩托车、拖拉机，最后往往需要徒步数小时，翻山越岭。张艳红褪下了精致的职业装和高跟鞋，换上了最耐磨的冲锋衣、徒步鞋，扎起利落的马尾，素面朝天。白皙的皮肤很快被高原和山地的阳光晒出健康的麦色，也添了几道被风沙和疲惫刻下的细纹。但她那双眼睛，却随着旅程的深入，变得越来越亮，也越来越沉静——亮，是因为看到了更多真实、具体、活生生的“人”与“故事”；沉静，是因为越发理解到这份工作的沉重与复杂，容不得半点浪漫的想象和轻浮的同情。
第一站，仍是云岭县，但去了更深、更远的寨子。
这次他们没有惊动镇政府，而是在赵明一位当地傈僳族朋友的带领下，直接扎进了大山深处的一个村落。这里甚至不通车，只有一条人踩出来的、狭窄陡峭的羊肠小道与外界相连。村里的“学校”，是两间用木石垒砌、四面漏风的旧屋，只有一个五十多岁、既是校长也是全部科目的老师、还兼任村医的“全才”李老师坚守。学生只有十几个，年龄从六七岁到十三四岁不等，挤在两个“复式班”里上课。女孩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
张艳红在这里遇到了阿夏，一个十一岁的傈僳族女孩。阿夏的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去了山外，她跟着年迈的奶奶和酗酒的叔叔生活。叔叔觉得“女娃读书是浪费米”，几次想让她辍学回家放羊、做家务，都被倔强的李老师和奶奶（奶奶是村里少有的、坚持认为“认字有用”的老人）拦下。阿夏极其瘦小，沉默得像山里的石头，但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在听课时会散发出惊人的专注光芒。她的成绩是班里最好的，尤其是数学，李老师说她是“几十年都没见过的读书苗子”。可她那双本该写字、翻书的小手，却布满了冻疮、裂口和劳作留下的粗糙茧子。她的“书包”，是一个用旧化肥袋缝制的、打满补丁的布包。
张艳红蹲在教室外破损的石阶上，看着阿夏在课间飞快地啃完一个冰冷的、硬得像石头的荞麦粑粑，然后又迅速跑回教室，趴在用木板搭成的“课桌”上，用捡来的短铅笔头，在一本皱巴巴的作业本上，认真地演算着李老师写在唯一一块小黑板上的数学题。阳光透过没有玻璃的窗户，照在她专注而瘦小的侧影上，灰尘在光柱中飞舞。那一刻，张艳红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揪住，疼得几乎无法呼吸。她想起了自己当年在灶火旁看书的那个侧影，想起了那种混合着饥饿、寒冷、以及对知识近乎本能贪婪的专注。阿夏，比当年的她，处境更艰难，环境更恶劣，但眼中那簇渴望的火苗，却同样顽强，甚至更加灼热。
“如果她能走出去，接受更好的教育……” 李老师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带着深深的无奈和希冀，“可是，就算她考上了镇里的初中，住宿费、生活费……她叔叔肯定不会出。奶奶老了，也拿不出。这孩子，可惜了……”
“李老师，” 张艳红站起身，转过头，看着这位坚守深山几十年、面容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的老人，声音有些沙哑却异常坚定，“如果，有一个奖学金，能覆盖她初中、甚至高中的全部学杂费、住宿费和基本生活费，还有一个在镇上的‘成长导师’能关心她、帮助她，您觉得，她叔叔和家里，能同意她继续读下去吗？”
李老师愣住了，浑浊的眼睛里瞬间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光芒，嘴唇哆嗦着：“真……真的？有这样的好事？那……那当然好！她奶奶肯定同意！她叔叔……只要不让他出钱，大概也不会硬拦着。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啊！”
张艳红用力点了点头，没有说更多承诺，只是让小林详细记录了阿夏的信息、家庭情况、李老师的评价，并拍摄了必要的照片（征得了李老师和阿夏奶奶的同意）。她知道，阿夏，将是“基石奖学金”第一批需要重点评估和支持的潜在对象。她的故事，是“建国基金”存在意义最直接、最动人的注脚。
第二站，转向西北高原，一个以干旱和贫困著称的县。
这里的景象与西南山区截然不同。满目是裸露的黄土、干涸的沟壑、和顽强生长着的、低矮的耐旱植物。风很大，裹挟着沙尘，刮在脸上生疼。他们走访的几个村子，青壮年男性几乎全部外出打工，留下妇女、老人和孩子守着贫瘠的土地。在这里，“女童教育”面临的问题更加赤裸和残酷：很多家庭认为，女孩迟早是“泼出去的水”，在出嫁前，是家里重要的劳动力，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和农活，读书是“耽误干活”。很多女孩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或者干脆没上过几天学。
在一所位于乡政府所在地、条件相对好一些的九年一贯制学校里，张艳红见到了马校长，一位戴着白帽、神情严肃的回族中年女性。马校长对“基金会”的到来，既表示欢迎，也带着明显的审慎。“我们这里，女娃娃上学难，不是学校不收，是家里不让来。来了的，也三天两头请假回家干活。老师们磨破嘴皮子家访，效果有限。” 她直言不讳，“你们要是真想帮忙，光给钱，可能不够。得想办法，让家长觉得让女娃读书，对他们家有好处，至少没坏处。”
在学校的“留守儿童之家”，张艳红见到了十几个正在老师指导下做手工（当地一种特色刺绣）的女孩，年龄从十岁到十五岁不等。她们大多腼腆，手指却很灵巧，绣出的图案充满质朴的生命力。带她们做手工的阿依莎老师介绍说，这是学校为了留住一些可能辍学的女孩，想出来的办法——教她们一点手艺，告诉家长“学这个以后能卖钱”，同时也能完成基本的文化课学习。
其中一个叫古丽的维吾尔族女孩，引起了张艳红的注意。她不像其他女孩那么安静，眼神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刺绣的速度和图案的创意都明显优于他人。休息时，张艳红试着和她聊天。古丽汉语说得有些生硬，但很愿意表达。她说她喜欢画画，喜欢把脑子里想的各种东西画出来，但家里觉得“那是瞎胡闹”，有那功夫不如多绣几朵花，还能换点钱。她想继续读书，想学美术，但爸爸说“女孩子学那些没用的东西干啥，早点嫁人实在”。说着说着，女孩的眼睛就红了，但倔强地没让眼泪掉下来。
“她很有天赋，” 阿依莎老师低声对张艳红说，“如果能有专业的老师指导一下，或者让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惜，家里条件不允许，观念也转不过来。”
张艳红看着古丽那双因为长期做精细刺绣和家务而有些粗糙、却异常灵巧的手，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追光职业培训”和“特别梦想支持金”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吗？如果能支持古丽去接受更系统的美术或设计培训，将她的天赋与当地的手工艺结合，或许真的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既能实现个人价值，也能用事实改变家人的看法。
她让苏晴详细记录了古丽的情况，并特别标注了“艺术天赋”和“家庭观念阻力大”这两点。同时，她也与马校长、阿依莎老师深入探讨了如何将“职业培训”与当地特色产业（如刺绣、特色农业）结合，让女孩们学到的手艺真正“有用”、“能变现”，从而增强家庭支持度的可能性。这为“追光计划”在类似地区的落地，提供了宝贵的、接地气的思路。
第三站，是藏区边缘的一个牧区乡。
这里的自然条件更为严酷，高寒缺氧，地广人稀，牧民逐水草而居。教育资源的匮乏，加上游牧生活的流动性，使得适龄儿童，尤其是女童的入学率和巩固率极低。在老唐医生的引荐下，他们拜访了乡上唯一一所寄宿制小学的校长，一位黝黑精悍的藏族汉子，名叫扎西。
扎西校长汉语流利，思路清晰。“我们这里最大的困难，不是家长完全反对女娃读书，” 他直言，“而是观念上觉得没必要，加上实际困难太多。家里需要人放牧、挤奶、照顾弟妹，女娃是主要劳力。学校太远，很多牧点走过来要一两天，只能住校。住校要钱，家里舍不得。女娃大了，家里不放心，怕在外面学坏，或者……干脆就在外面嫁了，不回来了。所以，很多家庭觉得，让女娃识几个字，会算个账就行了，不如早点回家帮忙，早点嫁个靠谱人家。”
在扎西校长的安排下，他们走访了几户牧民家庭。帐篷里弥漫着酥油茶和牛羊粪混合的气味，生活条件极其简陋。女孩们大多皮肤黝黑粗糙，眼神清澈而略带羞怯，帮着母亲忙碌，动作麻利。当问及“想不想去乡上读书”时，她们的回答几乎一致：先是茫然，然后小声说“家里忙”、“弟弟还小”，或者“阿妈说读书没用”。但张艳红注意到，当她们看到同行的小林、苏晴这些穿着利落、会说汉语、显得“很有本事”的“外面来的姐姐”时，眼中还是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羡慕和好奇。
在一户人家，他们遇到了一个叫卓玛的十三岁女孩。她正在帐篷外用一块旧黑板，教她六岁的弟弟写藏文。她的发音清晰，教得很有耐心。扎西校长低声说，卓玛以前在乡小学读过两年，成绩很好，后来因为奶奶生病，家里忙不过来，就辍学回来了。但她自己很想读书，经常借弟弟的旧课本看，还央求路过的乡小学老师给她出题做。
“她是个好苗子，可惜了。” 扎西校长叹息。
张艳红蹲下身，用刚学会的、极其生硬的藏语问候语，向卓玛问好。卓玛惊讶地抬起头，随即露出羞涩的笑容，也用藏语回应，声音清脆。张艳红通过扎西校长翻译，问她：“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继续读书，住在学校，有人照顾，不用家里花钱，你愿意去吗？”
卓玛的眼睛瞬间睁大了，闪烁着难以置信的光，她下意识地看向正在煮茶的母亲。母亲也停下了手里的活，有些茫然地看着她们。扎西校长用藏语耐心地向卓玛母亲解释了“建国基金”可能的帮助形式。母亲听着，脸上的表情复杂，有犹豫，有期盼，也有一丝担忧。最终，她低声对扎西校长说了几句。
“她说，” 扎西校长转向张艳红，“如果真能不花钱，还能有人照看，她愿意让卓玛去试试。但……她担心卓玛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也怕她以后心野了，不回来了。”
这反映了牧区家庭最核心的顾虑。张艳红意识到，在这里推行“基石奖学金”，安全、可靠的寄宿管理和定期、透明的家校沟通，可能比资金本身更重要。需要与学校合作，建立更完善的寄宿生管理制度，配备有爱心、负责任的生活老师（最好是本民族女性），并建立定期家访、电话沟通、甚至拍摄学生在校生活视频给家长看的机制，逐步消除家庭的“不安全感”。
一个月的行程，风尘仆仆，艰辛备至。张艳红和团队的足迹，印在了西南的深山苗寨、西北的黄土高原、藏区的草原牧场。她们见到了无数个“阿夏”、“古丽”和“卓玛”，听到了无数个关于贫困、偏见、挣扎与微弱渴望的故事。每个人的境遇都不同，但核心的痛苦与希望却又如此相似——都困于物质的匮乏与观念的枷锁，却又都在内心深处，藏着不甘被命运安排、渴望看到更大世界的火种。
这些鲜活的面孔和故事，不断修正、丰富、深化着张艳红和团队对项目的理解。她们更加明确，“建国基金”要做的，不是标准化、流水线式的“援助”，而是针对每个地区、甚至每个个体的具体困境，提供“定制化”的支持方案。在云岭，重点是突破极度贫困和家庭阻力，提供全面的求学保障；在西北，可能需要侧重“技能变现”和“观念转化”的双重策略；在牧区，则必须优先解决“安全寄宿”和“家校信任”问题。
带着数G的影像资料、几十本写满的田野笔记、和心中沉甸甸的使命感与更清晰的行动图景，张艳红和团队踏上了归程。飞机舷窗外，云海翻腾，下方是被文明痕迹深刻改变的大地轮廓。她知道，这次“深入偏远地区，寻找‘张艳红’们”的旅程，不仅仅是一次考察，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和力量积蓄。她们找到了要帮助的人，也真正理解了帮助的复杂内涵。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将更加审慎，也更加坚定。因为她们知道，在那些遥远而沉默的山川之间，有无数双眼睛，正在等待着被真正“看见”，有无数簇微弱的火苗，正等待着被小心地呵护、点燃。而“建国基金”，愿意成为那道穿越千山万水、去“看见”并“呵护”的光。
这一次的行程，不再是三人小团队，而是组成了一支精干的先遣考察队。除了张艳红、苏晴和安保小陈，队伍中还加入了赵明（他熟悉多个贫困地区情况），以及两位新招募的项目官员——一位是社会学背景、擅长田野调查的年轻女孩小林，另一位是有多年支教经验、擅长与孩子沟通的男老师小周。此外，韩丽梅还通过私人关系，联系了一位常年在藏区做医疗援助的退休医生老唐，他在当地颇有声望，可以作为进入某些特殊区域的“引路人”和“信誉担保”。
他们的行程跨越数省，历时近一个月。交通工具从飞机、高铁，换成长途大巴、越野车，再到摩托车、拖拉机，最后往往需要徒步数小时，翻山越岭。张艳红褪下了精致的职业装和高跟鞋，换上了最耐磨的冲锋衣、徒步鞋，扎起利落的马尾，素面朝天。白皙的皮肤很快被高原和山地的阳光晒出健康的麦色，也添了几道被风沙和疲惫刻下的细纹。但她那双眼睛，却随着旅程的深入，变得越来越亮，也越来越沉静——亮，是因为看到了更多真实、具体、活生生的“人”与“故事”；沉静，是因为越发理解到这份工作的沉重与复杂，容不得半点浪漫的想象和轻浮的同情。
第一站，仍是云岭县，但去了更深、更远的寨子。
这次他们没有惊动镇政府，而是在赵明一位当地傈僳族朋友的带领下，直接扎进了大山深处的一个村落。这里甚至不通车，只有一条人踩出来的、狭窄陡峭的羊肠小道与外界相连。村里的“学校”，是两间用木石垒砌、四面漏风的旧屋，只有一个五十多岁、既是校长也是全部科目的老师、还兼任村医的“全才”李老师坚守。学生只有十几个，年龄从六七岁到十三四岁不等，挤在两个“复式班”里上课。女孩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
张艳红在这里遇到了阿夏，一个十一岁的傈僳族女孩。阿夏的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去了山外，她跟着年迈的奶奶和酗酒的叔叔生活。叔叔觉得“女娃读书是浪费米”，几次想让她辍学回家放羊、做家务，都被倔强的李老师和奶奶（奶奶是村里少有的、坚持认为“认字有用”的老人）拦下。阿夏极其瘦小，沉默得像山里的石头，但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在听课时会散发出惊人的专注光芒。她的成绩是班里最好的，尤其是数学，李老师说她是“几十年都没见过的读书苗子”。可她那双本该写字、翻书的小手，却布满了冻疮、裂口和劳作留下的粗糙茧子。她的“书包”，是一个用旧化肥袋缝制的、打满补丁的布包。
张艳红蹲在教室外破损的石阶上，看着阿夏在课间飞快地啃完一个冰冷的、硬得像石头的荞麦粑粑，然后又迅速跑回教室，趴在用木板搭成的“课桌”上，用捡来的短铅笔头，在一本皱巴巴的作业本上，认真地演算着李老师写在唯一一块小黑板上的数学题。阳光透过没有玻璃的窗户，照在她专注而瘦小的侧影上，灰尘在光柱中飞舞。那一刻，张艳红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揪住，疼得几乎无法呼吸。她想起了自己当年在灶火旁看书的那个侧影，想起了那种混合着饥饿、寒冷、以及对知识近乎本能贪婪的专注。阿夏，比当年的她，处境更艰难，环境更恶劣，但眼中那簇渴望的火苗，却同样顽强，甚至更加灼热。
“如果她能走出去，接受更好的教育……” 李老师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带着深深的无奈和希冀，“可是，就算她考上了镇里的初中，住宿费、生活费……她叔叔肯定不会出。奶奶老了，也拿不出。这孩子，可惜了……”
“李老师，” 张艳红站起身，转过头，看着这位坚守深山几十年、面容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的老人，声音有些沙哑却异常坚定，“如果，有一个奖学金，能覆盖她初中、甚至高中的全部学杂费、住宿费和基本生活费，还有一个在镇上的‘成长导师’能关心她、帮助她，您觉得，她叔叔和家里，能同意她继续读下去吗？”
李老师愣住了，浑浊的眼睛里瞬间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光芒，嘴唇哆嗦着：“真……真的？有这样的好事？那……那当然好！她奶奶肯定同意！她叔叔……只要不让他出钱，大概也不会硬拦着。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啊！”
张艳红用力点了点头，没有说更多承诺，只是让小林详细记录了阿夏的信息、家庭情况、李老师的评价，并拍摄了必要的照片（征得了李老师和阿夏奶奶的同意）。她知道，阿夏，将是“基石奖学金”第一批需要重点评估和支持的潜在对象。她的故事，是“建国基金”存在意义最直接、最动人的注脚。
第二站，转向西北高原，一个以干旱和贫困著称的县。
这里的景象与西南山区截然不同。满目是裸露的黄土、干涸的沟壑、和顽强生长着的、低矮的耐旱植物。风很大，裹挟着沙尘，刮在脸上生疼。他们走访的几个村子，青壮年男性几乎全部外出打工，留下妇女、老人和孩子守着贫瘠的土地。在这里，“女童教育”面临的问题更加赤裸和残酷：很多家庭认为，女孩迟早是“泼出去的水”，在出嫁前，是家里重要的劳动力，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和农活，读书是“耽误干活”。很多女孩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或者干脆没上过几天学。
在一所位于乡政府所在地、条件相对好一些的九年一贯制学校里，张艳红见到了马校长，一位戴着白帽、神情严肃的回族中年女性。马校长对“基金会”的到来，既表示欢迎，也带着明显的审慎。“我们这里，女娃娃上学难，不是学校不收，是家里不让来。来了的，也三天两头请假回家干活。老师们磨破嘴皮子家访，效果有限。” 她直言不讳，“你们要是真想帮忙，光给钱，可能不够。得想办法，让家长觉得让女娃读书，对他们家有好处，至少没坏处。”
在学校的“留守儿童之家”，张艳红见到了十几个正在老师指导下做手工（当地一种特色刺绣）的女孩，年龄从十岁到十五岁不等。她们大多腼腆，手指却很灵巧，绣出的图案充满质朴的生命力。带她们做手工的阿依莎老师介绍说，这是学校为了留住一些可能辍学的女孩，想出来的办法——教她们一点手艺，告诉家长“学这个以后能卖钱”，同时也能完成基本的文化课学习。
其中一个叫古丽的维吾尔族女孩，引起了张艳红的注意。她不像其他女孩那么安静，眼神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刺绣的速度和图案的创意都明显优于他人。休息时，张艳红试着和她聊天。古丽汉语说得有些生硬，但很愿意表达。她说她喜欢画画，喜欢把脑子里想的各种东西画出来，但家里觉得“那是瞎胡闹”，有那功夫不如多绣几朵花，还能换点钱。她想继续读书，想学美术，但爸爸说“女孩子学那些没用的东西干啥，早点嫁人实在”。说着说着，女孩的眼睛就红了，但倔强地没让眼泪掉下来。
“她很有天赋，” 阿依莎老师低声对张艳红说，“如果能有专业的老师指导一下，或者让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惜，家里条件不允许，观念也转不过来。”
张艳红看着古丽那双因为长期做精细刺绣和家务而有些粗糙、却异常灵巧的手，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追光职业培训”和“特别梦想支持金”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吗？如果能支持古丽去接受更系统的美术或设计培训，将她的天赋与当地的手工艺结合，或许真的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既能实现个人价值，也能用事实改变家人的看法。
她让苏晴详细记录了古丽的情况，并特别标注了“艺术天赋”和“家庭观念阻力大”这两点。同时，她也与马校长、阿依莎老师深入探讨了如何将“职业培训”与当地特色产业（如刺绣、特色农业）结合，让女孩们学到的手艺真正“有用”、“能变现”，从而增强家庭支持度的可能性。这为“追光计划”在类似地区的落地，提供了宝贵的、接地气的思路。
第三站，是藏区边缘的一个牧区乡。
这里的自然条件更为严酷，高寒缺氧，地广人稀，牧民逐水草而居。教育资源的匮乏，加上游牧生活的流动性，使得适龄儿童，尤其是女童的入学率和巩固率极低。在老唐医生的引荐下，他们拜访了乡上唯一一所寄宿制小学的校长，一位黝黑精悍的藏族汉子，名叫扎西。
扎西校长汉语流利，思路清晰。“我们这里最大的困难，不是家长完全反对女娃读书，” 他直言，“而是观念上觉得没必要，加上实际困难太多。家里需要人放牧、挤奶、照顾弟妹，女娃是主要劳力。学校太远，很多牧点走过来要一两天，只能住校。住校要钱，家里舍不得。女娃大了，家里不放心，怕在外面学坏，或者……干脆就在外面嫁了，不回来了。所以，很多家庭觉得，让女娃识几个字，会算个账就行了，不如早点回家帮忙，早点嫁个靠谱人家。”
在扎西校长的安排下，他们走访了几户牧民家庭。帐篷里弥漫着酥油茶和牛羊粪混合的气味，生活条件极其简陋。女孩们大多皮肤黝黑粗糙，眼神清澈而略带羞怯，帮着母亲忙碌，动作麻利。当问及“想不想去乡上读书”时，她们的回答几乎一致：先是茫然，然后小声说“家里忙”、“弟弟还小”，或者“阿妈说读书没用”。但张艳红注意到，当她们看到同行的小林、苏晴这些穿着利落、会说汉语、显得“很有本事”的“外面来的姐姐”时，眼中还是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羡慕和好奇。
在一户人家，他们遇到了一个叫卓玛的十三岁女孩。她正在帐篷外用一块旧黑板，教她六岁的弟弟写藏文。她的发音清晰，教得很有耐心。扎西校长低声说，卓玛以前在乡小学读过两年，成绩很好，后来因为奶奶生病，家里忙不过来，就辍学回来了。但她自己很想读书，经常借弟弟的旧课本看，还央求路过的乡小学老师给她出题做。
“她是个好苗子，可惜了。” 扎西校长叹息。
张艳红蹲下身，用刚学会的、极其生硬的藏语问候语，向卓玛问好。卓玛惊讶地抬起头，随即露出羞涩的笑容，也用藏语回应，声音清脆。张艳红通过扎西校长翻译，问她：“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继续读书，住在学校，有人照顾，不用家里花钱，你愿意去吗？”
卓玛的眼睛瞬间睁大了，闪烁着难以置信的光，她下意识地看向正在煮茶的母亲。母亲也停下了手里的活，有些茫然地看着她们。扎西校长用藏语耐心地向卓玛母亲解释了“建国基金”可能的帮助形式。母亲听着，脸上的表情复杂，有犹豫，有期盼，也有一丝担忧。最终，她低声对扎西校长说了几句。
“她说，” 扎西校长转向张艳红，“如果真能不花钱，还能有人照看，她愿意让卓玛去试试。但……她担心卓玛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也怕她以后心野了，不回来了。”
这反映了牧区家庭最核心的顾虑。张艳红意识到，在这里推行“基石奖学金”，安全、可靠的寄宿管理和定期、透明的家校沟通，可能比资金本身更重要。需要与学校合作，建立更完善的寄宿生管理制度，配备有爱心、负责任的生活老师（最好是本民族女性），并建立定期家访、电话沟通、甚至拍摄学生在校生活视频给家长看的机制，逐步消除家庭的“不安全感”。
一个月的行程，风尘仆仆，艰辛备至。张艳红和团队的足迹，印在了西南的深山苗寨、西北的黄土高原、藏区的草原牧场。她们见到了无数个“阿夏”、“古丽”和“卓玛”，听到了无数个关于贫困、偏见、挣扎与微弱渴望的故事。每个人的境遇都不同，但核心的痛苦与希望却又如此相似——都困于物质的匮乏与观念的枷锁，却又都在内心深处，藏着不甘被命运安排、渴望看到更大世界的火种。
这些鲜活的面孔和故事，不断修正、丰富、深化着张艳红和团队对项目的理解。她们更加明确，“建国基金”要做的，不是标准化、流水线式的“援助”，而是针对每个地区、甚至每个个体的具体困境，提供“定制化”的支持方案。在云岭，重点是突破极度贫困和家庭阻力，提供全面的求学保障；在西北，可能需要侧重“技能变现”和“观念转化”的双重策略；在牧区，则必须优先解决“安全寄宿”和“家校信任”问题。
带着数G的影像资料、几十本写满的田野笔记、和心中沉甸甸的使命感与更清晰的行动图景，张艳红和团队踏上了归程。飞机舷窗外，云海翻腾，下方是被文明痕迹深刻改变的大地轮廓。她知道，这次“深入偏远地区，寻找‘张艳红’们”的旅程，不仅仅是一次考察，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和力量积蓄。她们找到了要帮助的人，也真正理解了帮助的复杂内涵。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将更加审慎，也更加坚定。因为她们知道，在那些遥远而沉默的山川之间，有无数双眼睛，正在等待着被真正“看见”，有无数簇微弱的火苗，正等待着被小心地呵护、点燃。而“建国基金”，愿意成为那道穿越千山万水、去“看见”并“呵护”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