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凤二年，冬至。 当“四海无饥馁”的丰饶实感，如同厚实的温床，托举起帝国的万千生民；当“日月当空”的政体经礼制革新的反复论辩而愈显稳固；当“万年策”的蓝图于朝堂引发深思与期盼——一种更为精微、更为灿烂、也更为磅礴的力量，自这前所未有的盛世沃土中蓬勃而出，沛然莫御。这便是文化的力量，是文明在物质丰足、思想激荡、制度革新之际，自然绽放出的、最绚丽夺目的精神之花。诗歌、书画、音律、舞蹈、百工技艺、乃至思想学术，皆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共同奏响一曲名为“盛唐”的、震古烁今的辉煌乐章。后人回望，或称之为“仪凤文华”，或视作整个大唐文化巅峰的前奏与缩影，其光华璀璨，气韵之盛，确已臻乎“煌煌”之境。
一、 诗坛：星汉灿烂，气象万千
如果说帝国的骨骼是强兵与富国，那么诗歌便是这个时代最鲜活、最自由的灵魂脉搏。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制度，经“通才茂异科”的补充与调整，非但未衰，反而因取士面拓宽、对“时务”的强调，激发了更为多元、更具现实关怀的创作。两京官署、州郡幕府、山林田园、边塞军镇，无处不有吟咏之声。而“贞观之风复振”的民间共识与“万年策”对教化的倡导，更使得诗歌不再仅仅是士大夫的雅事，而渐有“谣谚皆可入诗，闾巷亦有清音”的普及之势。
洛阳“集贤殿”与“崇贤馆”，成为诗坛风云际会的核心。每逢旬休，馆阁学士、新科进士、乃至慕名而来的地方才子，常聚于此，分题限韵，唱和竞艺。诗风既有对前朝“上官体”绮丽余韵的继承与突破，更涌现出一股刚健清新、关注现实、意境开阔的新气象。
这日，馆中正举行“咏史怀古”诗会。一位来自蜀中、年方弱冠便以《长安古意》等诗名动两京的年轻诗人卢照邻（此处时间线稍作调整），即席赋得《长安古意》新篇一节，其词曰：“……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借问吹箫向紫烟，曾经学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辞藻华美，情思婉转，于繁华中暗寓人世沧桑，引来一片赞叹。
座中另一位稍长几岁、游历颇广、诗风雄浑慷慨的诗人骆宾王，则击节高歌其新作《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诗句铿锵，充满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豪情与对边塞风貌的生动描绘，令人血脉贲张。有刚从灵州归来的文吏听后感慨：“此诗真得塞上三昧！英王殿下镇守灵州，将士用命，正是此等气象！”
更有那出身寒微、因“通才茂异科”“明算”入仕，却酷爱诗赋的年轻官员杜审言（杜甫祖父，时代稍作调整），以精工律体，咏叹“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的明丽，或抒发“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的乐观，其诗对仗工稳，意境新颖，显示着律诗这一形式的日益成熟。
而民间，诗歌亦以更质朴的方式流传。洛阳街头，顽童拍手传唱：“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这是朝廷新编、于“三教同风堂”讲授的《诗经》篇章，配以简单曲调，教化童蒙。市井酒肆，则有游吟诗人或自弹自唱，或说书夹叙，将狄仁杰、杜景俭等当朝能臣的事迹，编成朗朗上口的叙事诗篇，百姓听得如痴如醉。边塞军镇，戍卒也常用粗犷的调子，歌唱“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悲壮与豪迈（此处化用后世王昌龄诗，意指此类边塞诗已开始流行）。
诗坛的繁荣，不仅在于个体的才华闪耀，更在于一种昂扬自信、包容开放、关怀现实的整体时代精神灌注其中。无论是宫廷的雅集，还是市井的传唱，无论是锦绣河山的描绘，还是边关铁血的抒写，都跳动着这个盛世强劲而多元的脉搏。
二、 书画：丹青妙笔，翰墨风流
文化的昌明，同样淋漓展现于翰墨丹青之间。太宗皇帝雅好书法，推崇王羲之，遗风所及，至“仪凤”年间，书学大兴。朝廷设“书学博士”，国子监有“书学”，科举虽不直接以书法定高下，然“楷法遒美”乃仕进之基本素养，亦是文人风雅之重要标识。
当世书家，首推任职秘书省的欧阳询之子欧阳通（延续家学，严谨险劲），以及以楷书端庄秀丽、行书流畅自然见称的薛稷。然更有新一代书家，在继承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及欧、虞（世南）精髓的基础上，开始尝试融入更多个人性情与时代气息。弘文馆一位年轻的校书郎，私下练习一种笔力更加雄健、结体稍显宽博的新楷体，虽未成名，却已显露出变革的端倪。而武则天本人，在推行“则天文字”的过程中，亦对书法形态提出新的要求，强调“端正中含灵动，威仪中见气象”，无形中影响着官方书风的走向。
绘画之盛，尤甚于书法。人物画继承顾恺之、阎立本以来的优良传统，技法愈加纯熟。宫廷画师为皇帝、天后、功臣绘制的“御容”、“勋臣图”愈发传神。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山水画与世俗风情画的兴起。
去岁，一位自江南游历归来的画师，向天后进献了一幅长达数尺的《江南春晓图》手卷。画卷以细腻的笔触、丰富的青绿设色，描绘了自金陵至杭州的千里江山，烟波浩渺，峰峦叠翠，舟楫往来，屋舍俨然，其间穿插士人雅集、渔樵耕读，将江南的富庶、秀美与生机展现得淋漓尽致。武则天观后大悦，厚赏画师，并命其参与绘制洛阳上阳宫新殿的壁画。此举极大鼓励了山水画的创作。
世俗风情画则更贴近市井生活。东西两市的“画肆”中，常见描绘商旅贸易、百工劳作、节庆游艺、甚至海外蕃商形象的画作，虽不登大雅之堂，却生动记录了时代的繁华风貌。更有匠人将流行诗篇意境绘成画作，诗画相配，悬于厅堂，成为文人雅士的新风尚。
三、 音律舞蹈：胡汉交融，盛世清音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帝国的开放与强盛，在音乐舞蹈上得到了最直观、最炫目的体现。太常寺辖下的“大乐署”、“鼓吹署”，不仅整理、演奏华夏古乐雅音，更广泛吸收来自西域、天竺、高丽、乃至更遥远国度的音乐舞蹈元素，经过融合改造，形成绚丽多彩的“燕乐”（宴乐）体系。
宫中每逢大典或盛宴，乐舞规模空前。编钟、编磬、琴、瑟、筝、琵琶、筚篥、横笛、羯鼓……数十种乐器合奏，声震屋瓦。舞者或身着宽袖长袍，演绎《秦王破阵乐》的雄武；或身披霓裳羽衣，表现《霓裳羽衣曲》的缥缈（此曲原型或雏形可能已出现）；更有那来自西域的“胡旋舞”，舞者急转如风，令人目眩神摇；“柘枝舞”则刚健明快，充满异域风情。
这些宫廷乐舞并非深锁宫闱，其简化版本或流行曲调，常通过教坊、乐工流传至民间。洛阳、长安的“歌楼”、“舞榭”，常有擅长胡旋、柘枝的舞姬表演，观者如堵。富贵人家宴饮，亦常召“散乐”（民间乐舞杂耍班子）助兴。街头卖艺的胡人乐师，吹奏着唢呐（当时称“琐呐”或“苏尔奈”，已传入），弹拨着曲项琵琶，引来孩童围观。音乐，成为沟通宫廷与市井、华夷的重要纽带，烘托出一派“四海一家，歌舞升平”的盛世气象。
四、 百工技艺：格物致用，匠心独运
“万年策”对“技”的推崇与“劝工令”的激励，使得这个时代的工艺美术，在实用性、观赏性与创新性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仅是文化的装饰，更是国力与民生的直接体现。
丝绸：江南的“缭绫”、蜀中的“陵阳公样”锦、河北的“罗”，织造技术愈发精湛，纹样设计融合传统吉祥图案与西域、波斯乃至天竺的装饰元素，富丽堂皇，巧夺天工。宫中尚衣局为天后制作的新礼服，采用“缂丝”与“刺绣”结合工艺，以金线、乌银线、孔雀羽线等，织绣出日月山河、龙凤祥云、乃至“则天文字”中的吉祥字符，华美绝伦，堪称艺术品。
陶瓷：越窑青瓷“类玉类冰”，邢窑白瓷“类银类雪”，已成为文人雅士案头清供与宫廷日用珍品。更有匠人尝试在釉下彩绘、或利用不同窑温烧制出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虽然成品率低，却显示出探索的勇气。来自波斯的钴料（“苏麻离青”）已开始少量输入，有匠人尝试将其用于瓷坯绘制，烧制出的蓝色纹样虽不稳定，却预示着未来青花瓷的曙光。
金银器：受波斯萨珊王朝等风格影响，唐代金银器制作在“仪凤”年间更加成熟。锤揲、錾刻、掐丝、焊缀、鎏金等工艺运用纯熟，器物造型饱满，纹饰繁缛华丽，充满异域风情与大唐特有的磅礴气势。宫中金银作坊为皇室制作的各种器皿、首饰、马具装饰，穷极工巧。
建筑：在《营造法式》的规制与鼓励创新的双重影响下，官式建筑在庄重规整中，亦开始追求局部装饰的精美与变化。斗拱的结构与装饰作用被更加重视，屋顶的鸱吻、脊兽造型更加生动多样。而寺庙、道观的建筑，则融合了更多印度、中亚的风格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大唐宗教建筑风貌。将作监的匠师们，在李仁等“格物”兴趣者的启发下，甚至开始研究利用水力、齿轮传动原理，设计大型的计时装置（类似水运浑天仪）或宫殿开合门户的机械，虽多停留在图纸或模型阶段，却显示了技术与艺术结合的奇妙想象。
五、 思想学术：兼容并包，求同存异
文化的极度繁荣，离不开思想领域的活跃与包容。“三教同风”虽由朝廷倡导，但并非强行合一，而是在“教化百姓、劝善抑恶、服务王朝”的大前提下，允许儒、释、道各自发展、互相辩难、彼此吸收。这为思想的碰撞与创新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儒学在科举刺激下，对经义的阐释更趋精细，也出现了结合时务、试图从经典中为现行新政（包括武则天执政）寻找理论依据的思潮。如一些学者从《周易》“乾坤并建”、《尚书》“天听自我民听”等角度，论证“女主”辅政乃至当国的“合理性”与“应天顺人”。
佛教在武则天的扶持下，达到鼎盛。华严宗、法相宗、禅宗等宗派竞相发展，高僧大德辈出，译经事业持续不断。佛教思想深入士庶人心，与儒家伦理、道家观念相互渗透，影响了文学、艺术乃至日常生活。
道教则依托本土优势，在理论建构（如重玄学）与养生术数方面继续发展，并与皇室、贵族保持密切关系。一些道士亦开始吸收佛教哲理，丰富自身教义。
这种思想领域的多元与交融，使得这个时代的文化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与复杂性。士人可以既读圣贤书，又参禅理，亦炼金丹；百姓可以既拜佛祖，又敬天尊，更遵从儒家礼法。这种精神世界的丰饶与自由，正是“盛唐气象”在思想层面的核心支撑。
冬至大朝会后的宫宴上，丝竹盈耳，歌舞翩跹。 武则天与皇帝李弘并坐受贺，相王李瑾与重臣环列。宴间，有新科进士即席赋诗，有画师进献新绘的《神都上元夜宴图》，有乐工演奏新编的《万象清平乐》。殿外，洛阳城中灯火如昼，各坊戏场、歌楼亦是欢声笑语，通宵达旦。
李瑾举杯，目光扫过这满殿的文华璀璨，耳听那隐隐传来的民间欢歌，心中涌起无限感慨。这“煌煌盛唐韵”，是武力与财富撑起的骨架，是制度与教化塑造的肌体，更是无数才情与匠心点染的精魂。它属于这个时代，属于姐姐与自己亲手参与开创的这个“日月当空”的时代。然而，在这极致的繁华与绚烂之下，他仿佛能看到，那被璀璨灯火照亮的阴影里，一些新的、迥异于前的欲望与躁动，正在悄然滋生。文化可以粉饰太平，亦可揭露疮痍；可以凝聚人心，亦可催化分歧。这曲盛唐华章，在抵达最高潮的同时，是否也预示着某些变奏的来临？
他饮尽杯中酒，那酒液甘冽，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属于历史转折点的涩意。
一、 诗坛：星汉灿烂，气象万千
如果说帝国的骨骼是强兵与富国，那么诗歌便是这个时代最鲜活、最自由的灵魂脉搏。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制度，经“通才茂异科”的补充与调整，非但未衰，反而因取士面拓宽、对“时务”的强调，激发了更为多元、更具现实关怀的创作。两京官署、州郡幕府、山林田园、边塞军镇，无处不有吟咏之声。而“贞观之风复振”的民间共识与“万年策”对教化的倡导，更使得诗歌不再仅仅是士大夫的雅事，而渐有“谣谚皆可入诗，闾巷亦有清音”的普及之势。
洛阳“集贤殿”与“崇贤馆”，成为诗坛风云际会的核心。每逢旬休，馆阁学士、新科进士、乃至慕名而来的地方才子，常聚于此，分题限韵，唱和竞艺。诗风既有对前朝“上官体”绮丽余韵的继承与突破，更涌现出一股刚健清新、关注现实、意境开阔的新气象。
这日，馆中正举行“咏史怀古”诗会。一位来自蜀中、年方弱冠便以《长安古意》等诗名动两京的年轻诗人卢照邻（此处时间线稍作调整），即席赋得《长安古意》新篇一节，其词曰：“……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借问吹箫向紫烟，曾经学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辞藻华美，情思婉转，于繁华中暗寓人世沧桑，引来一片赞叹。
座中另一位稍长几岁、游历颇广、诗风雄浑慷慨的诗人骆宾王，则击节高歌其新作《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诗句铿锵，充满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豪情与对边塞风貌的生动描绘，令人血脉贲张。有刚从灵州归来的文吏听后感慨：“此诗真得塞上三昧！英王殿下镇守灵州，将士用命，正是此等气象！”
更有那出身寒微、因“通才茂异科”“明算”入仕，却酷爱诗赋的年轻官员杜审言（杜甫祖父，时代稍作调整），以精工律体，咏叹“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的明丽，或抒发“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的乐观，其诗对仗工稳，意境新颖，显示着律诗这一形式的日益成熟。
而民间，诗歌亦以更质朴的方式流传。洛阳街头，顽童拍手传唱：“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这是朝廷新编、于“三教同风堂”讲授的《诗经》篇章，配以简单曲调，教化童蒙。市井酒肆，则有游吟诗人或自弹自唱，或说书夹叙，将狄仁杰、杜景俭等当朝能臣的事迹，编成朗朗上口的叙事诗篇，百姓听得如痴如醉。边塞军镇，戍卒也常用粗犷的调子，歌唱“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悲壮与豪迈（此处化用后世王昌龄诗，意指此类边塞诗已开始流行）。
诗坛的繁荣，不仅在于个体的才华闪耀，更在于一种昂扬自信、包容开放、关怀现实的整体时代精神灌注其中。无论是宫廷的雅集，还是市井的传唱，无论是锦绣河山的描绘，还是边关铁血的抒写，都跳动着这个盛世强劲而多元的脉搏。
二、 书画：丹青妙笔，翰墨风流
文化的昌明，同样淋漓展现于翰墨丹青之间。太宗皇帝雅好书法，推崇王羲之，遗风所及，至“仪凤”年间，书学大兴。朝廷设“书学博士”，国子监有“书学”，科举虽不直接以书法定高下，然“楷法遒美”乃仕进之基本素养，亦是文人风雅之重要标识。
当世书家，首推任职秘书省的欧阳询之子欧阳通（延续家学，严谨险劲），以及以楷书端庄秀丽、行书流畅自然见称的薛稷。然更有新一代书家，在继承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及欧、虞（世南）精髓的基础上，开始尝试融入更多个人性情与时代气息。弘文馆一位年轻的校书郎，私下练习一种笔力更加雄健、结体稍显宽博的新楷体，虽未成名，却已显露出变革的端倪。而武则天本人，在推行“则天文字”的过程中，亦对书法形态提出新的要求，强调“端正中含灵动，威仪中见气象”，无形中影响着官方书风的走向。
绘画之盛，尤甚于书法。人物画继承顾恺之、阎立本以来的优良传统，技法愈加纯熟。宫廷画师为皇帝、天后、功臣绘制的“御容”、“勋臣图”愈发传神。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山水画与世俗风情画的兴起。
去岁，一位自江南游历归来的画师，向天后进献了一幅长达数尺的《江南春晓图》手卷。画卷以细腻的笔触、丰富的青绿设色，描绘了自金陵至杭州的千里江山，烟波浩渺，峰峦叠翠，舟楫往来，屋舍俨然，其间穿插士人雅集、渔樵耕读，将江南的富庶、秀美与生机展现得淋漓尽致。武则天观后大悦，厚赏画师，并命其参与绘制洛阳上阳宫新殿的壁画。此举极大鼓励了山水画的创作。
世俗风情画则更贴近市井生活。东西两市的“画肆”中，常见描绘商旅贸易、百工劳作、节庆游艺、甚至海外蕃商形象的画作，虽不登大雅之堂，却生动记录了时代的繁华风貌。更有匠人将流行诗篇意境绘成画作，诗画相配，悬于厅堂，成为文人雅士的新风尚。
三、 音律舞蹈：胡汉交融，盛世清音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帝国的开放与强盛，在音乐舞蹈上得到了最直观、最炫目的体现。太常寺辖下的“大乐署”、“鼓吹署”，不仅整理、演奏华夏古乐雅音，更广泛吸收来自西域、天竺、高丽、乃至更遥远国度的音乐舞蹈元素，经过融合改造，形成绚丽多彩的“燕乐”（宴乐）体系。
宫中每逢大典或盛宴，乐舞规模空前。编钟、编磬、琴、瑟、筝、琵琶、筚篥、横笛、羯鼓……数十种乐器合奏，声震屋瓦。舞者或身着宽袖长袍，演绎《秦王破阵乐》的雄武；或身披霓裳羽衣，表现《霓裳羽衣曲》的缥缈（此曲原型或雏形可能已出现）；更有那来自西域的“胡旋舞”，舞者急转如风，令人目眩神摇；“柘枝舞”则刚健明快，充满异域风情。
这些宫廷乐舞并非深锁宫闱，其简化版本或流行曲调，常通过教坊、乐工流传至民间。洛阳、长安的“歌楼”、“舞榭”，常有擅长胡旋、柘枝的舞姬表演，观者如堵。富贵人家宴饮，亦常召“散乐”（民间乐舞杂耍班子）助兴。街头卖艺的胡人乐师，吹奏着唢呐（当时称“琐呐”或“苏尔奈”，已传入），弹拨着曲项琵琶，引来孩童围观。音乐，成为沟通宫廷与市井、华夷的重要纽带，烘托出一派“四海一家，歌舞升平”的盛世气象。
四、 百工技艺：格物致用，匠心独运
“万年策”对“技”的推崇与“劝工令”的激励，使得这个时代的工艺美术，在实用性、观赏性与创新性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仅是文化的装饰，更是国力与民生的直接体现。
丝绸：江南的“缭绫”、蜀中的“陵阳公样”锦、河北的“罗”，织造技术愈发精湛，纹样设计融合传统吉祥图案与西域、波斯乃至天竺的装饰元素，富丽堂皇，巧夺天工。宫中尚衣局为天后制作的新礼服，采用“缂丝”与“刺绣”结合工艺，以金线、乌银线、孔雀羽线等，织绣出日月山河、龙凤祥云、乃至“则天文字”中的吉祥字符，华美绝伦，堪称艺术品。
陶瓷：越窑青瓷“类玉类冰”，邢窑白瓷“类银类雪”，已成为文人雅士案头清供与宫廷日用珍品。更有匠人尝试在釉下彩绘、或利用不同窑温烧制出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虽然成品率低，却显示出探索的勇气。来自波斯的钴料（“苏麻离青”）已开始少量输入，有匠人尝试将其用于瓷坯绘制，烧制出的蓝色纹样虽不稳定，却预示着未来青花瓷的曙光。
金银器：受波斯萨珊王朝等风格影响，唐代金银器制作在“仪凤”年间更加成熟。锤揲、錾刻、掐丝、焊缀、鎏金等工艺运用纯熟，器物造型饱满，纹饰繁缛华丽，充满异域风情与大唐特有的磅礴气势。宫中金银作坊为皇室制作的各种器皿、首饰、马具装饰，穷极工巧。
建筑：在《营造法式》的规制与鼓励创新的双重影响下，官式建筑在庄重规整中，亦开始追求局部装饰的精美与变化。斗拱的结构与装饰作用被更加重视，屋顶的鸱吻、脊兽造型更加生动多样。而寺庙、道观的建筑，则融合了更多印度、中亚的风格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大唐宗教建筑风貌。将作监的匠师们，在李仁等“格物”兴趣者的启发下，甚至开始研究利用水力、齿轮传动原理，设计大型的计时装置（类似水运浑天仪）或宫殿开合门户的机械，虽多停留在图纸或模型阶段，却显示了技术与艺术结合的奇妙想象。
五、 思想学术：兼容并包，求同存异
文化的极度繁荣，离不开思想领域的活跃与包容。“三教同风”虽由朝廷倡导，但并非强行合一，而是在“教化百姓、劝善抑恶、服务王朝”的大前提下，允许儒、释、道各自发展、互相辩难、彼此吸收。这为思想的碰撞与创新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儒学在科举刺激下，对经义的阐释更趋精细，也出现了结合时务、试图从经典中为现行新政（包括武则天执政）寻找理论依据的思潮。如一些学者从《周易》“乾坤并建”、《尚书》“天听自我民听”等角度，论证“女主”辅政乃至当国的“合理性”与“应天顺人”。
佛教在武则天的扶持下，达到鼎盛。华严宗、法相宗、禅宗等宗派竞相发展，高僧大德辈出，译经事业持续不断。佛教思想深入士庶人心，与儒家伦理、道家观念相互渗透，影响了文学、艺术乃至日常生活。
道教则依托本土优势，在理论建构（如重玄学）与养生术数方面继续发展，并与皇室、贵族保持密切关系。一些道士亦开始吸收佛教哲理，丰富自身教义。
这种思想领域的多元与交融，使得这个时代的文化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与复杂性。士人可以既读圣贤书，又参禅理，亦炼金丹；百姓可以既拜佛祖，又敬天尊，更遵从儒家礼法。这种精神世界的丰饶与自由，正是“盛唐气象”在思想层面的核心支撑。
冬至大朝会后的宫宴上，丝竹盈耳，歌舞翩跹。 武则天与皇帝李弘并坐受贺，相王李瑾与重臣环列。宴间，有新科进士即席赋诗，有画师进献新绘的《神都上元夜宴图》，有乐工演奏新编的《万象清平乐》。殿外，洛阳城中灯火如昼，各坊戏场、歌楼亦是欢声笑语，通宵达旦。
李瑾举杯，目光扫过这满殿的文华璀璨，耳听那隐隐传来的民间欢歌，心中涌起无限感慨。这“煌煌盛唐韵”，是武力与财富撑起的骨架，是制度与教化塑造的肌体，更是无数才情与匠心点染的精魂。它属于这个时代，属于姐姐与自己亲手参与开创的这个“日月当空”的时代。然而，在这极致的繁华与绚烂之下，他仿佛能看到，那被璀璨灯火照亮的阴影里，一些新的、迥异于前的欲望与躁动，正在悄然滋生。文化可以粉饰太平，亦可揭露疮痍；可以凝聚人心，亦可催化分歧。这曲盛唐华章，在抵达最高潮的同时，是否也预示着某些变奏的来临？
他饮尽杯中酒，那酒液甘冽，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属于历史转折点的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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