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咨政院规要》如同一张细密的网，兜头罩在了原先如野马般无序奔腾的议事堂上。初时，习惯了高声喧哗、随意打断、离题万里甚至人身攻讦的咨政员们，颇感束缚与不适。议事堂内的气氛，从沸反盈天的市井，骤然变得有些僵冷和凝滞。
第一次严格按新规进行的会议，议题是“关于优化两京间官道驿站递铺设置的条陈”。主持的礼部侍郎面色严肃，面前案几上醒目地摆放着一座小巧的铜制日晷模型和几支标记着不同长短的“时限香”。书记官正襟危坐，笔纸齐备，目光炯炯。
“诸位，今日之议，乃工部所呈‘优化两京官道递铺’事。依新规，发言者需事先报名，发言次序已定，列于木牌，请各位依序陈词。发言时限为一炷‘中香’（约一刻钟），届时香尽即止。发言需紧扣议题，不得攻讦，不得离题。违者，本官将依规警示，乃至罚停发言权。请诸位谨守规仪，以国事为重。” 礼部侍郎声音平直，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话音刚落，便有人不自觉地想要插嘴，是那位性急的山东老军官代表。但他刚一张口，就被礼部侍郎抬手制止：“刘咨政，发言次序已定，请静候。”
刘姓军官悻悻闭嘴，脸色有些涨红。其他人也神色各异，有好奇，有不以为然，也有凝重。
第一位发言的是一位来自工部的退休主事，他显然有备而来，拿着写好的稿纸，条理清晰地陈述了当前两京官道驿站递铺分布不均、劳逸悬殊、效率低下的现状，并提出了增设三处递铺、调整四处递铺归属、并增设驿马的建议。他语速平稳，在一炷香燃尽前刚好说完，向主持官和众人略一拱手，坐下。
接下来轮到一位出身河北的勋贵代表发言。他在河北有大量庄园，货物往来两京频繁，对递铺效率低下深有感触，因此对工部的建议大体支持，但也提出，增设递铺和驿马所需钱粮，不应全由朝廷承担，沿途州县也应分摊部分，并建议对递夫驿卒的待遇稍作提高，以激励其勤勉。
“时间到。” 礼部侍郎平静地宣布，尽管那位勋贵代表似乎还有话想说，也只能停下。他有些不满地嘟囔了一句，但看到书记官正低头记录，还是忍住了。
一位来自江南的商贾代表接着发言。他支持优化递铺，但认为工部方案中增设的某处递铺位置不佳，应再往南移三十里，更靠近一处货物集散地。他同样被严格限时，不得不舍弃了一些枝节，直奔核心论点。
发言按部就班地进行。支持者、补充者、质疑者、反对者，依次陈词。尽管仍能感受到不同地域、不同出身者立场的差异——如北方代表更关注陆路驿传，南方出身者则对漕运枢纽的递铺优化更上心；勋贵、官员倾向于强调效率和朝廷责任，而商贾代表则更关注成本分摊和实际便利——但至少，每个人都在规定时间内，围绕议题本身，相对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没有无休止的争吵，没有离题万里的扯皮，没有人身攻击。当某位咨政员因情绪激动，言辞开始偏激，对另一方的动机进行揣测时，礼部侍郎毫不犹豫地敲响了醒木：“王咨政，请就事论事，勿作无端揣测。此乃初犯，予以警告。”
被警告的王姓咨政员（正是之前那位为家乡夸大灾情的河北致仕官员）面红耳赤，在周围目光注视下，强忍怒气，将话题拉回递铺本身。
会议有条不紊，甚至显得有些刻板。但当所有报名者发言完毕，礼部侍郎进行总结，并询问是否还有补充时，议事堂内出现了短暂的寂静。人们忽然发现，虽然仍有不同意见，但各方观点、理由、诉求，已经相对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不再像过去那样混杂在无数噪音和意气之争中，难以分辨。
“此乃新规试行之初次，” 礼部侍郎环视众人，“诸公可有不适？然无规矩不成方圆。唯有如此，方能使议论有序，使朝廷能明辨各方利弊得失。今日所议，本院将如实记录，汇集各方主要意见，呈报政事堂与工部。”
这一次，呈交的条陈不再是混乱观点的堆砌，而是分门别类，清晰列出了“支持工部原案者之理由”、“支持但建议调整者之意见”（如勋贵代表所提费用分摊、商贾代表所提位置调整）以及“主要疑虑与补充”。虽然最终没有，也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但条陈的清晰度和针对性，明显提高。
然而，真正的考验，在于那些利益冲突更加直接、更加难以调和的议题。新规能约束行为，却无法消弭分歧。这时，“妥协的艺术”——这个在任何****中都至关重要的核心——开始在规则提供的框架内，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略显生涩的方式，悄然萌芽。
不久后，一个更棘手的议题摆上了议事桌：关于改革漕粮征收中“折色”比例的议案。所谓“折色”，即百姓可将应纳的实物税粮（本色），按官方定价折算成银钱或其他实物缴纳。此制度本为便民，但官方定价往往低于市价，且时有波动，极易成为官吏盘剥、豪强渔利之渊薮。户部提议，在几个漕粮大省，试行“固定折色比例，并参考市价逐年微调”的新办法，以稳定粮价，减轻小民负担，同时保障漕粮征收。
此议一出，立刻触及了多方敏感的神经。江南、淮南等产粮区的乡绅、中小地主（他们的咨政员多来自“士绅工商”区）拍手称快，他们受“折色”盘剥最重，固定比例能带来稳定预期。然而，那些在漕粮征收环节拥有巨大利益的地方胥吏、与漕运相关的中间商、乃至一些能通过操纵“折色”渔利的地方官员及其代言人（部分“官员”、“勋贵”代表），则强烈反对，认为固定比例僵化，无法适应年景丰歉和市场价格波动，会损害漕运效率和国家税收。
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异常紧张。支持改革的一方，援引大量小民因“折色”破产的实例，痛陈时弊，认为此乃仁政。反对的一方，则强调漕运事关京师命脉，稳定压倒一切，现行办法虽有瑕疵，但运行多年，贸然更张风险巨大，并质疑固定比例是否能真实反映市价，恐滋生新弊。
双方唇枪舌剑，但限于新规，都努力控制着情绪，在时限内陈述理由，攻击也主要集中在政策本身，而非人身。然而，分歧实在太大，几轮发言下来，立场丝毫未见松动。
眼看又要陷入僵局，主事的狄仁杰（他亲自来主持此等重要议题）按照规要，提议成立“专议房”。“此议题牵涉甚广，利害攸关，非一时可决。依规，可由本院推举数人，成立专议房，详加研讨，搜集南北市价、历年折色数据、漕运实情，并拟定数个可行方案，再行交付大会议论。诸位以为如何？”
一阵沉默后，王元宝率先表态：“狄相所言甚是。折色之事，关乎万千粮户与漕运命脉，不可不慎。专议房深入研讨，拿出详实数据与多套方案，或可比空泛争论更有裨益。”
部分支持改革的咨政员也点头赞同，他们希望用更扎实的数据来支撑自己的主张。反对派中一些相对理性者，也意识到一味反对并非上策，若能通过专议房的研究，找出新方案的漏洞，或提出更有利于己方的替代方案，或许更好。于是，经过一番并不激烈的讨论（主要是对新规下“推举”程序的陌生和试探），最终推举出七人组成专议房：两名出身江南、淮南的士绅代表（支持派），两名与漕运利益相关的官员、商贾代表（反对派），一名户部退休的度支郎中（技术派），一名德高望重的学者代表（中立派），以及被公推为召集人的王元宝（因其算账能力和相对公允的名声）。
专议房闭门开了三天会。这三天里，他们调阅了户部、漕运部门的部分档案（在狄仁杰特批下），搜集了南北主要粮市近年的价格波动数据，听取了相关胥吏、粮商的陈述（非正式），也邀请了两位精通漕务的退休老吏提供咨询。争吵依然激烈，尤其是关于固定比例该定在什么水平、参考市价的具体机制如何设计、对原有利益受损者如何补偿或过渡等关键问题，双方寸步不让。
但闭门的环境和明确的任务（必须拿出具体方案），迫使双方不得不更认真地听取对方理由，更仔细地审视已有数据。那位户部退休的度支郎中，用详实的数据指出，完全固定比例确有僵化之虞，但完全放任浮动则弊端更大。他提出了一个“基准比例加浮动区间”的折中思路。学者代表则从“便民”与“国用”平衡的角度，强调任何改革都需考虑过渡期的平稳。
王元宝作为召集人，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利用自己商人的敏锐和对数字的天赋，不断在双方报价和测算之间寻找可能的中庸点。“江南的刘兄，你所提的比例，依近年最低市价测算，粮户仍略有小损，但可接受。河北的李兄，你所担忧的漕运成本增加，若按此比例，以近年平均粮价计，朝廷需补贴之数额，并非不可承受，且可从革除‘折色’中间盘剥之收益中部分抵充……” 他更像一个精明的账房先生，而非简单的利益代言人，努力在双方诉求的缝隙中，寻找那一丝微弱的共识可能。
最终，经过无数次的争吵、计算、妥协，专议房勉强拿出了两套方案：一套是相对激进的“固定基准比例，辅以丰歉微调”，更接近改革派的主张；另一套是相对保守的“设定浮动上下限，严查盘剥”，更接近反对派的底线。两套方案都附有详细的测算依据和利弊分析。
当专议房将这两套方案提交咨政院大会再次讨论时，气氛已与初次争论时大不相同。双方依然倾向于支持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方案，但由于专议房提供了更扎实的数据和多维度的分析，争论的焦点从最初的“要不要改”，部分转移到了“具体怎么改”、“哪种方案更可行、弊端更小”上。一些原本立场坚定的人，在看了详细数据后，态度出现了微妙松动。
“若按专议房甲案，固定比例，我乡里粮户岁入可增近一成，此乃实利。然乙案所设浮动上限，亦比往年盘剥为轻……或可商榷。” 一位江南士绅代表沉吟道。
“乙案虽设上限，然浮动机制仍在，胥吏仍有操作空间。不若甲案干脆。” 另一位支持者道。
“甲案过于僵硬，若遇大歉年，粮价飞涨，仍按固定比例征收折色，民必不堪！乙案预留浮动，更具弹性。” 反对派反驳。
“然弹性空间，易成盘剥空间！需辅以严厉监察。”
“监察？谈何容易！天下胥吏如过江之鲫，如何监察得过来？”
争论在继续，但不再是纯粹的情绪对抗和立场宣示，开始夹杂着对具体条款、执行细节、可能漏洞的探讨。最终，大会未能就采用哪套方案达成明显共识，但同意将两套方案及其详细讨论过程、各方主要支持理由，作为条陈一同上呈，并特别注明：“多数咨政员认为，现行折色之法弊病甚多，确有改革之必要。然于具体路径，意见不一。甲案更利小民，然恐失之僵化；乙案兼顾弹性，然需配以严密监察，方防新弊。”
这份条陈送到政事堂和户部，引起了高度重视。与以往那些模糊不清、充满争吵痕迹的条陈不同，这份条陈清晰地呈现了问题的复杂性、两种主要的解决思路及其各自的优劣，甚至隐含了可能的妥协方向（比如在甲案中增加弹性条款，或在乙案中强化监察）。最终，朝廷在参考咨政院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户部自身的研判，出台了一个折中的新政：在主要漕粮区试行“基准比例+有限浮动”的新制，同时配套以更严格的征管公示和监察措施，并设置了三年的过渡期。
这个结果，没有完全满足任何一方，但双方都能从中看到自己部分诉求的实现，也都能找到继续争取或调整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整个过程，尽管充满争论，但始终在《规要》设定的框架内进行，没有演变成混乱的人身攻击和无效扯皮。咨政员们第一次体会到，在规则的约束下，激烈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相对有序的辩论、专业的研究（专议房）和艰难的讨价还价，最终导向一个虽不完美、但更具可操作性的、能为各方勉强接受的“妥协方案”。
这，就是“妥协的艺术”在稚嫩的****机构中的初次演练。它不是胜利，也没有彻底的失败者。它意味着，不同利益集团开始学习，在同一个屋檐下，按照共同的规则，用话语和数据而非纯粹的力量或阴谋，去争夺、去防御、去交换，最终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暂时忍受的平衡点。这个过程生涩、缓慢，甚至时常伴随挫折和倒退，但它确实在发生。
王元宝在走出议事堂时，对身旁那位曾激烈反对折色改革的河北籍官员代表苦笑道：“李公，今日之争，虽未竟全功，然总比以往只顾吵嚷，毫无进展要强。这‘专议房’里算账的三天，怕是比以往吵三个月还有用些。”
那位李姓官员沉默片刻，叹了口气：“王兄所言，不无道理。只是这‘妥协’的滋味，着实不好受。然则……国事艰难，或许本就需要些折中吧。” 他的语气，少了几分最初的强硬，多了几分复杂。
狄仁杰站在廊下，望着逐渐散去的人群，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丝几不可察的欣慰。规矩立起来了，争吵被约束了，而更重要的，一种基于规则和理性的协商、妥协的雏形，似乎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极其缓慢地、却实实在在地孕育着。前路依然漫长，但第一步，总算是迈出去了。他想起病榻上李瑾那期待而忧虑的眼神，心中默念：国公，您所期盼的“规矩”之下的“妥协”，或许，真的能在这方寸之间，生根发芽。
第一次严格按新规进行的会议，议题是“关于优化两京间官道驿站递铺设置的条陈”。主持的礼部侍郎面色严肃，面前案几上醒目地摆放着一座小巧的铜制日晷模型和几支标记着不同长短的“时限香”。书记官正襟危坐，笔纸齐备，目光炯炯。
“诸位，今日之议，乃工部所呈‘优化两京官道递铺’事。依新规，发言者需事先报名，发言次序已定，列于木牌，请各位依序陈词。发言时限为一炷‘中香’（约一刻钟），届时香尽即止。发言需紧扣议题，不得攻讦，不得离题。违者，本官将依规警示，乃至罚停发言权。请诸位谨守规仪，以国事为重。” 礼部侍郎声音平直，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话音刚落，便有人不自觉地想要插嘴，是那位性急的山东老军官代表。但他刚一张口，就被礼部侍郎抬手制止：“刘咨政，发言次序已定，请静候。”
刘姓军官悻悻闭嘴，脸色有些涨红。其他人也神色各异，有好奇，有不以为然，也有凝重。
第一位发言的是一位来自工部的退休主事，他显然有备而来，拿着写好的稿纸，条理清晰地陈述了当前两京官道驿站递铺分布不均、劳逸悬殊、效率低下的现状，并提出了增设三处递铺、调整四处递铺归属、并增设驿马的建议。他语速平稳，在一炷香燃尽前刚好说完，向主持官和众人略一拱手，坐下。
接下来轮到一位出身河北的勋贵代表发言。他在河北有大量庄园，货物往来两京频繁，对递铺效率低下深有感触，因此对工部的建议大体支持，但也提出，增设递铺和驿马所需钱粮，不应全由朝廷承担，沿途州县也应分摊部分，并建议对递夫驿卒的待遇稍作提高，以激励其勤勉。
“时间到。” 礼部侍郎平静地宣布，尽管那位勋贵代表似乎还有话想说，也只能停下。他有些不满地嘟囔了一句，但看到书记官正低头记录，还是忍住了。
一位来自江南的商贾代表接着发言。他支持优化递铺，但认为工部方案中增设的某处递铺位置不佳，应再往南移三十里，更靠近一处货物集散地。他同样被严格限时，不得不舍弃了一些枝节，直奔核心论点。
发言按部就班地进行。支持者、补充者、质疑者、反对者，依次陈词。尽管仍能感受到不同地域、不同出身者立场的差异——如北方代表更关注陆路驿传，南方出身者则对漕运枢纽的递铺优化更上心；勋贵、官员倾向于强调效率和朝廷责任，而商贾代表则更关注成本分摊和实际便利——但至少，每个人都在规定时间内，围绕议题本身，相对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没有无休止的争吵，没有离题万里的扯皮，没有人身攻击。当某位咨政员因情绪激动，言辞开始偏激，对另一方的动机进行揣测时，礼部侍郎毫不犹豫地敲响了醒木：“王咨政，请就事论事，勿作无端揣测。此乃初犯，予以警告。”
被警告的王姓咨政员（正是之前那位为家乡夸大灾情的河北致仕官员）面红耳赤，在周围目光注视下，强忍怒气，将话题拉回递铺本身。
会议有条不紊，甚至显得有些刻板。但当所有报名者发言完毕，礼部侍郎进行总结，并询问是否还有补充时，议事堂内出现了短暂的寂静。人们忽然发现，虽然仍有不同意见，但各方观点、理由、诉求，已经相对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不再像过去那样混杂在无数噪音和意气之争中，难以分辨。
“此乃新规试行之初次，” 礼部侍郎环视众人，“诸公可有不适？然无规矩不成方圆。唯有如此，方能使议论有序，使朝廷能明辨各方利弊得失。今日所议，本院将如实记录，汇集各方主要意见，呈报政事堂与工部。”
这一次，呈交的条陈不再是混乱观点的堆砌，而是分门别类，清晰列出了“支持工部原案者之理由”、“支持但建议调整者之意见”（如勋贵代表所提费用分摊、商贾代表所提位置调整）以及“主要疑虑与补充”。虽然最终没有，也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但条陈的清晰度和针对性，明显提高。
然而，真正的考验，在于那些利益冲突更加直接、更加难以调和的议题。新规能约束行为，却无法消弭分歧。这时，“妥协的艺术”——这个在任何****中都至关重要的核心——开始在规则提供的框架内，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略显生涩的方式，悄然萌芽。
不久后，一个更棘手的议题摆上了议事桌：关于改革漕粮征收中“折色”比例的议案。所谓“折色”，即百姓可将应纳的实物税粮（本色），按官方定价折算成银钱或其他实物缴纳。此制度本为便民，但官方定价往往低于市价，且时有波动，极易成为官吏盘剥、豪强渔利之渊薮。户部提议，在几个漕粮大省，试行“固定折色比例，并参考市价逐年微调”的新办法，以稳定粮价，减轻小民负担，同时保障漕粮征收。
此议一出，立刻触及了多方敏感的神经。江南、淮南等产粮区的乡绅、中小地主（他们的咨政员多来自“士绅工商”区）拍手称快，他们受“折色”盘剥最重，固定比例能带来稳定预期。然而，那些在漕粮征收环节拥有巨大利益的地方胥吏、与漕运相关的中间商、乃至一些能通过操纵“折色”渔利的地方官员及其代言人（部分“官员”、“勋贵”代表），则强烈反对，认为固定比例僵化，无法适应年景丰歉和市场价格波动，会损害漕运效率和国家税收。
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异常紧张。支持改革的一方，援引大量小民因“折色”破产的实例，痛陈时弊，认为此乃仁政。反对的一方，则强调漕运事关京师命脉，稳定压倒一切，现行办法虽有瑕疵，但运行多年，贸然更张风险巨大，并质疑固定比例是否能真实反映市价，恐滋生新弊。
双方唇枪舌剑，但限于新规，都努力控制着情绪，在时限内陈述理由，攻击也主要集中在政策本身，而非人身。然而，分歧实在太大，几轮发言下来，立场丝毫未见松动。
眼看又要陷入僵局，主事的狄仁杰（他亲自来主持此等重要议题）按照规要，提议成立“专议房”。“此议题牵涉甚广，利害攸关，非一时可决。依规，可由本院推举数人，成立专议房，详加研讨，搜集南北市价、历年折色数据、漕运实情，并拟定数个可行方案，再行交付大会议论。诸位以为如何？”
一阵沉默后，王元宝率先表态：“狄相所言甚是。折色之事，关乎万千粮户与漕运命脉，不可不慎。专议房深入研讨，拿出详实数据与多套方案，或可比空泛争论更有裨益。”
部分支持改革的咨政员也点头赞同，他们希望用更扎实的数据来支撑自己的主张。反对派中一些相对理性者，也意识到一味反对并非上策，若能通过专议房的研究，找出新方案的漏洞，或提出更有利于己方的替代方案，或许更好。于是，经过一番并不激烈的讨论（主要是对新规下“推举”程序的陌生和试探），最终推举出七人组成专议房：两名出身江南、淮南的士绅代表（支持派），两名与漕运利益相关的官员、商贾代表（反对派），一名户部退休的度支郎中（技术派），一名德高望重的学者代表（中立派），以及被公推为召集人的王元宝（因其算账能力和相对公允的名声）。
专议房闭门开了三天会。这三天里，他们调阅了户部、漕运部门的部分档案（在狄仁杰特批下），搜集了南北主要粮市近年的价格波动数据，听取了相关胥吏、粮商的陈述（非正式），也邀请了两位精通漕务的退休老吏提供咨询。争吵依然激烈，尤其是关于固定比例该定在什么水平、参考市价的具体机制如何设计、对原有利益受损者如何补偿或过渡等关键问题，双方寸步不让。
但闭门的环境和明确的任务（必须拿出具体方案），迫使双方不得不更认真地听取对方理由，更仔细地审视已有数据。那位户部退休的度支郎中，用详实的数据指出，完全固定比例确有僵化之虞，但完全放任浮动则弊端更大。他提出了一个“基准比例加浮动区间”的折中思路。学者代表则从“便民”与“国用”平衡的角度，强调任何改革都需考虑过渡期的平稳。
王元宝作为召集人，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利用自己商人的敏锐和对数字的天赋，不断在双方报价和测算之间寻找可能的中庸点。“江南的刘兄，你所提的比例，依近年最低市价测算，粮户仍略有小损，但可接受。河北的李兄，你所担忧的漕运成本增加，若按此比例，以近年平均粮价计，朝廷需补贴之数额，并非不可承受，且可从革除‘折色’中间盘剥之收益中部分抵充……” 他更像一个精明的账房先生，而非简单的利益代言人，努力在双方诉求的缝隙中，寻找那一丝微弱的共识可能。
最终，经过无数次的争吵、计算、妥协，专议房勉强拿出了两套方案：一套是相对激进的“固定基准比例，辅以丰歉微调”，更接近改革派的主张；另一套是相对保守的“设定浮动上下限，严查盘剥”，更接近反对派的底线。两套方案都附有详细的测算依据和利弊分析。
当专议房将这两套方案提交咨政院大会再次讨论时，气氛已与初次争论时大不相同。双方依然倾向于支持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方案，但由于专议房提供了更扎实的数据和多维度的分析，争论的焦点从最初的“要不要改”，部分转移到了“具体怎么改”、“哪种方案更可行、弊端更小”上。一些原本立场坚定的人，在看了详细数据后，态度出现了微妙松动。
“若按专议房甲案，固定比例，我乡里粮户岁入可增近一成，此乃实利。然乙案所设浮动上限，亦比往年盘剥为轻……或可商榷。” 一位江南士绅代表沉吟道。
“乙案虽设上限，然浮动机制仍在，胥吏仍有操作空间。不若甲案干脆。” 另一位支持者道。
“甲案过于僵硬，若遇大歉年，粮价飞涨，仍按固定比例征收折色，民必不堪！乙案预留浮动，更具弹性。” 反对派反驳。
“然弹性空间，易成盘剥空间！需辅以严厉监察。”
“监察？谈何容易！天下胥吏如过江之鲫，如何监察得过来？”
争论在继续，但不再是纯粹的情绪对抗和立场宣示，开始夹杂着对具体条款、执行细节、可能漏洞的探讨。最终，大会未能就采用哪套方案达成明显共识，但同意将两套方案及其详细讨论过程、各方主要支持理由，作为条陈一同上呈，并特别注明：“多数咨政员认为，现行折色之法弊病甚多，确有改革之必要。然于具体路径，意见不一。甲案更利小民，然恐失之僵化；乙案兼顾弹性，然需配以严密监察，方防新弊。”
这份条陈送到政事堂和户部，引起了高度重视。与以往那些模糊不清、充满争吵痕迹的条陈不同，这份条陈清晰地呈现了问题的复杂性、两种主要的解决思路及其各自的优劣，甚至隐含了可能的妥协方向（比如在甲案中增加弹性条款，或在乙案中强化监察）。最终，朝廷在参考咨政院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户部自身的研判，出台了一个折中的新政：在主要漕粮区试行“基准比例+有限浮动”的新制，同时配套以更严格的征管公示和监察措施，并设置了三年的过渡期。
这个结果，没有完全满足任何一方，但双方都能从中看到自己部分诉求的实现，也都能找到继续争取或调整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整个过程，尽管充满争论，但始终在《规要》设定的框架内进行，没有演变成混乱的人身攻击和无效扯皮。咨政员们第一次体会到，在规则的约束下，激烈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相对有序的辩论、专业的研究（专议房）和艰难的讨价还价，最终导向一个虽不完美、但更具可操作性的、能为各方勉强接受的“妥协方案”。
这，就是“妥协的艺术”在稚嫩的****机构中的初次演练。它不是胜利，也没有彻底的失败者。它意味着，不同利益集团开始学习，在同一个屋檐下，按照共同的规则，用话语和数据而非纯粹的力量或阴谋，去争夺、去防御、去交换，最终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暂时忍受的平衡点。这个过程生涩、缓慢，甚至时常伴随挫折和倒退，但它确实在发生。
王元宝在走出议事堂时，对身旁那位曾激烈反对折色改革的河北籍官员代表苦笑道：“李公，今日之争，虽未竟全功，然总比以往只顾吵嚷，毫无进展要强。这‘专议房’里算账的三天，怕是比以往吵三个月还有用些。”
那位李姓官员沉默片刻，叹了口气：“王兄所言，不无道理。只是这‘妥协’的滋味，着实不好受。然则……国事艰难，或许本就需要些折中吧。” 他的语气，少了几分最初的强硬，多了几分复杂。
狄仁杰站在廊下，望着逐渐散去的人群，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丝几不可察的欣慰。规矩立起来了，争吵被约束了，而更重要的，一种基于规则和理性的协商、妥协的雏形，似乎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极其缓慢地、却实实在在地孕育着。前路依然漫长，但第一步，总算是迈出去了。他想起病榻上李瑾那期待而忧虑的眼神，心中默念：国公，您所期盼的“规矩”之下的“妥协”，或许，真的能在这方寸之间，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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