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看守所外头的土路上，黄土被风卷起细小的漩涡。
刘月娥手里攥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脚底板像扎了根，陷在冻硬了的土坷垃里。
眼珠子死死盯着看守所那扇紧闭的大铁门，门漆剥落的地方露出暗红的铁锈，像结了痂的伤口。
张东伟的判决下来了，比她原先预想的还好一些。
邢期一年半。
说长，咬咬牙能看见头；说短，那也是五百多个日日夜夜。
今儿不是正经探视的日子，可刘月娥打听得真真儿的。
当妈的，不见这一面，心里那口气就悬着，落不到实处。
冷风跟小刀子似的，飕飕往人领口袖口里钻。
刘月娥把旧围巾又紧了紧，蓝底白花的棉布头巾边角已经磨出了毛边。
可怎么刮，也吹不散一个当妈的心窝子里那团滚烫的惦念。
她想起东伟小时候，冬天里总把一双小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她就把那小手捂在自己怀里暖着。
现在孩子大了，捂不着了。
不知等了多久，腿都站麻了，那扇沉重的大铁门终于“嘎吱吱”响着，缓缓打开了。
那声音涩得慌，像是生锈的关节在呻吟。
一辆窗上焊着铁条、漆皮斑驳的旧客车，慢吞吞地从里头开了出来。
车轱辘碾过土路，扬起一阵黄尘。
车厢里，影影绰绰坐着些人，灰扑扑一片，看不清脸。
“妈……！”
趴在车窗边无精打采的张东伟一眼就望见了那个在寒风中萧瑟的身影。
他心里“咯噔”一下，像被什么钝器狠狠撞了胸口。
“妈…！你怎么来了？我没事！我好着呢！你回！快回去…！”
张东伟用力拍打着厚厚的车窗，手心的汗在玻璃上留下模糊的印子。
声音隔着玻璃，闷闷的，却带着嘶喊的劲儿。
他不想让妈看见自己剃着光头的模样。
一直紧盯着车辆的刘月娥，像被电打了似的，浑身一激灵。
根本顾不上一旁维持秩序警卫的示意，抱着布包就想往前冲，嘴里一叠声地喊：
“东伟！东伟！衣服！妈给你带厚衣服了…！”
帆布包里是她连夜赶出来的棉坎肩，絮的是新棉花，捏着软和。
“后退！按规定不能接近！”旁边的警卫赶忙拦住她。
车子开始缓缓加速。
张东伟半个身子都探出了那小窗口，脖子上的青筋都绷了起来，拼了命地吼：
“妈！听我的！回去…！回…去…！”
风吹得他眼睛发涩，他使劲眨巴着，不能哭，不能让妈看见自己掉眼泪。
刘月娥眼看着车要开走，急得什么都顾不上了，竟跟着车小跑起来。
四十多岁的妇人，跑得磕磕绊绊，深一脚浅一脚，布鞋踩在坑洼的土路上，险些崴了脚。
可那一声声嘱咐，却追着风，死死追着车窗里那张焦急的脸：
“东伟！在里面好好的！别惹事！听话！你弟上大学了……有盼头！就一年半！妈等你！妈在家等你…！”
车子越开越快，终究把那个踉跄追赶的身影甩在了后头，只有那嘶哑的呼喊还在寒风里飘着，断断续续的：
“妈……等……你……回……家……”
等看不见车尾灯，刘月娥才猛地停下脚步。
弯下腰，双手撑住膝盖，大口大口喘着气，额前的头发被汗黏在脸上，一绺一绺的。
一直在旁边跟着的年轻警卫，心里有点不是滋味，递过来一个军用绿水壶：“大姐，喝口水，顺顺气儿。”
刘月娥摆摆手，喘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直起腰来。
她望着车子消失的方向，土路延伸着，尽头是光秃秃的杨树林，枝桠像干枯的手伸向灰白的天空。
警卫预想中的泪流满面或灰心绝望并没有出现。
那张被风吹得发红、带着细纹的脸上，虽然满是疲惫，可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
她甚至对警卫扯着嘴角，努力笑了笑，声音还带着喘，却异常清晰：
“没事儿，同志，我缓缓就行……缓缓就好。”
年轻警卫看着她的眼神，愣住了。
那眼神里有疼，有不舍，但更多的是某种硬邦邦的东西，像冻土底下还没死的草根，等着春天。
这跟他平时送别家属时见到的悲伤、麻木或怨愤，全不一样。
有人说，神并不能无处不在，所以有了母亲。
-----------------
燕京大学，第三教学楼
张东健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指头，哈出一口白气，在冰冷的空气里凝成一团雾。
来燕大三周了，除了头一周回大耳胡同院里住了一晚，他就再没出过校门。
不是不想家，是这校园里头有股子说不出的劲儿，像绷紧的弓弦。
每个人走路都跟赶火车似的，夹着书本匆匆忙忙。
图书馆的灯不到后半夜不灭，窗玻璃上映着一个个伏案的剪影。
哥哥张东伟的事儿，刘月娥一个字儿没跟他提，怕影响他学习。
今儿个是大课，世经、政经、经济管理三个班拢共百十多号人挤在大教室里。
因为人多，所以教室里暖烘烘的，窗玻璃上凝着一层白蒙蒙的雾气，外头的枯树枝成了模糊的影子。
系主任厉先生五十来岁，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子挽到小臂，露出块上海牌手表，表蒙子有些划痕。
他讲课不爱照本宣科，粉笔灰扑簌簌扬起，在从窗户斜射进来的阳光里打着旋儿。
“年光久的‘傻子瓜子’，到底有没有问题？”
厉先生把课本往讲桌上一搁，发出“啪”的一声轻响，“这算不算……尾巴？”
他故意在“尾巴”两个字上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
这年月，能公开议论这种登上各大报纸的话题，学生们只觉得血管里的血都热了几度。
前排几个男生脖子都涨红了，交头接耳，声音一个比一个高。
“我觉得是....”
世经班的班长陈启航腾地站起来。
他是干部子弟，说话带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劲儿，右手在空中一挥，充满气势。
“马克思的...告诉我们，超过八人，就属于……生产关系，就是不对！”
“在理！”有人应和。
陈启航嘴角瘪了瘪，有些不屑。
他们哪里懂得下面人心中的迫切？
黄宗坐在张东健旁边，用胳膊肘碰了碰他，压低声音道：
“瞧见没？又来了，属他最闹腾。”
他和陈启航有些不对付，瞧不上对方用鼻子看人的劲，所以语气里满是讥诮。
张东健没接话，只从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
他盯着自己笔记本上画的一个瓜子图案，旁边潦草地写着“十二人”、“八人”几个数字。
凭什么？就凭多几个人就是……尾巴？
黄宗靠近张东健，问道：“你怎么看？”
台上，厉先生依旧在微笑，端起桌上的茶缸抿了一口，目光巡视下方，像是在期待着什么。
他知道这些年轻头脑里的火花，有时候比课本上的铅字更珍贵。
“我在想，”张东健的声音不高，但清晰，
“为啥七个人就是劳动互助，八个人以上就是兔子尾巴？这线是谁画的？拿什么尺子量的？”
黄宗眼睛一亮，猛地一拍大腿：“说得在理啊！”
他蹭地站起来，嗓门亮堂得全教室都听得见：“厉先生，我们认为这说法不对！”
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投过来。
陈启航转过头，眉毛挑得老高，那神情分明在说：你黄宗又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黄宗不怵，他清了清嗓子：
“年光久的瓜子解决了当地十几口人的饭碗，老百姓排队买他的瓜子，是因为他炒得香，货真价实。这怎么就成了兔子尾巴？
照这么说，咱现在到处新起的三产服务社，街道办的小工厂，算怎么个性质？”
教室里静了一瞬，随即响起更大的议论声。
有人点头，有人摇头。
厉先生放下茶缸，示意黄宗坐下。
老先生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却没写字。
他转过身，目光在教室里缓缓移动，最后落在张东健身上。
刚才黄宗站起来前，分明是跟这个沉默的学生交流过。
“张东健同学，你刚才和黄宗同学耳语，想必也有想法。站起来说说？”厉先生的声音平和。
全教室的目光又一次聚焦过来。
张东健他稳了稳心神，站了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拖出轻微的声响。
“要说年光久，我们先说说他炒的瓜子为什么叫傻子瓜子？而不是疯子瓜子或者是棒槌瓜子？”
张东健话音刚落，教室里传来一片哄笑声，紧张的气氛松动了一些。
厉先生也觉得这论调颇为有趣，他抬手制止了笑声，示意让张东健细说。
张东健也不怵，慢慢说道：
“我查过资料，年光久今年42岁，是个文盲，因为从小反应有些慢，街坊邻居都叫他傻子，这是傻子瓜子名称的由来。”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同学们：
“可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大家想想，一个被叫做‘傻子’的人，怎么能够在做到养活自己的同时，还能养活其他人？”
张东健话音刚落，教室里传来一片嗡嗡声。
有人小声辩解道：“是，他生活有难处，可以找老乡帮忙。但不能走歪路。”
“这位同学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张东健看向那个声音的方向，语气平和但坚定，
“我觉得，一个脑袋不算灵光的人，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然后又能帮助其他人，让更多的人有活干、有饭吃，
我就觉得这事儿……至少不该一棒子打死，值得琢磨琢磨。”
陈启航“腾”地站起来，脸有些红，指责道：
“张东健同学，你在模糊问题！原则就是原则！我们不能因为结果看起来‘不错’，就动摇了对本质的认识！”
“那么请问陈启航同学，”张东健转过身，直面着他，声音依旧平稳，
“我们判断一种经济模式优劣的根本标准，应该是什么？
是死抠本本上的某个数字，某个定义，还是应该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发展，是否改善了人民生活？”
他缓缓看向全班同学，最后目光与厉先生相遇，总结道：
“所以，我觉得，抱着一本前人写的书中的个别词句，脱离了我们脚底下这片土地的实际情况，并不能解决我们现实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面对现实，解决问题，比简单数‘七个人’还是‘八个人’更重要。”
刘月娥手里攥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脚底板像扎了根，陷在冻硬了的土坷垃里。
眼珠子死死盯着看守所那扇紧闭的大铁门，门漆剥落的地方露出暗红的铁锈，像结了痂的伤口。
张东伟的判决下来了，比她原先预想的还好一些。
邢期一年半。
说长，咬咬牙能看见头；说短，那也是五百多个日日夜夜。
今儿不是正经探视的日子，可刘月娥打听得真真儿的。
当妈的，不见这一面，心里那口气就悬着，落不到实处。
冷风跟小刀子似的，飕飕往人领口袖口里钻。
刘月娥把旧围巾又紧了紧，蓝底白花的棉布头巾边角已经磨出了毛边。
可怎么刮，也吹不散一个当妈的心窝子里那团滚烫的惦念。
她想起东伟小时候，冬天里总把一双小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她就把那小手捂在自己怀里暖着。
现在孩子大了，捂不着了。
不知等了多久，腿都站麻了，那扇沉重的大铁门终于“嘎吱吱”响着，缓缓打开了。
那声音涩得慌，像是生锈的关节在呻吟。
一辆窗上焊着铁条、漆皮斑驳的旧客车，慢吞吞地从里头开了出来。
车轱辘碾过土路，扬起一阵黄尘。
车厢里，影影绰绰坐着些人，灰扑扑一片，看不清脸。
“妈……！”
趴在车窗边无精打采的张东伟一眼就望见了那个在寒风中萧瑟的身影。
他心里“咯噔”一下，像被什么钝器狠狠撞了胸口。
“妈…！你怎么来了？我没事！我好着呢！你回！快回去…！”
张东伟用力拍打着厚厚的车窗，手心的汗在玻璃上留下模糊的印子。
声音隔着玻璃，闷闷的，却带着嘶喊的劲儿。
他不想让妈看见自己剃着光头的模样。
一直紧盯着车辆的刘月娥，像被电打了似的，浑身一激灵。
根本顾不上一旁维持秩序警卫的示意，抱着布包就想往前冲，嘴里一叠声地喊：
“东伟！东伟！衣服！妈给你带厚衣服了…！”
帆布包里是她连夜赶出来的棉坎肩，絮的是新棉花，捏着软和。
“后退！按规定不能接近！”旁边的警卫赶忙拦住她。
车子开始缓缓加速。
张东伟半个身子都探出了那小窗口，脖子上的青筋都绷了起来，拼了命地吼：
“妈！听我的！回去…！回…去…！”
风吹得他眼睛发涩，他使劲眨巴着，不能哭，不能让妈看见自己掉眼泪。
刘月娥眼看着车要开走，急得什么都顾不上了，竟跟着车小跑起来。
四十多岁的妇人，跑得磕磕绊绊，深一脚浅一脚，布鞋踩在坑洼的土路上，险些崴了脚。
可那一声声嘱咐，却追着风，死死追着车窗里那张焦急的脸：
“东伟！在里面好好的！别惹事！听话！你弟上大学了……有盼头！就一年半！妈等你！妈在家等你…！”
车子越开越快，终究把那个踉跄追赶的身影甩在了后头，只有那嘶哑的呼喊还在寒风里飘着，断断续续的：
“妈……等……你……回……家……”
等看不见车尾灯，刘月娥才猛地停下脚步。
弯下腰，双手撑住膝盖，大口大口喘着气，额前的头发被汗黏在脸上，一绺一绺的。
一直在旁边跟着的年轻警卫，心里有点不是滋味，递过来一个军用绿水壶：“大姐，喝口水，顺顺气儿。”
刘月娥摆摆手，喘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直起腰来。
她望着车子消失的方向，土路延伸着，尽头是光秃秃的杨树林，枝桠像干枯的手伸向灰白的天空。
警卫预想中的泪流满面或灰心绝望并没有出现。
那张被风吹得发红、带着细纹的脸上，虽然满是疲惫，可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
她甚至对警卫扯着嘴角，努力笑了笑，声音还带着喘，却异常清晰：
“没事儿，同志，我缓缓就行……缓缓就好。”
年轻警卫看着她的眼神，愣住了。
那眼神里有疼，有不舍，但更多的是某种硬邦邦的东西，像冻土底下还没死的草根，等着春天。
这跟他平时送别家属时见到的悲伤、麻木或怨愤，全不一样。
有人说，神并不能无处不在，所以有了母亲。
-----------------
燕京大学，第三教学楼
张东健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指头，哈出一口白气，在冰冷的空气里凝成一团雾。
来燕大三周了，除了头一周回大耳胡同院里住了一晚，他就再没出过校门。
不是不想家，是这校园里头有股子说不出的劲儿，像绷紧的弓弦。
每个人走路都跟赶火车似的，夹着书本匆匆忙忙。
图书馆的灯不到后半夜不灭，窗玻璃上映着一个个伏案的剪影。
哥哥张东伟的事儿，刘月娥一个字儿没跟他提，怕影响他学习。
今儿个是大课，世经、政经、经济管理三个班拢共百十多号人挤在大教室里。
因为人多，所以教室里暖烘烘的，窗玻璃上凝着一层白蒙蒙的雾气，外头的枯树枝成了模糊的影子。
系主任厉先生五十来岁，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子挽到小臂，露出块上海牌手表，表蒙子有些划痕。
他讲课不爱照本宣科，粉笔灰扑簌簌扬起，在从窗户斜射进来的阳光里打着旋儿。
“年光久的‘傻子瓜子’，到底有没有问题？”
厉先生把课本往讲桌上一搁，发出“啪”的一声轻响，“这算不算……尾巴？”
他故意在“尾巴”两个字上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
这年月，能公开议论这种登上各大报纸的话题，学生们只觉得血管里的血都热了几度。
前排几个男生脖子都涨红了，交头接耳，声音一个比一个高。
“我觉得是....”
世经班的班长陈启航腾地站起来。
他是干部子弟，说话带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劲儿，右手在空中一挥，充满气势。
“马克思的...告诉我们，超过八人，就属于……生产关系，就是不对！”
“在理！”有人应和。
陈启航嘴角瘪了瘪，有些不屑。
他们哪里懂得下面人心中的迫切？
黄宗坐在张东健旁边，用胳膊肘碰了碰他，压低声音道：
“瞧见没？又来了，属他最闹腾。”
他和陈启航有些不对付，瞧不上对方用鼻子看人的劲，所以语气里满是讥诮。
张东健没接话，只从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
他盯着自己笔记本上画的一个瓜子图案，旁边潦草地写着“十二人”、“八人”几个数字。
凭什么？就凭多几个人就是……尾巴？
黄宗靠近张东健，问道：“你怎么看？”
台上，厉先生依旧在微笑，端起桌上的茶缸抿了一口，目光巡视下方，像是在期待着什么。
他知道这些年轻头脑里的火花，有时候比课本上的铅字更珍贵。
“我在想，”张东健的声音不高，但清晰，
“为啥七个人就是劳动互助，八个人以上就是兔子尾巴？这线是谁画的？拿什么尺子量的？”
黄宗眼睛一亮，猛地一拍大腿：“说得在理啊！”
他蹭地站起来，嗓门亮堂得全教室都听得见：“厉先生，我们认为这说法不对！”
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投过来。
陈启航转过头，眉毛挑得老高，那神情分明在说：你黄宗又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黄宗不怵，他清了清嗓子：
“年光久的瓜子解决了当地十几口人的饭碗，老百姓排队买他的瓜子，是因为他炒得香，货真价实。这怎么就成了兔子尾巴？
照这么说，咱现在到处新起的三产服务社，街道办的小工厂，算怎么个性质？”
教室里静了一瞬，随即响起更大的议论声。
有人点头，有人摇头。
厉先生放下茶缸，示意黄宗坐下。
老先生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却没写字。
他转过身，目光在教室里缓缓移动，最后落在张东健身上。
刚才黄宗站起来前，分明是跟这个沉默的学生交流过。
“张东健同学，你刚才和黄宗同学耳语，想必也有想法。站起来说说？”厉先生的声音平和。
全教室的目光又一次聚焦过来。
张东健他稳了稳心神，站了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拖出轻微的声响。
“要说年光久，我们先说说他炒的瓜子为什么叫傻子瓜子？而不是疯子瓜子或者是棒槌瓜子？”
张东健话音刚落，教室里传来一片哄笑声，紧张的气氛松动了一些。
厉先生也觉得这论调颇为有趣，他抬手制止了笑声，示意让张东健细说。
张东健也不怵，慢慢说道：
“我查过资料，年光久今年42岁，是个文盲，因为从小反应有些慢，街坊邻居都叫他傻子，这是傻子瓜子名称的由来。”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同学们：
“可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大家想想，一个被叫做‘傻子’的人，怎么能够在做到养活自己的同时，还能养活其他人？”
张东健话音刚落，教室里传来一片嗡嗡声。
有人小声辩解道：“是，他生活有难处，可以找老乡帮忙。但不能走歪路。”
“这位同学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张东健看向那个声音的方向，语气平和但坚定，
“我觉得，一个脑袋不算灵光的人，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然后又能帮助其他人，让更多的人有活干、有饭吃，
我就觉得这事儿……至少不该一棒子打死，值得琢磨琢磨。”
陈启航“腾”地站起来，脸有些红，指责道：
“张东健同学，你在模糊问题！原则就是原则！我们不能因为结果看起来‘不错’，就动摇了对本质的认识！”
“那么请问陈启航同学，”张东健转过身，直面着他，声音依旧平稳，
“我们判断一种经济模式优劣的根本标准，应该是什么？
是死抠本本上的某个数字，某个定义，还是应该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发展，是否改善了人民生活？”
他缓缓看向全班同学，最后目光与厉先生相遇，总结道：
“所以，我觉得，抱着一本前人写的书中的个别词句，脱离了我们脚底下这片土地的实际情况，并不能解决我们现实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面对现实，解决问题，比简单数‘七个人’还是‘八个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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