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的农民，乘船去美洲，在陌生大陆从最底层的工做起。
“我爷爷1920年去纽约，在餐厅洗盘子。”
他背对两人说，“墙上贴着‘意大利人与狗，不得在非工作时间使用正门’。他从后门进出十年，攒够钱把全家接过去。临死前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让我的孙子，能从正门走进任何一家餐厅。’”
他转身，眼睛发亮：“你们知道这个故事里，最痛的是什么吗？不是他洗了十年盘子，是他花了十年，才争取到‘狗’的待遇升级，从‘不得入内’到‘可以从后门入内’。”
赵鑫点头：“南洋华人的处境更复杂。他们不是新移民，是在那里生活了几代的‘永久暂住者’。创造财富，但不拥有财富；建设城市，但不属于城市。就像那些橡胶树，流着乳汁养肥别人，自己扎根的土壤却不属于自己。”
“所以那几百个青年回国，”
托纳多雷说，“不是去‘保卫祖国’，是去‘创造祖国’？创造一个能让海外华人，从后门走到正门的祖国？”
“甚至不是走到正门，”
许鞍华轻声说，“是创造一个没有‘正门后门之分’的地方。但他们失败了，至少在他们有生之年失败了。1949年后，东南亚很多国家继续排华。那些等待的父母，到死都没等到儿子回来，也没等到那个‘能站着活’的世界。”
托纳多雷重新坐下，手指划过照片上那些年轻人的脸。
“三条时间线：1980年的寻找，1938年的抉择，1880-1937年的压迫史。用交叉剪辑让观众自己拼出答案。”
他抬头，“这个结构很残忍。会让观众一步步意识到：哦，原来那些热血青年不是自愿的英雄，是被逼到绝境的囚徒。他们的牺牲，本质上是系统暴力下的二次伤害。”
“您愿意拍吗？”赵鑫问。
托纳多雷没有直接回答。
他拿起那份《华人职业限制令》，指着第二十七条。
“‘华人不得从事电影导演工作’。1940年的南洋，一个华人孩子再爱电影，法律也禁止他拍电影。”
他笑了，笑得有些苍凉：“我爷爷洗盘子时，好莱坞正在拍《教父》，把意大利人拍成黑手党。他气得砸了电视，说：‘我们离乡背井，是为了活下去，可他们却把我们拍成罪犯。’”
“所以电影很重要。”
许鞍华说，“谁讲故事，怎么讲故事，决定了谁被记住、怎样被记住。”
托纳多雷站起身，伸手：“给我六个月。我要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见那三位老人，走那些橡胶园和锡矿。如果我的感受和你们一样，如果我也觉得这个故事必须讲，我就接。”
“那合作模式？”赵鑫握紧他的手。
“意大利Medusa Film投资40%，法国StudioCanal 30%，你们30%。导演费我只收象征性的1美元，但要有最终剪辑权。电影节路线：先报明年戛纳，同时做学术放映。”
托纳多雷说，“但有个条件，三位幸存者，必须在片尾以真名出镜，说‘我作证这一切真实发生过’。电影不是‘基于真实事件’，而是‘真实事件本身’。”
“成交！”
走出工作室时，罗马已经入夜。
许鞍华点了支烟，手还在抖：“赵总，你真的想清楚了吗？托纳多雷有最终剪辑权，意味着片子可能剪成我们完全陌生的样子。而且1美元片酬，他这是在赌艺术生命，我们是在赌公司存亡。”
赵鑫看着远处的梵蒂冈灯火：“许导，你说如果李小龙还活着，他会怎么选？”
许鞍华愣住。
“他会接，而且会要求亲自演一个角色。”
赵鑫说，“因为他比谁都懂，尊严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争的。而争尊严的第一步，是说出‘我曾如何失去尊严’。”
他顿了顿：“我们这部电影，就是在替几百个没能说出话的人，说出那句话。托纳多雷不是用1美元买导演权，是用1美元买说那句话的资格。”
10月20日，鑫邵氏影业紧急董事会。
郑裕彤、邵逸夫、邹文怀都到了。
周慧芳把《故土之心》的预算表和风险分析，发到每人面前。
“一千五百万，其中五百万需要各位增资。”
赵鑫开门见山，“风险极高：日本、马来西亚、印尼已明确表示不会允许上映；新加坡态度暧昧；台湾可能禁；大陆……根本送不进去。”
邵逸夫推了推眼镜：“那为什么还要拍？”
“因为有三个理由。”
赵鑫竖起手指，“第一，史料价值。铁盒里的东西，是南洋华人血泪史的第一手证据。如果我们不拍，我敢断言，有生之年也不会有人敢碰这个题材。况且，那三位老人最年轻的也八十五岁了，他们等不了太久。”
“第二，国际声誉。托纳鲁奇执导、欧洲制片、三大电影节冲奖。成了，鑫邵氏影业就从香港公司，升级为国际制片方。”
“第三，”
他停顿，“这是李小龙开了头，却没完成的事。”
邹文怀身体前倾。
作为嘉禾的创始人，他太懂李小龙的价值了。
“小龙生前最后一年，常跟我聊一个想法。”
邹文怀缓缓说，“他想拍一部，不是功夫片的电影，讲华人在海外怎么活。他说：‘邹先生，我的拳头，能打趴十个洋人，但打不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那块牌子。那块牌子不在墙上，而在人心裡。’”
会议室安静下来。
“他当时在写剧本，叫《根的战争》。”
邹文怀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泛黄的稿纸，“讲一个南洋华人青年，从小看着那块牌子长大。他学功夫，打赢了所有欺负他的人，但最后还是决定回国。因为‘在这里打赢一百场，我还是狗。回去打一场，赢了，我的子孙就不用当狗了。’”
稿纸传到每个人手里。李小龙的字迹飞扬跋扈。
剧本只有十页，文字描述定格在青年登船回国的瞬间。
“他还没来得及写回国之后。”
邹文怀说，“现在赵鑫要写的，就是李小龙的‘之后’，之后他们发现故国，也救不了他们；之后他们战死沙场，南洋的父母等到死；之后四十年过去，那块牌子虽然拆了，但人心裡的牌子还在。”
郑裕彤深吸一口气：“所以这部电影，是在续写李小龙的遗愿？”
“是在回答李小龙提出的问题。”
赵鑫说，“他用拳头问：‘华人为什么需要证明自己，不是病夫？’我们要用史料回答：‘因为有人系统性的，把华人变成病夫。’”
邵逸夫摘下眼镜：“一千五百万，按最坏打算全亏。但如果是为小龙完成遗愿，我认一百万。”
“我也认一百万。”
邹文怀说，“就当是给小龙交的学费，他教会华人用拳头争尊严，现在该学用记忆，争取一个公道了。”
郑裕彤笑了：“你们都这么说了，我能不跟吗？不过阿鑫，片子要是拍烂了，你得亲自来给我剪胶片，剪成粉末。”
“如果拍烂了，”
赵鑫认真说，“我把鑫时代的招牌摘了，挂上‘烂片公司’四个字，挂在皇后大道东最显眼的地方。”
会散了，周慧芳留在最后。
“赵总，其实你早算准了他们会被李小龙被说服，对吧？”
赵鑫站在窗前，看着楼下旺角喧嚣的街市。
“周总监，你知道为什么李小龙死了七年，还有这么多人愿意为他出头吗？”
“因为他是英雄？”
“因为他是‘我们的英雄’。”
“我爷爷1920年去纽约，在餐厅洗盘子。”
他背对两人说，“墙上贴着‘意大利人与狗，不得在非工作时间使用正门’。他从后门进出十年，攒够钱把全家接过去。临死前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让我的孙子，能从正门走进任何一家餐厅。’”
他转身，眼睛发亮：“你们知道这个故事里，最痛的是什么吗？不是他洗了十年盘子，是他花了十年，才争取到‘狗’的待遇升级，从‘不得入内’到‘可以从后门入内’。”
赵鑫点头：“南洋华人的处境更复杂。他们不是新移民，是在那里生活了几代的‘永久暂住者’。创造财富，但不拥有财富；建设城市，但不属于城市。就像那些橡胶树，流着乳汁养肥别人，自己扎根的土壤却不属于自己。”
“所以那几百个青年回国，”
托纳多雷说，“不是去‘保卫祖国’，是去‘创造祖国’？创造一个能让海外华人，从后门走到正门的祖国？”
“甚至不是走到正门，”
许鞍华轻声说，“是创造一个没有‘正门后门之分’的地方。但他们失败了，至少在他们有生之年失败了。1949年后，东南亚很多国家继续排华。那些等待的父母，到死都没等到儿子回来，也没等到那个‘能站着活’的世界。”
托纳多雷重新坐下，手指划过照片上那些年轻人的脸。
“三条时间线：1980年的寻找，1938年的抉择，1880-1937年的压迫史。用交叉剪辑让观众自己拼出答案。”
他抬头，“这个结构很残忍。会让观众一步步意识到：哦，原来那些热血青年不是自愿的英雄，是被逼到绝境的囚徒。他们的牺牲，本质上是系统暴力下的二次伤害。”
“您愿意拍吗？”赵鑫问。
托纳多雷没有直接回答。
他拿起那份《华人职业限制令》，指着第二十七条。
“‘华人不得从事电影导演工作’。1940年的南洋，一个华人孩子再爱电影，法律也禁止他拍电影。”
他笑了，笑得有些苍凉：“我爷爷洗盘子时，好莱坞正在拍《教父》，把意大利人拍成黑手党。他气得砸了电视，说：‘我们离乡背井，是为了活下去，可他们却把我们拍成罪犯。’”
“所以电影很重要。”
许鞍华说，“谁讲故事，怎么讲故事，决定了谁被记住、怎样被记住。”
托纳多雷站起身，伸手：“给我六个月。我要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见那三位老人，走那些橡胶园和锡矿。如果我的感受和你们一样，如果我也觉得这个故事必须讲，我就接。”
“那合作模式？”赵鑫握紧他的手。
“意大利Medusa Film投资40%，法国StudioCanal 30%，你们30%。导演费我只收象征性的1美元，但要有最终剪辑权。电影节路线：先报明年戛纳，同时做学术放映。”
托纳多雷说，“但有个条件，三位幸存者，必须在片尾以真名出镜，说‘我作证这一切真实发生过’。电影不是‘基于真实事件’，而是‘真实事件本身’。”
“成交！”
走出工作室时，罗马已经入夜。
许鞍华点了支烟，手还在抖：“赵总，你真的想清楚了吗？托纳多雷有最终剪辑权，意味着片子可能剪成我们完全陌生的样子。而且1美元片酬，他这是在赌艺术生命，我们是在赌公司存亡。”
赵鑫看着远处的梵蒂冈灯火：“许导，你说如果李小龙还活着，他会怎么选？”
许鞍华愣住。
“他会接，而且会要求亲自演一个角色。”
赵鑫说，“因为他比谁都懂，尊严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争的。而争尊严的第一步，是说出‘我曾如何失去尊严’。”
他顿了顿：“我们这部电影，就是在替几百个没能说出话的人，说出那句话。托纳多雷不是用1美元买导演权，是用1美元买说那句话的资格。”
10月20日，鑫邵氏影业紧急董事会。
郑裕彤、邵逸夫、邹文怀都到了。
周慧芳把《故土之心》的预算表和风险分析，发到每人面前。
“一千五百万，其中五百万需要各位增资。”
赵鑫开门见山，“风险极高：日本、马来西亚、印尼已明确表示不会允许上映；新加坡态度暧昧；台湾可能禁；大陆……根本送不进去。”
邵逸夫推了推眼镜：“那为什么还要拍？”
“因为有三个理由。”
赵鑫竖起手指，“第一，史料价值。铁盒里的东西，是南洋华人血泪史的第一手证据。如果我们不拍，我敢断言，有生之年也不会有人敢碰这个题材。况且，那三位老人最年轻的也八十五岁了，他们等不了太久。”
“第二，国际声誉。托纳鲁奇执导、欧洲制片、三大电影节冲奖。成了，鑫邵氏影业就从香港公司，升级为国际制片方。”
“第三，”
他停顿，“这是李小龙开了头，却没完成的事。”
邹文怀身体前倾。
作为嘉禾的创始人，他太懂李小龙的价值了。
“小龙生前最后一年，常跟我聊一个想法。”
邹文怀缓缓说，“他想拍一部，不是功夫片的电影，讲华人在海外怎么活。他说：‘邹先生，我的拳头，能打趴十个洋人，但打不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那块牌子。那块牌子不在墙上，而在人心裡。’”
会议室安静下来。
“他当时在写剧本，叫《根的战争》。”
邹文怀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泛黄的稿纸，“讲一个南洋华人青年，从小看着那块牌子长大。他学功夫，打赢了所有欺负他的人，但最后还是决定回国。因为‘在这里打赢一百场，我还是狗。回去打一场，赢了，我的子孙就不用当狗了。’”
稿纸传到每个人手里。李小龙的字迹飞扬跋扈。
剧本只有十页，文字描述定格在青年登船回国的瞬间。
“他还没来得及写回国之后。”
邹文怀说，“现在赵鑫要写的，就是李小龙的‘之后’，之后他们发现故国，也救不了他们；之后他们战死沙场，南洋的父母等到死；之后四十年过去，那块牌子虽然拆了，但人心裡的牌子还在。”
郑裕彤深吸一口气：“所以这部电影，是在续写李小龙的遗愿？”
“是在回答李小龙提出的问题。”
赵鑫说，“他用拳头问：‘华人为什么需要证明自己，不是病夫？’我们要用史料回答：‘因为有人系统性的，把华人变成病夫。’”
邵逸夫摘下眼镜：“一千五百万，按最坏打算全亏。但如果是为小龙完成遗愿，我认一百万。”
“我也认一百万。”
邹文怀说，“就当是给小龙交的学费，他教会华人用拳头争尊严，现在该学用记忆，争取一个公道了。”
郑裕彤笑了：“你们都这么说了，我能不跟吗？不过阿鑫，片子要是拍烂了，你得亲自来给我剪胶片，剪成粉末。”
“如果拍烂了，”
赵鑫认真说，“我把鑫时代的招牌摘了，挂上‘烂片公司’四个字，挂在皇后大道东最显眼的地方。”
会散了，周慧芳留在最后。
“赵总，其实你早算准了他们会被李小龙被说服，对吧？”
赵鑫站在窗前，看着楼下旺角喧嚣的街市。
“周总监，你知道为什么李小龙死了七年，还有这么多人愿意为他出头吗？”
“因为他是英雄？”
“因为他是‘我们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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