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工业里必须承认一个规律,当电影讲述一个故事时,导演的叙事视角非常重要。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规律,凡是不承担后果的决策行为,都是在耍流氓。

  所以,托纳多雷用1美元,换来了这个附带后果的权力。

  1980年11月5日,清晨六点半。

  清水湾片场食堂,托纳多雷放下手中的南洋史料复印件,抬起头看向谭咏麟。

  “谭先生,你刚才说那些南洋青年回国,是因为‘受够了’?”

  意大利导演的手指,敲了敲桌面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照片,“但我在想,回去打仗是一种反抗,留下来建设,是不是另一种反抗?”

  谭咏麟正要咬馒头的动作停住了。

  “留下来、建设?”

  “对!”

  托纳多雷翻开笔记本新的一页,上面是他昨晚用意大利语,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

  “我在罗马时,研究过新加坡。1965年它被迫独立时,李光耀在电视上哭着演讲。一个没有自然资源、连饮用水,都要靠邻国的岛国,被踢出了马来西亚联邦。”

  他顿了顿,用不太流利但清晰的英语继续说。

  “时至今日,新加坡已然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那些南洋华人,没有选择回国打仗,而是在另一个地方,用另一种方式,修补出了一个新国家。”

  食堂里安静下来。

  连正在盛粥的张国荣,都停下了动作。

  “导演,您的意思是?”

  许鞍华从门口走进来,手里拿着刚到的传真。

  “我的意思是,《故土之心》不能只拍牺牲,还要拍另一种选择。”

  托纳多雷站起来,走到墙边那幅南洋地图前。

  “1938年,一部分南洋青年,选择回国抗日,这是李小龙式的‘用拳头打出一条路’。但还有一部分人,在战后选择了另一条路,在废墟上建设一个新的、不用再看人眼色的家园。”

  他指着地图上的新加坡:“这才是南洋华人,最震撼的‘修补’。不是修补旧屋,是平地起高楼;不是等待故国强大,是自己亲手建一个,能挺直腰杆的祖国。”

  赵鑫端着豆浆走进食堂,正好听到这段话。

  他站在原地,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咔嚓”一声接通了。

  五年来,他一直在想“复兴港娱”,到底该怎样去复兴?

  是回到邵氏武侠的黄金时代?

  还是创造新的潮流?

  现在他明白了。

  复兴,不是回到过去某个完美的状态。

  时移事异,那种状态根本不存在。

  复兴是新加坡式的:

  承认伤疤,承认屈辱。

  承认“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曾真实存在过。

  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用一代人、两代人的拼命。

  建起一个让子孙后代,不用再看见那块牌子的地方。

  “导演。”

  赵鑫放下豆浆,“您想怎么拍这种‘修补’?”

  托纳多雷转过身,眼睛里有种猎人发现猎物时的亮光。

  “三条线并行。”

  他在白板上,画下三条线:

  “第一条线:1938-1945,南洋青年回国抗战。这是李小龙的‘虎头’,用最激烈的方式反抗。”

  “第二条线:1945-1965,幸存者与等待。这是黄月萍式的‘等待’,用一生去铭记。”

  “第三条线:1965-1980,新加坡建国。这才是真正的‘尾巴’,用建设回答当年那个问题:‘如何亮?’”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低沉。

  “电影最后十分钟,我要拍一个蒙太奇。1965年李光耀的眼泪,接1980年新加坡的摩天大楼;1938年‘华人与狗’的牌子,接1980年新加坡宪法里‘种族平等’的条款;南洋先辈墓地的荒草,接新加坡整洁的组屋区。”

  “然后打出一行字:有些问题,需要一代人用牺牲来问,另一代人用建设来答。”

  食堂里,久久无人说话。

  谭咏麟第一个打破沉默,声音有点哑:“导演,那我的演唱会?”

  “你的演唱会,不该叫‘记忆邮局’。”

  托纳多雷看向他,“应该叫‘建设者之歌’。观众进来不是写信给过去,是写下他们想在香港建设什么?建设一个怎样的娱乐产业,建设一个怎样的文化生态?唱完歌,这些信收集起来,不是寄往南洋,是贴在红馆外面的‘建设墙’上。”

  张国荣轻声说:“那我的独白演唱会,就不该在仿制的空屋里办。应该在正在建设的地盘上。观众戴安全帽进来,我穿着工装唱歌。唱的是修补,更是建设。”

  黄沾已经抓起笔,在餐巾纸上狂写:“歌词要改!最后一段不能是‘枝头尽数向北张’,要改成,”

  他边写边念:

  “有的枝头向北望,

  魂归故土化尘扬。

  有的枝头向南扎,

  礁石缝里辟新壤。

  一条根,两处伤,

  一处问‘如何亮’?

  一处答‘自己变成一束光’!”

  顾家辉闭上眼睛,手指在空气中虚按。

  一段新的旋律,在他脑海里成型。

  前半段是《月光光》的悲怆变奏,后半段突然转折。

  变成铿锵的、进行曲式的节奏。

  “电影配乐也要分两层。”

  他睁开眼,“南洋线的音乐,用传统民乐,悲伤但坚韧;新加坡线的音乐,用现代交响乐,昂扬中有沉重。最后两段音乐交汇,不是融合,是对话!牺牲者与建设者的隔空对话。”

  徐小凤摇着团扇,若有所思。

  “我的旗袍铺,或许不该只复原老样式。应该请新加坡的娘惹裁缝来,把传统娘惹装和现代设计结合,做一种‘新南洋风格’。让客人看到,文化不是只能怀旧,还可以新生。”

  邓丽君轻声说:“我采风时,新加坡有位老阿姨,唱了首很特别的歌。她说这是1965年后,她们那一代妇女自己编的,叫《自己洗碗自己台》。歌词大意是:以前要给洋人洗盘子,现在给自己家洗,洗得心甘情愿。”

  她顿了顿:“我想把这首歌录下来,放在电影新加坡那段。不要专业编曲,就要她清唱,声音粗糙但有力。”

  上午八点,选角继续。

  但托纳多雷换了考题。

  他不再给演员,去阅读黄月萍的日记。

  而是给了一段新加坡建国元老拉惹勒南,于1970年的演讲节选:

  “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不是回到某个光辉的过去,那种过去并不存在。我们的任务,是创造一个从未有过的未来:一个多种族平等、人人有尊严的新加坡。”

  “请用你们的方式,诠释这句话。”

  第一个上场的是刘嘉玲。

  她看完材料,沉默了两分钟。

  然后她走到食堂角落,那里堆着一些拍戏用的道具木板。

  她蹲下来,开始一块一块地,搬那些木板。

  搬得很慢,很吃力。

  搬到第五块时,她额头已经冒汗。

  但她没有停,继续搬。

  直到把所有木板,都搬到食堂中央。

  垒成一个粗糙的、歪歪扭扭的“房子”形状。

  然后她站在那个“房子”前,轻声说:“我没有光辉的过去可以回去。我只有这些零碎的木板,和一双愿意搬砖的手。”

  说完,她对着那个不成形的“房子”,深深鞠躬。

  托纳多雷在笔记本上写:“懂了。搬砖的姿势不够标准,但眼神里的决心是真的。”

  梁朝伟拿到材料后,做了更简单的事。

  他问工作人员,要了一支粉笔。

  然后在食堂的水泥地上,画了一条线。

  线画得很直,用了整整三分钟。

  画完后,他在线的一边写上“1965”,在另一边写上“1980”。

  然后他站到“1965”那边,背对着“1980”,开始用粤语念一段独白。

  不是剧本里的,是他自己编的:

  “阿爸,我被赶出来了。他们说我不是他们的人。我们的家没了。”

  接着他转身,跨过那条线。

  站到“1980”那边。

  还是背对观众,但声音变了,变得坚定:

  “阿爸,我自己建了一个家。虽然小,虽然难,但门牌上写的是我的名字。这次,没有人能赶我走。”

  托纳多雷看了很久,写下:“会用空间和转身讲故事。有潜力。”

  选角进行到中午时,一个意外的人出现了。

  成龙推门进来,穿着练功服,满头大汗。

  显然刚从武行训练场过来。

  “赵生,许导,听说在选角?我能试试吗?”

  所有人都被成龙问地愣住。

  成龙是鑫时代新签的武打明星,正在筹备自己的第一部主演电影《师弟出马》。

  谁都没想到,他会来试镜一部文艺历史片。

  托纳多雷打量着成龙:“你是武打演员?”

  “是,但不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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