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美兰在左声道循环，古筝在右声道往前走。
“第十八版，”他说，“压了母盘了。”
许鞍华走过来，把红蓝铅笔搁在石板上。
笔杆磨得发亮，握痕处那个凹槽还在。
“这支笔，”她说，“歇了七天了。”
周慧芳走过来，把那张纸片放在石板边缘。
1981年10月9日，债券第一期兑付完成，缺口已填平。
她看着那行字，忽然说：“赵总昨天接到个电话。”
几个人都看着她。
“台北打来的。新闻局电影处的人问，金像奖第二届，台湾的片子能不能报名？”
威叔愣住了。
谭咏麟愣住了。
张国荣抬起头，看着周慧芳。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只是问问。说如果政策允许，有几部新电影想送过来参展。”
顾家辉推了推眼镜。
“哪几部？”
“侯孝贤的《风儿踢踏踩》，杨德昌的筹备中的那部，还有几个新人的短片。”
黄沾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人群后面。
他嘴里叼着烟，没点。
“老顾，”他说，“你记不记得去年第一届金像奖？”
顾家辉点点头。
“台湾来了谁？”
“侯孝贤、杨德昌、李行。”
黄沾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捏在手里。
“今年要是政策真的开了，”他说，“来的就不止他们几个了。”
威叔蹲在石板旁边，听着他们说话。
他看着那最后一瓣花。
风一吹，晃了晃。
没落。
十一月十七日，《联合报》头版。
标题用了二号字，比平时大一号。
“新闻局宣布放宽电影审查，《槟城空屋》拔得头筹”。
副标题：“三十年来首部完整呈现南洋华人历史之香港剧情片，十二月十日起全台联映”。
报道占了半个版。
记者采访了电影处处长，采访了真善美戏院经理，采访了排队买票的观众。
最后一段，引了一个年轻人的话。
“我阿公是南洋回来的，他在世的时候从来不提那些事。我问过他几次，他都摆摆手说，过去了，别提了。他走了以后，我翻他的遗物，翻出一张老照片，是他在橡胶园拍的，背后写着1942年。我不知道那年他经历了什么。我想看看这部电影，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答案。”
十一月十八日，台北市金华街，一间老旧的日式平房里。
侯孝贤坐在榻榻米上，面前摊着一份《联合报》。
他三十四岁，穿一件旧毛衣，袖口磨得发白。
对面坐着杨德昌，三十四岁，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衬衫扣到最上面一颗。
两人中间放着一壶茶，凉了。
“你看了没有？”杨德昌问。
侯孝贤点点头。
“《槟城空屋》。”
“我知道。你看了没有？”
杨德昌摇摇头。
“没上映怎么看？”
侯孝贤把报纸，往他那边推了推。
“看这个。”
杨德昌低头看了一眼，又抬起头。
“你什么意思？”
侯孝贤没回答。
他看着窗外那棵老榕树，叶子落了一半。
“德昌，”他说，“你记不记得去年我们去香港？”
“记得。”
“参加金像奖。二十一个人，坐成一排。香港的，大陆的，台湾的，南洋的。”
杨德昌没说话。
“那时候我就想，”侯孝贤说，“这种场合，什么时候能在台湾办一次？”
杨德昌端起那杯凉茶，喝了一口。
“现在门开了条缝。”
侯孝贤点点头。
“门开了条缝，”他说，“就看有没有人往里挤。”
十一月十九日，香港清水湾。
赵鑫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三份文件。
第一份，台北真善美戏院的传真。
《槟城空屋》十二月十日起，台北三家影院同步公映。首周预售票已售出七成。有观众凌晨四点就来排队。
第二份，新闻局电影处的公函。
“关于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参展事宜，我方正在研究中。如有明确结论，将另行告知。”
第三份，谢晋从上海寄来的信。
信很短。
“小赵：台湾的事，我听说了。门开了条缝，好事。成荫说，这事跟你有关系。我说，不是跟他有关系，是跟那部片子有关系。片子拍出来了，让人看见了，门自然就开了。你那边《故土之心》，什么时候杀青？我等着看。”
赵鑫把三份文件收进抽屉。
和那封1979年的信，放在一起。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凤凰木下，威叔正蹲在石板旁边。
那最后一瓣花，还挂着。
十一月二十日，台北左营眷村。
周大山的水泥庙台阶修好了。
他蹲在台阶上，看着庙里那三尊泥像。
关公。
妈祖。
杨六郎。
三十二年。
他从怀里摸出一张照片，放在门槛上。
是1957年母亲寄来的那张。
六十二岁，头发全白，站在老家的院门口。
他没笑。
她只是看着镜头。
周大山对着那张照片，轻声说了一句话。
“娘，门开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新加坡。
陈启明从总统府出来，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备忘录。
李光耀先生指示：将《应》列入国家博物馆常设放映片目，与1965年建国档案并排陈列。放映频率，每周两场，中英文字幕。
另：邀请谢晋导演，于1982年3月来新，举办首届“华语电影大师班”。授课主题：“如何拍出母亲的手”。
十一月二十二日，香港清水湾。
威叔早上六点，去凤凰木下看。
那最后一瓣花，落了。
落在石板上，落在周伯那封信旁边，落在谭咏麟那张船票上面。
他把花瓣捡起来，放在掌心。
很轻。
比一张信纸还轻。
他把花瓣放在石板上，和那八样东西挨着。
一封信，一张船票，一个笔记本，一块糕，一盘磁带，一张五线谱，一支铅笔，一张纸片，一瓣花。
九样东西。
他蹲在那里，看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对着食堂的方向喊了一嗓子。
“开花的时候到了！落花的时候也到了！明年还会开的！”
没人回答他。
但食堂里，有人推开门走出来。
谭咏麟。
张国荣。
徐小凤。
邓丽君。
顾家辉。
黄沾。
许鞍华。
周慧芳。
他们走到树下，围成一圈。
看着石板上那九样东西。
看着那瓣刚落的花。
赵鑫最后一个走过来。
他蹲下来，伸手摸了摸那瓣花。
“威叔，”他说，“这瓣花，能不能留着？”
威叔看着他。
“留着？”
“嗯。留着。明年花开的时候，拿出来比比，看看是不是一样的红。”
威叔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笑了。
“那就留着。”
他从怀里摸出一个信封，是空的，周伯那封信他揣着，这个是他备用的。
他把那瓣花装进去，封好口。
在信封上写了一行字：
1981年11月22日，凤凰木最后一瓣花。
他把信封放在石板上，和那九样东西挨着。
十样东西。
“周伯，”他说，“你看见了没？”
没人回答。
但风从海上吹过来，吹过凤凰木的枝丫。
吹过石板上那十样东西，吹过十个人的脸。
很轻。
像有人在远处，轻轻应了一声。
“第十八版，”他说，“压了母盘了。”
许鞍华走过来，把红蓝铅笔搁在石板上。
笔杆磨得发亮，握痕处那个凹槽还在。
“这支笔，”她说，“歇了七天了。”
周慧芳走过来，把那张纸片放在石板边缘。
1981年10月9日，债券第一期兑付完成，缺口已填平。
她看着那行字，忽然说：“赵总昨天接到个电话。”
几个人都看着她。
“台北打来的。新闻局电影处的人问，金像奖第二届，台湾的片子能不能报名？”
威叔愣住了。
谭咏麟愣住了。
张国荣抬起头，看着周慧芳。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只是问问。说如果政策允许，有几部新电影想送过来参展。”
顾家辉推了推眼镜。
“哪几部？”
“侯孝贤的《风儿踢踏踩》，杨德昌的筹备中的那部，还有几个新人的短片。”
黄沾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人群后面。
他嘴里叼着烟，没点。
“老顾，”他说，“你记不记得去年第一届金像奖？”
顾家辉点点头。
“台湾来了谁？”
“侯孝贤、杨德昌、李行。”
黄沾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捏在手里。
“今年要是政策真的开了，”他说，“来的就不止他们几个了。”
威叔蹲在石板旁边，听着他们说话。
他看着那最后一瓣花。
风一吹，晃了晃。
没落。
十一月十七日，《联合报》头版。
标题用了二号字，比平时大一号。
“新闻局宣布放宽电影审查，《槟城空屋》拔得头筹”。
副标题：“三十年来首部完整呈现南洋华人历史之香港剧情片，十二月十日起全台联映”。
报道占了半个版。
记者采访了电影处处长，采访了真善美戏院经理，采访了排队买票的观众。
最后一段，引了一个年轻人的话。
“我阿公是南洋回来的，他在世的时候从来不提那些事。我问过他几次，他都摆摆手说，过去了，别提了。他走了以后，我翻他的遗物，翻出一张老照片，是他在橡胶园拍的，背后写着1942年。我不知道那年他经历了什么。我想看看这部电影，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答案。”
十一月十八日，台北市金华街，一间老旧的日式平房里。
侯孝贤坐在榻榻米上，面前摊着一份《联合报》。
他三十四岁，穿一件旧毛衣，袖口磨得发白。
对面坐着杨德昌，三十四岁，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衬衫扣到最上面一颗。
两人中间放着一壶茶，凉了。
“你看了没有？”杨德昌问。
侯孝贤点点头。
“《槟城空屋》。”
“我知道。你看了没有？”
杨德昌摇摇头。
“没上映怎么看？”
侯孝贤把报纸，往他那边推了推。
“看这个。”
杨德昌低头看了一眼，又抬起头。
“你什么意思？”
侯孝贤没回答。
他看着窗外那棵老榕树，叶子落了一半。
“德昌，”他说，“你记不记得去年我们去香港？”
“记得。”
“参加金像奖。二十一个人，坐成一排。香港的，大陆的，台湾的，南洋的。”
杨德昌没说话。
“那时候我就想，”侯孝贤说，“这种场合，什么时候能在台湾办一次？”
杨德昌端起那杯凉茶，喝了一口。
“现在门开了条缝。”
侯孝贤点点头。
“门开了条缝，”他说，“就看有没有人往里挤。”
十一月十九日，香港清水湾。
赵鑫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三份文件。
第一份，台北真善美戏院的传真。
《槟城空屋》十二月十日起，台北三家影院同步公映。首周预售票已售出七成。有观众凌晨四点就来排队。
第二份，新闻局电影处的公函。
“关于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参展事宜，我方正在研究中。如有明确结论，将另行告知。”
第三份，谢晋从上海寄来的信。
信很短。
“小赵：台湾的事，我听说了。门开了条缝，好事。成荫说，这事跟你有关系。我说，不是跟他有关系，是跟那部片子有关系。片子拍出来了，让人看见了，门自然就开了。你那边《故土之心》，什么时候杀青？我等着看。”
赵鑫把三份文件收进抽屉。
和那封1979年的信，放在一起。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凤凰木下，威叔正蹲在石板旁边。
那最后一瓣花，还挂着。
十一月二十日，台北左营眷村。
周大山的水泥庙台阶修好了。
他蹲在台阶上，看着庙里那三尊泥像。
关公。
妈祖。
杨六郎。
三十二年。
他从怀里摸出一张照片，放在门槛上。
是1957年母亲寄来的那张。
六十二岁，头发全白，站在老家的院门口。
他没笑。
她只是看着镜头。
周大山对着那张照片，轻声说了一句话。
“娘，门开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新加坡。
陈启明从总统府出来，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备忘录。
李光耀先生指示：将《应》列入国家博物馆常设放映片目，与1965年建国档案并排陈列。放映频率，每周两场，中英文字幕。
另：邀请谢晋导演，于1982年3月来新，举办首届“华语电影大师班”。授课主题：“如何拍出母亲的手”。
十一月二十二日，香港清水湾。
威叔早上六点，去凤凰木下看。
那最后一瓣花，落了。
落在石板上，落在周伯那封信旁边，落在谭咏麟那张船票上面。
他把花瓣捡起来，放在掌心。
很轻。
比一张信纸还轻。
他把花瓣放在石板上，和那八样东西挨着。
一封信，一张船票，一个笔记本，一块糕，一盘磁带，一张五线谱，一支铅笔，一张纸片，一瓣花。
九样东西。
他蹲在那里，看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对着食堂的方向喊了一嗓子。
“开花的时候到了！落花的时候也到了！明年还会开的！”
没人回答他。
但食堂里，有人推开门走出来。
谭咏麟。
张国荣。
徐小凤。
邓丽君。
顾家辉。
黄沾。
许鞍华。
周慧芳。
他们走到树下，围成一圈。
看着石板上那九样东西。
看着那瓣刚落的花。
赵鑫最后一个走过来。
他蹲下来，伸手摸了摸那瓣花。
“威叔，”他说，“这瓣花，能不能留着？”
威叔看着他。
“留着？”
“嗯。留着。明年花开的时候，拿出来比比，看看是不是一样的红。”
威叔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笑了。
“那就留着。”
他从怀里摸出一个信封，是空的，周伯那封信他揣着，这个是他备用的。
他把那瓣花装进去，封好口。
在信封上写了一行字：
1981年11月22日，凤凰木最后一瓣花。
他把信封放在石板上，和那九样东西挨着。
十样东西。
“周伯，”他说，“你看见了没？”
没人回答。
但风从海上吹过来，吹过凤凰木的枝丫。
吹过石板上那十样东西，吹过十个人的脸。
很轻。
像有人在远处，轻轻应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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