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赵鑫回到香港。
办公室里多了一摞新杂志，是周慧芳帮他订的。
有美国的《电影评论》，有法国的《电影手册》，有日本的《电影旬报》。
还有几本香港大学的电影研究期刊。
他一本一本翻过去。
《电影评论》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八十年代好莱坞的价值观转向”。
文章说，七十年代的好莱坞是“反英雄”的时代，《教父》里的迈克尔、《出租车司机》里的特拉维斯，都是挣扎的、迷茫的、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的人。
但进入八十年代，风向变了。《夺宝奇兵》里的琼斯、《星球大战》里的卢克，都是知道自己要什么、信什么的人。
观众不再想看迷茫，他们想要一种确定性的相信。
《电影旬报》上有一篇讲日本电影的。
文章说，日本电影在六十年代是“愤怒的时代”，大岛渚们愤怒地批判一切；
七十年代是“虚无的时代”，观众什么都不信了；
八十年代呢？
还没有答案。
他放下杂志，又拿起那本《电影手册》。
里面有一篇访谈，受访者是特吕弗。
记者问他：“您觉得电影最重要的是什么？”
特吕弗说：“让观众相信，他们在看的这两小时，是真的。”
赵鑫把这句话抄在笔记本上。
让观众相信，他们在看的这两小时，是真的。
下面又写了一句：
信什么？
1982年5月，凤凰木开花了。
满树的红花，像一把巨大的伞，把食堂门口的石板遮得严严实实。
威叔照例在树下摆那块石板。
照例摆上那些东西，周伯的信、谭咏麟的船票、张国荣的笔记本、徐小凤的娘惹糕、邓丽君的开盘带、顾家辉的五线谱、黄沾的歌词、许鞍华的铅笔、周慧芳的报表、那瓣花的信封、陈伯的铁盒。
还有三个橘子。
谭咏麟又拿来一袋新橘子，比上个月那袋还大。
“威叔，我下个月去美国。”他说，“《船票》要在纽约上映了。”
张国荣也来了。
他把笔记本翻开，放在石板上。
第十二轨：铁盒。
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是槟城阿伯寄来的。
照片上，一大家子人，围着一张小圆桌吃饭，桌子中间，摆着那个铁盒。
徐小凤的食盒里，换了新的娘惹糕，还有一封邓丽君的信。
她还在永春，又录了两位老人的歌，一个九十六，一个九十二。
顾家辉和黄沾一起走过来。
顾家辉手里拿着那张五线谱，折痕已经快磨破了。
“第二十三版。”他说，“新加坡那边说，可以压碟了。”
黄沾把那瓶茅台，往石板上一顿：“老顾，这瓶酒，等《故土之心》首映那天开。”
许鞍华走过来，手里拿着那支红蓝铅笔。
笔杆还是那支，笔尖又削过几次，短了一截。
“分镜写完了。”她说，“第八十二场。最后一场，是那个老人在凤凰木下等人。”
周慧芳最后一个走过来。她手里拿着一份新的报表。
“1982年第一季度，鑫时代出品电影一部，《船票》，成本一千二百万，亚洲票房一千八百万。还在放，还没完。”
她把报表，放在石板上。
赵鑫站在人群后面，听她念完。
他走过去，蹲下来，看着石板上那些东西。
又多了几样。
谭咏麟的新橘子。
槟城阿伯的新照片。
邓丽君的信。
许鞍华写完的分镜本。
十八样东西了。
十八个人的记性。
他对着食堂的方向，喊了一嗓子。
“过年好！”
没人回答他。
但所有人都笑了。
1982年6月，赵鑫去了趟美国。
不是去纽约看《船票》首映，是去洛杉矶，参加一个电影论坛。
论坛的名字很长：“全球化时代的电影与价值观”。
主办方是南加州大学，请了十几个国家的导演、制片人、学者，每人讲二十分钟。
赵鑫是最后一个讲的。
他上台前，把笔记本翻开，看了最后一眼。那页纸上只写着三行字：
观众是一个公约数。
他们信什么？
你让他们信什么？
他合上笔记本，走到讲台前。
“我叫赵鑫，从香港来。”
他停顿了一下。
“我拍电影的时间不长，只拍过六部。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观众为什么要看电影？”
台下安静着。
“是为了娱乐？为了逃避？为了感动？还是为了，去确信点什么？”
他继续说。
“我做过一个笔记，把我能看到的电影都记下来。每一部后面都写一行字：它在说什么？谁信它说的？”
“《教父》说，家族比法律大。意大利裔信，后来很多美国人也信。”
“《大白鲨》说，恐惧比理性大。所有人都信，因为谁都怕被吃掉。”
“《星球大战》说，正义比不可能大。小孩子信，大人也信，至少在看电影那两小时信。”
“那我们的电影呢？我拍的电影呢？”
他又停顿了一下。
“我拍《橄榄树》，说根比漂泊深。那些漂泊的人信。”
“我拍《民国时期的爱情》，说记忆比离散更久。那些离散的人信。”
“我拍《槟城空屋》，说家比废墟更长。那些有家不能回的人信。”
“这些都不是公约数。它们是分给自己的公约数，每一群人，有自己信的。”
台下有人举手。
“赵先生，您说的这些，和价值观有什么关系？”
赵鑫看着他。
“关系就是：你让他们信什么，他们就会成为什么人。”
会场安静了。
他继续说。
“美国电影让全世界的人信‘小人物也能赢’。日本电影让日本人信‘樱花谢了还会开’。法国电影让法国人信‘爱情比一切大’。这些都不是真理，但它们是一群人，愿意去相信的真理。”
“如果有一天，没有人知道自己信什么了，电影拍什么，观众都不信了，那文娱也就死了。”
他讲完了。
台下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有人开始鼓掌。
论坛结束后，一个白发老头走过来，递给他一张名片。
名片上印着三个字：科波拉。
“我叫弗朗西斯。”老头说，“我拍过《教父》。”
赵鑫愣住了。
科波拉笑了笑：“你刚才说的那些，我年轻时也想过。后来拍着拍着，就忘了。今天听你一说，又想起来了。”
他拍拍赵鑫的肩膀。
“继续拍。让你那些离散的人，有家不能回的人，知道他们信的东西，还有人记得。”
说完，他转身走了。
办公室里多了一摞新杂志，是周慧芳帮他订的。
有美国的《电影评论》，有法国的《电影手册》，有日本的《电影旬报》。
还有几本香港大学的电影研究期刊。
他一本一本翻过去。
《电影评论》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八十年代好莱坞的价值观转向”。
文章说，七十年代的好莱坞是“反英雄”的时代，《教父》里的迈克尔、《出租车司机》里的特拉维斯，都是挣扎的、迷茫的、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的人。
但进入八十年代，风向变了。《夺宝奇兵》里的琼斯、《星球大战》里的卢克，都是知道自己要什么、信什么的人。
观众不再想看迷茫，他们想要一种确定性的相信。
《电影旬报》上有一篇讲日本电影的。
文章说，日本电影在六十年代是“愤怒的时代”，大岛渚们愤怒地批判一切；
七十年代是“虚无的时代”，观众什么都不信了；
八十年代呢？
还没有答案。
他放下杂志，又拿起那本《电影手册》。
里面有一篇访谈，受访者是特吕弗。
记者问他：“您觉得电影最重要的是什么？”
特吕弗说：“让观众相信，他们在看的这两小时，是真的。”
赵鑫把这句话抄在笔记本上。
让观众相信，他们在看的这两小时，是真的。
下面又写了一句：
信什么？
1982年5月，凤凰木开花了。
满树的红花，像一把巨大的伞，把食堂门口的石板遮得严严实实。
威叔照例在树下摆那块石板。
照例摆上那些东西，周伯的信、谭咏麟的船票、张国荣的笔记本、徐小凤的娘惹糕、邓丽君的开盘带、顾家辉的五线谱、黄沾的歌词、许鞍华的铅笔、周慧芳的报表、那瓣花的信封、陈伯的铁盒。
还有三个橘子。
谭咏麟又拿来一袋新橘子，比上个月那袋还大。
“威叔，我下个月去美国。”他说，“《船票》要在纽约上映了。”
张国荣也来了。
他把笔记本翻开，放在石板上。
第十二轨：铁盒。
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是槟城阿伯寄来的。
照片上，一大家子人，围着一张小圆桌吃饭，桌子中间，摆着那个铁盒。
徐小凤的食盒里，换了新的娘惹糕，还有一封邓丽君的信。
她还在永春，又录了两位老人的歌，一个九十六，一个九十二。
顾家辉和黄沾一起走过来。
顾家辉手里拿着那张五线谱，折痕已经快磨破了。
“第二十三版。”他说，“新加坡那边说，可以压碟了。”
黄沾把那瓶茅台，往石板上一顿：“老顾，这瓶酒，等《故土之心》首映那天开。”
许鞍华走过来，手里拿着那支红蓝铅笔。
笔杆还是那支，笔尖又削过几次，短了一截。
“分镜写完了。”她说，“第八十二场。最后一场，是那个老人在凤凰木下等人。”
周慧芳最后一个走过来。她手里拿着一份新的报表。
“1982年第一季度，鑫时代出品电影一部，《船票》，成本一千二百万，亚洲票房一千八百万。还在放，还没完。”
她把报表，放在石板上。
赵鑫站在人群后面，听她念完。
他走过去，蹲下来，看着石板上那些东西。
又多了几样。
谭咏麟的新橘子。
槟城阿伯的新照片。
邓丽君的信。
许鞍华写完的分镜本。
十八样东西了。
十八个人的记性。
他对着食堂的方向，喊了一嗓子。
“过年好！”
没人回答他。
但所有人都笑了。
1982年6月，赵鑫去了趟美国。
不是去纽约看《船票》首映，是去洛杉矶，参加一个电影论坛。
论坛的名字很长：“全球化时代的电影与价值观”。
主办方是南加州大学，请了十几个国家的导演、制片人、学者，每人讲二十分钟。
赵鑫是最后一个讲的。
他上台前，把笔记本翻开，看了最后一眼。那页纸上只写着三行字：
观众是一个公约数。
他们信什么？
你让他们信什么？
他合上笔记本，走到讲台前。
“我叫赵鑫，从香港来。”
他停顿了一下。
“我拍电影的时间不长，只拍过六部。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观众为什么要看电影？”
台下安静着。
“是为了娱乐？为了逃避？为了感动？还是为了，去确信点什么？”
他继续说。
“我做过一个笔记，把我能看到的电影都记下来。每一部后面都写一行字：它在说什么？谁信它说的？”
“《教父》说，家族比法律大。意大利裔信，后来很多美国人也信。”
“《大白鲨》说，恐惧比理性大。所有人都信，因为谁都怕被吃掉。”
“《星球大战》说，正义比不可能大。小孩子信，大人也信，至少在看电影那两小时信。”
“那我们的电影呢？我拍的电影呢？”
他又停顿了一下。
“我拍《橄榄树》，说根比漂泊深。那些漂泊的人信。”
“我拍《民国时期的爱情》，说记忆比离散更久。那些离散的人信。”
“我拍《槟城空屋》，说家比废墟更长。那些有家不能回的人信。”
“这些都不是公约数。它们是分给自己的公约数，每一群人，有自己信的。”
台下有人举手。
“赵先生，您说的这些，和价值观有什么关系？”
赵鑫看着他。
“关系就是：你让他们信什么，他们就会成为什么人。”
会场安静了。
他继续说。
“美国电影让全世界的人信‘小人物也能赢’。日本电影让日本人信‘樱花谢了还会开’。法国电影让法国人信‘爱情比一切大’。这些都不是真理，但它们是一群人，愿意去相信的真理。”
“如果有一天，没有人知道自己信什么了，电影拍什么，观众都不信了，那文娱也就死了。”
他讲完了。
台下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有人开始鼓掌。
论坛结束后，一个白发老头走过来，递给他一张名片。
名片上印着三个字：科波拉。
“我叫弗朗西斯。”老头说，“我拍过《教父》。”
赵鑫愣住了。
科波拉笑了笑：“你刚才说的那些，我年轻时也想过。后来拍着拍着，就忘了。今天听你一说，又想起来了。”
他拍拍赵鑫的肩膀。
“继续拍。让你那些离散的人，有家不能回的人，知道他们信的东西，还有人记得。”
说完，他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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