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8月19日，莫斯科政变发生的同一天，西贡。
龙怀安面前的不是政变新闻，而是三份厚度惊人的档案册。
封面上印着绝密标识和代号：
《名单A：核心技术领域带头人》
共计 487人，涉及学科：核物理，航天，导弹，超级计算机，潜艇静音技术。
《名单B：未来潜力天才少年》
共计1243人，都是全苏奥林匹克竞赛金奖得主，少年科学院成员，特殊学校天才班成员。
《名单C：关键技术工匠与工程师》
共计5326人，全都是精密机床操作大师，火箭发动机焊接专家，核潜艇声呐调试员。
周海平说道：“这都是我们过去十年在中亚，远东，乌克兰设立的联合研究项目中，以合作名义接触并评估的科学家。”
“全都经过了科学奥林匹克计划的筛选。”
时间倒回1983年。
九黎教育部启动“丝绸之路青年科学交流计划”，表面上是文化项目，实则是人才早期识别系统。
九黎每年举行数学—物理奥林匹克夏令营。
每年邀请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约200名中学生参加。
在阿拉木图或塔什干举办。
测试题由九黎科学院设计，表面是竞赛，实则是认知模式与创造潜力评估。
对表现出色的学生，提供“赴九黎短期交流奖学金”。
实际运作中，则是在进行重点观察：这些人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家庭经济状况（贫困者优先），对现状的不满程度，语言学习能力等。
并建立长期追踪档案。
每个参与学生建立独立档案，记录：学术成长轨迹，家庭变故（父母失业，患病等），政治倾向变化，人际关系网络等重要信息。
到91年，这个系统已运行八年，积累了超过5000名苏联青少年的详细档案。
其中1243人被标记为“高潜力，高可塑性，高招募成功率”。
……
90年12月，东柏林一家安全屋。
克格勃第五总局副局长瓦列里·彼得罗夫与九黎情报官会面。
他带来的不是情报，而是整个苏联尖端科技人才数据库的微缩胶片。
“你有什么条件？”九黎方面问。
“第一，政变发生时，帮我全家撤离。”
“第二，在九黎给我一个实验室主任的位置，预算不低于我在苏联时的水平。”
“第三，”彼得罗夫苦笑，“不要让我从事武器研究，我累了。”
“成交。”
这份数据库包含：
苏联所有涉密科研单位的人员详细履历。
每个人的政治审查记录。
家庭关系，弱点，不满情绪记录。
正在进行的绝密项目清单及负责人。
“克格勃监视科学家是为了控制他们，”周海平在汇报时说，“但现在，这份监视记录成了我们招募他们的最佳指南，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压力点在哪里。”
91年8月20日，政变第二天，行动全面启动。
九黎没有从零开始，而是激活了三条铺设多年的渠道：
渠道一：中亚的“联合研究所”。
阿拉木图，“中亚应用物理联合研究所”。
这座建于87年的研究所，名义上是苏联科学院与九黎科学院的合作项目，实际上由九黎全额资助。
所长是苏联院士伊万诺夫，但副所长，财务主管，设备采购主管全是九黎人。
政变消息传来当天，副所长张明哲召集所有苏方科研人员：
“同志们，莫斯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研究所的经费一直来自九黎，不会受影响。但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他播放了一段录音，克格勃驻阿拉木图负责人的电话截获：“一旦政局稳定，所有与外国合作项目都要重新审查，相关人员必须接受忠诚调查。”
实验室一片死寂。
“现在，我有一个提议。”张明哲说，“研究所在西贡设有分部，愿意继续研究的同事，可以短期交流名义前往，为期一年。”
“期间薪资以美元支付，是现在的三倍。”
“家属可同行，同时，我们还可以安排子女入学，并给各位提供匹配身份的住房。”
“如果，我们不回来呢？”一位年轻研究员低声问。
张明哲微笑：“那将是你们的自由选择。”
“九黎永远欢迎真正热爱科学的人。”
当天，研究所47名苏方科研人员中，38人签署了“交流协议”。
他们不知道的是，所谓的西贡分部根本不存在，他们去的就是九黎本土。
渠道二：远东的“技术转化中心”。
海参崴，“太平洋技术转化中心”。
这个中心表面上是将苏联军用技术民用化的合资企业，实则是九黎获取军事技术的渠道。
更有价值的是：它常年雇佣约200名退休或转业的苏联军工专家作为“顾问”。
政变次日，中心主任召集所有顾问：
“莫斯科的银行系统瘫痪了。”
“你们的退休金，顾问费，未来几个月可能都无法支付。”
老专家们骚动，他们中很多人全靠这份额外收入维持生计。
“九黎总部决定，”主任宣布，“所有顾问的合同转为九黎直接雇佣。”
“薪资以美元现金支付，立即生效。”
“但有一个条件……”
“工作需要前往九黎境内的新研发基地。”
“我们提供：全家搬迁费用，永久性住房，全套子女教育，免费医疗。”
“以及,继续研究你们真正感兴趣的课题，而不是被官僚体系浪费余生。”
一位曾参与“台风级”核潜艇设计的退休总工程师颤抖着问：
“我的研究涉及国家机密……”
“在九黎，”主任平静回答，“那将只是历史技术档案。”
“我们关心的不是用它造潜艇，而是其中的流体力学算法，材料科学数据，系统工程思想，这些才是真正的科学，超越国界。”
当天，132名退休专家签署新合同。
他们带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私人保存的设计图纸，实验笔记，失败教训记录，这些在官方档案中永远不会记载的“隐性知识”。
渠道三：乌克兰的“学术休假计划”。
基辅，乌克兰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这里的科学家面临双重困境：莫斯科的混乱，加上乌克兰即将独立的未知。
九黎的接触方式更精致：
第一步：紧急援助。
政变次日，九黎驻基辅的“科学文化交流处”立刻向研究所提供了10吨食品，3台柴油发电机，外加一批急需的实验试剂。
“这些是纯粹的人道援助，不求回报。”负责人说。
第二步：学术邀请。
一周后，研究所收到九黎科学院发来的正式邀请函：
“鉴于贵所在地球物理领域的卓越成就，特邀以下六位研究员赴西贡参加环太平洋地质动力学研讨会，全部费用由我方承担，可携带家属。”
被邀请的六人，正是名单A上标记的“顶尖且对苏联体制不满”的科学家。
第三步：留下选择。
研讨会结束后，负责人私下对六人说：
“诸位在会议上提出的理论，在西贡引起了极大兴趣。”
“我们有充足经费支持后续研究，如果你们愿意留下，当然，这完全自愿。”
六人中有四人当场同意。
另外两人有些犹豫。
“没关系，”负责人微笑，“你们可以先回国，但请收下这个。”
他递上两张卡片：九黎银行的匿名账户卡，每张已存入5万美元。
“无论你们未来如何选择，这些钱能让你们和家人度过困难时期。”
“记住账号和密码，卡片本身请销毁。”
两个月后，犹豫的两人中，有一人带着全家“度假”时经土耳其转机前往九黎。
他留下的纸条写道：“我不是背叛祖国，是祖国先背叛了科学。”
……
91年9月，北德文斯克，绝密设计局。
红旗勋章获得者，苏联核潜艇静音技术首席专家，安德烈耶维奇接到紧急通知：因“经费调整”，他领导的“海洋声学实验室”下月关闭，所有人员分流。
他知道真相：政变后上台的强硬派认为“与九黎合作项目泄密”，实验室成了替罪羊。
当晚，一位医生上门。
医生是他三十年前的学生，现在是九黎某研究机构的医疗顾问。
“老师，您的心脏，”学生看着心电图，“必须立即休养。”
“我建议您去气候温暖的地方疗养，比如马尔代夫。”
“我是涉密人员，不可能出国。”
“如果是突发心脏病，赴国外紧急治疗呢？”学生轻声说，“救护车已经在楼下。”
“所有文件，我们都准备好了。”
凌晨三点，救护车驶向机场。
飞机不是医疗专机，而是九黎航空的普通客机，但整个头等舱被包下，改装为临时重症监护室。
起飞前，安德烈耶维奇看着窗外逐渐远去的祖国灯火，流下眼泪。
学生握住他的手：“老师，您不是在背叛，您是在拯救知识，如果留在那里，您的知识将随着实验室一起被埋葬。在九黎，它会继续生长。”
安德烈耶维奇闭上眼睛。
他的行李箱里，没有衣物，只有三十本工作笔记，关于核潜艇如何在大洋中隐匿行踪的一切秘密。
……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娃，16岁，全苏数学奥林匹克三届金牌得主。
她的父亲是莫斯科大学数学教授，母亲是犹太裔小提琴家。
91年秋天，这个家庭面临三重危机：父亲因签署反政变声明被停职，母亲因犹太身份面临新排犹浪潮，家庭储蓄因卢布暴跌蒸发80%。
9月15日，一封来自“国际青年科学基金会”的信件送到了她的面前。
“尊敬的伊万诺娃女士：”
“我们荣幸地通知您，您的女儿叶卡捷琳娜，获得本年度丝绸之路科学天才全额奖学金。”
“该奖学金包含：”
“赴九黎国立科技大学预科班学习。（一年）”
“通过考核后直接进入本科，专业任选。”
“全额学费，住宿费，生活费。”
“每年一次往返探亲机票。”
“额外提供家庭援助金每月500美元（直接汇入指定账户）”
母亲哭了：“这是陷阱！他们想要卡佳！”
父亲沉默许久，说：“留在这里，她可能连大学都上不了。”
“你知道现在莫斯科大学是什么样子吗？”
“教授在街头卖面包，实验室暖气被切断……”
“但那是九黎！共产主义国家！”
“至少，”父亲苦笑，“那里的共产主义，还能给科学家一口饭吃。”
一周后，叶卡捷琳娜登上飞往西贡的航班。
送行时，父亲塞给她一本旧笔记本：“这是我未发表的函数论手稿。”
“在苏联，它可能永远无法出版，在九黎也许有机会。”
飞机上，叶卡捷琳娜打开笔记本，扉页写着：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当祖国不再需要科学时，科学家必须寻找需要科学的地方。”
“不要愧疚，要前行。”
……
维克多·彼得连科，47岁，乌克兰南方机械制造厂高级技工。
他是那种在档案中不起眼，但在生产线上不可或缺的人。
他能凭耳朵听出火箭发动机涡轮泵的异常振动，能用手摸出焊缝0.1毫米的错位。
没有学位，只有三十年积累的“手感”。
91年10月，工厂停产，他半年没拿到工资。
某天，一位“土耳其贸易公司代表”找到他：“我们在伊斯肯德伦有个发电厂建设项目，需要高压管道焊接专家。”
“合同期两年，月薪1500美元，现金支付，有兴趣吗？”
维克多犹豫：“我不会说土耳其语……”
“我们有翻译。而且，”代表压低声音，“项目实际雇主是九黎公司。”
“如果你表现好，结束后可能获得长期职位。”
“劳务输出”是九黎最隐蔽的招募方式：
先以第三国项目名义招募。
在中转国（土耳其，阿联酋，埃及）短暂停留。
以“项目变更”为由转往九黎。
在九黎境内提供“技术培训”，实质是长期雇佣。
维克多带着“赚两年钱就回来”的想法签约。
他没想到的是：在伊斯肯德伦的“发电厂”，实际是九黎的火箭发动机测试设施。
他“焊接的高压管道”，实际是新型发动机的燃料输送管。
两个月后，项目迁往吉隆坡，他随队前往，实际降落在九黎的航天基地。
当明白真相时，维克多愤怒地找代表理论。
代表平静回答：
“维克多·亚历山德罗维奇，看看您的账户。”
维克多查看，过去两个月，除了工资，还有一笔“特殊技能补贴”5000美元。
“在苏联，您这样的工匠月薪相当于50美元。”
“在这里，您的知识被真正尊重和回报。”
“而且，”代表指向窗外巨大的试验台，“您不想看到自己焊接的管道，把卫星送上太空吗？”
“在乌克兰，您焊接的发动机可能永远封存在仓库里。”
维克多沉默。
他看着试验台上那台发动机，其中燃料阀门的焊缝出自他手。
那种完美，精确，承载着人类离开地球梦想的焊缝。
他妥协了。
不是为钱，是为自己的手艺还能有用武之地。
截至91年12月31日，九黎“人才收获行动”阶段性报告：
已转移人员统计。
名单A（核心科学家）：487人目标中，已转移329人。
包括：核物理专家41人，航天工程师87人，计算机科学家63人，导弹专家52人，其他86人。
名单B（天才少年）：1243人目标中，已转移992人。
数学物理类612人，生物化学类193人，工程类187人。
名单C（技术工匠）：5326人目标中，已转移4874人。
主要领域：精密加工，特种焊接，光学仪器调试，核设施维护。
附带收获
技术资料：约15吨纸质文件，3.2万卷微缩胶片，870盘实验录像。
以“废金属”“二手设备”名义采购的精密仪器217台。
通过已转移人员，获得其同事，学生，合作者名单约5000人，作为下一阶段目标。
人均成本：约5.2万美元。
“每花费5万美元获得一位顶尖科学家，”周海平总结，“相当于用一辆豪华轿车的价格，买到了一个可能创造数十亿价值的头脑。”
“这是人类历史上性价比最高的投资。”
91年11月，莫斯科，克格勃残余机构内部通报。
“近期发现多起科研人员以非正常渠道出境案例。”
“初步判断与外国情报机构招募有关。”
“但由于：相关出入境管理陷入混乱，边防部队经费短缺，检查松懈，地方官员收受贿赂现象严重，部分人员持伪造文件难以识别。”
“目前无法有效遏制。”
“建议各科研单位加强人员思想教育，但鉴于普遍欠薪问题，教育效果有限。”
实际上，许多苏联官员选择了默许甚至配合：
安德烈是远东某基地后勤部主任，负责审批“退役军用设备作为废金属出口”的文件。九黎中间人找到他：
“这批废钢铁里，我们会混入三台完好的精密机床。”
“这是5万美元。签个字就好。”
军官问：“机床是机密设备。”
“很快就没有机密了，国家都要没了，机密留给谁？”
“不如换成美元，至少能让你的孩子未来有饭吃。”
军官签字。
瓦连科是负责“国际交流学生”政审的官员。
九黎方面提供名单：“这些学生申请去土耳其参加夏令营，请批准。”
他看出名单上的学生全是数学，物理竞赛优胜者。
“这是人才流失……”
“每人批准，你可以获得1000美元。”
“或者，你拒绝，他们通过黑市护照同样能走，你一分钱没有，还要被骂阻碍学生国际交流。”
他批准了。
崩溃的体系催生了普遍的道德妥协。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算计，国家利益成了最遥远的概念。
一个帝国静静崩塌。
另一个文明，正用从帝国灰烬中捡拾的智慧碎片，拼凑自己的上升之路。
龙怀安面前的不是政变新闻，而是三份厚度惊人的档案册。
封面上印着绝密标识和代号：
《名单A：核心技术领域带头人》
共计 487人，涉及学科：核物理，航天，导弹，超级计算机，潜艇静音技术。
《名单B：未来潜力天才少年》
共计1243人，都是全苏奥林匹克竞赛金奖得主，少年科学院成员，特殊学校天才班成员。
《名单C：关键技术工匠与工程师》
共计5326人，全都是精密机床操作大师，火箭发动机焊接专家，核潜艇声呐调试员。
周海平说道：“这都是我们过去十年在中亚，远东，乌克兰设立的联合研究项目中，以合作名义接触并评估的科学家。”
“全都经过了科学奥林匹克计划的筛选。”
时间倒回1983年。
九黎教育部启动“丝绸之路青年科学交流计划”，表面上是文化项目，实则是人才早期识别系统。
九黎每年举行数学—物理奥林匹克夏令营。
每年邀请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约200名中学生参加。
在阿拉木图或塔什干举办。
测试题由九黎科学院设计，表面是竞赛，实则是认知模式与创造潜力评估。
对表现出色的学生，提供“赴九黎短期交流奖学金”。
实际运作中，则是在进行重点观察：这些人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家庭经济状况（贫困者优先），对现状的不满程度，语言学习能力等。
并建立长期追踪档案。
每个参与学生建立独立档案，记录：学术成长轨迹，家庭变故（父母失业，患病等），政治倾向变化，人际关系网络等重要信息。
到91年，这个系统已运行八年，积累了超过5000名苏联青少年的详细档案。
其中1243人被标记为“高潜力，高可塑性，高招募成功率”。
……
90年12月，东柏林一家安全屋。
克格勃第五总局副局长瓦列里·彼得罗夫与九黎情报官会面。
他带来的不是情报，而是整个苏联尖端科技人才数据库的微缩胶片。
“你有什么条件？”九黎方面问。
“第一，政变发生时，帮我全家撤离。”
“第二，在九黎给我一个实验室主任的位置，预算不低于我在苏联时的水平。”
“第三，”彼得罗夫苦笑，“不要让我从事武器研究，我累了。”
“成交。”
这份数据库包含：
苏联所有涉密科研单位的人员详细履历。
每个人的政治审查记录。
家庭关系，弱点，不满情绪记录。
正在进行的绝密项目清单及负责人。
“克格勃监视科学家是为了控制他们，”周海平在汇报时说，“但现在，这份监视记录成了我们招募他们的最佳指南，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压力点在哪里。”
91年8月20日，政变第二天，行动全面启动。
九黎没有从零开始，而是激活了三条铺设多年的渠道：
渠道一：中亚的“联合研究所”。
阿拉木图，“中亚应用物理联合研究所”。
这座建于87年的研究所，名义上是苏联科学院与九黎科学院的合作项目，实际上由九黎全额资助。
所长是苏联院士伊万诺夫，但副所长，财务主管，设备采购主管全是九黎人。
政变消息传来当天，副所长张明哲召集所有苏方科研人员：
“同志们，莫斯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研究所的经费一直来自九黎，不会受影响。但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他播放了一段录音，克格勃驻阿拉木图负责人的电话截获：“一旦政局稳定，所有与外国合作项目都要重新审查，相关人员必须接受忠诚调查。”
实验室一片死寂。
“现在，我有一个提议。”张明哲说，“研究所在西贡设有分部，愿意继续研究的同事，可以短期交流名义前往，为期一年。”
“期间薪资以美元支付，是现在的三倍。”
“家属可同行，同时，我们还可以安排子女入学，并给各位提供匹配身份的住房。”
“如果，我们不回来呢？”一位年轻研究员低声问。
张明哲微笑：“那将是你们的自由选择。”
“九黎永远欢迎真正热爱科学的人。”
当天，研究所47名苏方科研人员中，38人签署了“交流协议”。
他们不知道的是，所谓的西贡分部根本不存在，他们去的就是九黎本土。
渠道二：远东的“技术转化中心”。
海参崴，“太平洋技术转化中心”。
这个中心表面上是将苏联军用技术民用化的合资企业，实则是九黎获取军事技术的渠道。
更有价值的是：它常年雇佣约200名退休或转业的苏联军工专家作为“顾问”。
政变次日，中心主任召集所有顾问：
“莫斯科的银行系统瘫痪了。”
“你们的退休金，顾问费，未来几个月可能都无法支付。”
老专家们骚动，他们中很多人全靠这份额外收入维持生计。
“九黎总部决定，”主任宣布，“所有顾问的合同转为九黎直接雇佣。”
“薪资以美元现金支付，立即生效。”
“但有一个条件……”
“工作需要前往九黎境内的新研发基地。”
“我们提供：全家搬迁费用，永久性住房，全套子女教育，免费医疗。”
“以及,继续研究你们真正感兴趣的课题，而不是被官僚体系浪费余生。”
一位曾参与“台风级”核潜艇设计的退休总工程师颤抖着问：
“我的研究涉及国家机密……”
“在九黎，”主任平静回答，“那将只是历史技术档案。”
“我们关心的不是用它造潜艇，而是其中的流体力学算法，材料科学数据，系统工程思想，这些才是真正的科学，超越国界。”
当天，132名退休专家签署新合同。
他们带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私人保存的设计图纸，实验笔记，失败教训记录，这些在官方档案中永远不会记载的“隐性知识”。
渠道三：乌克兰的“学术休假计划”。
基辅，乌克兰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这里的科学家面临双重困境：莫斯科的混乱，加上乌克兰即将独立的未知。
九黎的接触方式更精致：
第一步：紧急援助。
政变次日，九黎驻基辅的“科学文化交流处”立刻向研究所提供了10吨食品，3台柴油发电机，外加一批急需的实验试剂。
“这些是纯粹的人道援助，不求回报。”负责人说。
第二步：学术邀请。
一周后，研究所收到九黎科学院发来的正式邀请函：
“鉴于贵所在地球物理领域的卓越成就，特邀以下六位研究员赴西贡参加环太平洋地质动力学研讨会，全部费用由我方承担，可携带家属。”
被邀请的六人，正是名单A上标记的“顶尖且对苏联体制不满”的科学家。
第三步：留下选择。
研讨会结束后，负责人私下对六人说：
“诸位在会议上提出的理论，在西贡引起了极大兴趣。”
“我们有充足经费支持后续研究，如果你们愿意留下，当然，这完全自愿。”
六人中有四人当场同意。
另外两人有些犹豫。
“没关系，”负责人微笑，“你们可以先回国，但请收下这个。”
他递上两张卡片：九黎银行的匿名账户卡，每张已存入5万美元。
“无论你们未来如何选择，这些钱能让你们和家人度过困难时期。”
“记住账号和密码，卡片本身请销毁。”
两个月后，犹豫的两人中，有一人带着全家“度假”时经土耳其转机前往九黎。
他留下的纸条写道：“我不是背叛祖国，是祖国先背叛了科学。”
……
91年9月，北德文斯克，绝密设计局。
红旗勋章获得者，苏联核潜艇静音技术首席专家，安德烈耶维奇接到紧急通知：因“经费调整”，他领导的“海洋声学实验室”下月关闭，所有人员分流。
他知道真相：政变后上台的强硬派认为“与九黎合作项目泄密”，实验室成了替罪羊。
当晚，一位医生上门。
医生是他三十年前的学生，现在是九黎某研究机构的医疗顾问。
“老师，您的心脏，”学生看着心电图，“必须立即休养。”
“我建议您去气候温暖的地方疗养，比如马尔代夫。”
“我是涉密人员，不可能出国。”
“如果是突发心脏病，赴国外紧急治疗呢？”学生轻声说，“救护车已经在楼下。”
“所有文件，我们都准备好了。”
凌晨三点，救护车驶向机场。
飞机不是医疗专机，而是九黎航空的普通客机，但整个头等舱被包下，改装为临时重症监护室。
起飞前，安德烈耶维奇看着窗外逐渐远去的祖国灯火，流下眼泪。
学生握住他的手：“老师，您不是在背叛，您是在拯救知识，如果留在那里，您的知识将随着实验室一起被埋葬。在九黎，它会继续生长。”
安德烈耶维奇闭上眼睛。
他的行李箱里，没有衣物，只有三十本工作笔记，关于核潜艇如何在大洋中隐匿行踪的一切秘密。
……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娃，16岁，全苏数学奥林匹克三届金牌得主。
她的父亲是莫斯科大学数学教授，母亲是犹太裔小提琴家。
91年秋天，这个家庭面临三重危机：父亲因签署反政变声明被停职，母亲因犹太身份面临新排犹浪潮，家庭储蓄因卢布暴跌蒸发80%。
9月15日，一封来自“国际青年科学基金会”的信件送到了她的面前。
“尊敬的伊万诺娃女士：”
“我们荣幸地通知您，您的女儿叶卡捷琳娜，获得本年度丝绸之路科学天才全额奖学金。”
“该奖学金包含：”
“赴九黎国立科技大学预科班学习。（一年）”
“通过考核后直接进入本科，专业任选。”
“全额学费，住宿费，生活费。”
“每年一次往返探亲机票。”
“额外提供家庭援助金每月500美元（直接汇入指定账户）”
母亲哭了：“这是陷阱！他们想要卡佳！”
父亲沉默许久，说：“留在这里，她可能连大学都上不了。”
“你知道现在莫斯科大学是什么样子吗？”
“教授在街头卖面包，实验室暖气被切断……”
“但那是九黎！共产主义国家！”
“至少，”父亲苦笑，“那里的共产主义，还能给科学家一口饭吃。”
一周后，叶卡捷琳娜登上飞往西贡的航班。
送行时，父亲塞给她一本旧笔记本：“这是我未发表的函数论手稿。”
“在苏联，它可能永远无法出版，在九黎也许有机会。”
飞机上，叶卡捷琳娜打开笔记本，扉页写着：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当祖国不再需要科学时，科学家必须寻找需要科学的地方。”
“不要愧疚，要前行。”
……
维克多·彼得连科，47岁，乌克兰南方机械制造厂高级技工。
他是那种在档案中不起眼，但在生产线上不可或缺的人。
他能凭耳朵听出火箭发动机涡轮泵的异常振动，能用手摸出焊缝0.1毫米的错位。
没有学位，只有三十年积累的“手感”。
91年10月，工厂停产，他半年没拿到工资。
某天，一位“土耳其贸易公司代表”找到他：“我们在伊斯肯德伦有个发电厂建设项目，需要高压管道焊接专家。”
“合同期两年，月薪1500美元，现金支付，有兴趣吗？”
维克多犹豫：“我不会说土耳其语……”
“我们有翻译。而且，”代表压低声音，“项目实际雇主是九黎公司。”
“如果你表现好，结束后可能获得长期职位。”
“劳务输出”是九黎最隐蔽的招募方式：
先以第三国项目名义招募。
在中转国（土耳其，阿联酋，埃及）短暂停留。
以“项目变更”为由转往九黎。
在九黎境内提供“技术培训”，实质是长期雇佣。
维克多带着“赚两年钱就回来”的想法签约。
他没想到的是：在伊斯肯德伦的“发电厂”，实际是九黎的火箭发动机测试设施。
他“焊接的高压管道”，实际是新型发动机的燃料输送管。
两个月后，项目迁往吉隆坡，他随队前往，实际降落在九黎的航天基地。
当明白真相时，维克多愤怒地找代表理论。
代表平静回答：
“维克多·亚历山德罗维奇，看看您的账户。”
维克多查看，过去两个月，除了工资，还有一笔“特殊技能补贴”5000美元。
“在苏联，您这样的工匠月薪相当于50美元。”
“在这里，您的知识被真正尊重和回报。”
“而且，”代表指向窗外巨大的试验台，“您不想看到自己焊接的管道，把卫星送上太空吗？”
“在乌克兰，您焊接的发动机可能永远封存在仓库里。”
维克多沉默。
他看着试验台上那台发动机，其中燃料阀门的焊缝出自他手。
那种完美，精确，承载着人类离开地球梦想的焊缝。
他妥协了。
不是为钱，是为自己的手艺还能有用武之地。
截至91年12月31日，九黎“人才收获行动”阶段性报告：
已转移人员统计。
名单A（核心科学家）：487人目标中，已转移329人。
包括：核物理专家41人，航天工程师87人，计算机科学家63人，导弹专家52人，其他86人。
名单B（天才少年）：1243人目标中，已转移992人。
数学物理类612人，生物化学类193人，工程类187人。
名单C（技术工匠）：5326人目标中，已转移4874人。
主要领域：精密加工，特种焊接，光学仪器调试，核设施维护。
附带收获
技术资料：约15吨纸质文件，3.2万卷微缩胶片，870盘实验录像。
以“废金属”“二手设备”名义采购的精密仪器217台。
通过已转移人员，获得其同事，学生，合作者名单约5000人，作为下一阶段目标。
人均成本：约5.2万美元。
“每花费5万美元获得一位顶尖科学家，”周海平总结，“相当于用一辆豪华轿车的价格，买到了一个可能创造数十亿价值的头脑。”
“这是人类历史上性价比最高的投资。”
91年11月，莫斯科，克格勃残余机构内部通报。
“近期发现多起科研人员以非正常渠道出境案例。”
“初步判断与外国情报机构招募有关。”
“但由于：相关出入境管理陷入混乱，边防部队经费短缺，检查松懈，地方官员收受贿赂现象严重，部分人员持伪造文件难以识别。”
“目前无法有效遏制。”
“建议各科研单位加强人员思想教育，但鉴于普遍欠薪问题，教育效果有限。”
实际上，许多苏联官员选择了默许甚至配合：
安德烈是远东某基地后勤部主任，负责审批“退役军用设备作为废金属出口”的文件。九黎中间人找到他：
“这批废钢铁里，我们会混入三台完好的精密机床。”
“这是5万美元。签个字就好。”
军官问：“机床是机密设备。”
“很快就没有机密了，国家都要没了，机密留给谁？”
“不如换成美元，至少能让你的孩子未来有饭吃。”
军官签字。
瓦连科是负责“国际交流学生”政审的官员。
九黎方面提供名单：“这些学生申请去土耳其参加夏令营，请批准。”
他看出名单上的学生全是数学，物理竞赛优胜者。
“这是人才流失……”
“每人批准，你可以获得1000美元。”
“或者，你拒绝，他们通过黑市护照同样能走，你一分钱没有，还要被骂阻碍学生国际交流。”
他批准了。
崩溃的体系催生了普遍的道德妥协。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算计，国家利益成了最遥远的概念。
一个帝国静静崩塌。
另一个文明，正用从帝国灰烬中捡拾的智慧碎片，拼凑自己的上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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