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馆就在旁边的巷子里,不大,菜做得很地道。

  林薇已经到了,正坐在窗边翻菜单,穿件米白色的毛衣,看到他们进来,笑着招手:“苏逸,好久不见。”

  “嫂子好。”苏逸坐下,搓了搓手,“今天可麻烦你们了。”

  “客气什么。”林薇把菜单递给他,“想吃什么点,别客气。你刚来京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说,别跟我们见外。”

  三个人边吃边聊,苏逸问了很多工作上的问题,周成都一一解答。

  吃完饭出来,天已经黑了。

  路灯亮起来,昏黄的光洒在路面上。

  周成送苏逸到他租的小区楼下:“有问题随时打电话。周末没事就去家里吃饭。”

  “知道了老周。”苏逸点点头,“你放心,我肯定好好学,不给你丢脸。”

  “说什么丢脸不丢脸的。”周成笑了,“学到东西是自己的。上去吧,早点休息。”

  看着周成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苏逸才转身上楼。

  ……

  而另一边,周成慢慢走回桂苑小区。

  楼道里的声控灯随着脚步声一层层亮起,他掏出钥匙开门,客厅的灯还亮着,林薇正坐在沙发上看文献。

  “送苏逸回去了?”林薇抬头问。

  “嗯,安顿好了。”周成换了鞋走过去,坐在她旁边,“他基础不错,就是见的复杂病例少,带一带能起来。”

  “挺好的,多个熟人在这边,你也有个伴。”林薇靠在他肩膀上,“对了,下周末大动脉炎多中心研究开第一次线下会,你准备一下开场发言。”

  “好,我明天把PPT改改。”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翻书的沙沙声。

  窗外的夜色很浓,远处的城市灯火点点。

  周成看着身边的林薇,想着白天的手术,想着正在推进的研究,心里很踏实。

  日子就像这样,一步一步,稳稳当当往前走。

  ……

  十一月下旬的京都,初冬的寒意已经浸了满城。

  清晨的风裹着细霜,枝桠上最后几片金叶打着旋儿落下来,铺在青灰色的台阶上。

  京都国际会议中心三楼的大会议厅里,暖气管烧得正足,空气里混着淡淡的咖啡香和打印纸的油墨味。

  主席台上铺着藏蓝色的桌布,这次会议的主题正是“首届全国大动脉炎冠脉受累研讨会”。

  八点刚过,参会的人就陆续进场了。

  来的都是国内各大医院的心内科、风湿免疫科专家,北到冰城,南到羊城,足足一百二十多人。

  有人拖着黑色的登机箱,刚下高铁就赶过来。

  有人三五成群站在过道里聊天,领口别着参会名牌。

  苏逸也来了,是方明带他来开阔眼界的。

  他挤在后排的位置上,看着前面那些只在教科书和期刊上见过名字的专家,心里有点激动。

  他手里拿着个笔记本,笔都拧开了,就等着周成上台。

  八点半,会议正式开始。

  邹立乾作为荣誉主席,率先走上台。

  他穿一身深灰色的西装,里面是件藏青色的羊毛衫,头发两鬓全白了,但腰板挺得很直。

  “各位同道,早上好。”

  邹立乾的声音透过音响传遍全场,带着点沙哑,却很有力量。

  “今天把大家请来,就聊一个病——多发性大动脉炎的冠脉受累。这个病少见,误诊率高,治疗不规范,很多年轻患者本来能救,最后耽误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今天的主讲人,是我们京都心血管病医院的周成医生。他刚从克利夫兰医学中心进修回来,在那边整理了十年的病例数据,做了系统的研究。接下来,就请周成医生跟大家分享。”

  他的话不多,直入正题。

  台下响起一阵礼貌的掌声。

  周成从主席台侧边走上来,穿一身深黑色的西装,白衬衫领口平整,没打领带,显得利落又沉稳。

  他比在场绝大多数专家都年轻,脸上还带着点青年人的锐气。

  掌声落下去的时候,台下已经有了细碎的议论声。

  “这么年轻?看着也就三十出头吧?”坐在第三排的一个中年医生压低声音跟旁边的人说,“克利夫兰回来的?别是镀了层金就出来讲课吧。”

  旁边的人是来自魔都某三甲医院的心内科主任,姓陈,五十多岁,戴一副厚框眼镜,端着保温杯抿了一口茶,没说话,眼神里带着点审视。

  他不是没听说过周成,芝加哥研讨会的事国内学界也有耳闻。

  但他总觉得,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手术做得好有可能,科研还能做出花来?

  多半是团队包装,背后有大佬撑着,说不定连论文都是别人代写的。

  类似的猜测不在少数。

  在场的大多是熬了二三十年的老专家,见过太多靠背景、靠资源起来的年轻人。

  周成太年轻了,年轻到让人很难相信,他能独立完成这么系统的罕见病研究。

  甚至有人私下里嘀咕,说他肯定是医二代,家里有人在学界铺路,不然怎么可能刚回国就挑大梁开全国研讨会。

  周成像是没听见台下的议论,点开PPT,第一页是研究背景。

  他握着激光笔,语速平稳:“各位老师好,我是周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克利夫兰医学中心过去十年56例大动脉炎冠脉受累患者的诊疗数据,以及我们国内多中心初步入组的32例病例分析。”

  没有客套话,直接切入正题。

  他先讲流行病学数据,从大动脉炎的人群分布,讲到冠脉受累的发生率,再讲常见的受累部位——左主干开口最多见,其次是前降支近端。

  每一个数据都标注了来源,是自己的队列数据,还是引用的文献,清清楚楚。

  接下来是诊断部分。

  他放了三组对比图:动脉粥样硬化、自发性冠脉夹层、大动脉炎的冠脉CTA和造影图像并排列着,逐个标注鉴别点。

  “很多老师容易把早期大动脉炎当成动脉粥样硬化。”

  “两者核心的区别,第一是管壁增厚的形态,动脉粥样硬化是偏心性、脂质核心、易钙化,大动脉炎是环形、全层增厚、活动期多无钙化。”

  “第二是患者特征,年轻女性、合并全身炎症表现、无传统危险因素,要首先排查大动脉炎。”

  他翻到下一页,是17个容易漏诊的预警信号。

  从“不明原因的心包积液”到“单侧上肢血压降低”,每条都配了一个简短的病例。

  台下的议论声渐渐小了。

  原本靠在椅背上的陈主任坐直了身子,手里的保温杯放下了。

  旁边的中年医生也不聊天了,盯着屏幕上的对比图,若有所思。

  苏逸坐在后排,手里的笔飞快地写。

  他就知道,老周一开口,肯定能镇住场子。

  讲完诊断,就是治疗部分,这是最核心、也最容易有争议的地方。

  “治疗的核心原则,是先抗炎,后血运重建。”周成的语气很坚定,“活动期绝对不建议常规植入支架。我们的队列里,7例活动期介入的患者,100%出现并发症,5例支架内再狭窄,2例支架内血栓。而12例先抗炎、稳定后再手术的患者,无一例严重并发症,远期通畅率92%。”

  他放出了具体的生存曲线和并发症对比柱状图,每一组数据都标了标准差和P值,统计学差异清清楚楚。

  “抗炎方案首选糖皮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激素起始剂量1mg/kg/d,根据血沉、C反应蛋白逐步减量,总疗程至少2年。免疫抑制剂优先环磷酰胺,不能耐受的可以换吗替麦考酚酯或者生物制剂。”

  周成又讲了血运重建的时机——炎症指标正常至少3个月,没有临床活动表现。

  同时还有手术方式的选择,左主干病变优先搭桥,局限性狭窄可以考虑介入。

  整整一个半小时的分享,没有空泛的理论,全是实打实的数据、病例、可操作的方案。

  从诊断到治疗,从急性期处理到长期管理,环环相扣,逻辑严丝合缝。

  台下静悄悄的,只有偶尔响起的手机拍照声。

  陈主任盯着屏幕上的并发症数据,眉头皱着,不是质疑,是在对照自己以前遇到过的病例。

  他想起三年前有个35岁的女患者,左主干狭窄,当时放了支架,半年后就再狭窄了,现在想想,说不定就是大动脉炎活动期做的手术。

  ……

  “分享结束,进入提问环节。”邹立乾话音刚落,来自西京医院的张教授就举手了。

  他今年六十多岁,是国内血管炎领域的老专家,头发全白了,但是声音却依旧洪亮:“周医生,我有个问题。你说活动期不能介入,那如果患者左主干重度狭窄,反复心绞痛,甚至有心梗风险,炎症指标一时半会儿降不下来,怎么办?总等着吗?”

  这个问题很尖锐,也是临床最常遇到的困境。

  台下所有人都盯着周成,看他怎么答。

  周成点点头,显然早有准备:“张老师问得很好。这种高风险的患者,我们分两种情况。第一种,药物能控制症状,就强化抗炎治疗,用激素冲击加生物制剂,尽快把炎症压下去,稳定后再手术。”

  “第二种,药物控制不住,有急性闭塞风险,那就做过渡性治疗。只做球囊扩张,不植入支架,先开通血管、缓解缺血,等炎症控制住了,再根据情况决定要不要放支架。我们队列里有2例这种情况,都是急诊球囊扩张,术后抗炎半年,复查狭窄都减轻到50%以下,不用再二次手术。”

  他调出那两例患者的造影前后对比图。

  术前术后的血管直径、炎症指标变化,标得清清楚楚。

  张教授点点头,坐了下去,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第二个提问的就是魔都的陈主任。

  他是国内心内科领域的顶级专家,牵头很多重点项目,在科研方面有绝对的话语权。

  陈主任扶了扶眼镜,试探性地询问道:“周医生,你的数据主要来自克利夫兰的西方人群。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大动脉炎的表型上有差异,比如我们东方人主动脉弓上分支受累更多,西方人肾动脉受累更多。你怎么确定你的治疗方案适合中国患者?国内32例的样本量还是太小了。”

  这话已经带了点质疑研究适用性的意思。

  台下不少人都跟着点头。

  周成没有急着辩解,先认同了他的观点:“陈主任说得对,种族差异确实存在。所以我们才启动这次全国多中心研究,就是要积累我们自己的人群数据。”

  他翻到下一页PPT,是国内32例患者的基线特征和初步随访结果。

  “目前入组的32例,全部是汉族患者,平均年龄24岁,90%是女性,左主干受累占比72%,确实比西方人群比例高。”

  “但在治疗反应上,激素联合环磷酰胺的有效率是87.5%,和西方人群数据接近。先抗炎后手术的11例患者,目前随访最长18个月,只有1例出现轻度再狭窄,和克利夫兰的结果趋势一致。”

  “当然,样本量小是事实。”周成语气坦诚,“所以今天请各位老师来,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加入多中心研究,一起积累病例。目标是两年内入组200例,拿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诊疗数据,制定适合我们的指南。”

  陈主任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周成这么坦诚。

  既不夸大数据,也不回避问题,还主动邀请大家参与研究。

  他沉吟了一下,点了点头:“说得有道理。我们医院也有十几例这样的患者,回头我整理一下,加入你们的研究。”

  台下响起一阵低低的赞叹声。

  能让魔都的陈主任主动说加入,可见周成的回答确实说到了点子上。

  第三个提问的是来自羊城的一位年轻主任,三十八九岁,说话比较直接。

  “周医生,恕我直言。你这么年轻,既要做手术又要搞科研,还要牵头多中心研究,精力顾得过来吗?我听说克利夫兰那篇JACC论文,你是第一作者,平时手术那么多,哪来的时间整理数据、写论文?”

  这话看似问时间,其实就是在隐晦地质疑。

  论文是不是你自己写的?

  研究是不是你自己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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