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要做这笔生意吗？”
陈峰停下脚步，回头看他：“王部长，你觉得兰芳立国以来，做过多少笔‘不光彩’的生意？卖给德国战舰，卖给英国战舰，现在又要做人命贩子。”
他走近一步，目光如炬：“但因为我们做了这些生意，兰芳有了世界一流的造船厂，有了正在崛起的工业，有四千万人能吃饱饭，有孩子能上学，有老人能看病。你说，值不值得？”
王文武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我也不喜欢这样。”陈峰语气低下来，“但这就是现实。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你要么当吃肉的，要么当被吃的。兰芳选择当吃肉的，就要承受吃肉的代价——良心不安，睡不好觉，被后人咒骂。”
他望向夜空，星星开始出现。陈峰有些话不方便对王文武说，另一个世界，樱花国手里有多少华夏人的血，而且地球的压力太大了，人口太多了，现在有个合理的机会········
“但至少，我们活下来了。而且……活得越来越好。”
说完，他大步离开。背影在园林灯火中拉长，像一把出鞘的刀。
东京，首相官邸，9月15日，凌晨四点。
西园寺公望从婆罗洲回来已经二十四小时，但这二十四小时，他几乎没合眼。书房的灯一直亮着，陆军大臣大岛健一、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大藏大臣若槻礼次郎，三个内阁核心成员陪着他，同样满脸疲惫。
桌上摊着两份协议草案。
一份是《兰芳—樱花国关于粮食贸易及运输合作之协定》，简称“大米协议”。条款很优厚：兰芳每年向樱花国出口三百万吨大米，价格按国际市场价七折，持续五年。作为交换，樱花国所有从兰芳进口的货物必须使用兰芳船队运输。
另一份是《兰芳—樱花国关于劳务输出与军事合作之谅解备忘录》，简称“曹县协议”。这才是真正的核心，也是争议的焦点。
“……第五条第3款，”大藏大臣若槻念着草案，声音干涩，“‘劳务人员’之招募、训练、管理由樱花国政府负责，兰芳共和国提供必要协助。‘劳务人员’在输送途中之安全、健康、饮食等保障，由兰芳运输船队负责，费用从总报酬中扣除。”
他抬起头：“‘劳务人员’……他们知道这是在说要去打仗送死的人吗？”
“措辞必须这样。”外务大臣加藤解释，“如果写‘士兵’或‘雇佣兵’，就变成国家行为，违反国际法。写成‘劳务人员’，可以解释成民间自发外出务工，政府只是‘协助管理’。”
大岛健一接话：“关键是价格。三十五万人，总价七千万英镑。兰芳拿两千八百万，我们拿四千二百万。扣除征召、训练、装备、运输成本，净利三千五百万左右。”
他看向西园寺：“首相，三千五百万英镑！够买五百万吨大米，够全国吃一年半！！”
西园寺闭上眼睛：“那三十五万条命呢？”
书房陷入死寂。
许久，大岛咬牙说：“首相，我知道这话难听，但……曹县人的命，不是帝国子民的命。1894年我们打赢甲午战争，1905年我们打赢日俄战争，靠的是什么？是靠帝国军人的牺牲！现在，轮到曹县人为帝国牺牲了。”
他说得理直气壮，仿佛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西园寺睁开眼睛，看着这个军人：“大岛君，这话你敢公开说吗？”
大岛语塞。
“我们可以在心里这么想，但不能这么说。”西园寺缓缓道，“协议要签，人要送，钱要拿。但至少……我们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要知道，将来有一天，历史审判我们时，我们无法辩驳。”
他拿起笔，在“曹县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手很稳，但每写一笔，都像有千斤重。
“通知兰芳方面，我们同意。但有几个附加条件——”
他口述，加藤记录：
“第一，给德国的那二十五万人中，最多只能有五万是樱花国本土士兵。军官和士官必须全部是樱花国人可以同意。”
“第二，运输船必须悬挂兰芳国旗，名义是‘商业货轮’。如果被英国潜艇击沉，兰芳要负责索赔。”
“第三，武器装备必须是真的能用，不能用报废品糊弄。价格……可以再谈。”
“第四，”西园寺顿了顿，“所有‘劳务人员’在上船前，必须签署‘自愿出国务工合同’，明确写出去欧洲可能面临的危险。我们要保留这些文件，将来……也许有用。”
加藤快速记录：“明白。我这就去起草正式文本。”
“等等。”西园寺叫住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那是他在婆罗洲望北楼拍的，金黄的稻田在阳光下美不胜收。
他把照片放在协议上。
“把这个也放进档案。将来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什么签这样的协议……”他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就说……是为了让帝国的人，能吃上饭。”
加藤眼眶一红，低头接过照片：“是。”
四人离开书房时，天已经蒙蒙亮。东京街头开始有早起的人声，送报员的自行车铃声，豆腐店的叫卖声，普通人的生活还在继续。
他们不知道，就在这个清晨，一群远在千里之外、与他们素不相识的人，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西园寺独自站在窗前，望着渐亮的天空。
他想起陈峰最后说的话：“历史由胜利者书写。”
那么，樱花国……能成为胜利者吗？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如果现在不签这份协议，樱花国可能连书写历史的资格都没有了。
弱国无外交，只有……苟且的生存。
曹县，仁川港，1916年9月20日，清晨五点。
天色还是深蓝，海平面上刚泛起一线灰白。港口三号码头被探照灯照得雪亮，周围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樱花国宪兵，刺刀在灯光下闪着冷光。
码头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都是年轻男子，从十五六岁到三十出头，穿着破烂的麻布衣服，赤脚或穿着草鞋。他们被用绳子十人一组捆着手腕，像牲口一样串在一起，茫然地望着停在泊位上的那艘巨轮。
陈峰停下脚步，回头看他：“王部长，你觉得兰芳立国以来，做过多少笔‘不光彩’的生意？卖给德国战舰，卖给英国战舰，现在又要做人命贩子。”
他走近一步，目光如炬：“但因为我们做了这些生意，兰芳有了世界一流的造船厂，有了正在崛起的工业，有四千万人能吃饱饭，有孩子能上学，有老人能看病。你说，值不值得？”
王文武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我也不喜欢这样。”陈峰语气低下来，“但这就是现实。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你要么当吃肉的，要么当被吃的。兰芳选择当吃肉的，就要承受吃肉的代价——良心不安，睡不好觉，被后人咒骂。”
他望向夜空，星星开始出现。陈峰有些话不方便对王文武说，另一个世界，樱花国手里有多少华夏人的血，而且地球的压力太大了，人口太多了，现在有个合理的机会········
“但至少，我们活下来了。而且……活得越来越好。”
说完，他大步离开。背影在园林灯火中拉长，像一把出鞘的刀。
东京，首相官邸，9月15日，凌晨四点。
西园寺公望从婆罗洲回来已经二十四小时，但这二十四小时，他几乎没合眼。书房的灯一直亮着，陆军大臣大岛健一、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大藏大臣若槻礼次郎，三个内阁核心成员陪着他，同样满脸疲惫。
桌上摊着两份协议草案。
一份是《兰芳—樱花国关于粮食贸易及运输合作之协定》，简称“大米协议”。条款很优厚：兰芳每年向樱花国出口三百万吨大米，价格按国际市场价七折，持续五年。作为交换，樱花国所有从兰芳进口的货物必须使用兰芳船队运输。
另一份是《兰芳—樱花国关于劳务输出与军事合作之谅解备忘录》，简称“曹县协议”。这才是真正的核心，也是争议的焦点。
“……第五条第3款，”大藏大臣若槻念着草案，声音干涩，“‘劳务人员’之招募、训练、管理由樱花国政府负责，兰芳共和国提供必要协助。‘劳务人员’在输送途中之安全、健康、饮食等保障，由兰芳运输船队负责，费用从总报酬中扣除。”
他抬起头：“‘劳务人员’……他们知道这是在说要去打仗送死的人吗？”
“措辞必须这样。”外务大臣加藤解释，“如果写‘士兵’或‘雇佣兵’，就变成国家行为，违反国际法。写成‘劳务人员’，可以解释成民间自发外出务工，政府只是‘协助管理’。”
大岛健一接话：“关键是价格。三十五万人，总价七千万英镑。兰芳拿两千八百万，我们拿四千二百万。扣除征召、训练、装备、运输成本，净利三千五百万左右。”
他看向西园寺：“首相，三千五百万英镑！够买五百万吨大米，够全国吃一年半！！”
西园寺闭上眼睛：“那三十五万条命呢？”
书房陷入死寂。
许久，大岛咬牙说：“首相，我知道这话难听，但……曹县人的命，不是帝国子民的命。1894年我们打赢甲午战争，1905年我们打赢日俄战争，靠的是什么？是靠帝国军人的牺牲！现在，轮到曹县人为帝国牺牲了。”
他说得理直气壮，仿佛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西园寺睁开眼睛，看着这个军人：“大岛君，这话你敢公开说吗？”
大岛语塞。
“我们可以在心里这么想，但不能这么说。”西园寺缓缓道，“协议要签，人要送，钱要拿。但至少……我们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要知道，将来有一天，历史审判我们时，我们无法辩驳。”
他拿起笔，在“曹县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手很稳，但每写一笔，都像有千斤重。
“通知兰芳方面，我们同意。但有几个附加条件——”
他口述，加藤记录：
“第一，给德国的那二十五万人中，最多只能有五万是樱花国本土士兵。军官和士官必须全部是樱花国人可以同意。”
“第二，运输船必须悬挂兰芳国旗，名义是‘商业货轮’。如果被英国潜艇击沉，兰芳要负责索赔。”
“第三，武器装备必须是真的能用，不能用报废品糊弄。价格……可以再谈。”
“第四，”西园寺顿了顿，“所有‘劳务人员’在上船前，必须签署‘自愿出国务工合同’，明确写出去欧洲可能面临的危险。我们要保留这些文件，将来……也许有用。”
加藤快速记录：“明白。我这就去起草正式文本。”
“等等。”西园寺叫住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那是他在婆罗洲望北楼拍的，金黄的稻田在阳光下美不胜收。
他把照片放在协议上。
“把这个也放进档案。将来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什么签这样的协议……”他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就说……是为了让帝国的人，能吃上饭。”
加藤眼眶一红，低头接过照片：“是。”
四人离开书房时，天已经蒙蒙亮。东京街头开始有早起的人声，送报员的自行车铃声，豆腐店的叫卖声，普通人的生活还在继续。
他们不知道，就在这个清晨，一群远在千里之外、与他们素不相识的人，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西园寺独自站在窗前，望着渐亮的天空。
他想起陈峰最后说的话：“历史由胜利者书写。”
那么，樱花国……能成为胜利者吗？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如果现在不签这份协议，樱花国可能连书写历史的资格都没有了。
弱国无外交，只有……苟且的生存。
曹县，仁川港，1916年9月20日，清晨五点。
天色还是深蓝，海平面上刚泛起一线灰白。港口三号码头被探照灯照得雪亮，周围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樱花国宪兵，刺刀在灯光下闪着冷光。
码头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都是年轻男子，从十五六岁到三十出头，穿着破烂的麻布衣服，赤脚或穿着草鞋。他们被用绳子十人一组捆着手腕，像牲口一样串在一起，茫然地望着停在泊位上的那艘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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