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最后一周，天说冷就冷了下来。
皖南的冬天，来得总是慢吞吞的，可一旦来了，那湿冷便像是能渗进骨头缝里。
风从河滩那头卷过来，贴着地皮扫过枯草和田埂，钻进人的袖口、领口，刀子似的。
陆家湾彻底进入了农闲时节。
早稻早已归仓，晚稻也收割完毕，稻草捆成一个个矮胖的墩子，散在田里晒着。
男人们开始修整农具、挖塘泥积肥；女人们则忙着纺线、纳鞋底、补衣裳，准备过冬。
但村里的气氛，却比任何一个冬天都要燥热。
仓库里的煤油灯，亮得一天比一天晚。
那二十几个决心高考的年轻人，如今真正进入了冲刺阶段。
陈卫东从县里又捎来两批资料——一批是历年各省市高考真题的手抄汇编，虽然年代混乱，题型不一，但已是雪中送炭；
另一批是他和几位老师熬夜整理的《政治时事要点》和《语文作文范文》，油墨都还没干透，散发着浓烈的气味。
每个人桌上都垒起了高高的“书山”，大多是手抄本、油印册，边角卷起，纸页泛黄，却被摩挲得发亮。
陆怀民的桌前，除了公共的资料，还多了陈卫东私下塞给他的几本《数学通报》和《物理学报》合订本。
里面的文章和题目，明显比高考大纲深得多，但他啃得津津有味。
有些涉及微积分和矩阵的大学内容的题，他都能独自解出来，在前世是四十岁后才系统自学的，如今在十六岁的头脑里重新生根，竟有种水到渠成的感觉。
考前两天，陆怀民去了趟县中学教务处，领回了自己的准考证。
准考证是一张半个巴掌大小的硬纸片，浅黄色的底，旁边用蓝色钢笔工整地填写着：姓名陆怀民，考号197734000177，报考科类理工科，考试地点县第一中学第三考场。右下角盖着县招生办公室的红章。
领完准考证的当天傍晚，天就阴了下来。
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着村庄，空气里弥漫着雨雪将至的湿冷。
陆建国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眼睛盯着天色，眉头越皱越紧。
“看这样子，要下雪。”他吐出一口烟，对屋里的周桂兰说，“一下雪，班车怕是要停。”
周桂兰正缝着一件旧棉袄，闻言停下手里的针线：“那咋办？怀民后天就得去县里考试了。”
“我去想想办法。”陆建国磕掉烟灰，起身进了里屋。
陆怀民在隔壁屋里，正最后一次清点考试要带的东西：准考证、钢笔、铅笔、橡皮、尺子，东西不多，但他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怀民。”父亲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陆怀民开门，看见父亲站在门口，身上已经披了件旧棉大衣：“我出去一趟，晚点回。”
“爹，这么晚了去哪？”
“去趟镇上。”陆建国简短地说，“雪要是下来，班车肯定停。我去问问，看能不能借辆自行车。”
陆怀民心里一紧：“爹……”
“在家等着。”父亲已经转身出了院子，身影很快消失在渐浓的暮色里。
夜里十点多，陆建国回来了。
身上沾满了泥点，棉大衣的肩膀处湿了一片。
他推着一辆半旧的二八大杠进了院子，车轮碾过冻硬的地面，发出沉闷的声响。
“借到了。”他把车靠在屋檐下，拍了拍车座，“王铁匠家的，说好了用四天，一天两毛钱。”
周桂兰赶紧从灶间端出热在锅里的饭菜：“快，先吃饭，冻坏了吧？”
陆建国洗了手，坐到桌边，端起碗呼呼地喝粥。粥已经不太热了，但他喝得很急。
“王铁匠说了，这车他常拾掇，胎气足，刹也灵。”他放下碗，看向儿子，“后天，我送你。”
“爹，二十多里路呢，带个人，雪地里不好骑。”陆怀民说。
“二十里算啥。”父亲摆摆手，“我年轻时，扛着百斤粮走三十里都不喘。骑车带个人，轻松。”
母亲也说：“让你爹送。你攒着精神，好好考。”
……
天气阴沉了一整天，到了第二天夜里，雪果然下来了。
陆怀民躺在被窝里，听着窗外簌簌的落雪声。
屋子里很冷，呵气成雾。
他把被子裹紧了些，手脚却还是冰凉的。
但心里有一团火，烧得他毫无睡意。
明天——不，已经是今天了——十二月十日，高考第一天。
这半年的光景，像走马灯似的在脑子里转，一切，都为了今天。
他闭上眼，强迫自己入睡。
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里，听见堂屋有细微的响动。
陆怀民悄悄起身，凑到门缝边往外瞧。
父母还没睡。
母亲就着如豆的灯火，正缝着什么——是件棉背心，用旧棉袄拆改的，手里絮着新弹的棉花。
父亲在一旁，笨拙却仔细地帮着抻线。
“这儿，多絮点儿。”父亲低声说，“考场里冷。”
“晓得。”母亲头也没抬，“这孩子，打小就怕冷。”
“要是考上了，去北边念书，更冷。”
“那咋办？”
“再做厚的。”父亲说，“把咱俩的袄子拆了，给他絮一件新的。”
“那咱俩……”
“咱俩在家，冻不着。”
母亲的手停了停，又继续缝。
灯光昏黄，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依偎在一起。
陆怀民轻轻关上门，回到床上，用被子蒙住头。
被子很厚，是母亲今年新弹的棉花，又软又暖。
窗外的雪还在下，沙沙，沙沙，像时间在轻轻地走。
陆怀民翻了个身，再次强迫自己入睡。
……
天还没亮，陆怀民就醒了。
其实他一夜没怎么睡踏实，迷迷糊糊的，总在做梦——一会儿在考场，题目怎么也看不清；一会儿在田里割稻，镰刀忽然断了；一会儿又看见妹妹晓梅在煤油灯下写字，写着写着，字变成了蝴蝶飞走了……
他坐起身，屋子里一片漆黑。摸索着划亮火柴，点亮床头的煤油灯。
昏黄的光晕散开，照亮了简陋的屋子：土墙，木窗，一张旧桌子，一把椅子，墙角堆着几本书。
桌上摆着他要带的文具袋，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张准考证。
他穿好衣服——是最厚实的一套，母亲昨天夜里拆了旧棉袄改的，虽然补丁摞补丁，但絮得厚实。
又套上父亲那件宽大的旧棉大衣，顿时暖和了许多。
推开门，一股寒气扑面而来。
院子里白茫茫一片。雪已经停了，地上积了足有半尺厚，屋檐下垂着冰溜子。
灶间亮着灯，母亲已经在忙活了。
“起来了？”母亲从灶膛前抬起头，脸被火光映得红扑扑的，“快来烤烤火，早饭马上好。”
陆怀民走过去，蹲在灶膛边。柴火噼啪作响，热气烘着脸，冻僵的手脚渐渐回暖。
父亲也从里屋出来了，一边穿棉大衣一边说：“雪停了，路上能走。我看了天，今天应该不会再下。”
“爹，我自己骑车去就行。”陆怀民说，“二十多里雪路，您带着我太吃力。”
“你骑车？”父亲看了他一眼，“雪地里摔一跤咋办？伤着手还咋写字考试？”
陆怀民不吭声了。他知道，父亲定了的事，谁也拗不过。
早饭是热腾腾的玉米粥，还有母亲特意蒸的白面馒头——平日里舍不得吃的细粮，今天破例了。
一家人围坐在小桌旁，安静地吃饭。
晓梅也早早起来了，眼睛还有些惺忪，但精神很好。
她把那个主席像章又别在哥哥胸口：“哥，戴着这个，肯定能考好。”
吃完饭，天还是漆黑一片。
父亲推出那辆借来的二八大杠，仔细检查：车胎气足不足，刹车灵不灵，链条上不上锈。又用破布把车座和车把上的雪擦干净。
母亲把准备好的干粮包塞进陆怀民的挎包：十张烙饼用笼布包着，还温着；两个煮鸡蛋，壳上染着红；一小包红糖；军用水壶里灌满了红糖姜茶。
“路上饿了就吃，别省着。”母亲叮嘱，“考试的时候要是冷，就喝口姜茶。”
“嗯。”
“笔啊本啊的都带齐了？”
“带齐了。”
“准考证呢？”
“在这儿。”陆怀民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个硬纸片。
“收好，千万别丢了。”
“知道。”
一切收拾停当，天还是没怎么亮。
“走吧。”父亲跨上自行车，回头说，“坐稳。”
陆怀民坐到后座上，挎包抱在怀里。
母亲和晓梅送到院门口。
“怀民，好好考！”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
“哥，加油！”晓梅用力挥着手。
自行车动了。
路很不好走。
积雪掩盖了坑洼，车轮时常打滑。
父亲不得不小心翼翼，遇到陡坡就下来推着走。
陆怀民想下来帮忙，父亲不让：“坐着别动，省点力气。”
出了村子，上了通往县城的土路。路面上有深深浅浅的车辙印，是早起的拖拉机或牛车留下的。
父亲就顺着这些车辙骑，虽然颠簸，但稳当些。
风从田野上刮过来，打在脸上生疼。
陆怀民把棉大衣的领子竖起来，还是觉得冷。
他看看父亲的背影——父亲弓着腰，一下一下用力蹬着车，棉大衣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了一小片，在寒冷的空气里冒着淡淡的白气。
“爹，歇会儿吧。”陆怀民说。
“不累。”父亲头也不回，“早点到，你还能歇歇。”
陆怀民不再说话，只是把怀里的挎包抱得更紧了些。
路上偶尔遇到其他赶考的人。
有骑自行车的，有走路的，还有赶着牛车、驴车的。不管以什么方式，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一个中年男人推着自行车，后座上坐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看样子是父女。
姑娘怀里抱着书包，脸冻得通红。
“老哥，送孩子考试？”那男人主动搭话。
“嗯。”父亲应了一声。
“我家闺女也考。昨天雪大，班车停了，只能骑车送。”男人叹口气，“这天气，真是遭罪。”
“都是为了孩子。”父亲说。
两辆车并排走了一小段。那姑娘悄悄瞥了陆怀民一眼，又低下头去。
“你报的文科理科？”男人问。
“理科。”陆怀民答。
“我家闺女也是理科。她想学医。”男人语气里透着骄傲，“她娘走得早，她就想当医生，治病救人。”
陆怀民看了看那姑娘。她抬起头，眼睛很亮，虽然冻得嘴唇发紫，但眼神坚定。
“一定能考上。”陆怀民说。
姑娘怔了怔，随即笑了：“你也是。”
又走了一段，那对父女拐上了另一条岔路。临别时，男人朝父亲挥挥手：“老哥，加油！”
“加油！”父亲也回了一句。
自行车继续在雪路上前行。
太阳渐渐升高，雪地反射的光更刺眼了。
父亲忽然开口：“怀民。”
“嗯？”
考试时，别慌。会的题，稳稳当当写；不会的，先跳过去，紧着后头的做。时间要掐好。”
“嗯。”
“笔握稳，字写清楚。老师看不清字，答得再好也白搭。”
“嗯。”
“考完一科，就别想了，赶紧准备下一科。”
“嗯。”
父亲顿了顿，声音低了些：“甭管结果咋样，你都是爹的骄傲。”
陆怀民喉咙一哽。
他想起前世，他拿到在职研究生文凭那天，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捧着证书，想起了父亲。
那时父亲已经走了好几年，走的时候，他正在外地参加一个技术培训，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后来他回家，母亲说，父亲临终前还在问：“怀民……考试……考完了没？”
他当时跪在父亲灵前，泪如雨下。
而现在，父亲就在他前面，弓着腰，一下一下蹬着自行车，载着他，颠簸在1977年冬天的雪路上，送他去奔赴人生中或许最重要的一场考试。
“爹，”陆怀民的声音有些哑，“我一定好好考。”
父亲没回头，只沉沉“嗯”了一声。
……
骑了快三个小时，县城终于出现在视野里。
灰扑扑的墙，低矮的房屋，在雪后的晴空下，一切都显得清晰而宁静。
越靠近县城，路上的人越多。
骑自行车的，步行的，推车的，赶车的……从各个方向汇拢过来，像无数条溪流，最终汇入同一条大河。
父亲在县一中门口停下车子。
“到了。”他抹了把额头上的汗，喘着气说。
陆怀民跳下车，腿有些麻。他活动了一下，看向校门。
县一中的大门比县中学气派些，是两扇厚重的铁门，漆成黑色，门柱上贴着红纸，写着考场安排和注意事项。
“我在这儿等你。”父亲支好车，“考完了，一块儿回。”
“爹，这得等一整天呢！您找个地方歇歇脚……”
“不用。”父亲摆摆手，“快进去吧，别耽误。”
陆怀民看着父亲冻得通红的脸，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快去。”父亲催他。
陆怀民转身，朝着校门口走去。
走了几步，他回过头。
父亲还站在原地，棉大衣领口有些大，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蓝布衫。
他正从兜里摸出旱烟袋，想点一锅，又想起这是在学校门口，便只是把烟袋捏在手里，望着儿子的方向。
阳光照在皑皑雪地上，反射的光映着父亲的脸，清晰又有些朦胧。
陆怀民忽然想起朱自清《背影》里的那段话：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他没有流泪，但心里有什么东西，沉甸甸的，又热乎乎的。
他朝父亲挥了挥手，转身，汇入了考生的人流。
校门口，工作人员正在查验准考证。
“准考证拿出来！排好队！不要挤！”
陆怀民掏出那张硬纸片，随着队伍缓缓移动。
轮到他时，一个戴眼镜的中年老师接过准考证，仔细看了看，又抬头打量他：“陆怀民？十六岁？”
“是。”
“第三考场，教学楼二楼左拐。进去吧。”
陆怀民接过准考证，走进校门。
校园里比外面更安静些。积雪被打扫过了，露出湿漉漉的水泥路面。
许多考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考场，三三两两地站在走廊下、树荫旁，有的还在最后翻看笔记，有的闭着眼默默背诵，有的只是紧张地搓着手。
陆怀民找到第三考场，在二楼。
教室门开着，里面摆着整齐的课桌，每张桌子上贴着考号。监考老师正在黑板上写考试时间和注意事项。
他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第三排。坐下，把准考证放在桌角，文具袋摆在旁边。
窗外，可以看到校园的一角。
几棵落光了叶子的梧桐树，枝桠上积着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更远处，是县城的屋顶，炊烟袅袅升起。
一切都那么平常，又那么不平常。
监考老师开始宣读考场纪律：
“……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偷看他人试卷，不准传递纸条……考试时间两小时，中途不得离场……”
“……严禁作弊，一经发现，取消考试资格，并追究相关责任……”
“……试卷下发后，先检查有无缺页、漏印，然后在指定位置填写姓名、准考证号……”
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回荡。
宣读完毕，铃声响起。
“现在，开始分发试卷。”监考老师的声音严肃而又庄重。
1977年的高考，开始了。
皖南的冬天，来得总是慢吞吞的，可一旦来了，那湿冷便像是能渗进骨头缝里。
风从河滩那头卷过来，贴着地皮扫过枯草和田埂，钻进人的袖口、领口，刀子似的。
陆家湾彻底进入了农闲时节。
早稻早已归仓，晚稻也收割完毕，稻草捆成一个个矮胖的墩子，散在田里晒着。
男人们开始修整农具、挖塘泥积肥；女人们则忙着纺线、纳鞋底、补衣裳，准备过冬。
但村里的气氛，却比任何一个冬天都要燥热。
仓库里的煤油灯，亮得一天比一天晚。
那二十几个决心高考的年轻人，如今真正进入了冲刺阶段。
陈卫东从县里又捎来两批资料——一批是历年各省市高考真题的手抄汇编，虽然年代混乱，题型不一，但已是雪中送炭；
另一批是他和几位老师熬夜整理的《政治时事要点》和《语文作文范文》，油墨都还没干透，散发着浓烈的气味。
每个人桌上都垒起了高高的“书山”，大多是手抄本、油印册，边角卷起，纸页泛黄，却被摩挲得发亮。
陆怀民的桌前，除了公共的资料，还多了陈卫东私下塞给他的几本《数学通报》和《物理学报》合订本。
里面的文章和题目，明显比高考大纲深得多，但他啃得津津有味。
有些涉及微积分和矩阵的大学内容的题，他都能独自解出来，在前世是四十岁后才系统自学的，如今在十六岁的头脑里重新生根，竟有种水到渠成的感觉。
考前两天，陆怀民去了趟县中学教务处，领回了自己的准考证。
准考证是一张半个巴掌大小的硬纸片，浅黄色的底，旁边用蓝色钢笔工整地填写着：姓名陆怀民，考号197734000177，报考科类理工科，考试地点县第一中学第三考场。右下角盖着县招生办公室的红章。
领完准考证的当天傍晚，天就阴了下来。
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着村庄，空气里弥漫着雨雪将至的湿冷。
陆建国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眼睛盯着天色，眉头越皱越紧。
“看这样子，要下雪。”他吐出一口烟，对屋里的周桂兰说，“一下雪，班车怕是要停。”
周桂兰正缝着一件旧棉袄，闻言停下手里的针线：“那咋办？怀民后天就得去县里考试了。”
“我去想想办法。”陆建国磕掉烟灰，起身进了里屋。
陆怀民在隔壁屋里，正最后一次清点考试要带的东西：准考证、钢笔、铅笔、橡皮、尺子，东西不多，但他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怀民。”父亲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陆怀民开门，看见父亲站在门口，身上已经披了件旧棉大衣：“我出去一趟，晚点回。”
“爹，这么晚了去哪？”
“去趟镇上。”陆建国简短地说，“雪要是下来，班车肯定停。我去问问，看能不能借辆自行车。”
陆怀民心里一紧：“爹……”
“在家等着。”父亲已经转身出了院子，身影很快消失在渐浓的暮色里。
夜里十点多，陆建国回来了。
身上沾满了泥点，棉大衣的肩膀处湿了一片。
他推着一辆半旧的二八大杠进了院子，车轮碾过冻硬的地面，发出沉闷的声响。
“借到了。”他把车靠在屋檐下，拍了拍车座，“王铁匠家的，说好了用四天，一天两毛钱。”
周桂兰赶紧从灶间端出热在锅里的饭菜：“快，先吃饭，冻坏了吧？”
陆建国洗了手，坐到桌边，端起碗呼呼地喝粥。粥已经不太热了，但他喝得很急。
“王铁匠说了，这车他常拾掇，胎气足，刹也灵。”他放下碗，看向儿子，“后天，我送你。”
“爹，二十多里路呢，带个人，雪地里不好骑。”陆怀民说。
“二十里算啥。”父亲摆摆手，“我年轻时，扛着百斤粮走三十里都不喘。骑车带个人，轻松。”
母亲也说：“让你爹送。你攒着精神，好好考。”
……
天气阴沉了一整天，到了第二天夜里，雪果然下来了。
陆怀民躺在被窝里，听着窗外簌簌的落雪声。
屋子里很冷，呵气成雾。
他把被子裹紧了些，手脚却还是冰凉的。
但心里有一团火，烧得他毫无睡意。
明天——不，已经是今天了——十二月十日，高考第一天。
这半年的光景，像走马灯似的在脑子里转，一切，都为了今天。
他闭上眼，强迫自己入睡。
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里，听见堂屋有细微的响动。
陆怀民悄悄起身，凑到门缝边往外瞧。
父母还没睡。
母亲就着如豆的灯火，正缝着什么——是件棉背心，用旧棉袄拆改的，手里絮着新弹的棉花。
父亲在一旁，笨拙却仔细地帮着抻线。
“这儿，多絮点儿。”父亲低声说，“考场里冷。”
“晓得。”母亲头也没抬，“这孩子，打小就怕冷。”
“要是考上了，去北边念书，更冷。”
“那咋办？”
“再做厚的。”父亲说，“把咱俩的袄子拆了，给他絮一件新的。”
“那咱俩……”
“咱俩在家，冻不着。”
母亲的手停了停，又继续缝。
灯光昏黄，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依偎在一起。
陆怀民轻轻关上门，回到床上，用被子蒙住头。
被子很厚，是母亲今年新弹的棉花，又软又暖。
窗外的雪还在下，沙沙，沙沙，像时间在轻轻地走。
陆怀民翻了个身，再次强迫自己入睡。
……
天还没亮，陆怀民就醒了。
其实他一夜没怎么睡踏实，迷迷糊糊的，总在做梦——一会儿在考场，题目怎么也看不清；一会儿在田里割稻，镰刀忽然断了；一会儿又看见妹妹晓梅在煤油灯下写字，写着写着，字变成了蝴蝶飞走了……
他坐起身，屋子里一片漆黑。摸索着划亮火柴，点亮床头的煤油灯。
昏黄的光晕散开，照亮了简陋的屋子：土墙，木窗，一张旧桌子，一把椅子，墙角堆着几本书。
桌上摆着他要带的文具袋，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张准考证。
他穿好衣服——是最厚实的一套，母亲昨天夜里拆了旧棉袄改的，虽然补丁摞补丁，但絮得厚实。
又套上父亲那件宽大的旧棉大衣，顿时暖和了许多。
推开门，一股寒气扑面而来。
院子里白茫茫一片。雪已经停了，地上积了足有半尺厚，屋檐下垂着冰溜子。
灶间亮着灯，母亲已经在忙活了。
“起来了？”母亲从灶膛前抬起头，脸被火光映得红扑扑的，“快来烤烤火，早饭马上好。”
陆怀民走过去，蹲在灶膛边。柴火噼啪作响，热气烘着脸，冻僵的手脚渐渐回暖。
父亲也从里屋出来了，一边穿棉大衣一边说：“雪停了，路上能走。我看了天，今天应该不会再下。”
“爹，我自己骑车去就行。”陆怀民说，“二十多里雪路，您带着我太吃力。”
“你骑车？”父亲看了他一眼，“雪地里摔一跤咋办？伤着手还咋写字考试？”
陆怀民不吭声了。他知道，父亲定了的事，谁也拗不过。
早饭是热腾腾的玉米粥，还有母亲特意蒸的白面馒头——平日里舍不得吃的细粮，今天破例了。
一家人围坐在小桌旁，安静地吃饭。
晓梅也早早起来了，眼睛还有些惺忪，但精神很好。
她把那个主席像章又别在哥哥胸口：“哥，戴着这个，肯定能考好。”
吃完饭，天还是漆黑一片。
父亲推出那辆借来的二八大杠，仔细检查：车胎气足不足，刹车灵不灵，链条上不上锈。又用破布把车座和车把上的雪擦干净。
母亲把准备好的干粮包塞进陆怀民的挎包：十张烙饼用笼布包着，还温着；两个煮鸡蛋，壳上染着红；一小包红糖；军用水壶里灌满了红糖姜茶。
“路上饿了就吃，别省着。”母亲叮嘱，“考试的时候要是冷，就喝口姜茶。”
“嗯。”
“笔啊本啊的都带齐了？”
“带齐了。”
“准考证呢？”
“在这儿。”陆怀民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个硬纸片。
“收好，千万别丢了。”
“知道。”
一切收拾停当，天还是没怎么亮。
“走吧。”父亲跨上自行车，回头说，“坐稳。”
陆怀民坐到后座上，挎包抱在怀里。
母亲和晓梅送到院门口。
“怀民，好好考！”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
“哥，加油！”晓梅用力挥着手。
自行车动了。
路很不好走。
积雪掩盖了坑洼，车轮时常打滑。
父亲不得不小心翼翼，遇到陡坡就下来推着走。
陆怀民想下来帮忙，父亲不让：“坐着别动，省点力气。”
出了村子，上了通往县城的土路。路面上有深深浅浅的车辙印，是早起的拖拉机或牛车留下的。
父亲就顺着这些车辙骑，虽然颠簸，但稳当些。
风从田野上刮过来，打在脸上生疼。
陆怀民把棉大衣的领子竖起来，还是觉得冷。
他看看父亲的背影——父亲弓着腰，一下一下用力蹬着车，棉大衣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了一小片，在寒冷的空气里冒着淡淡的白气。
“爹，歇会儿吧。”陆怀民说。
“不累。”父亲头也不回，“早点到，你还能歇歇。”
陆怀民不再说话，只是把怀里的挎包抱得更紧了些。
路上偶尔遇到其他赶考的人。
有骑自行车的，有走路的，还有赶着牛车、驴车的。不管以什么方式，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一个中年男人推着自行车，后座上坐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看样子是父女。
姑娘怀里抱着书包，脸冻得通红。
“老哥，送孩子考试？”那男人主动搭话。
“嗯。”父亲应了一声。
“我家闺女也考。昨天雪大，班车停了，只能骑车送。”男人叹口气，“这天气，真是遭罪。”
“都是为了孩子。”父亲说。
两辆车并排走了一小段。那姑娘悄悄瞥了陆怀民一眼，又低下头去。
“你报的文科理科？”男人问。
“理科。”陆怀民答。
“我家闺女也是理科。她想学医。”男人语气里透着骄傲，“她娘走得早，她就想当医生，治病救人。”
陆怀民看了看那姑娘。她抬起头，眼睛很亮，虽然冻得嘴唇发紫，但眼神坚定。
“一定能考上。”陆怀民说。
姑娘怔了怔，随即笑了：“你也是。”
又走了一段，那对父女拐上了另一条岔路。临别时，男人朝父亲挥挥手：“老哥，加油！”
“加油！”父亲也回了一句。
自行车继续在雪路上前行。
太阳渐渐升高，雪地反射的光更刺眼了。
父亲忽然开口：“怀民。”
“嗯？”
考试时，别慌。会的题，稳稳当当写；不会的，先跳过去，紧着后头的做。时间要掐好。”
“嗯。”
“笔握稳，字写清楚。老师看不清字，答得再好也白搭。”
“嗯。”
“考完一科，就别想了，赶紧准备下一科。”
“嗯。”
父亲顿了顿，声音低了些：“甭管结果咋样，你都是爹的骄傲。”
陆怀民喉咙一哽。
他想起前世，他拿到在职研究生文凭那天，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捧着证书，想起了父亲。
那时父亲已经走了好几年，走的时候，他正在外地参加一个技术培训，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后来他回家，母亲说，父亲临终前还在问：“怀民……考试……考完了没？”
他当时跪在父亲灵前，泪如雨下。
而现在，父亲就在他前面，弓着腰，一下一下蹬着自行车，载着他，颠簸在1977年冬天的雪路上，送他去奔赴人生中或许最重要的一场考试。
“爹，”陆怀民的声音有些哑，“我一定好好考。”
父亲没回头，只沉沉“嗯”了一声。
……
骑了快三个小时，县城终于出现在视野里。
灰扑扑的墙，低矮的房屋，在雪后的晴空下，一切都显得清晰而宁静。
越靠近县城，路上的人越多。
骑自行车的，步行的，推车的，赶车的……从各个方向汇拢过来，像无数条溪流，最终汇入同一条大河。
父亲在县一中门口停下车子。
“到了。”他抹了把额头上的汗，喘着气说。
陆怀民跳下车，腿有些麻。他活动了一下，看向校门。
县一中的大门比县中学气派些，是两扇厚重的铁门，漆成黑色，门柱上贴着红纸，写着考场安排和注意事项。
“我在这儿等你。”父亲支好车，“考完了，一块儿回。”
“爹，这得等一整天呢！您找个地方歇歇脚……”
“不用。”父亲摆摆手，“快进去吧，别耽误。”
陆怀民看着父亲冻得通红的脸，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快去。”父亲催他。
陆怀民转身，朝着校门口走去。
走了几步，他回过头。
父亲还站在原地，棉大衣领口有些大，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蓝布衫。
他正从兜里摸出旱烟袋，想点一锅，又想起这是在学校门口，便只是把烟袋捏在手里，望着儿子的方向。
阳光照在皑皑雪地上，反射的光映着父亲的脸，清晰又有些朦胧。
陆怀民忽然想起朱自清《背影》里的那段话：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他没有流泪，但心里有什么东西，沉甸甸的，又热乎乎的。
他朝父亲挥了挥手，转身，汇入了考生的人流。
校门口，工作人员正在查验准考证。
“准考证拿出来！排好队！不要挤！”
陆怀民掏出那张硬纸片，随着队伍缓缓移动。
轮到他时，一个戴眼镜的中年老师接过准考证，仔细看了看，又抬头打量他：“陆怀民？十六岁？”
“是。”
“第三考场，教学楼二楼左拐。进去吧。”
陆怀民接过准考证，走进校门。
校园里比外面更安静些。积雪被打扫过了，露出湿漉漉的水泥路面。
许多考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考场，三三两两地站在走廊下、树荫旁，有的还在最后翻看笔记，有的闭着眼默默背诵，有的只是紧张地搓着手。
陆怀民找到第三考场，在二楼。
教室门开着，里面摆着整齐的课桌，每张桌子上贴着考号。监考老师正在黑板上写考试时间和注意事项。
他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第三排。坐下，把准考证放在桌角，文具袋摆在旁边。
窗外，可以看到校园的一角。
几棵落光了叶子的梧桐树，枝桠上积着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更远处，是县城的屋顶，炊烟袅袅升起。
一切都那么平常，又那么不平常。
监考老师开始宣读考场纪律：
“……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偷看他人试卷，不准传递纸条……考试时间两小时，中途不得离场……”
“……严禁作弊，一经发现，取消考试资格，并追究相关责任……”
“……试卷下发后，先检查有无缺页、漏印，然后在指定位置填写姓名、准考证号……”
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回荡。
宣读完毕，铃声响起。
“现在，开始分发试卷。”监考老师的声音严肃而又庄重。
1977年的高考，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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