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半，东关小学放学铃响了。
这所小学是全县历史最久的——如果历史久可以用来形容一栋教学楼外墙皮脱落了三分之一、操场跑道的白线是老师拿石灰自己画的学校的话。
接孩子的家长们蹲在校门口，三三两两地嗑瓜子聊天。
这是每天下午最固定的情报交换时间。
能蹲在这里的，要么是全职带孩子的妈妈和奶奶，要么是没找到工作的闲人。
“诶，你们听说了没？”开口的是胖嫂，她儿子读三年级.
她本人是这个校门口的消息中转站，凡是经过她嘴的消息，传播效率比县融媒体中心的公众号高十倍。
“听说啥？”
“开发区那个服装厂，工人月薪过万。”
嗑瓜子的动作集体顿了一下。
“哪个厂？做啥的？”
“做大衣的，羊毛的那种，出口上海的，好像还出口国外。”
“拉倒吧。”说话的是瘦高个子的刘嫂，她是这群人里最清醒的，人送外号"人间清醒刘"，凡是听起来太好的事情，她都本能地怀疑。
“上回李建国那厂不也说得天花乱坠？一进厂就画饼，说年底分红，说按工龄涨薪。后来呢？工资一分没发，人跑了，留了一屁股债。”
“对对对。”旁边一个带毛线帽的大姐跟着点头，“我嫂子就在李建国那厂干过。欠了她四个月工资，到现在都没要回来。”
“这回不一样。”胖嫂子压低了声音，但压低的效果和她平时说话的音量比起来，大约相当于从大喇叭调到了中喇叭。
“这回的老板是从外面回来的，年轻人，据说以前在上海大公司干过，签正经合同。”
“正——经——合——同。在劳动局备案的那种。而且，钱当场打卡里。”
“当场打？”刘嫂的瓜子壳停在嘴唇边上没吐出来。
“不会又是传销吧？传销也是当场打款，打完款让你拉人头。”
“传销个屁！”胖嫂子急了。
“人家周桂兰都去了！周桂兰你知道吧？以前国营厂的技术状元，在上海学过三年裁缝的那个。她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她要是传销能去？”
“周桂兰也去了？”刘嫂的表情终于裂开了一条缝。
周桂兰三个字在青泽县的缝纫行业里，就相当于一块活招牌。这个女人的手艺和眼光，是几十年公认的。她要是都进了那个厂……
“真假的？周桂兰不是摆摊改衣服呢吗？她舍得放下摊子？”
“摊子早收了！上星期就进厂了，听说是人家老板亲自去请的。”
“亲自去请？”
“亲自去，三顾茅庐那种。”
这个信息让校门口的讨论又升级了一个等级。
大家开始围绕"到底是真是假""老板到底什么来头""万一干了几个月又跑了怎么办"等核心议题展开激烈辩论。
刘嫂依然保持怀疑，但她的怀疑已经从"百分之百是假的"降到了"八成是假的，但那两成值得打听打听"。
胖嫂子掏出手机翻微信群，要找那张据说拍了无数遍的计件单价表照片给大家看。
翻了半天没找到，急得直跺脚——"谁发的来着？是'东关宝妈群'还是'幸福家园团购群'？我加了三十多个群我哪记得……"
争论没有结论。
但接孩子的人群里，有三个女人没说话。
她们坐得稍远一些，蹲在校门口卖煎饼的小推车后面，各自低着头看手机。
她们在微信群里翻找那张照片——被拍了无数遍、转发了无数遍、画质已经模糊得像打了马赛克的计件单价表。
找到了。
三个人几乎同时打开那张图片。
手指在屏幕上放大，缩小，再放大。
她们在找自己会做的工序。
第一个女人叫孟翠翠，三十四岁。
她以前在李建国厂子做过一年，负责的是基础缝合类工序。她的手指在"侧缝拼接"那一行停住了——六块八一件。她的嘴唇动了动，无声地默算：六块八乘以四百……
第二个女人叫冯玉梅，二十八岁。她没在正规厂子干过，但跟着姑姑学了三年裁缝，在家接过零活儿。
她的手指在"里衬缝合"那一行停住——五块五一件。她在心里把这个数字翻来覆去嚼了好几遍，像嚼一颗不敢相信是真的糖。
第三个女人没有名字——或者说，她的名字不重要。
在青泽县，有太多这样的女人。会一点手艺，没有正式工作，在家带孩子，顺便接点零碎活儿贴补家用。
她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她们不参与校门口的辩论，不做判断，不下结论。
她们只算账。
因为账不会骗人。
晚上九点四十。
广东东莞长安镇，一间六人合住的出租屋里，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嗡鸣声，其中一根灯管的边缘已经发黑，时不时闪一下。
赵丽红躺在下铺，身上盖着一条薄被。
薄被是从老家带来的，洗了太多次，被面上印的牡丹花已经褪成了淡粉色，几乎看不出原来的图案。
她今年三十一岁，在长安镇一家电子厂焊排线。
焊排线这个活儿不复杂，但极其磨人。
每天十二个小时坐在流水线前，左手拿排线，右手拿烙铁，对准触点，焊上去。
一天焊一千两百个点。焊多了眼睛疼，颈椎疼，右手虎口的皮肤被烙铁柄磨出一层硬茧。
月薪四千三，包住不包吃，宿舍就是这间六人间。
每月往家里转三千，自己留一千三。一千三要管吃饭、买日用品、偶尔给孩子买件衣服寄回去。
她已经十四个月没回过青泽县了。
十四个月，四百二十天。
她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四岁，跟着爷爷奶奶在镇上住。
七岁的大宝今年上一年级了，四岁的小宝还在家里散养——镇上幼儿园一学期两千八，她出不起。
手机响了。
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姐”。
赵丽霞，她亲姐。在青泽县镇上开了一家小小的杂货店，卖酱油醋和卫生纸。
“姐，啥事？这么晚。”赵丽红的声音压得很低，出租屋里另外五个工友有三个已经睡了。
“丽红，你还记得以前跟你一起在老厂干活的王小慧不？”
“记得啊。”她当然记得。王小慧比她小几岁，手脚麻利，人也实在。
她们在李建国那个厂子里对着坐了一年多，一起吃盒饭，一起骂老板。后来厂子欠薪，各奔东西。
“她进了个新厂，一个月八千多。”
赵丽红没接话。
电话那头的赵丽霞等了五秒钟，以为信号不好：“喂？听见没？”
“听见了。”
“你听见了怎么不说话？我跟你说！八千多！在县里！在家门口！不是在广东不是在浙江，就在咱们开发区！骑电瓶车十分钟到厂门口！你听见了吗？”
赵丽红当然听见了。每一个字都听见了。八千多，在县里，在家门口。每一个字都像一根细针，扎在她太阳穴上。
“姐，谁跟你说的？”她问。
“今天菜市场上传遍了。王小慧她妈钱美华亲口说的。不光她，好几个进了那个厂的人都在说，底薪三千，计件另算，手艺好的过万。”
“过万？”
“过万。有个叫周桂兰的老师傅，做最难的工序，十八天两万七。”
“两万七？踩缝纫机？”
“不光踩缝纫机，还有手工活儿。做高档大衣的，羊毛的那种，出口上海——”
“姐。”赵丽红打断她，“我睡了，明早五点半还要上班。”
“丽红你别——”
“我睡了。”
她挂了电话，把手机扣在枕头底下。
出租屋很安静。六个人的呼吸声、翻身声、磨牙声，混在日光灯管的嗡鸣里。
对面床铺的小周翻了个身，弹簧床发出吱呀的响声。
这张床的弹簧坏了好几根，小周每翻一次身都会响一次，赵丽红已经听了十四个月了。
窗户没有窗帘。
以前有过一块布挡着，是之前住这个铺位的姑娘挂的，那姑娘辞了工回老家结婚，走的时候把布也扯走了。
赵丽红搬进来以后，一直说要买块布挂上，一直没买。
不是买不起——菜市场最便宜的布五块钱一米，两米就够了。是没时间，也是没那个心气。
对面工业园区的路灯光透进来，把天花板照成一种惨白色。
白得不干净，因为天花板上有水渍，深深浅浅的，像一幅抽象画。
赵丽红睁着眼睛，看那些水渍。
八千多。
她月薪四千三。每天十二个小时，一周休一天，但休那一天要洗一周的衣服、出去采购下一周的日用品，其实也不算休。
四千三减去转回家的三千，剩一千三，一千三减去伙食费（她在厂门口小摊吃，每天十五块，一个月四百五），剩八百五。
八百五减去日用品、手机话费、偶尔买件打折衣服，月底剩不到三百。
这三百块，她攒着。攒到过年，给两个孩子一人买一件新衣服，给公婆带两箱牛奶。
八千多，在家门口。
她突然把手从被子下面伸出来，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
她打开相册。
置顶的是那张照片。
两个孩子站在老家院子里，大的搂着小的，对着镜头笑。
照片是上个月她妈拍了发过来的，老太太不太会用手机，拍得歪歪斜斜的，画面糊了一半。但另一半是清晰的。
大宝七岁了，门牙掉了一颗，新牙长出来一半，笑起来漏风。
他穿着一件蓝色的校服——一年级新发的。校服有点大，领口空荡荡的，露出里面一件起球的秋衣。
小宝四岁。穿着一件明显大了两号的旧棉袄，袖子卷了三道，卷到小手腕刚好露出来。
那件棉袄是大宝穿剩下的，大宝穿剩下的是赵丽红从厂里同事那儿要来的。三手衣服。
小宝对着镜头笑，笑得眼睛弯成两条缝，露出一口白白的小奶牙。
他的手里攥着一根棒棒糖——是她上次寄包裹的时候塞进去的，一块钱一根，她买了二十根。
她盯着那张照片。
大宝上次视频通话的时候说：“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老师说下个月有家长会，别的小朋友都是妈妈去的。”
她说信号不好。
然后她挂了视频，躲在被窝里哭了四十分钟。
小宝还不太懂妈妈在外面打工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手机屏幕里那个女人是妈妈，但妈妈不在家，妈妈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有一次他拿着手机在院子里跑，跑到大门口，对着路的方向举着手机喊：“妈妈你看，这是我们家的路！你从这个路走过来就到了！”
赵丽红那一次没忍住，没来得及说信号不好就哭出声了。
小宝在屏幕那头愣了三秒，然后也哇地哭了。
两个人隔着一千四百公里，对着手机屏幕一起哭。
八千多，在家门口，骑电瓶车十分钟。
中午能回家给孩子热碗饭。
下午放学能去校门口接大宝。
晚上能给小宝讲个故事再哄他睡觉。
家长会能自己去，不用请假，不用算来回火车票钱。不用纠结“请一天假扣两百块值不值得”。
赵丽红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扣在枕头下面。
她闭上眼。
对面工业园区的路灯光还是照在天花板上，惨白惨白的。
她没睡着。
她的脑子像一台被按了重启键的机器，所有的念头同时涌上来，互相碰撞，撞得她太阳穴突突跳。
她想到了很多事情。
想到大宝一年级的学费一学期八百，加上书本费、校服费、保险费，一千出头。
想到小宝明年该上幼儿园了，一学期两千八，她现在攒的钱刚好够交一年。
想到公婆都六十多了，公公的腰椎不好，干不了重活，婆婆有高血压，每个月吃降压药要一百多。
想到她已经十四个月没回去了，十四个月，大宝长高了一个头她没亲眼看见，小宝学会骑小三轮车她没亲眼看见。
四千三。
还是八千多？
在东莞，还是在家门口？
一天十二个小时焊排线，还是踩缝纫机？
一年回一次家，还是每天回家？
她又把手机从枕头下面摸出来。
没看照片。
她打开微信通讯录，翻到"王小慧"。
两个人的聊天记录停在八个月前——王小慧发了一条“丽红姐，过年你回来吗？”她回了一个“不一定”。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她的拇指悬在对话框上面，停了十几秒。
最终，她还是没有打字。
她把手机重新扣到枕头下面。
一整夜，她翻了十七次身。
弹簧床吱呀吱呀地响。对面小周嘟囔了一句"丽红姐你别翻了"，然后翻了个身继续睡。
赵丽红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上那些水渍。
五点二十，闹钟还没响，她就坐了起来。
她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找到她姐赵丽霞的对话框。
打了几个字：
"那个厂，在哪？"
发送。
然后她穿上工服，去焊排线了。
这所小学是全县历史最久的——如果历史久可以用来形容一栋教学楼外墙皮脱落了三分之一、操场跑道的白线是老师拿石灰自己画的学校的话。
接孩子的家长们蹲在校门口，三三两两地嗑瓜子聊天。
这是每天下午最固定的情报交换时间。
能蹲在这里的，要么是全职带孩子的妈妈和奶奶，要么是没找到工作的闲人。
“诶，你们听说了没？”开口的是胖嫂，她儿子读三年级.
她本人是这个校门口的消息中转站，凡是经过她嘴的消息，传播效率比县融媒体中心的公众号高十倍。
“听说啥？”
“开发区那个服装厂，工人月薪过万。”
嗑瓜子的动作集体顿了一下。
“哪个厂？做啥的？”
“做大衣的，羊毛的那种，出口上海的，好像还出口国外。”
“拉倒吧。”说话的是瘦高个子的刘嫂，她是这群人里最清醒的，人送外号"人间清醒刘"，凡是听起来太好的事情，她都本能地怀疑。
“上回李建国那厂不也说得天花乱坠？一进厂就画饼，说年底分红，说按工龄涨薪。后来呢？工资一分没发，人跑了，留了一屁股债。”
“对对对。”旁边一个带毛线帽的大姐跟着点头，“我嫂子就在李建国那厂干过。欠了她四个月工资，到现在都没要回来。”
“这回不一样。”胖嫂子压低了声音，但压低的效果和她平时说话的音量比起来，大约相当于从大喇叭调到了中喇叭。
“这回的老板是从外面回来的，年轻人，据说以前在上海大公司干过，签正经合同。”
“正——经——合——同。在劳动局备案的那种。而且，钱当场打卡里。”
“当场打？”刘嫂的瓜子壳停在嘴唇边上没吐出来。
“不会又是传销吧？传销也是当场打款，打完款让你拉人头。”
“传销个屁！”胖嫂子急了。
“人家周桂兰都去了！周桂兰你知道吧？以前国营厂的技术状元，在上海学过三年裁缝的那个。她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她要是传销能去？”
“周桂兰也去了？”刘嫂的表情终于裂开了一条缝。
周桂兰三个字在青泽县的缝纫行业里，就相当于一块活招牌。这个女人的手艺和眼光，是几十年公认的。她要是都进了那个厂……
“真假的？周桂兰不是摆摊改衣服呢吗？她舍得放下摊子？”
“摊子早收了！上星期就进厂了，听说是人家老板亲自去请的。”
“亲自去请？”
“亲自去，三顾茅庐那种。”
这个信息让校门口的讨论又升级了一个等级。
大家开始围绕"到底是真是假""老板到底什么来头""万一干了几个月又跑了怎么办"等核心议题展开激烈辩论。
刘嫂依然保持怀疑，但她的怀疑已经从"百分之百是假的"降到了"八成是假的，但那两成值得打听打听"。
胖嫂子掏出手机翻微信群，要找那张据说拍了无数遍的计件单价表照片给大家看。
翻了半天没找到，急得直跺脚——"谁发的来着？是'东关宝妈群'还是'幸福家园团购群'？我加了三十多个群我哪记得……"
争论没有结论。
但接孩子的人群里，有三个女人没说话。
她们坐得稍远一些，蹲在校门口卖煎饼的小推车后面，各自低着头看手机。
她们在微信群里翻找那张照片——被拍了无数遍、转发了无数遍、画质已经模糊得像打了马赛克的计件单价表。
找到了。
三个人几乎同时打开那张图片。
手指在屏幕上放大，缩小，再放大。
她们在找自己会做的工序。
第一个女人叫孟翠翠，三十四岁。
她以前在李建国厂子做过一年，负责的是基础缝合类工序。她的手指在"侧缝拼接"那一行停住了——六块八一件。她的嘴唇动了动，无声地默算：六块八乘以四百……
第二个女人叫冯玉梅，二十八岁。她没在正规厂子干过，但跟着姑姑学了三年裁缝，在家接过零活儿。
她的手指在"里衬缝合"那一行停住——五块五一件。她在心里把这个数字翻来覆去嚼了好几遍，像嚼一颗不敢相信是真的糖。
第三个女人没有名字——或者说，她的名字不重要。
在青泽县，有太多这样的女人。会一点手艺，没有正式工作，在家带孩子，顺便接点零碎活儿贴补家用。
她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她们不参与校门口的辩论，不做判断，不下结论。
她们只算账。
因为账不会骗人。
晚上九点四十。
广东东莞长安镇，一间六人合住的出租屋里，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嗡鸣声，其中一根灯管的边缘已经发黑，时不时闪一下。
赵丽红躺在下铺，身上盖着一条薄被。
薄被是从老家带来的，洗了太多次，被面上印的牡丹花已经褪成了淡粉色，几乎看不出原来的图案。
她今年三十一岁，在长安镇一家电子厂焊排线。
焊排线这个活儿不复杂，但极其磨人。
每天十二个小时坐在流水线前，左手拿排线，右手拿烙铁，对准触点，焊上去。
一天焊一千两百个点。焊多了眼睛疼，颈椎疼，右手虎口的皮肤被烙铁柄磨出一层硬茧。
月薪四千三，包住不包吃，宿舍就是这间六人间。
每月往家里转三千，自己留一千三。一千三要管吃饭、买日用品、偶尔给孩子买件衣服寄回去。
她已经十四个月没回过青泽县了。
十四个月，四百二十天。
她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四岁，跟着爷爷奶奶在镇上住。
七岁的大宝今年上一年级了，四岁的小宝还在家里散养——镇上幼儿园一学期两千八，她出不起。
手机响了。
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姐”。
赵丽霞，她亲姐。在青泽县镇上开了一家小小的杂货店，卖酱油醋和卫生纸。
“姐，啥事？这么晚。”赵丽红的声音压得很低，出租屋里另外五个工友有三个已经睡了。
“丽红，你还记得以前跟你一起在老厂干活的王小慧不？”
“记得啊。”她当然记得。王小慧比她小几岁，手脚麻利，人也实在。
她们在李建国那个厂子里对着坐了一年多，一起吃盒饭，一起骂老板。后来厂子欠薪，各奔东西。
“她进了个新厂，一个月八千多。”
赵丽红没接话。
电话那头的赵丽霞等了五秒钟，以为信号不好：“喂？听见没？”
“听见了。”
“你听见了怎么不说话？我跟你说！八千多！在县里！在家门口！不是在广东不是在浙江，就在咱们开发区！骑电瓶车十分钟到厂门口！你听见了吗？”
赵丽红当然听见了。每一个字都听见了。八千多，在县里，在家门口。每一个字都像一根细针，扎在她太阳穴上。
“姐，谁跟你说的？”她问。
“今天菜市场上传遍了。王小慧她妈钱美华亲口说的。不光她，好几个进了那个厂的人都在说，底薪三千，计件另算，手艺好的过万。”
“过万？”
“过万。有个叫周桂兰的老师傅，做最难的工序，十八天两万七。”
“两万七？踩缝纫机？”
“不光踩缝纫机，还有手工活儿。做高档大衣的，羊毛的那种，出口上海——”
“姐。”赵丽红打断她，“我睡了，明早五点半还要上班。”
“丽红你别——”
“我睡了。”
她挂了电话，把手机扣在枕头底下。
出租屋很安静。六个人的呼吸声、翻身声、磨牙声，混在日光灯管的嗡鸣里。
对面床铺的小周翻了个身，弹簧床发出吱呀的响声。
这张床的弹簧坏了好几根，小周每翻一次身都会响一次，赵丽红已经听了十四个月了。
窗户没有窗帘。
以前有过一块布挡着，是之前住这个铺位的姑娘挂的，那姑娘辞了工回老家结婚，走的时候把布也扯走了。
赵丽红搬进来以后，一直说要买块布挂上，一直没买。
不是买不起——菜市场最便宜的布五块钱一米，两米就够了。是没时间，也是没那个心气。
对面工业园区的路灯光透进来，把天花板照成一种惨白色。
白得不干净，因为天花板上有水渍，深深浅浅的，像一幅抽象画。
赵丽红睁着眼睛，看那些水渍。
八千多。
她月薪四千三。每天十二个小时，一周休一天，但休那一天要洗一周的衣服、出去采购下一周的日用品，其实也不算休。
四千三减去转回家的三千，剩一千三，一千三减去伙食费（她在厂门口小摊吃，每天十五块，一个月四百五），剩八百五。
八百五减去日用品、手机话费、偶尔买件打折衣服，月底剩不到三百。
这三百块，她攒着。攒到过年，给两个孩子一人买一件新衣服，给公婆带两箱牛奶。
八千多，在家门口。
她突然把手从被子下面伸出来，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
她打开相册。
置顶的是那张照片。
两个孩子站在老家院子里，大的搂着小的，对着镜头笑。
照片是上个月她妈拍了发过来的，老太太不太会用手机，拍得歪歪斜斜的，画面糊了一半。但另一半是清晰的。
大宝七岁了，门牙掉了一颗，新牙长出来一半，笑起来漏风。
他穿着一件蓝色的校服——一年级新发的。校服有点大，领口空荡荡的，露出里面一件起球的秋衣。
小宝四岁。穿着一件明显大了两号的旧棉袄，袖子卷了三道，卷到小手腕刚好露出来。
那件棉袄是大宝穿剩下的，大宝穿剩下的是赵丽红从厂里同事那儿要来的。三手衣服。
小宝对着镜头笑，笑得眼睛弯成两条缝，露出一口白白的小奶牙。
他的手里攥着一根棒棒糖——是她上次寄包裹的时候塞进去的，一块钱一根，她买了二十根。
她盯着那张照片。
大宝上次视频通话的时候说：“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老师说下个月有家长会，别的小朋友都是妈妈去的。”
她说信号不好。
然后她挂了视频，躲在被窝里哭了四十分钟。
小宝还不太懂妈妈在外面打工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手机屏幕里那个女人是妈妈，但妈妈不在家，妈妈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有一次他拿着手机在院子里跑，跑到大门口，对着路的方向举着手机喊：“妈妈你看，这是我们家的路！你从这个路走过来就到了！”
赵丽红那一次没忍住，没来得及说信号不好就哭出声了。
小宝在屏幕那头愣了三秒，然后也哇地哭了。
两个人隔着一千四百公里，对着手机屏幕一起哭。
八千多，在家门口，骑电瓶车十分钟。
中午能回家给孩子热碗饭。
下午放学能去校门口接大宝。
晚上能给小宝讲个故事再哄他睡觉。
家长会能自己去，不用请假，不用算来回火车票钱。不用纠结“请一天假扣两百块值不值得”。
赵丽红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扣在枕头下面。
她闭上眼。
对面工业园区的路灯光还是照在天花板上，惨白惨白的。
她没睡着。
她的脑子像一台被按了重启键的机器，所有的念头同时涌上来，互相碰撞，撞得她太阳穴突突跳。
她想到了很多事情。
想到大宝一年级的学费一学期八百，加上书本费、校服费、保险费，一千出头。
想到小宝明年该上幼儿园了，一学期两千八，她现在攒的钱刚好够交一年。
想到公婆都六十多了，公公的腰椎不好，干不了重活，婆婆有高血压，每个月吃降压药要一百多。
想到她已经十四个月没回去了，十四个月，大宝长高了一个头她没亲眼看见，小宝学会骑小三轮车她没亲眼看见。
四千三。
还是八千多？
在东莞，还是在家门口？
一天十二个小时焊排线，还是踩缝纫机？
一年回一次家，还是每天回家？
她又把手机从枕头下面摸出来。
没看照片。
她打开微信通讯录，翻到"王小慧"。
两个人的聊天记录停在八个月前——王小慧发了一条“丽红姐，过年你回来吗？”她回了一个“不一定”。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她的拇指悬在对话框上面，停了十几秒。
最终，她还是没有打字。
她把手机重新扣到枕头下面。
一整夜，她翻了十七次身。
弹簧床吱呀吱呀地响。对面小周嘟囔了一句"丽红姐你别翻了"，然后翻了个身继续睡。
赵丽红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上那些水渍。
五点二十，闹钟还没响，她就坐了起来。
她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找到她姐赵丽霞的对话框。
打了几个字：
"那个厂，在哪？"
发送。
然后她穿上工服，去焊排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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