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邦这个名字，在红二十五军里，可是响当当的。
他是红军中第一个缴获国军飞机的人，后来那架飞机被完好无损地运回了根据地，成了红军第一支空军的“列宁号”。这事儿当年传遍了整个鄂豫皖，和瑞金红区，谁提起何振邦不竖大拇指？
长征时，他因重伤被留下。
但他没有倒下。
大别山的冬天，雪深及膝。他们穿着单衣，住山洞，啃树皮。敌人用“烧山倒林”的毒计，把山上的树砍光，把山洞封死，逼着人无处藏身。
可何振邦就像那山上的老松树，根扎在石头缝里，风吹不倒，雪压不弯。
白天藏在洞里，夜里摸出来，找机会就咬敌人一口。就这样，带着一群同样被留下的伤兵和当地百姓，硬是在敌人的围剿中撑了下来。
王守义没见过他本人，但早就听说过他的事迹。
如今困在这山沟里的，一共三十六人。多是跟随何振邦转战游击的老战士，也有他在这两年里陆续找回的失散战友。跟着来到这里的六个人，就是何振邦派出去接回来的。两名女同志，年轻的那位叫孙淑贤，是原根据地兵工厂的技术员；另一位是何茵芩，红小学的校长。那两名男同志也不简单，竟然是留守处司令部的警卫员。
三十六人，多半带伤。伤口都没有得到有效救治，连伤带饿，有三名同志已经奄奄一息。
好在王进带了急救包和药品，二话不说，蹲下身子就开始处理伤口。清创、上药、注射……三名重伤员总算用上了青霉素。但能不能熬过去，就看他们自己的体质了。
王守义蹲在草棚外，眉头紧锁。
他们人少，带的食品、药品本就不多。接下来还要继续前进，继续寻找失散的战友。这点物资，根本撑不了多久。
他想了想，从怀里掏出那个巴掌大的黑盒子。
何振邦和几个骨干围过来，盯着他手里的东西，满脸疑惑。
就这？能跟几百公里外的伏牛山联系？
他们见过电台：那都是笨重的铁疙瘩，还需要两个人轮流摇着手摇发电机才能用。就这么个巴掌大的黑盒子，能有那种功能？
王守义也不解释，按下开机键。
屏幕亮了。
何振邦几人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那小块“水晶”里，先是出现了一个陌生的面孔：年轻，英俊，穿着他们从未见过的笔挺军装，栩栩如生，仿佛就站在眼前。
王守义介绍，这就是他们根据地的创始人，林砚辰支队长。
接着，另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屏幕里。
李强。
何振邦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这个老战友，和他记忆里那个戴近视眼镜的教导员，简直判若两人。笔挺的军装，红润的面孔，精气神十足。这哪里像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红军？跟反动派那些高官站在一起，也不输半分。
看来王守义说的是真的。那位海外归来的林先生建立的根据地，日子确实过得不错。
电话接通，林砚辰的声音从黑盒子里传来，清晰得就像在身边说话。
他首先对王守义小队坚韧不拔、找到第一批战友的精神表示赞扬，并要求他们继续前进，争取找到更多的同志。
接着，他对何振邦说：
“何振邦同志，你们现在需要马上转移。往西走三十里，有一个秘密补给点，那里存放着足够的冬装、食品，还有十套单兵装备。你们先在那里休养、换装，恢复体力。然后按计划，向最后的集结地点——方城大寺山前进。”
何振邦听完，转头看向王守义。
王守义点点头：“来时的路上，桂军和保安团已经撤完了，就剩下零星几个民团，在地主老财的带领下瞎转悠。我们一路打着侦缉队的旗号，畅通无阻。等再过些日子，山里一入冬，连民团都不会出来了。只要小心避开大路，队伍不会有危险。”
何振邦沉默片刻，终于点了点头。
挂了电话，王守义把黑盒子收进怀里。
何振邦看着他的动作，忽然问了一句：“这东西，有多少？”
“三部。”王守义说，“支队长、政委，还有我，一人一部。”
何振邦没再说话，只是望着远处的大山，眼神里多了些说不清的东西。
那天夜里，林砚辰独自坐在密洞的平台上，望着天上的星星发呆。
他问豆包：“何振邦，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历史人物，能查到他后续的资料吗？”
豆包检索一下，告诉他一换新鼓舞的答案。
原来，后来何振邦当上了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的师长兼政委。跟着军政委一起，在大别山里和敌人周旋了整整三年，硬是把那面红旗撑住了。
1937年7月，一封从山外传来的报纸，送到了他手上。
报纸上写着“西安事变”，写着蒋介石被扣，写着国共要合作。
何振邦看了半天，眉头拧成疙瘩。
和白狗子打了十年，血海深仇，说停就能停？
可他又想，如果真能一致对外打鬼子，这血，能不能先记下？
他派人去找党中央，去找红二十五军。可山高路远，敌人重重封锁，哪里找得到？
直到7月13日，他和红二十八军的政委在高山区的南田村会合。
两人对着一份好不容易得到的中央文件，看了又看，商量了又商量。
最后，政委拍了板：打鬼子要紧，谈！
何振邦被推为红二十八军的代表，去和国民党卫立煌的部下谈判。
谈判地点在岳西县青天畈的汪氏祠堂。
那天，何振邦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腿上还带着伤，一瘸一拐地走进那座阴森森的祠堂。
对面坐着的是国民党的少将高参刘刚夫，还有安徽省府的人。一个个绫罗绸缎，趾高气扬。
刘刚夫开口就摆架子，话里话外透着想把红军“收编”的意思。
何振邦把桌子一拍：
“收编？我们是来谈判合作的，不是来投诚的！想打，我何振邦在大别山里陪你们打了十年，再打十年我也不怕！”
他一条一条地提出条件：红军集中地点以七里坪为中心，在黄安、确山、立煌设立三个办事处；释放政治犯；红军家属按抗日军人家属待遇……
有理有据，不卑不亢。
谈判谈了六天。国民党那边软硬兼施，甚至暗地里调兵把会场周围围了起来，想给红军施加压力。
何振邦早就料到这一手。他在外头布置的队伍也不是吃素的；你围我，我就盯着你，谁怕谁？
7月28日，在岳西县九河的朱家大屋，何振邦和刘刚夫分别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
鄂豫皖地区十年的内战，就这样停了。
这是南方八省十三个游击区最早达成的一次停战谈判。
后来，连毛 委员都听说了这件事，夸他干得好。
听完豆包的介绍，林砚辰心中暗暗窃喜：太好了，这个真是一位志勇双全的猛将，根据地的参谋长职位，有人选了。
他是红军中第一个缴获国军飞机的人，后来那架飞机被完好无损地运回了根据地，成了红军第一支空军的“列宁号”。这事儿当年传遍了整个鄂豫皖，和瑞金红区，谁提起何振邦不竖大拇指？
长征时，他因重伤被留下。
但他没有倒下。
大别山的冬天，雪深及膝。他们穿着单衣，住山洞，啃树皮。敌人用“烧山倒林”的毒计，把山上的树砍光，把山洞封死，逼着人无处藏身。
可何振邦就像那山上的老松树，根扎在石头缝里，风吹不倒，雪压不弯。
白天藏在洞里，夜里摸出来，找机会就咬敌人一口。就这样，带着一群同样被留下的伤兵和当地百姓，硬是在敌人的围剿中撑了下来。
王守义没见过他本人，但早就听说过他的事迹。
如今困在这山沟里的，一共三十六人。多是跟随何振邦转战游击的老战士，也有他在这两年里陆续找回的失散战友。跟着来到这里的六个人，就是何振邦派出去接回来的。两名女同志，年轻的那位叫孙淑贤，是原根据地兵工厂的技术员；另一位是何茵芩，红小学的校长。那两名男同志也不简单，竟然是留守处司令部的警卫员。
三十六人，多半带伤。伤口都没有得到有效救治，连伤带饿，有三名同志已经奄奄一息。
好在王进带了急救包和药品，二话不说，蹲下身子就开始处理伤口。清创、上药、注射……三名重伤员总算用上了青霉素。但能不能熬过去，就看他们自己的体质了。
王守义蹲在草棚外，眉头紧锁。
他们人少，带的食品、药品本就不多。接下来还要继续前进，继续寻找失散的战友。这点物资，根本撑不了多久。
他想了想，从怀里掏出那个巴掌大的黑盒子。
何振邦和几个骨干围过来，盯着他手里的东西，满脸疑惑。
就这？能跟几百公里外的伏牛山联系？
他们见过电台：那都是笨重的铁疙瘩，还需要两个人轮流摇着手摇发电机才能用。就这么个巴掌大的黑盒子，能有那种功能？
王守义也不解释，按下开机键。
屏幕亮了。
何振邦几人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那小块“水晶”里，先是出现了一个陌生的面孔：年轻，英俊，穿着他们从未见过的笔挺军装，栩栩如生，仿佛就站在眼前。
王守义介绍，这就是他们根据地的创始人，林砚辰支队长。
接着，另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屏幕里。
李强。
何振邦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这个老战友，和他记忆里那个戴近视眼镜的教导员，简直判若两人。笔挺的军装，红润的面孔，精气神十足。这哪里像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红军？跟反动派那些高官站在一起，也不输半分。
看来王守义说的是真的。那位海外归来的林先生建立的根据地，日子确实过得不错。
电话接通，林砚辰的声音从黑盒子里传来，清晰得就像在身边说话。
他首先对王守义小队坚韧不拔、找到第一批战友的精神表示赞扬，并要求他们继续前进，争取找到更多的同志。
接着，他对何振邦说：
“何振邦同志，你们现在需要马上转移。往西走三十里，有一个秘密补给点，那里存放着足够的冬装、食品，还有十套单兵装备。你们先在那里休养、换装，恢复体力。然后按计划，向最后的集结地点——方城大寺山前进。”
何振邦听完，转头看向王守义。
王守义点点头：“来时的路上，桂军和保安团已经撤完了，就剩下零星几个民团，在地主老财的带领下瞎转悠。我们一路打着侦缉队的旗号，畅通无阻。等再过些日子，山里一入冬，连民团都不会出来了。只要小心避开大路，队伍不会有危险。”
何振邦沉默片刻，终于点了点头。
挂了电话，王守义把黑盒子收进怀里。
何振邦看着他的动作，忽然问了一句：“这东西，有多少？”
“三部。”王守义说，“支队长、政委，还有我，一人一部。”
何振邦没再说话，只是望着远处的大山，眼神里多了些说不清的东西。
那天夜里，林砚辰独自坐在密洞的平台上，望着天上的星星发呆。
他问豆包：“何振邦，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历史人物，能查到他后续的资料吗？”
豆包检索一下，告诉他一换新鼓舞的答案。
原来，后来何振邦当上了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的师长兼政委。跟着军政委一起，在大别山里和敌人周旋了整整三年，硬是把那面红旗撑住了。
1937年7月，一封从山外传来的报纸，送到了他手上。
报纸上写着“西安事变”，写着蒋介石被扣，写着国共要合作。
何振邦看了半天，眉头拧成疙瘩。
和白狗子打了十年，血海深仇，说停就能停？
可他又想，如果真能一致对外打鬼子，这血，能不能先记下？
他派人去找党中央，去找红二十五军。可山高路远，敌人重重封锁，哪里找得到？
直到7月13日，他和红二十八军的政委在高山区的南田村会合。
两人对着一份好不容易得到的中央文件，看了又看，商量了又商量。
最后，政委拍了板：打鬼子要紧，谈！
何振邦被推为红二十八军的代表，去和国民党卫立煌的部下谈判。
谈判地点在岳西县青天畈的汪氏祠堂。
那天，何振邦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腿上还带着伤，一瘸一拐地走进那座阴森森的祠堂。
对面坐着的是国民党的少将高参刘刚夫，还有安徽省府的人。一个个绫罗绸缎，趾高气扬。
刘刚夫开口就摆架子，话里话外透着想把红军“收编”的意思。
何振邦把桌子一拍：
“收编？我们是来谈判合作的，不是来投诚的！想打，我何振邦在大别山里陪你们打了十年，再打十年我也不怕！”
他一条一条地提出条件：红军集中地点以七里坪为中心，在黄安、确山、立煌设立三个办事处；释放政治犯；红军家属按抗日军人家属待遇……
有理有据，不卑不亢。
谈判谈了六天。国民党那边软硬兼施，甚至暗地里调兵把会场周围围了起来，想给红军施加压力。
何振邦早就料到这一手。他在外头布置的队伍也不是吃素的；你围我，我就盯着你，谁怕谁？
7月28日，在岳西县九河的朱家大屋，何振邦和刘刚夫分别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
鄂豫皖地区十年的内战，就这样停了。
这是南方八省十三个游击区最早达成的一次停战谈判。
后来，连毛 委员都听说了这件事，夸他干得好。
听完豆包的介绍，林砚辰心中暗暗窃喜：太好了，这个真是一位志勇双全的猛将，根据地的参谋长职位，有人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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