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第二次针对伏牛山根据地和林砚辰的党委会，依然没有达成一致。
尽管李振堂的汇报中，将根据地描绘得如同天堂一般：工厂林立，道路通达，百姓安居乐业，部队士气高昂。但河南省委给总政委的密信中，却狠狠告了李强和何振邦的黑状：
此二人擅自接受军衔，军阀作风和享乐作风严重，有思想变质的可能。
在他们眼中，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优质的军装服饰，就是军阀和享乐作风？
这份密报，被李振堂悄悄传回根据地。李强接到密报内容时，气得脸色铁青。何振邦倒是看得开，拍拍老搭档的肩膀：“咱们做的对不对，自己心里清楚。等时间长了，他们自然会明白。”
但最让李强心寒的，是省委的态度。他们在密信中还提到：“林砚辰以金钱和物资收买我党干部，企图将我党武装蜕变为其私人势力，应坚决予以警惕和抵制。”李强看完，半晌说不出话来。
他知道，这些人是没见过根据地。没见过刘大爷家的粮仓，没见过矿工给老爹买的收音机，没见过红星小学里孩子们的读书声。他们只看到了军衔、军装、工厂，就认定这是“变质”。
而延安的会议最后，国涛同志摔门离去，大声宣告：“我坚决不同意与资本家同流合污！这会污染我们的革命意志！”
其实他心里愤恨的，是那一大箱子回礼，竟然没有他的份。三台卫星电话，得胜、武浩、司令各一台，十部电台，五袋青霉素……他这个红军总政委，连个边都没沾上。
也怪林砚辰不懂得人情世故，忽略了党内的其他“大神”。也许，他就是故意的。
意见不统一，自然无法与根据地直接联系。
但这挡不住根据地发展的步伐。
夏粮收割完毕，林砚辰再次带着豆包来到鲁山。这次剪彩的，是红星工业区的两家新厂：红星电池厂和红星无线电厂。一个生产民用干电池，一个生产收音机。
这里完全是根据地以林砚辰私人名义投资的军民两用工厂，根据地的大多数普通百姓，成为股东。
政委李强撒出去的人力资源工作组，跑遍了许昌、南阳和洛阳，才凑齐两个工厂需要的三百多名读书识字的青年工人。
难，太难了。
制约根据地工业发展的，不是技术，不是资金，而是人。这个时代的国内，工业几乎是空白，教育更谈不上普及。尽管从飞船订购的设备足够先进、足够自动化、足够智能化，但最基础的操作，也需要人来完成。
此刻的根据地，甚至整个世界上，都找不到产品所需基础原料的工厂。眼下生产所需原件，都是由飞船加工好运来的成品。但即便如此，也需要操作的工人认识配件名称和编号，看得懂材料配给表格，分得清成品的型号。
后世工厂里成千上万的打工者，那都是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普通人。成绩再差，也能认识汉字，认识阿拉伯数字和ABC。
可这里没有。
林砚辰站在厂房门口，看着那些从各地招来的年轻人，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他们有的是从许昌来的落魄书生，有的是南阳的失业店员，有的是洛阳的小作坊学徒。他们识字，但仅限于“认得”；他们会算，但仅限于“够用”。
豆包站在他身边，轻声道：“少爷，培训计划已经安排好了。先从认零件开始，再学操作流程。三个月，应该能上手。”
“三个月。”林砚辰苦笑，“我们需要三个月。鬼子可不会等我们。”
尽管困难，工业区还是按计划开业了。
工人不会，就先培训；技术员不够，就先让豆包顶上。林砚辰心中无比渴望，能有电话从陕北打来，能得到中央那边的支援。至少，不能把核心技术交到白区招来的、无法查清其政治立场的人员手里。
这个月，林砚辰几乎住在了工厂里，寸步不离地盯着生产进度艰难推进。有时候他自己也坐上流水线，充当一个环节的工人。
豆包每天跟着他，看他拧螺丝、焊电路、调试收音机，脸上没有表情，但从不离开。
七月的一天，林砚辰正在调试一台收音机，忽然一阵刺耳的噪音过后，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嗲声嗲气的女声：
“据中央社报道，七月七日夜，北平驻丰台日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卢沟桥以北地区举行以攻取卢沟桥为假想目标的军事演习。日军诡称演习时一士兵离队失踪，要求进城搜查。在遭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的严词拒绝后，日军迅即包围宛平县城。”
林砚辰的手猛地一抖，手里的螺丝刀掉在桌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翌日冲突再起，日军向宛平县城猛烈攻击，并强占宛平东北沙岗，打响攻城第一枪。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还击。日军在同一天内，连续进攻宛平城三次，并向平汉铁路桥及左侧的回龙庙阵地的中国守军连连猛攻……”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被钉在了原地。
“……中国守军与日军浴血搏斗，没有子弹，抡起大刀，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两个排八十余位中国守军，最后全部战死在桥头阵地。”
豆包从隔壁走过来，看见他脸色发白，轻声问：“少爷？”
林砚辰没有回答。他想起后世的历史课本上，那段只有几行字的描述。八十个人，两个排，弹尽粮绝，抡起大刀，全部战死。他曾经以为那只是数字，是“历史意义”，是“抗战起点”。
现在，那八十个人的血，好像就溅在他脸上。
“七月十一日起，日军时以大炮轰击宛平城及其附近一带，城内居民伤亡众多，团长吉星文负伤。”……
林砚辰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他想起那个名字：吉星文，吉鸿昌的侄子，一个注定要写进历史的人。
“七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向国府提交了《国共合作宣言》……”
他的手终于动了。不是去捡螺丝刀，是握紧了拳头。
“七月十七日，国府军事委员会委座在庐山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收音机里的声音还在继续，但林砚辰已经听不清了。他站在那里，听着那嗲声嗲气的女声，一字一句地念着那些他早就知道、但从未真正感受过的历史。
他想起自己穿越前的日子，想起那些在部队里的战友，想起那些训练场上流过的汗、反恐战场上受过的伤。那时候，他觉得当兵是一种职业，是一种责任，是一种荣誉。现在，他忽然觉得，那些都太轻了。
豆包默默走过去，把螺丝刀捡起来，放回桌上。
“少爷，”她轻声说，“战争已经开始了。”
林砚辰慢慢转过头，看着她。她的脸上没有表情，但她的眼睛，在灯光下亮得惊人。
“我知道。”他说。声音很轻，却很稳。
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外面是鲁山的夜，远处的山影黑沉沉的，近处的厂房灯火通明。那些工人还在加班，那些机器还在运转，那些收音机正在被一台一台组装出来。
他想起刘大爷的粮仓，想起矿工给老爹买的收音机，想起魏娟抢救的那个伤员，想起红星小学里孩子们的读书声。这些东西，都是他带来的，都是他一手建起来的。但现在，他知道，这些东西，很快就要被用在别处了。
粮仓里的粮食，会变成军粮。工厂里的收音机，会变成战场上的通讯工具。那些他亲手培养出来的工人，会变成战士。那些他亲手建起来的工厂，会变成兵工厂。
忙碌的工厂建设，竟然让他忘记了日期，忘记了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豆包。”他忽然开口。
“在。”
“通知李强、何振邦，明天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通知三姑，石龙寨的煤炭要加倍生产。通知姚大夫，医院的青霉素要分出一部分留作军用。通知魏娟，卫生队扩编，准备接收伤员。通知孙淑贤，电池厂和无线电厂转为战时生产体制，所有普通收音机优先供应部队。”
他一口气说了一长串，豆包一一点头，记在心里。
“还有，”他顿了顿，“给延安发电报。就说：伏牛山根据地，随时听候中央安排。”
尽管李振堂的汇报中，将根据地描绘得如同天堂一般：工厂林立，道路通达，百姓安居乐业，部队士气高昂。但河南省委给总政委的密信中，却狠狠告了李强和何振邦的黑状：
此二人擅自接受军衔，军阀作风和享乐作风严重，有思想变质的可能。
在他们眼中，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优质的军装服饰，就是军阀和享乐作风？
这份密报，被李振堂悄悄传回根据地。李强接到密报内容时，气得脸色铁青。何振邦倒是看得开，拍拍老搭档的肩膀：“咱们做的对不对，自己心里清楚。等时间长了，他们自然会明白。”
但最让李强心寒的，是省委的态度。他们在密信中还提到：“林砚辰以金钱和物资收买我党干部，企图将我党武装蜕变为其私人势力，应坚决予以警惕和抵制。”李强看完，半晌说不出话来。
他知道，这些人是没见过根据地。没见过刘大爷家的粮仓，没见过矿工给老爹买的收音机，没见过红星小学里孩子们的读书声。他们只看到了军衔、军装、工厂，就认定这是“变质”。
而延安的会议最后，国涛同志摔门离去，大声宣告：“我坚决不同意与资本家同流合污！这会污染我们的革命意志！”
其实他心里愤恨的，是那一大箱子回礼，竟然没有他的份。三台卫星电话，得胜、武浩、司令各一台，十部电台，五袋青霉素……他这个红军总政委，连个边都没沾上。
也怪林砚辰不懂得人情世故，忽略了党内的其他“大神”。也许，他就是故意的。
意见不统一，自然无法与根据地直接联系。
但这挡不住根据地发展的步伐。
夏粮收割完毕，林砚辰再次带着豆包来到鲁山。这次剪彩的，是红星工业区的两家新厂：红星电池厂和红星无线电厂。一个生产民用干电池，一个生产收音机。
这里完全是根据地以林砚辰私人名义投资的军民两用工厂，根据地的大多数普通百姓，成为股东。
政委李强撒出去的人力资源工作组，跑遍了许昌、南阳和洛阳，才凑齐两个工厂需要的三百多名读书识字的青年工人。
难，太难了。
制约根据地工业发展的，不是技术，不是资金，而是人。这个时代的国内，工业几乎是空白，教育更谈不上普及。尽管从飞船订购的设备足够先进、足够自动化、足够智能化，但最基础的操作，也需要人来完成。
此刻的根据地，甚至整个世界上，都找不到产品所需基础原料的工厂。眼下生产所需原件，都是由飞船加工好运来的成品。但即便如此，也需要操作的工人认识配件名称和编号，看得懂材料配给表格，分得清成品的型号。
后世工厂里成千上万的打工者，那都是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普通人。成绩再差，也能认识汉字，认识阿拉伯数字和ABC。
可这里没有。
林砚辰站在厂房门口，看着那些从各地招来的年轻人，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他们有的是从许昌来的落魄书生，有的是南阳的失业店员，有的是洛阳的小作坊学徒。他们识字，但仅限于“认得”；他们会算，但仅限于“够用”。
豆包站在他身边，轻声道：“少爷，培训计划已经安排好了。先从认零件开始，再学操作流程。三个月，应该能上手。”
“三个月。”林砚辰苦笑，“我们需要三个月。鬼子可不会等我们。”
尽管困难，工业区还是按计划开业了。
工人不会，就先培训；技术员不够，就先让豆包顶上。林砚辰心中无比渴望，能有电话从陕北打来，能得到中央那边的支援。至少，不能把核心技术交到白区招来的、无法查清其政治立场的人员手里。
这个月，林砚辰几乎住在了工厂里，寸步不离地盯着生产进度艰难推进。有时候他自己也坐上流水线，充当一个环节的工人。
豆包每天跟着他，看他拧螺丝、焊电路、调试收音机，脸上没有表情，但从不离开。
七月的一天，林砚辰正在调试一台收音机，忽然一阵刺耳的噪音过后，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嗲声嗲气的女声：
“据中央社报道，七月七日夜，北平驻丰台日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卢沟桥以北地区举行以攻取卢沟桥为假想目标的军事演习。日军诡称演习时一士兵离队失踪，要求进城搜查。在遭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的严词拒绝后，日军迅即包围宛平县城。”
林砚辰的手猛地一抖，手里的螺丝刀掉在桌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翌日冲突再起，日军向宛平县城猛烈攻击，并强占宛平东北沙岗，打响攻城第一枪。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还击。日军在同一天内，连续进攻宛平城三次，并向平汉铁路桥及左侧的回龙庙阵地的中国守军连连猛攻……”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被钉在了原地。
“……中国守军与日军浴血搏斗，没有子弹，抡起大刀，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两个排八十余位中国守军，最后全部战死在桥头阵地。”
豆包从隔壁走过来，看见他脸色发白，轻声问：“少爷？”
林砚辰没有回答。他想起后世的历史课本上，那段只有几行字的描述。八十个人，两个排，弹尽粮绝，抡起大刀，全部战死。他曾经以为那只是数字，是“历史意义”，是“抗战起点”。
现在，那八十个人的血，好像就溅在他脸上。
“七月十一日起，日军时以大炮轰击宛平城及其附近一带，城内居民伤亡众多，团长吉星文负伤。”……
林砚辰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他想起那个名字：吉星文，吉鸿昌的侄子，一个注定要写进历史的人。
“七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向国府提交了《国共合作宣言》……”
他的手终于动了。不是去捡螺丝刀，是握紧了拳头。
“七月十七日，国府军事委员会委座在庐山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收音机里的声音还在继续，但林砚辰已经听不清了。他站在那里，听着那嗲声嗲气的女声，一字一句地念着那些他早就知道、但从未真正感受过的历史。
他想起自己穿越前的日子，想起那些在部队里的战友，想起那些训练场上流过的汗、反恐战场上受过的伤。那时候，他觉得当兵是一种职业，是一种责任，是一种荣誉。现在，他忽然觉得，那些都太轻了。
豆包默默走过去，把螺丝刀捡起来，放回桌上。
“少爷，”她轻声说，“战争已经开始了。”
林砚辰慢慢转过头，看着她。她的脸上没有表情，但她的眼睛，在灯光下亮得惊人。
“我知道。”他说。声音很轻，却很稳。
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外面是鲁山的夜，远处的山影黑沉沉的，近处的厂房灯火通明。那些工人还在加班，那些机器还在运转，那些收音机正在被一台一台组装出来。
他想起刘大爷的粮仓，想起矿工给老爹买的收音机，想起魏娟抢救的那个伤员，想起红星小学里孩子们的读书声。这些东西，都是他带来的，都是他一手建起来的。但现在，他知道，这些东西，很快就要被用在别处了。
粮仓里的粮食，会变成军粮。工厂里的收音机，会变成战场上的通讯工具。那些他亲手培养出来的工人，会变成战士。那些他亲手建起来的工厂，会变成兵工厂。
忙碌的工厂建设，竟然让他忘记了日期，忘记了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豆包。”他忽然开口。
“在。”
“通知李强、何振邦，明天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通知三姑，石龙寨的煤炭要加倍生产。通知姚大夫，医院的青霉素要分出一部分留作军用。通知魏娟，卫生队扩编，准备接收伤员。通知孙淑贤，电池厂和无线电厂转为战时生产体制，所有普通收音机优先供应部队。”
他一口气说了一长串，豆包一一点头，记在心里。
“还有，”他顿了顿，“给延安发电报。就说：伏牛山根据地，随时听候中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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