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絮刚站稳，还没来得及看清周围的景象，一个苍老的声音就从旁边飘了过来。
“小囡想吃点啥么事啊？”
她转过头，看见一个老人正站在摊子后面。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棉袄，上面打了好几个补丁，针脚歪歪扭扭的，像是自己缝的。皮肤黑得像老树皮，手指头粗粗短短的，指甲缝里嵌着黑泥，颧骨高高地凸出来，把那层薄皮撑得紧巴巴的。可那双眼睛倒是亮的，笑眯眯地看着她，眼睛里发出期待的亮光。
虽然搞不清楚状况，但是柳絮还是下意识的回道。“一碗赤豆酒酿，廿只生煎包，拿回去。”
话出口，她自己也愣了一下。廿只。她一个人哪里吃得完？可手已经指了出去，老板已经应了一声，手脚麻利地开始装了。看了看老板的穿着，她只好闭上了嘴巴，算了。吃不完就带着，反正她的空间里搁得下。
她趁着等餐的工夫，往四周扫了一眼。
街上到处都是人，穿着各色的衣裳，有穿长衫的，旗袍的，西装的，还有打着补丁的短褂。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从街心驶过，车顶上擦出一串串蓝色的火花，电线在头顶晃晃悠悠的。黄包车从身边跑过去，车夫光着脚，脚板啪嗒啪嗒地砸在地上，跑得飞快。
可这热闹底下，夹杂着让人特别不舒服的画面。
一队日本兵从街那头走过来，土黄色的军服在人群里格外扎眼。他们背着枪，刺刀在日光下闪着冷光，皮靴踩在地上，咔咔咔的，整齐得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旁边跟着几个穿黑制服的巡捕，帽檐压得低低的，看不清脸。
路上的行人看见他们，有的侧身让开，有的低下头快步走过，有的干脆拐进旁边的巷子，绕路走，生怕自己被这群牛鬼蛇神看上找茬。
柳絮收回目光，接过老板递来的油纸包和碗。赤豆酒酿热乎乎的，隔着碗壁烫手心。她咬了一口生煎包，底子煎得焦脆，一口咬下去，汤汁在嘴里炸开，鲜得她眯起眼睛。
这味道，和记忆中外婆做的一样。
她站在街边，一边吃一边看着这条街。有人穿棉袄，有人穿单衣，有人缩着脖子在风里走，有人敞着领口还冒汗。风从黄浦江那边吹过来，带着水汽和腥味，温温的，黏黏的，贴在皮肤上，说不上是热还是凉。
这是什么季节？
她抬头看天，天灰蒙蒙的，太阳躲在云层后面。街边玉兰花已经开了，粉粉的挂在枝头，风吹过来晃晃悠悠的。
“号外——号外——”
报童的声音从街那头传过来，尖尖的，脆脆的，穿过人群的嘈杂，钻进她耳朵里。
“南京城汪精卫就任临时大总统——”
报童跑过来，手里扬着一叠报纸，油墨味还没散。有人停下来买了一份，有人凑过去看，有人只是侧了侧耳朵，又继续走自己的路。
柳絮站在路边，手里捏着半个生煎包，看着那个报童从她面前跑过去。他光着脚，脚板上沾着泥，跑起来啪嗒啪嗒的，很快就被人群淹没了。
“哎，我要一份报纸。”柳絮高声喊道。报童跑出去没几步，听见喊声，脚下一个急转弯，又跑了回来。他光着的脚板在石板地上打了个滑，身子晃了晃，还是稳住了。跑近了，他仰起脸，一张黑瘦的小脸上挂着汗珠，眼睛亮亮的，喘着气问:“小姐，要一份？”
柳絮从兜里——其实是从空间里——摸出一块大洋，递了过去。
银元在日光下亮了一下，落在报童黑瘦的手心里，沉甸甸的。
报童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那块大洋，又抬头看了看柳絮，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把钱攥紧，弯腰在挎包里翻找。他的手指细细的，骨节突出，指甲剪得秃秃的，指尖上裂了好几道口子，露出里面粉红的嫩肉，像是冬天冻的，还没来得及长好。
翻了一会儿，他抽出一份报纸，双手递过来。又从挎包内侧的布袋里摸出一把零钱，铜板、毛票、还有几张皱巴巴的小票，一张一张数好，递过来。
“小姐，找您钱。”
柳絮接过报纸，没接那把钱。
“其余的你拿着吧，赏你的。”她说。这话说出来有点别扭，像在背台词。她在电视剧里见过这种桥段，有钱人打赏下人，就是这么说的。可真说出口，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她赶紧改口，“给你的拿着吧！”
报童的手停在半空，愣了一下。他抬起头，那双黑亮的眼睛慢慢睁大了，看看柳絮，又看看自己手心里那把零钱。
“小姐，这……这太多了。”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拿着。”柳絮把报纸夹在腋下，语气放平了些，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
报童的手慢慢收回去，把那把钱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然后他忽然把挎包往身后一甩，站直了，双手抱拳，认认真真地作了个揖。
“谢谢好心的小姐！”声音又脆又亮，带着一点点的激动。
他想了想，又低头从挎包里翻出一份报纸，双手递过来。
“小姐，我再送您一份报纸！今天的新闻好看得很！”
柳絮接过来，两份报纸叠在一起，卷成筒，夹在腋下。报童还站在那儿，仰着脸看她，眼睛里亮亮的。
“好的，谢谢，你忙去吧。”柳絮说。
报童点点头，转身跑了。跑了几步又回头，朝她挥了挥手，然后一头扎进人群里，不见了。
柳絮站在摊子前，看着那个小小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站了两秒，然后转过身。
卖生煎的老伯正弯着腰收拾灶台，把那口大铁锅端起来，用抹布擦灶沿。锅底的黑灰蹭到他袖口上，他也没在意，只是低着头，一下一下地擦着。
“老伯，”柳絮说，“再来三十个生煎包，拿回去。”
老伯直起身，愣了一下:“三十个？”
“对，三十个。”柳絮从空间里又摸出一块大洋，放在灶台上，“这是钱，不用找了。刚才那份的一起算。”
银元落在灶台上，发出一声闷响，在那些油腻的锅碗瓢盆中间，显得格外清脆。
老伯低头看了看那块大洋，又抬头看了看柳絮。他的手在围裙上蹭了蹭，蹭了两下，又蹭了一下，才伸手去拿那块银元。
“哎，谢谢小姐。”他说，声音有点哑，带着那种老上海人特有的客气。
他把银元揣进围裙前面的口袋里，拍了拍，又弯下腰，从灶台底下拿出一摞新的油纸袋，开始装包子。他的动作比刚才快了些，还是那么麻利，但手指头有点抖。装到最后一袋的时候，他停下来，看了看袋子里的包子，又往里面添了两个，把袋子撑得鼓鼓囊囊的。
“小姐，您的包子。”他把几个油纸袋捆在一起，用细麻绳扎好，递过来。
柳絮接过来，油纸袋热乎乎的，透过纸背烫手心。她拎着那捆包子，夹着两份报纸，转身往江边走。
老伯站在摊子后面，看着她的背影，嘴巴动了动，没出声。然后低下头，继续擦他的灶台。
柳絮展开报纸，头版上印着几个大字。她扫了一眼，目光落在日期上——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
这是一九四〇年，她记得林教授说过，1940年3月，汪在鬼子的帮助下成立了汪伪政权。看来她来到了南京大屠杀的三年后。
她把报纸折好，夹在腋下，拎着刚打包好的生煎包，慢慢往前走。街上的人来来往往，黄包车从身边跑过去，车铃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从街心驶过，车轮和铁轨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车顶上的电线一晃一晃的。
柳絮一边走一边想。一九四〇年。上海还在日本人手里，汪在南京搭了台子唱戏，委员长在重庆，延安那边……她算了算时间，现在距离抗战胜利还有五年。五年。对这座城市来说，是漫长的五年。对那些活在这和年代的人来说，是不知道能不能熬过去的五年。
“小囡想吃点啥么事啊？”
她转过头，看见一个老人正站在摊子后面。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棉袄，上面打了好几个补丁，针脚歪歪扭扭的，像是自己缝的。皮肤黑得像老树皮，手指头粗粗短短的，指甲缝里嵌着黑泥，颧骨高高地凸出来，把那层薄皮撑得紧巴巴的。可那双眼睛倒是亮的，笑眯眯地看着她，眼睛里发出期待的亮光。
虽然搞不清楚状况，但是柳絮还是下意识的回道。“一碗赤豆酒酿，廿只生煎包，拿回去。”
话出口，她自己也愣了一下。廿只。她一个人哪里吃得完？可手已经指了出去，老板已经应了一声，手脚麻利地开始装了。看了看老板的穿着，她只好闭上了嘴巴，算了。吃不完就带着，反正她的空间里搁得下。
她趁着等餐的工夫，往四周扫了一眼。
街上到处都是人，穿着各色的衣裳，有穿长衫的，旗袍的，西装的，还有打着补丁的短褂。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从街心驶过，车顶上擦出一串串蓝色的火花，电线在头顶晃晃悠悠的。黄包车从身边跑过去，车夫光着脚，脚板啪嗒啪嗒地砸在地上，跑得飞快。
可这热闹底下，夹杂着让人特别不舒服的画面。
一队日本兵从街那头走过来，土黄色的军服在人群里格外扎眼。他们背着枪，刺刀在日光下闪着冷光，皮靴踩在地上，咔咔咔的，整齐得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旁边跟着几个穿黑制服的巡捕，帽檐压得低低的，看不清脸。
路上的行人看见他们，有的侧身让开，有的低下头快步走过，有的干脆拐进旁边的巷子，绕路走，生怕自己被这群牛鬼蛇神看上找茬。
柳絮收回目光，接过老板递来的油纸包和碗。赤豆酒酿热乎乎的，隔着碗壁烫手心。她咬了一口生煎包，底子煎得焦脆，一口咬下去，汤汁在嘴里炸开，鲜得她眯起眼睛。
这味道，和记忆中外婆做的一样。
她站在街边，一边吃一边看着这条街。有人穿棉袄，有人穿单衣，有人缩着脖子在风里走，有人敞着领口还冒汗。风从黄浦江那边吹过来，带着水汽和腥味，温温的，黏黏的，贴在皮肤上，说不上是热还是凉。
这是什么季节？
她抬头看天，天灰蒙蒙的，太阳躲在云层后面。街边玉兰花已经开了，粉粉的挂在枝头，风吹过来晃晃悠悠的。
“号外——号外——”
报童的声音从街那头传过来，尖尖的，脆脆的，穿过人群的嘈杂，钻进她耳朵里。
“南京城汪精卫就任临时大总统——”
报童跑过来，手里扬着一叠报纸，油墨味还没散。有人停下来买了一份，有人凑过去看，有人只是侧了侧耳朵，又继续走自己的路。
柳絮站在路边，手里捏着半个生煎包，看着那个报童从她面前跑过去。他光着脚，脚板上沾着泥，跑起来啪嗒啪嗒的，很快就被人群淹没了。
“哎，我要一份报纸。”柳絮高声喊道。报童跑出去没几步，听见喊声，脚下一个急转弯，又跑了回来。他光着的脚板在石板地上打了个滑，身子晃了晃，还是稳住了。跑近了，他仰起脸，一张黑瘦的小脸上挂着汗珠，眼睛亮亮的，喘着气问:“小姐，要一份？”
柳絮从兜里——其实是从空间里——摸出一块大洋，递了过去。
银元在日光下亮了一下，落在报童黑瘦的手心里，沉甸甸的。
报童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那块大洋，又抬头看了看柳絮，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把钱攥紧，弯腰在挎包里翻找。他的手指细细的，骨节突出，指甲剪得秃秃的，指尖上裂了好几道口子，露出里面粉红的嫩肉，像是冬天冻的，还没来得及长好。
翻了一会儿，他抽出一份报纸，双手递过来。又从挎包内侧的布袋里摸出一把零钱，铜板、毛票、还有几张皱巴巴的小票，一张一张数好，递过来。
“小姐，找您钱。”
柳絮接过报纸，没接那把钱。
“其余的你拿着吧，赏你的。”她说。这话说出来有点别扭，像在背台词。她在电视剧里见过这种桥段，有钱人打赏下人，就是这么说的。可真说出口，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她赶紧改口，“给你的拿着吧！”
报童的手停在半空，愣了一下。他抬起头，那双黑亮的眼睛慢慢睁大了，看看柳絮，又看看自己手心里那把零钱。
“小姐，这……这太多了。”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拿着。”柳絮把报纸夹在腋下，语气放平了些，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
报童的手慢慢收回去，把那把钱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然后他忽然把挎包往身后一甩，站直了，双手抱拳，认认真真地作了个揖。
“谢谢好心的小姐！”声音又脆又亮，带着一点点的激动。
他想了想，又低头从挎包里翻出一份报纸，双手递过来。
“小姐，我再送您一份报纸！今天的新闻好看得很！”
柳絮接过来，两份报纸叠在一起，卷成筒，夹在腋下。报童还站在那儿，仰着脸看她，眼睛里亮亮的。
“好的，谢谢，你忙去吧。”柳絮说。
报童点点头，转身跑了。跑了几步又回头，朝她挥了挥手，然后一头扎进人群里，不见了。
柳絮站在摊子前，看着那个小小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站了两秒，然后转过身。
卖生煎的老伯正弯着腰收拾灶台，把那口大铁锅端起来，用抹布擦灶沿。锅底的黑灰蹭到他袖口上，他也没在意，只是低着头，一下一下地擦着。
“老伯，”柳絮说，“再来三十个生煎包，拿回去。”
老伯直起身，愣了一下:“三十个？”
“对，三十个。”柳絮从空间里又摸出一块大洋，放在灶台上，“这是钱，不用找了。刚才那份的一起算。”
银元落在灶台上，发出一声闷响，在那些油腻的锅碗瓢盆中间，显得格外清脆。
老伯低头看了看那块大洋，又抬头看了看柳絮。他的手在围裙上蹭了蹭，蹭了两下，又蹭了一下，才伸手去拿那块银元。
“哎，谢谢小姐。”他说，声音有点哑，带着那种老上海人特有的客气。
他把银元揣进围裙前面的口袋里，拍了拍，又弯下腰，从灶台底下拿出一摞新的油纸袋，开始装包子。他的动作比刚才快了些，还是那么麻利，但手指头有点抖。装到最后一袋的时候，他停下来，看了看袋子里的包子，又往里面添了两个，把袋子撑得鼓鼓囊囊的。
“小姐，您的包子。”他把几个油纸袋捆在一起，用细麻绳扎好，递过来。
柳絮接过来，油纸袋热乎乎的，透过纸背烫手心。她拎着那捆包子，夹着两份报纸，转身往江边走。
老伯站在摊子后面，看着她的背影，嘴巴动了动，没出声。然后低下头，继续擦他的灶台。
柳絮展开报纸，头版上印着几个大字。她扫了一眼，目光落在日期上——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
这是一九四〇年，她记得林教授说过，1940年3月，汪在鬼子的帮助下成立了汪伪政权。看来她来到了南京大屠杀的三年后。
她把报纸折好，夹在腋下，拎着刚打包好的生煎包，慢慢往前走。街上的人来来往往，黄包车从身边跑过去，车铃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从街心驶过，车轮和铁轨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车顶上的电线一晃一晃的。
柳絮一边走一边想。一九四〇年。上海还在日本人手里，汪在南京搭了台子唱戏，委员长在重庆，延安那边……她算了算时间，现在距离抗战胜利还有五年。五年。对这座城市来说，是漫长的五年。对那些活在这和年代的人来说，是不知道能不能熬过去的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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